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未來30年的可持續發展，必須依賴於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和壯大，而生物醫藥產業則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項。縱觀世界制藥界的歷史及現狀，有許多經驗教訓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美國在生物高科技產業方面的業績最為突出，目前仍是領頭羊。亞洲各發達國家在IT等行業進展驕人，但在生物高科技產業則表現平平。而在大型制藥界，各大藥廠都面臨著資金短缺，藥品鏈管道(drug pipeline)乾枯的危機。收購兼併，重組整頓，愈演愈烈。而由於中國科技的崛起，疾病醫療資源的豐富，和人力資源的相對便宜，各大制藥巨頭紛紛大規模增加在華投資，甚至將其研發中心轉移至中國。上海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尤其是高科技產業。上海在未來幾十年裏如何借鑒各國生物醫藥業發展的經驗，抓住當前制藥界轉型的契機，開創一個生物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的新局面，帶領中國經濟走向高科技強國的行列，是一個亟待思考並付諸戰略實施的問題。筆者結合自己多年對國際生物醫藥產業研發一線實際運作的認識，對國際上一些成功生物醫藥企業的經驗的考察，並結合這幾年在國內生物醫藥界的思考，提出上海生物醫藥產業健康發展的思考和若干建議。
 一、上海生物醫藥業現狀與問題
生物醫藥產業的創新主體，主要包括大型制藥公司(pharmaceutical companies)和生物高科技公司(biotech)兩類。上海的生物醫藥產業在全國一直處於領先地位，擁有國內最多生物醫藥科技資源、人才資源，以及資本資源，並得到政府大力扶持。張江生物醫藥產業經過十多年的迅速發展, 現已集聚了幾百家生物醫藥企業, 形成了初具規模的生物醫藥產業集群。尤其是近兩年，外企研發中心紛紛落戶上海，對海外高端生物醫藥人才的集聚效應顯著。很多具有長期海外研發背景的高端人才回國，形成上海生物醫藥產業特有的寶貴“知識資本”。
一個不容忽視的可喜現象是上海醫藥研發外包（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CRO）產業的成功，其成長之迅速，業績之驕人，是世界上任何國家任何歷史上都未見的。所謂研發外包，就是接別人（往往是國際制藥大公司）的訂單，為其提供研發服務，或者是合成藥物中間體，或者是在動物模型上測試藥效或毒性，或者是做臨床試驗。中國的研發外包具有技術，成本，人力資源等多方面的優勢，加上中國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和聰明才智，使得研發外包專案週期短，品質好，價錢便宜。中國的制藥CRO主要集中在上海。所以國際大藥廠紛紛來上海尋求研發外包的服務。以藥明康德為例，在十年內從無到有，一躍成為具有4,000多員工，年營業額超過21億的世界少數最大的CRO之一。
隨著國際制藥巨頭進一步在滬開展藥物研究開發，必將推動更高層次的人才引進，科技進步，風險資本的投入增加，及創新文化和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的發揚光大。國家對新藥開發的大規模支持投入，給上海進一步建設生物高科技重鎮帶來獨特的良機。而上海研發外包業的迅猛發展，也為今後生物醫藥業的創新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可以預計，今後十年內，上海將會在生物醫學研究，新藥開發，生物高科技產業，以及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制藥業方面，取得舉世矚目的長足發展。
上海生物醫藥產業也面臨著諸多挑戰。這其中有的是國家層面的問題如醫改；有的是醫藥行業自身問題，如行業政策不明，標準不清等。那麼具體在區域層面，政府和企業應該如何配合，更好的推動生物高科技產業發展？在加強自主創新的同時，如何借力跨國公司資源，加快自身創新轉型發展？國外有哪些好的經驗和教訓？
二、生物高科技（Biotech）產業發展必要條件
