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西元前8世紀至西元前2世紀，人類文明史上出現了令人震驚的事態：愛琴海區域的希臘人表現出爆發性的創造精神，在諸多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們不僅發展出高度理性化的“哲學”，而且在人類文明史上首先開出民主政治，同其他文明普遍盛行的君主制度相比，甚至希臘的寡頭制度（集體領導）也顯得十分民主。他們不僅發展出極有效的軍事技術和戰法，而且開出了悲劇、喜劇這些人類文明史上從未有過的文學形式。他們不僅修建了大量莊重、典雅的漢白玉神廟，而且製作了大量造型優美、解剖學上極其準確的雕像，燒制了大量具有精美圖案的陶瓶。直到今天，這些卓越的成就還在深深打動著我們。
這裏的問題是，希臘人何以能夠取得這些成就？希臘經濟的全面復蘇無疑是一個必要條件，可是除此以外，還有沒有其他同樣重要、必不可少的因素在起作用？
當然有，那就是兩河流域和埃及更古老文明對希臘的長期影響。近幾十年來，越來越多的西方人認識到，他們的文化源頭----古希臘----本身還有一些更深更遠的源頭，那就是西亞和埃及。這裏還要說，在歐亞大陸，沒有一個對當代世界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的文明不是原生文明----在萌生期未受其他文明影響、完全自發形成的文明----或在原生文明基礎上崛起的後發文明或次生文明。可是，在幾乎長達兩百年的時間裏，西方人卻拒不承認這一事實：其文化源頭希臘受到了西亞和埃及的深刻影響；無此影響，便沒有今天的西方文明。
從18世紀下半葉開始，在啟蒙思維尤其是那種前所未有的“進步”觀影響下，歐洲思想界出現了一個新動向，那就是，歐洲人開始拒不承認自古以來他們的祖先一直承認的一仩事實：西方文化的源頭希臘文化受到埃及和西亞文化的深刻影響；沒有這種影響，希臘文化根本不可能成其為希臘文化。[1] 這個事實本來是顯白的、無需證明的，從希羅多德、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到中世紀修道院裏的僧侶們，從文藝復興巨擘到啟蒙運動早期的思想家，歷史上西方人並沒有否認它。可是至啟蒙運動後期，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歐洲人開始拒不承認希臘文明對西亞和埃及文明的繼承了（也正在此時，歐洲思想界出現了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也與啟蒙運動有關，即歐洲人對其先前豔羨不已的中國文明的認知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中國文明一下成了“進步”歐洲的反面，成了落後、愚昧、專制、殘暴的代名詞，而在此之前，他們眼裏的中國形象一直是孔子思想薰陶下的一個世俗、開明、寬容、和平的國度，與愚昧、猵狹、不寬容，宗教戰爭連綿不斷的歐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這時的歐洲人數典忘祖，開始否認歷史上希臘文化對東方文化的繼承。如果說，先前歐洲人之熱烈炒作一個開明、寬容的中國，主要是出於當時反對宗教愚昧和推翻封建專制制度的現實需要，那麼拒絕承認西方文化從希臘時代起便對東方欠有根本性債務，則更多是因為文藝復興以來的諸多“進步”----包括那時語文學（philology）界的重要發現：各歐洲語言與多數伊朗和印度的語言擁有一個共同的祖先，即原始印歐語，或者說，這些語言都屬於共同的“印歐語系”----所導致的歐洲中心論的頭腦膨脹。從啟蒙運動後期開始，這種思想上的數典忘祖持續了近兩百年，在19世紀末20世紀二三十年代達到頂峰，並且出現過一種畸形、變態的表現形式，那就是納粹宣傳機器鼓吹的臭名昭著的“雅利安”人種優越論。
如今，赤裸裸的種族主義雖然已成為過街老鼠，但西方中心論思維仍然在作祟，或隱或顯、或多或少地表現在西方人對希臘文化起源的看法上。及至1960年代，還有西方學者認為，在西元前8至7世紀，希臘方方面面的創新大體上都是希臘人獨自完成的，因為他們所處的地理位置極為特殊，“蜷藏在滔滔大海和小亞細亞崎嶇山巒背後的偏遠角落”；即便產生於埃及西亞的實用科學和數學、天文學知識確實傳入西方並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那也主要是因為採取了這些知識經猶太人改造之後的形式。[2]迄於今日，諸如《劍橋圖示古代希臘史》一類關於古希臘的權威書籍，對埃及和兩河流域對希臘的深遠影響竟然只以寥寥數語打發，根本未能辟出專門章節來加以詳細介紹和討論，這也很能說明問題。
