如何評價剛剛過去的2020年給全球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
在知名學者、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陳平原看來，“無論從哪個角度看，2020年都是人類生活和經濟、文化的分水嶺。接下來的日子裏，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概率將大大增加”。同時，他也提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在這樣的全球背景下，中國高等教育未來的發展應該如何佈局？
對此，陳平原也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參照經濟領域實行的國內國際“雙迴圈”做法，重構高等教育的內迴圈與外迴圈協同發展的格局與機制。
中國大學不能“過分自信”
十多年前，陳平原曾在媒體上發表過一篇題為《全球化時代的“大學之道”》的文章。文中提到，中國人辦現代大學是從模仿起步的，從最初模仿日德，到上世紀20年代轉而學習美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開始學蘇聯，再到上世紀80年代學習美國。“現在談大學則言必稱哈佛、耶魯，連牛津、劍橋都懶得提了，更不用說其他名校。儼然大學辦得好不好，就看跟哈佛、耶魯的差距有多大。”在文章中，陳平原如此寫道。
在他看來，這種趨勢可看作國內大學的一種迷失。“過去強調東西方大學性質不同，拒絕比較，容易固步自封。但反過來，一切惟哈佛、耶魯馬首是瞻，忽略養育你的這一方水土，這同樣有問題。”陳平原表示，中國大學不是辦在中國，而是長在中國。各大學的差異很大程度上是歷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的，我們只能在歷史提供的舞臺上表演。“以目前中國大學的現狀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腳下的歷史舞臺，尋找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而不是盲目制定進入世界一流大學的時間表。”
“這是我十多年前說的話。當時有感於國際化已經成為中國學界的主流，以至於出現了若干偏差，因此想強調中國學者和中國學術既需要國際視野，更需要本土情懷。”在近日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陳平原說。不過，隨著形勢的改變，他的擔憂正在發生變化。
陳平原表示，不同於此前中國大學的“不自信”，近年來，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國內大學正在出現一種相反的傾向，即過分自信，自以為可以關起門來稱老大。
“經過疫情的考驗，我們忽然發現，美國並不像大眾想像的那樣強大，一家獨大的單極世界也確實正在消失和融化。未來全球格局有可能變得更趨多元，中國的崛起不可阻擋，但請記住，這是個緩慢且漫長的過程。”陳平原說，即便看到這一趨勢，但若操之過急，效果也不會好。 “落實到教育層面，那就是要承認，直到今天以美國為代表的世界高教強國依然有著太多值得我們學習之處。未來，多派、多送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出去仍是我國發展高等教育的題中之義。”
從重學校到重專業
受訪時，陳平原坦言，自己一方面很擔心國內重新回到“閉關”的狀態，另一方面，對於目前我國在高等教育國際化過程中所面臨的一些阻礙也頗感無奈。
“這種狀態促使我們反省這些年我們走過的路，是否將學習目標太過於集中在美國。因此我才提議，積極開拓高等教育更加開闊的國際交流空間，建立更富有活力的外迴圈機制。”
談及“外迴圈”的概念，陳平原解釋說，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接觸並且推崇的國外大學其實是五花八門的。“以我熟悉的人文學科為例，我們的主要交流對象就包括了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蘇聯等一系列國家。”然而，受經濟發展水準，尤其是大學排名的牽引，多年來，我們越來越傾向於美國這單一國家，而這是需要改變的。“美國高校確實了不起，但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的宗旨、路徑和認知必須向全世界擴展開去。”
他進一步解釋說，公眾對於美國高校的推崇，除了其自身的確實力強勁外，另一重要原因在於，大眾對高校實力的認知主要來自於各種排行榜。“排行榜是包含辦學經費、科研成果、學術環境、人才趨勢以及運作策略等各因素的綜合考評，好處是一目了然，缺點則是很難體現某一具體專業的實力。這裏還不包括評審過程中的人為失誤。”