制藥業是週期最長、投資最大，知識最密集的產業領域之一。一個新藥，從藥物靶點的檢定，到經過臨床試驗後被批准上市，往往要經過十年的時間，投入近十億美元的研發經費。所以，制藥業(pharmaceuticals)長期以來一直被少數幾家國際制藥巨頭壟斷著。而生物高科技產業（Biotech）則專攻制藥的某一環節，其科技含量高，規模小而靈活，在生物醫藥業中最為活躍，對地域經濟影響巨大。所以，世界各國政府在吸引國際大制藥集團的投資和介入，推動本國醫藥產業發展的同時，都十分重視和大力培育生物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以期帶動地方高科技產業和經濟的發展。
在biotech方面，美國做的最好。而在亞洲，臺灣，日本，新加坡都投入鉅資建設科技園區，吸引跨國制藥公司進駐，力圖扶持本土生物醫藥企業的發展。　但是二十年下來，很少聽說過這些地區有非常有效的藥，或者很有名的生物高科技企業。即使在美國，也只有少數幾個地方（加州的三藩市、聖地牙哥、麻省的波士頓、馬里蘭州NIH附近）,獲得了biotech發展的巨大成功，其原因何在？　biotech的發展有以下幾個核心要素。儘管表面上看中國在這些方面也在努力，仔細研究發現有許多地方不到位，或者根本沒有考慮到。
（１）Biotech公司與優秀大學及研究所在地理位置上的接近.  例如在波士頓，許多生物高科技公司就在麻省理工學院的馬路對面。當代最先進的研究和科學發現往往是由這些大學或研究機構中的頂級的科學家孕育發展而來，而這些重要的科學發現往往就是新藥創制技術和知識產權的來源和基礎，而且，科學家們也很樂於將自己的發現轉化為現實的生物科技產業，很多科學家和他們的學生後來開辦了公司，轉型為生物科技企業家。但是在中國，這樣類似的發展模式存在著兩個問題。首先大學過於注重學術論文篇數及其被引數等評價指標。經常可以聽到“應用研究成果”的口號，但是實際上真正能夠促進科研成果轉化的具體措施卻極為缺乏。而且大多數的專利根本沒有轉化價值。另一方面，我們的教育缺乏鼓勵、培養“企業家精神”的機制和環境。優秀的學生大部分還是會選擇到國外留學，教授們往往沒有勇氣或能力自己開公司將成果轉化，他們更願意將其發明賣給外國公司。
（２）風險投資機制的成熟.  風險投資是生物高科技公司成長發展的必要經濟引擎。國內很少有真正的風投，國外風投機構也遠未實質性的參與到國內的生物高科技領域。實際上在中國，主要的風投還是來自於政府，但這些有政府背景的風投還遠未發展成熟，他們需要有長期投資和抗風險的能力，鑒別科學成果的能力，挑選出值得扶持的科技型企業，並有良好的退出機制。　風投一般要參與企業的管理，融資，運作等，真正幫助生物企業的早期發展。中國的風險投資一般不具備這些能力。與國外有經驗的風投合作，成立聯合風投基金不失為一種較為可行的辦法。
（３）政府提供稅收、土地，孵化器,人才引進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及R&D資金投入。很多地方政府已經在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效果都不太理想。首先，政府對園區建設等硬體的偏好更多於對“軟體”的營造。到目前為止，國內已有12家大型生物制藥園區，其中相當部分的投資都放在基礎設施、建築以及硬體設備的建設上，而真正投入到關鍵研發環節，以及在引進高端人才等方面的花費則很少。其次，對於這些園區的發展，由於缺乏客觀公正的評審，專業的審慎評估 (due diligence)，諮詢。，造成了巨大的浪費。第三，這些投資大都並未建立在對專案階段性掌握的基礎上(milestone-based)，因此缺乏有效的退出機制。最後，現在政府提供的面向生物醫藥研發活動的基金，大多投向大學和科研院所，而很少有針對生物高科技企業家的。  
三、政策建議
目前我國制藥公司的自主創新能力還很弱,主要集中在藥物仿製階段，基本沒有研發(R&D)活動。但制藥企業自主創新的R&D，是不能長期生存的。　中國只有走自主創新的新藥研發路，才能實現醫藥強國的夢想。與國外制藥公司相比，中國藥企也有著自己獨特的優勢。在藥品製造方面，他們通常有著很強的技術能力，與中國藥監部門也有著良好的合作關係。很多大型制藥公司還擁有著較大的資金和國內市場份額。但中國藥廠最嚴重的問題是缺乏創新高級人才及自主創新研發能力。
（一）政府生物醫藥科技投入模式的改革
側重對企業的基金投入。　政府對生物醫藥產業的投入，多為科研基金的方式，承接者大多數是大學和科研院所。由於這些學校院所沒有藥物研發所必需的結構，機制，和開發能力，這種投資方式不可能真正對生物醫藥產業產生更多實質性的影響。政府應改革新藥研發專項基金的投入模式，對生物制藥企業進行milestone-based投資。這方面美國國立健康研究院（NIH）的小企業創新研究和技術轉移（SBIR/ STTR）等基金資助模式值得借鑒。