但無論誰也無法否認這一事實：希臘文明並非是一個原生文明，而是一個建立在原生文明----主要是埃及和兩河流域的文明----之基礎上的後發文明或次生文明，一個在其早期歷史上經歷過“東方化”甚至“東方化革命”的文明。如所周知，亞歐大陸總共產生了四個原生文明：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黃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這就是所謂古代世界“四大文明”。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誕生於大河流域，而不是過乾旱、貧瘠、交通不便的山區。這是因為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人類掌握的技術非常有限，故只有在大河流域挑戰度適宜的條件下才能發展大規模農業，才能汲取大量農業剩餘；而只有掌握了大量農業剩餘，具有長久生命力的原生文明才可能萌生和成長。同樣重要的是，大河流域通常是一望無際的大平原，不僅適宜農耕，而且地勢平坦、水道密佈，與重巒疊嶂的山區相比更有利於人員、物質和資訊的流通及技術發明、思想理念的播散，當然也更有利於文明本身的誕生和繁榮。
毋庸諱言，除了誕生於黃河流域的中國文明表現出了一以貫之的連續性外，其他三個原生文明早在西元紀元前（或至遲至西元7世紀）便衰落了，或者說都經歷了嚴重的斷裂或轉型。可是，它們無不對後發的次生文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無不通過次生文明深刻影響了現代文明。如果換個角度來討論同一個問題，則歐亞大陸上沒有一個次生文明不是在原生文明的豐腴基質上成長起來的。希臘文明便是這樣一個次生文明，一個典型的次生文明（一個一直以來被忽略的情形是，希伯來文明也非原生文明，而是一個像希臘那樣在多個既有文明基礎上崛起的次生文明；還應當注意，猶太人的家鄉古巴勒斯坦是多種文化輻湊之地）。
明白了這點，西元前8世紀希臘世界經濟復蘇之後出現了爆發性文化繁榮----藝術、宗教、文學、科學、哲學諸多方面的繁榮----這種現象便不難解釋了。很顯然，這種繁榮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建立在西亞和埃及兩千多年文明演進的深厚根基之上的。
二 早期希臘的邊緣性
縱觀亞歐大陸的人類文明史，我們會發現沒有一個有活力的文明----無論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無論是在西亞地中海世界，還是東亞東南亞----能夠不汲取某個原生文明的養分而發展繁榮、綿延至今。不妨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沒有埃及和兩河流域的原生性文化積累，如果沒有腓尼基人發明的字母，沒有埃及人、蘇美爾人、巴比倫人、敘利亞人等古代民族對希臘人方方面面的影響，希臘文明能夠有它那驚人的表現嗎？它在“哲學”、科學、藝術、建築、法律等方面能夠取得如此驚人的成就嗎？它能夠深刻影響西方基督教文化、西方世俗現代文化，以及全世界現代文化嗎？伊斯蘭、東正教、西方基督教等文明就更是次生的了，這是因為它們是在希臘、希伯來（從宗教的角度來看，與希伯來文化互為一體的猶太教是基督教、東正教、伊斯蘭教的親體）這兩個次生文明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文明。
用通俗的話來說，在與埃及和兩河流域文明的關係上，希臘文明是一個子代文明（希伯來文明也是一個子代文明；不過這些子代文明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對親體文明要素進行了創造性的選擇和利用，在此基礎上實現了卓越的文化創新）。羅馬、伊斯蘭、東正教和基督教西方就更是孫代文明了。在此意義上，希臘同埃及和兩河流域文明的關係，與日本、朝鮮同中國的關係是相似的，與東南亞同印度、中國的關係是相似的，與9至10世紀時的東斯拉夫人（包括俄羅斯人）同拜占廷的關係是相似的，與7世紀前阿拉伯半島同兩河流域、黎凡特（約旦、巴勒斯坦一帶）的關係也是相似的。事實上，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內，希臘與埃及、西亞的關係是一種邊緣與中心的關係，一種發展中文明與發達文明的關係。