作為教育學者，陳平原曾在很多場合批評過如今熱鬧非凡的大學排名，並認定其對中國教育的發展弊大於利。他對《中國科學報》表示，我國高等教育需要重新理解世界大學發展路徑及基本格局，擺脫各種大學排行榜的羈絆，不以爭取排行榜上的好名次為辦學宗旨和目標。
“作為2020年高教界的一個熱點事件，曲阜師範大學的數學專業在大學排名中超出了北大、清華，但這不僅沒有受到褒獎，反而遭到了國人的普遍嘲笑。事實上，曲阜師大的所作所為是符合排行榜規則的，只不過用力過度，出了紕漏而已。很多中國大學其實都有這種心態，也都在這麼做。”陳平原說，這本身已說明了對大學排行榜“不可迷信”。
不唯排行榜，當我們選擇高校時，該以什麼作為評判標準呢？
對此，陳平原表示，在對外交流中我們需要做出一些調整，那就是從以高校的整體實力為主要關注點，轉向更加關注高校在某一具體學科或專業的表現。
“有志出國留學的學生，尤其是以科學研究為最終追求的學生，應該完全有能力分辨哪些高校的專業與自身選擇更加匹配。在這種情況下，我建議這些學生將自身的關注點從學校層面轉移到專業層面。”陳平原說。此時，學生就會發覺，某些綜合實力很強、位於金字塔尖的學校，其具體專業不見得是最好的。反之，某些名不見經傳的學校，在其優勢專業領域卻往往令人刮目相看。與此相適應，政府相關部門在錄用及獎勵人才時，也不能再以大學排名前一百作為衡量標準，而應該更看重其所學專業。
這一變化看似微小，但如果放置在高等教育外迴圈的大背景下，則會產生巨大影響。
歐洲大學的“新機會”
陳平原坦言，當下，有關部門以及相關專家學者有義務和責任提供更為詳盡、務實的名單，以指導留學生或訪問學者轉投綜合實力非一流，但單科發展很好的大學。這既是對學生的負責，也有利於國家日後的發展。
“僅以歐洲為例，如果我們將視角放在學科或專業領域，就會發現除英國、德國等高等教育大國之外，某些整體高等教育並不發達的國家，其高校的某些專業卻表現不俗。”陳平原說。比如在生命科學與醫學領域，古老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固然實力雄厚，但諸如丹麥哥本哈根大學、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等綜合實力相對較弱的高校，同樣具有很好的科研與教學實力；而在農業與林業學科，荷蘭瓦格寧赫大學的實力甚至要超過很多歐洲頂級大學。
“另外，我們需要注意一個現象，近年來國內高校與很多世界一流大學建立了合作關係，但這種合作更多偏重於科研領域，在教學領域的交流則相對較少，甚至流於形式。”陳平原表示，近年不少歐洲國家受經濟因素影響，其高等教育發展遇到了困難，這其實給了我們一個搭建彼此交流平臺的重要時機。
“正如此前所說，我們可以將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分流至這些綜合實力並非一流，但單科實力較強的大學，同時，對於這些國家的學生，我們同樣可以敞開懷抱。”陳平原告訴記者，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曾為東歐國家培養了不少留學生，但此後這些生源逐漸被美國等高校所吸引。“比如，我們正在實施的‘新漢學計畫’是否可以更多地關注這些區域？”他說，目前該計畫主要針對的是博士生層面，但是否也可以將其資助範圍擴大至碩士生乃至於本科生階段，由此構建一個更加均衡、覆蓋範圍更廣的高等教育外迴圈圈？
教育不能只講效益
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水準已經有了一個很大的提升，特別是國內頂尖高校，其師資水準、經濟收入、科研條件等，已經和國外優秀大學沒有太大差別。北大、清華等高校的硬體建設、經費保證甚至可以和世界一流大學媲美。
然而與此同時，很多地方院校卻依然處於經費拮据、辦學狀態堪憂的狀況。雖然近年來國家層面出臺了很多政策，試圖彌補各高校之間的差距，但收效並不明顯。在陳平原看來，這涉及到高等教育的另一個重要迴圈——內迴圈的健康與穩定。
此前，陳平原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及，當我們觀賞北大、清華等高校高歌猛進的同時，必須回過頭來考慮那些不在原“985工程”和原“211工程”序列中的大學所面臨的艱難。
文章中，陳平原寫道，“目前中國教育採取的其實是‘舉國辦奧運’的思路，換句話說，既然暫時沒有辦法讓全民熱愛體育、身體健康，那就先把一小部分人集中起來加強訓練，目標是奧運金牌。但不能忽視的是，就像中國足球一樣，底層的水準上不來，頂端肯定會出問題。沒有很好的教育規劃，光靠若干所名牌大學，內地的高等教育無力承擔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