注重資金投入模式的創新。　生物醫藥業有著以人為服務對象,所需研發投入巨大,風險高，週期長，回報大的特點。在投入主體上，政府應聯合跨國公司,VC,企業等各種力量，在分擔巨大風險的同時，共用投資回報。在資金運作模式上，應借鑒VC的運作模式，建立不同於其他產業的基金運作模式,評估方式和退出機制。
（二）設立基礎到臨床的轉化科研基金
醫學研究投入的目的，是要增加對人類疾病機制的瞭解，並促進新型藥物的研發。美國國立精神衛生研究所（NIMH）所長Tom Insel說，“美國人民看我們的業績，美國國會對我們的要求，不是我們的科學家發了多少文章，有多高的影響因數，而是對精神疾病病人的生活品質有無改善，治療費用有無下降”。NIH非常重視臨床轉化醫學研究，極力加大對其支持力度，最近還成立了一個新的研究所，專門從事轉化醫學研究。
目前我國還沒有成立正規的轉化醫學中心，國內制藥企業甚至連轉化醫學的基本概念都沒有。上海可否在這個關鍵領域率先有所作為？建議上海市在深入剖析NIH在促進轉化醫學研究方面有哪些好的經驗基礎上，並考慮在一兩個醫學院所屬醫院成立市級轉化醫學研究中心，投入人才資金支持轉化醫學研究。
（三）抓住優秀CRO轉型發展的良機
如前所述，近年來我國研發外包業(CRO)快速發展，形成了完整的外包服務鏈條。經驗、資本及人才的積累已使一些CRO開始向新藥創制企業轉型。例如，John Oyler在其CRO保諾（北京）科技公司（BioDuro）成功的基礎上，最近創建了旨在新藥創制的生物科技公司百濟神州（BeiGen），包括全新藥物的研發、轉化醫學及科學、臨床開發三個研究領域。公司的創始人之一王曉東來自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是世界著名的生物學家；另兩位創始人Peter Ho和Pearl Huang曾經在著名的跨國制藥公司任要職，擁有豐富的新藥研發經驗和極強的企業管理能力。
上海作為擁有眾多優秀CRO的區域，有最多的國際制藥巨頭落戶，也引進並培養了一大批具有國際水準的研發人才。因此，在管理、人才、資訊，知識產權等方面都均有較大優勢。　上海如何充分利用CRO已有的成功優勢，來進一步帶動本土生物高科技制藥產業創新發展?　如何中國制藥業完成由仿製走向創新轉變，作出應有的貢獻？有以下兩條建議。一是用政策和資金作為杠杆，推動中國大藥廠與生物高科技公司以及CRO合作，通過做研發服務，來提高自身的研發能力。二是創造條件，使一部分CRO迅速完成向創新制藥方面的轉型。
（四）探索政府—跨國公司-企業合作模式
上海市生物醫藥產業發展行動計畫（2009－2012年）中多次提到，要充分發揮在滬跨國公司對產業的推動作用，依託一批已具有技術、人才和較好硬體設施的企業，緊密與跨國制藥公司的聯繫，做大生物醫藥產業規模。鼓勵外資研發中心的技術成果在本地進行產業化，鼓勵外商投資企業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轉讓技術。
如何更好的發揮跨國公司對本土市場和企業的溢出效應，推動上海發展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生物制藥業？上海應該探索有效的政府和跨國公司的合作形式。一個想法是三結合模式-—―即跨國制藥公司―科學家/科研機構―政府三方聯合，共同資助生物高科技公司，在這個模式中，各方主要的優勢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具有知識產權的專案。跨國公司擁有的大量資源，包括專利，新藥資產，科研，技術，行業資訊等。由於各種不同的原因，不少專案被閒置著。在這個模式中，跨國公司提供的主要是專案。（2）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科學家。他們對該專案的科學背景有極深的瞭解，對其研究開發有極大的熱情。（3）風險資本。政府在此主要扮演風險投資者的角色。也可以考慮由一些專業VC加入，以幫助人才延攬，專案評估，公司管理運作，等等。　
另一個想法是，有跨國公司和政府共同出資，扶植已具有技術、人才和較好軟硬體設施的中小型生物企業。在此合作模式中，跨國公司也可以幫助有創新能力，基礎較好的生物公司按照國際標準完善、提升整個研發鏈條，使之更快融入於國際制藥研發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