以上的觀點不難從世界體系論方面得到支持。世界體系論思想家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認為，在16世紀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興起之前，人類歷史上曾經存在過三個“重要的中心”。有“中心”，必然有相應的周邊地區。阿明的三個“中心”分別是：1）古代西亞，其周邊地區為歐洲、小亞、非洲等地；2）古代中國，其周邊地區為日本、東南亞等地；3）古代印度，其周邊地區亦為東南亞。阿明認為，在西元前300 年至西元1500年這一千八百來年中，歐洲、日本等周邊地區的“周邊性”或者邊緣性是“驚人的”；拜占庭和義大利以外的歐洲是“野蠻的”歐洲，只是由於“古代氏族式體系（指古代西亞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系----筆者）被嫁接（通過羅馬帝國的雄心和基督教的世界性傳播----原作者）到一個在很大程度上還建立在落後集體社會基礎的社會主體上”，它才擺脫了絕對落後；而只是在此之後，歐洲才“緩慢地走向了氏族式體系，君主制的建立（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在基督徒“收復”之後；在英法兩國，是在百年戰爭開始後----原作者）就是證明”。[3] 阿明的論點大體上是成立的。但是如果能夠將西元前4世紀末希臘羅馬霸權興起至西元4世紀上半葉羅馬帝國衰落成為定局這六百多年時間排除在外，一幅更為準確的歷史畫面便會浮現出來----歐洲相對於西亞的邊緣性不只是一千八百來年，而是西元前4世紀末之前約一千三百多年時間（假定希臘文明大約在西元前1600已具有一個雛形）和4世紀上半葉至1500年這一千一百來年時間。把兩段時間加起來，足足有二千四百多年。
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對直至西元前8世紀，希臘人還對新巴比倫王國的無比敬畏和順從就不會感到奇怪了。西元前713年，塞普路斯有七個希臘國王來到巴比倫，向薩爾貢二世（Sargon II）朝貢。這一事件被紀錄在銘文中。銘文中提到七個希臘國王的王國“位於西方日落處七天路程以遠”，“為朕（薩爾貢二世）在迦勒底、赫梯的赫赫武功所震懾，深感恐懼，遂攜其王國所產金器銀器來巴比倫朝貢，親吻朕足”[4]（來東方朝貢的希臘國王的地位似乎低於歷史上來中國朝貢的周邊國家----在東亞朝貢體系崩潰前，周邊國家的國王或使者朝見中國皇帝，需行三跪九拜之禮，但無需行屈辱的“吻足”禮）。此外，薩爾貢二世的繼位者埃薩爾哈頓（Esarhaddon，西元前681 – 670在位）在尼尼微一新郊區大興土木，也向西方小王國----包括塞普路斯十個希臘王國----徵集過建築材料。[5]
我們當然也不應對以下事實大驚小怪。直至西元前4世紀最後三十來年，大多數小亞希臘城邦（其中最有名者為米利都、以弗所）大多數時候一直臣服於亞述、呂底亞、波斯一類西亞強國，直至前332年亞曆山大的軍隊摧毀波斯帝國，它們才獲得獨立。各方面證據表明，西元前8 – 7世紀，腓尼基人廣泛活動於愛琴海地區（這從《伊利亞特》第二十三卷第744 – 745行、《奧德塞》第十五卷第415至476行可見一斑；希羅多德在其《歷史》還中認為，腓尼基人來自“卡德莫斯時代”的底比斯，也來自特拉島和塔索斯地區），但沒有證據表明，同時期希臘人也活動於腓尼基城市。晚至前6世紀，才有少量希臘人滲入那裏。
我們同樣不應對以下事實大驚小怪：古典時代重要的希臘著作----如希羅多德的《歷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凡提及波斯國王，並不加“波斯”之類定語，而是直接用ho Basileus（The King，國王）來稱呼他。不難看出，在色諾芬所在的那支希臘雇傭軍“遠征”至波斯（前401年）前，邊緣的希臘人對東方仍是何等敬畏。
這一時期希臘的邊緣性更表現在希臘“哲學”誕生在小亞西岸，而非希臘本土。第一批希臘哲學家（即“米利都學派”，權稱之為“本體論哲學家”）全都來自小亞西岸的愛奧尼亞城邦。泰勒斯（Thales，約625– 547年）、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約570 – 500年)、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570 – 500年）、赫拉克裏特（Heraclites，540 – 480年）、色諾芬尼(Xenophanes約570 – 470年)，無一不是小亞希臘人。此外，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創始人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 約生於570年）也出生在愛琴海東部靠小亞的薩摩斯島，思想成熟後才移居義大利南部；“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460 – 377年）同樣出生在小亞西南角附近的科斯島（Cos）。甚至希臘人的主要樂器七弦琴以及希臘貴族喜歡的躺椅（柏拉圖在《會飲》中栩栩如生地描寫了阿爾喀比亞德是如何誘惑同樣躺在躺椅上的蘇格拉底，而“美德”功夫甚深的蘇格拉底卻不為所動）也是從東方傳到希臘的。[#]