這段論述曾引發爭議。在有些人看來，同樣是投錢，應該投在基礎好的大學，這樣才能實現更高的產出比。如果原有學校水準不夠，需要花費資金打地基，這會導致學校發展進度相對緩慢。
對此，陳平原表示，教育學不同於經濟學，不能只講效益。“為什麼我們堅持高等教育的相對均衡發展？這並不是主張有錢大家分，而是除了公平原則外，還需要考慮國家發展的大戰略。”他坦言，中國大學的兩極化其實早已存在，“雙一流”建設則很可能進一步加劇這一趨勢。“在我看來，如何幫助弱勢大學培育、引進、留住人才，這與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一樣，應該成為國家戰略。”
他進一步解釋道，除非降低標準，否則“雙一流”是不可能遍地開花的。這就意味著全國兩千多所大學都來爭創世界一流大學或一流學科是不現實的。“‘雙一流’建設應該只是眾多教育制度安排中的一種，我們還有很多評價體系以及撥款機制，並非‘自古華山一條路’。否則，就有可能出現有幸入列的大學‘三千寵愛於一身’；不幸落選的大學‘零落成泥碾作塵’。這顯然不是理想狀態。”
用“地方糧票”留下本土人才
不同地區高校的差異化問題，集中體現在了東西部高校之間。而在陳平原看來，制約西部高校發展的一個突出問題，就在於如何解決西部高校人才的在地化問題。
“大學不是研究院，單純計算科研成果不足以評價其高低、得失和成敗。大學出成果，但大學更出人才，而人才是有適應度的，人文及社會科學尤其如此。”陳平原說，想像全國各行各業都需要某個一流大學或某個一流學科的畢業生，這是不現實的。因為我們培養的人才除了要具有國際視野外，更要有本土情懷。
在西部高校進行調研時，陳平原曾聽新疆地區教育部門的領導說，多年來，新疆各大學培養的博士有92%留在了本地工作，而北大、清華等名校培養的博士卻很少願意入疆。
“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西部高校人才的在地化對當地教育、科研乃至經濟發展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然而，面對東部高校的高薪挖人，我們又該拿什麼來留住這些人才呢？”陳平原說，曾有西部高校的校長向他抱怨，每當某些人才計畫的評選結果公佈的時候，這些校長的內心都十分糾結，既擔心自己的老師評不上，又擔心評上——評不上是一種失敗，但評上了就可能很快被其他高校挖走。
在他看來，在西部高校經濟實力尚無法與東部高校相抗衡的當下，我們需要通過某種“地方糧票”的方式，保證一批人願意且能夠紮根西部。
“我曾不止一次提出建議，為更好地體現高層次人才稱號向西部傾斜的政策，應該設立專門針對西部地區的人才計畫。”陳平原解釋說，為了突出公平性，目前我國絕大部分關於人才計畫的選拔制度，其主要參考標準均為科研成果，只有在終審階段才將西部因素列為參考要素。由於各地區科研環境以及人才儲備懸殊，西部大學若沒有名額限定，其實是無法獲得保護的。“很多西部地區的人才，事實上還沒進入終審環節就已經被淘汰了。”
此前，教育部曾鼓勵東部大學教授去西部申請某些人才計畫且頒佈了一些扶植政策，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申請到西部去的這些教師不見得能全力以赴，即便到任且發揮了很好作用，大多也會在三五年內回歸，留下了諸多銜接的難題。
“如果能設立專門針對西部高校的人才計畫，哪怕降低一些標準，也能起到提振士氣、培育人才的作用。”在陳平原的設想中，這種人才計畫可以分配到各個省份，並且只針對工作於西部大學的教授，如果該教授離開西部，則相關稱號以及福利待遇全部取消。“這種方式就是所謂的‘地方糧票’。”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在提出破“五唯”的同時，也鼓勵中西部、東北地區高校人才稱號入選者與學校簽訂長期服務合同，為實施國家和區域發展戰略貢獻力量。然而在陳平原看來，如果只是“鼓勵”或“提倡”，且牽涉這麼大的面，落實是有一定難度的。只要去西部走走，不難瞭解那裏的辦學情況，以及長期堅守西部的學者們的努力和工作意義。正因為如此，陳平原才一直強調，要給予這些學者一定的榮譽和待遇。“若擔心衝擊原有的獎勵計畫，只要國家願意承認相關頭銜，完全可以通過籌集民間資金等方式，解決相關的經費問題。”
“當前，我國高等教育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依然生機勃勃。若能通過某些政策調整以及區域資源的合理調配，建立並改善高等教育的內外雙迴圈結構，則中國大學當能保持開放、健康、快速的發展勢頭，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撐和智力支持。”陳平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