如何解釋這些現象？只能從當時整個希臘相對於東方的邊緣性入手。除了以希臘本土此時尚未充分發展，不足以提供哲學產生的物質條件，而位於小亞及附近的希臘城邦卻有這樣的條件以外，東方思想本身在當時的先進性也是重要原因。在地理上同東方鄰近，小亞西岸或東愛琴海的希臘城邦可謂近水樓臺，可以方便地利用東方已有的文明成果。
三 希臘藝術的東方化
西亞、北非的原生文明對早期希臘產生了可謂“東方化”的革命性影響，但這種影響在藝術上顯得更為看得見、摸得著（作為實物證據，古代傳下來的藝術品相對而言比傳說甚至文字記錄更為過硬），所以一直以來有關討論較多。當然，不同的學者對同一件古代藝術品會有不同的解釋，甚至究竟是有更多腓尼基人和敘利亞人將其技藝和作品帶到希臘世界，還是有更多希臘人來到腓尼基和敘利亞，把那裏先進的技藝和作品帶回落後的希臘，也有不同的意見。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這時發生了西亞對希臘的可謂“東方化”的單向影響。
然而，從西元前8世紀的情況來看，希臘最早從西亞進口的藝術品來自敘利亞，而不是腓尼基。在希臘的許多考古發掘點，一些西元前9世紀製作的敘利亞風格的青銅（以及粘土）雕塑被發現了。西方國家的藝術史學者一般認為，這種敘利亞風格的青銅雕塑儘管數量很少，但是對於西元前8 至7 世紀希臘風格的形成來說，卻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考古證據表明，從科林斯到伊塔卡，從薩莫斯到克裏特北部的克諾索斯，這一時期愛琴海地區出現了不少模仿敘利亞風格的青銅或粘土雕像。德國藝術史學者霍曼 – 維德金（Homann-Wedeking）認為，在希臘各地的仿製品中，科林斯的作品最貼近原來的敘利亞風格。這種判斷的根據是，用科林斯粘土製成的敘利亞風格的作品原件以及在科林斯發現的敘利亞風格的頭像模具。[6]同這些敘利亞風格的作品及其仿製品相呼應的，是愛琴海地區發現的大量腓尼基金屬雕像，其數量並不亞於敘利亞金屬雕像，儘管它們對希臘藝術發展的影響不如後者。西元前7世紀，相當數量的金屬工藝品從晚期赫梯城市塔巴爾（Tabal）輸入希臘，刻有半人半鳥“塞壬”形象和蛇形裝飾。這種金屬製品很快便為希臘工匠所模仿。
同樣引人注意的是象牙雕塑。在這方面，希臘人不僅模仿西亞民族的風格和題材，連材料也從西亞進口（希臘人應是從腓尼基海岸和敘利亞等地進口象牙的，儘管腓尼基和敘利亞的象牙很可能從其他地方進口）。邁錫尼時代結束時，希臘人便製作象牙雕像了。這不可能是他們的發明，因為希臘根本不產象牙。從風格上看，大約製作於西元前9世紀的最早的希臘象牙雕像是對腓尼基作品的模仿，克里特島上發現的作品尤其如此。雅典一座墳墓中發現的一系列裸體女性象牙作品（大約製作於西元前750年），可能是早期希臘最精美的象牙雕像了。它們由大而小由一根象牙雕刻而成，具有敘利亞形制，題材也是敘利亞的，其所表現的是阿斯塔蒂（Astarte）----古代閃族神話中專司生育和愛情的女神。[7]
但流傳下來的更多藝術品卻是陶器。西元前8世紀中葉至7世紀中葉是公認的“東方化時期”（實際上東方化的歷程比這一百年漫長得多，悠久得多，之所以被視為“東方化時期”，是因為出土於這一時期的文物相對比較集中，也是因為希臘成為識字文明後，開始有相關文字記錄）。這一時期的大量希臘陶瓶（敘利亞海岸地區的阿爾米那[Al Mina]城出土了不少前8至7世紀的陶器）明顯模仿敘利亞風格的陶瓶。在這一希臘人單方面向東方人學習的過程中，先前希臘陶瓶上只有單純幾何圖案這一格局受到了強烈衝擊，希臘人的藝術感覺和眼光發生了重大的轉變，他們不再局限於用直來直去的幾何線條勾勒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的抽象圖形，而轉為用活靈活現的曲線再現生活中的真實事物。由此，希臘人的想像力大大豐富了起來。一些西方學者把這種情形叫做“東方化”，甚至“東方化革命”（“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參見Burkert全書；應注意的是，西方藝術史界使用該概念的人很多，Burkert決不是唯一使用這個概念的西方學者，儘管他的立場比其他學者更為明確），是不無道理的。在這一過程中，希臘陶瓶上出現了大量具有自然主義逼真效果的螺旋、玫瑰花、棕葉、荷花形象，也出現了不少馬、狗、兔、鹿、雞一類動物形象，甚至還有獅子、豹子形象。最後兩種動物是一般希臘人根本機會看到的珍奇野獸，但是早在好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它們便是赫梯人和兩河流域的人們在其藝術創作所樂於表現的動物了。[8]
可是，更讓希臘人著迷的，並不是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動物，而是把不同動物風馬牛不相及的特徵集於一身的怪獸。五四以來，具有不言“怪、力、亂、神”傳統的中國人（或者說，中國的讀書人）對帶翼的獅身女怪“斯芬克司”（sphinxes）、鷹頭獅身的怪獸“格裏芬”（griffins，）、鳥身女怪“塞壬”（sirens）、蛇發女怪（Gorgons）、吐火女怪(chimeras，獅頭羊身蛇尾)、飛馬（winged horses）、豹鳥（panther-birds）、雞馬（cock-horses）、人魚或“特來登”（Triton，人身魚尾的海神）一類的怪物已是見怪不怪，以為它們都是極聰明、極富想像力的希臘人發明出來的東西。殊不知，這些怪獸形象乃至怪獸理念本身都是舶來品，早在希臘人意識到它們之前，便以原型的形式存在於西亞和埃及的宗教、藝術中，是西亞、埃及觀念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來到希臘後，它們大大刺激了希臘人的思維。試想，沒有這些舶來品，希臘人的觀念世界會是什麼樣子？他們還會有那極其豐富的想像力嗎？
四 希臘宗教的東方淵源I
希臘宗教與希臘文化中最精華的部分----建築、雕塑、戲劇----很難完全區分開來，與希臘神話就更有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了。希臘文化的精華便包含在希臘宗教中，或者反過來說，希臘宗教無不反映希臘文化。談希臘文化不可能不談希臘宗教，反之亦然。儘管如此，因有不同的側重點，我們仍然可以也應該把希臘宗教當作一個獨立的對象來研究。
一談希臘宗教，我們首先可能想到那些雄偉的神廟。直到今天，雅典衛城的帕臺農神廟遺址仍然讓全世界人們讚歎。但我們必須注意，邁錫尼時期乃至整個西元前8世紀前的希臘人並沒有神廟的概念，也就是說他們並不知道修建一座宏大乃至奢侈的石頭房子，以之作為神祗們的住所。沒有神廟概念，也就沒有必要修建一個大型神壇供焚祭之用了。神廟和神壇是西元前8世紀後希臘人宗教生活的中心，離開了它們，根本無法想像希臘宗教會是什麼樣子，但它們都不是希臘土生土長的事物，而是東方化過程中來自西亞的舶來品。這與中國佛寺建築及相應理念、制度傳入朝鮮和日本的情形是相似的。今天，這些國家的佛寺在方方面面比中國本土佛寺還“正宗”，或者說它們將中國傳入的原樣的佛教保留得更好。
許多宗教都有創世神話和相關神譜或神統紀，希臘宗教也是如此。為了更好地理解希臘宗教，我們不妨先看看基督教。基督教的神是獨一無二的真神，是永恆、全知全能、至高無上的。他不僅創造了人類祖先亞當和夏娃，創造了植物、昆蟲、魚蝦、飛禽、走獸，在此之前還創造了天空和大地、黑暗與光明、日月和星辰，以及深淵、海洋、河流、山巒等等。很顯然，這樣的神無需由另外的神生出，其本身就是不假他物、絕對自足的，其本身就是萬事萬物的起點和終點。相比之下，希臘宗教神話中雖然有一個主神宙斯，他卻並不是全知全能的，甚至有著人類常有的種種弱點，如嫉妒、小心眼、報復心強等等。他遠不是獨一無二的。在他之外存在其他諸神。他（她）們的神力雖然比不上及宙斯，但與他卻有著親族關係。關於宙斯的誕生，希臘人的創世神話裏有一套很有趣的說法。起初，世界處在“混沌”或卡俄斯（Chaos）中。根據赫西俄德（Hesiod）在《神統紀》（Theogony）中的描寫，卡俄斯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具有人形和人性的神祇，而只是張開巨口的空間。由卡俄斯，而有天神烏拉諾斯（Uranus）和地神蓋亞（Gaia）。他們生下了十二個提坦巨神（The Titans），其中最年輕者為克羅諾斯（Kronos，時間之神）。他與妹妹瑞亞（Rhea，也被視為大母神）結合，生下了第三代神：海神波塞冬、冥神哈得斯、農神德米特爾、灶神赫斯提亞、雷電霹靂之神宙斯、赫拉（宙斯的妻子）等等。這裏，希臘眾神殿裏的主要神祗差不多齊全了。
如果說烏拉諾斯第一代神王，克羅諾斯是第二代神王，宙斯便是第三代神王。他們之間在權力交接上的爭鬥，是希臘創世神話中最富於刺激性的部分。不安分的克羅諾斯長大後同父親烏拉諾斯交戰，將烏拉諾斯擊敗，並且在母親建議下，割其生殖器棄之。[9]但克羅諾斯自己也不願意新一代的神祗出生。他由親身經歷預知，他們中的一個最終會推翻他。於是，他耍花招阻止這一時刻的到來，甚至與瑞亞頻頻性交，以為這樣她就無法生出他們來；[10]這當然阻擋不住，於是他把新生兒女吞入肚中。宙斯出生時，瑞亞為了保護他，用繈褓包了一塊石頭給克羅諾斯，讓他當作新生嬰兒一口吞下。宙斯長大後在其他神祗幫助下，迫使克羅諾斯吞下石頭，將吞到肚子裏的兒女們吐出來。宙斯同這些兄弟姐妹聯起手來，佔據了奧林波斯山，同已經向他們開戰的提坦巨神們對抗，最後靠雷、電和霹靂擊敗了克羅諾斯及其兄弟，成為第三代神王。[11]繼位故事就此打住。宙斯的來歷有了圓滿的交待。
對於被“不語怪力亂神”傳統壓制已久的五四以來的中國人來說，以上故事是聞所未聞、十分引人入勝的。可是，這個故事並不是希臘人的偉大發明，而是他們借鑒西亞故事的母題和敘事結構加以發揮而成的。因為故事的原型早已流傳在阿卡德人、腓尼基人、赫梯人和胡利安人中了。[12]我們看看西亞的庫馬比神話故事（Kumarbi Myth）裏發生了什麼。這個故事裏也有一個天神，名叫安努（Annu）。他同庫馬比發生了爭鬥，但後者得勝，咬掉他的生殖器，將之吞下；庫馬比因此懷孕，生了三個神子，其中兩個由口中吐出；後來庫馬比吞下一塊石頭，由此而生出暴雨之神（Weather God）；庫馬比同兒子暴雨之神台述蔔（Teshub）發生了戰爭，但被擊敗，臺述蔔因此成為主神；[13]自此，神祗間的爭鬥告一段落，或者說諸神世界的代際權力交接有了圓滿的交待，至高神已決出，一個完整的神譜由此誕生了。
要讓兩個故事在細節上完全對應是不可能的，但情節上的平行關係再明顯不過了。在兩個故事中，第一代神祇都是天神（烏拉諾斯/安努）；第一代神祗都與第二代神祗（克羅諾斯/庫馬比）發生了爭鬥，後者獲勝；第二代神祗都閹割了第一代神祗，但並未因之成為最終勝利者，他們得到了權力，但又失去了權力；他們都吞下了消受不了的東西：克羅諾斯吞下的是自己的兒女，庫馬比吞下的是安努的生殖器，而且二者都吞下了石頭；此外，二者都將吞下的兒女吐了出來。西亞和希臘故事還有另一個共同的重要結構，即都只有三代神祗，他們的代際鬥爭以第三代神祗的勝利而告終。這種種平行關係絕非偶然，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後發的希臘人的故事從西亞舶來，被加以發揮，成為原型故事的一個更精緻的版本。
五 希臘宗教的東方淵源II
除了以上提到的與神統紀直接相關的神祗以外，希臘神譜中還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神祗也源自西亞，或至少在西亞神話能找到相應或相似的神祗，例如月神、狩獵女神和豐收女神阿耳特彌斯（Artemis，宙斯之女，阿波羅的孿生姐妹），司陽光、智慧、預言、音樂、詩歌、醫藥和男性美的太陽神阿波羅（Appolo），以及司愛情和女性美的阿芙洛狄特（Aphrodite，根據荷馬，她是宙斯和狄俄妮[Dione]之女，根據赫西俄德，她在天神烏拉諾斯被兒子克羅諾斯閹割後，從被割下的生殖器四周波濤洶湧的海水泡沫中誕生）。在這些神祗當中，阿芙洛狄特的東方淵源，希羅多德早在兩千五百年以前便已意識到了。他認為，希臘人的阿芙洛狄特崇拜是由“敘利亞地方的腓尼基人”傳入塞普路斯和居特拉（Cythera，伯羅奔尼撒半島拉科尼亞南部海岸的一個小島），再從這兩個地方傳到希臘其他地區的。[14]希羅多德還認為，殺死了無數怪物、倍受各地希臘人崇拜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acles或Hercules，宙斯之子，半人半神的英雄）也是從東方舶來的神祗。[15] 根據當代學者研究，赫拉克勒斯的原型是蘇美爾史詩《吉爾伽美什》（Gilgamesh）中的英雄吉爾伽美什。[16]
還有一個情形很值得注意：在西元5世紀後的希臘世界，小亞細亞的自然和豐腴女神西布莉（Cybele）即所謂“大母神”廣為人知，也流行相應崇拜；她總是帶著一個名叫阿梯斯（Attis）的男伴；她（他）們很快被希臘人等同於德米特爾（在某些地方也有被等同於瑞亞的）和她的情人雅西翁（Jasion）。乍看起來，似乎希臘獨立產生了一對與西亞相似的神祗及相應崇拜，因為德米特爾崇拜已有悠久歷史。然而，類似的神祇和崇拜在此之前數百年甚至上千年便已存在於西亞和埃及了。在巴比倫和亞述，他們是伊什塔爾（Ishtar）和塔木茲（Tammuz），在腓尼基他們是阿斯塔蒂 – 阿芙洛狄特（Astarte-Aphrodite）和阿東尼斯（Adonis）；在埃及，他們是伊西斯（Isis）和奧西裏斯（Osiris）。這些西亞、埃及的神祗和相應崇拜的歷史都非常之長，大大早於西元前5世紀。根據當代學者的研究，這些神祗和相應崇拜是從敘利亞或小亞細亞輸入塞普路斯，再從那裏中轉輸入希臘本土的。[17]
上面討論涵蓋了希臘宗教中幾乎所有重要的神祗。他（她）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即都是宙斯的親族。在希臘宗教/神話系統中，主神宙斯有著不可否認的東方淵源；極重要的其他神祗----波塞冬、哈得斯、阿波羅、阿耳特彌斯、阿芙洛狄特、德米特爾、赫斯提亞、赫拉克勒斯等----不僅都是宙斯的兄弟和子女，而且都有東方淵源；[18]此外，斯芬克司、鷹獅飛獸、鳥身女怪“塞壬”、蛇發女怪、吐火女怪等等也有東方淵源。既然如此，可以得出這麼一個判斷：在後邁錫尼時代的希臘，基本宗教理念和神譜敘事櫃架都是舶來品。這意味著，根本不存在一個獨立的希臘神系。不存在獨立的希臘神系，就意味著不存在一種土生土長的希臘宗教和神話（這並不是要否認希臘人自己的發明和創新）。由於目前尚未找到足夠的考古證據，少數西方學者表現出拒絕承認希臘宗教源自東方的傾向。在一些研究著作和工具書裏，凡是遇希臘神祗和崇拜與東方神祗和崇拜有相合之處，往往會有“淵源不詳”一類的斷言，作者一般會堅持某神祗或某種崇拜同時存在於希臘、小亞、腓尼基和敘利亞等地，甚至乾脆否認希臘從東方的輸入和借鑒。然而，希臘文明是一個後發文明這一點無論如何是不可否認的。既然如此，希臘宗教對西亞宗教的引進和模仿便不可否認。從總體上看，在希臘化時代前，西亞地中海世界文化因數的流動方向總是從東方到西方，而非相反。
順便說一句，大量證據表明，希臘和羅馬宗教中的祭牲剖肝占卜術（Hepatoscopy）來自古老的兩河流域宗教。不僅這種占卜術理念本身，甚至連占卜術的術語都是從東方舶來的。[19] 另外，希臘人中流行的主要巫術形式或黑色魔法（black magic）也源於兩河流域；希臘化時代的希臘所人信奉的擁有強大魔力的冥府女神“埃萊什基加爾”（Ereshkigal）竟然與蘇美爾、阿卡德的冥府女神“埃萊什基伽爾”同名。這決不是偶然的。[20]
最後應注意，以上討論因篇幅的限制，根本不可能窮盡東方對希臘宗教的所有影響。
六 希臘文學中的東方元素
在交通和傳播手段不發達的古代，文學因數的流動通常不是通過現代意義上的“翻譯”而是通過母題、敘事框架和人物原型的流通來實現的。這一點，從上文討論的希臘與西亞極為相似的神統紀故事已可見一斑。這裏，巧合的可能性很小。如果單單一個希臘神祗與單單一個西亞神祗有相似性，倒也罷了，但如果一個神系或神譜的基本內容和結構與另一個神系或神譜相同或相似，就不能用巧合來解釋了。直到1960年代，兩河流域的史詩如《吉爾伽美什》等在西方要麼鮮為人知，要麼根本不為人所知，故而西方人對西亞神話對希臘神話的影響雖不至於完全否認，但承認得十分勉強。1960年代以後，隨著諸多西亞古代史詩的翻譯出版，尤其是幾近完整的《吉爾伽美什》（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成文史詩，其最終的源頭在蘇美爾，其首個成文版本也是蘇美爾語本，但在西亞、希臘和印度的傳播過程中所使用的語言並非蘇美爾語，而是後起的語言如阿卡德語、阿拉米語，其他語言的版本與原始版本也有不少出入；儘管如此，原故事的母題、精神和敘事框架還是保留了下來）的翻譯出版，西方“古典學”界的認知出現了明顯的變化。畢竟，證據明明白白在那裏，很難否認。
如果不那麼拘泥於“文學”之概念，而是把古代文學看作一種與宗教、神話密不可分的文化現象，如果把宗教、神話中的原型、意象和敘事結構等也視為文學要素，則上文討論的赫西俄德創世神話和神譜中的“三巨頭”----烏拉諾斯、克羅諾斯、宙斯----與西亞創世神話和神譜的密切對應關係，其實也是一種文學上的借貸關係。與此相關的是希臘人用以解釋死亡的冥府----人死後居住的世界----觀念。在這樣一個重要的觀念上，早期希臘人也是敞開懷抱，實行拿來主義。荷馬史詩裏的冥府是一個遍地淤泥、黑暗無邊的維度；這裏，凡人看不到任何希望。這與《吉爾伽美什》裏的冥府景象有著驚人的相似。可以肯定的是，荷馬的冥府是從西亞引進的觀念。另外，在埃斯庫洛斯的戲劇中，撫慰死者靈魂的儀式與兩河流域的相應儀式也十分相似，都是奠灑種種可食或可飲的物質，在埃斯庫洛斯的戲劇中是水、牛奶、蜂蜜、酒和油，在兩河流域文學中則是水、啤酒、烤麥、牛奶、蜂蜜、奶脂、油。尤為奇特的是，埃斯庫洛斯戲劇裏人們以潔淨水作為祭品祭獻給死者，具體做法是將水管插入墳墓中將水注入。這在希臘是不同尋常的，但在兩河流域文學作品中卻不難見到。[21]
荷馬的《伊利亞特》裏有一個情節很有名，經常被引用，經海神波塞冬之口說出，講的是波塞冬與他的兩個兄弟----天神宙斯和冥神哈德斯----通過抽籤三分宇宙的事。波塞冬抽到的是海，自此那裏成為他的永久居所；哈德斯抽到了泥濘、黑暗的冥府作為他的永久居所；而宙斯抽到的則是寬敞明亮、雲彩飄逸的天。那麼地被誰抽走？誰也沒有抽走。地為三個神祗共有。他們還共有奧林波斯山。然而，這樣的創世神話並不是希臘人的發明。
1969年，阿卡德英雄史詩《阿特拉哈西斯》（Atrahasis，這部史詩的親體當為更古老的《吉爾伽美什》，其故事情節與後者的重合度非常高）出版了，其中一則故事並不見於《吉爾伽美什》，卻與《伊利亞特》極為相似。這裏也有三個西亞主神通過抽籤瓜分天下，天神安奴（Annu）抽到了天，水神恩基（Enki）抽到了海，而風神恩利爾（Enlil）則抽中了地。與三分天下的故事在《伊利亞特》中只出現了一次不同的是，同樣的母題在《阿特拉哈西斯》中一再出現，而且不像《伊利亞特》裏那樣只有乾巴巴的情節，而總是伴之以栩栩如生的細節。不僅如此，《阿特拉哈西斯》的故事在西亞還有另一個版本，講到天神安奴和風神阿達德（Adad）抽中了天，月神辛（Sin）和冥神湼伽爾（Nergal）抽中了地；地為月神與冥神所共有，所以冥界包括在地之範圍裏；有趣的是，水神恩基的管轄範圍不是苦鹹的海水，而是陸地上的淡水，包括泉水在內，這恰恰也是希臘傳統中波塞冬的勢力範圍。[22]
如此看來，《伊利亞特》是將《阿特拉哈西斯》中諸神三分天下的故事母題整體性地移植到希臘語境中來了。如果不是出現了地為三神祗共用這一希臘變奏（其實，就連多神之共用一個勢力範圍在西亞也已有先例），那簡直就是西亞故事原封不動的翻譯----二者都將宇宙劃分為天、水、冥三界；二者不僅都將三個世界分配給眾神殿中地位最高的三個神祗，而且這三個神祗都是男性；二者都以抽籤來決定各神祗的勢力範圍。波塞冬與恩基的密切對應更表明，一個希臘母題不僅可以譯自一個西亞文本，而且可以譯自不止一個源語文本。
對《伊利亞特》有所瞭解者都知道，在裏邊的故事中，天上諸神總是喜歡干預人間紛爭，甚至干預人類戰爭，人類的戰場常常成為諸神的角力場。這在荷馬史詩研究中通常被視為一個“晚到”的現象。可是在此之前一千多年，這在《阿特拉哈西斯》和《吉爾伽美什》中便是司空見慣的情形。這裏，誰對誰產生了影響，是不言自明的。在《伊利亞特》中，為了保護特洛伊的英雄埃內阿斯（Aeneas），阿芙洛狄特被戴俄米狄（Diomedes）所傷，血流如注，痛苦萬分，只是在其他神祗的幫助下，才勉強回到奧林波斯山。在那裏，她母親狄俄妮給了她些許安慰，但父親宙斯卻對她說：“我的孩子，征戰沙場於你無關，你還是操持自個的事務，婚娶姻合的蜜甜，把這一切戰爭留給雅典娜和迅捷的阿瑞斯操辦。”[23]這實際上是在責備她。《吉爾伽美什》中有一個相似情景。吉爾伽美什殺死洪巴巴（Humbaba）以後，正在清除身上的戰場污垢，愛情女神伊什塔爾愛慕地凝視著俊美的他，說“把你的果子給予我吧！”吉爾伽美什鄙夷地拒絕了她的要求，列舉了一長串被她愛上又毀滅的人的名字。伊什塔爾她勃然大怒，跑到父親天神安努和母親安圖姆（Antum）那裏去訴苦，結果倒是安奴責備她冒犯了那位烏魯克國王，所以吉爾伽美什才這麼無禮。這兩個場景在結構、敘事和精神上的相似性顯而易見：二者都有一個多情的愛神，兩個愛神都被凡人所傷，都跑到天上父親母親那裏訴苦，都被父親溫和地批評。如果說許多民族都有類似的故事，因此這兩個場景的相似性是巧合的結果，但這無法解釋為什麼兩個女神恰恰都是愛神，她的父母恰恰都是天神，而恰恰又是父親責備女兒。至於誰影響了誰，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24]
七 希臘哲學中的東方因數
稍稍留意一下希臘哲學的起源，便不難發現這麼一個現象，即早期希臘哲學家全都來自小亞海西岸的愛奧尼亞城邦----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赫拉克裏特、色諾芬尼，無一不是來自愛奧尼亞希臘城邦。這就是所謂“米利都學派”。歷史上公認的第一個希臘哲學家泰勒斯甚至連希臘人也不是，而是腓尼基人，或至少有腓尼基血統。他只是住在米利都外來人員，而人口的自由流動對於商業發達的小亞西部來說是司空見慣之事。[25]這裏要問的問題是：為何早期哲學家不是雅典人、科林斯人、底比斯人？難道雅典、科林斯、底比斯這些希臘本土城邦不比小亞西海岸的希臘殖民地更繁榮、更強大、也更有名？考慮到希臘在古代世界的邊緣性，這一事實只能這樣解釋：希臘哲學只能萌生在緊貼西亞之處，或者說只能萌生在同西亞有著密切物質和精神交流的希臘人城邦。
上一節討論了《伊利亞特》中諸神三分天下的西亞淵源。除此之外，與三分天下的故事密切相關的宙斯與妻子赫拉的故事可能也對希臘哲學的興起產生了影響。為了“哄騙”宙斯與她同房，赫拉宣稱要去“諸神之源”即大洋神俄刻阿諾斯（Oceanus，大洋神，天神烏拉諾斯與蓋亞之子，在波賽冬之前專司海洋）和他的妻子“神母”梯錫斯（Tethys，烏拉諾斯與蓋亞之女）那裏；此時他們因neikos（爭或鬥爭）分離已久，而她去他們那裏正是為了充當調解人。這則故事看似簡單，其影響卻不可低估，因為古希臘哲學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約西元前490 – 430年，比米利都學派的哲學家們約晚出生一百來年）的本體論很可能從中汲取了靈感[26]（這裏需注意，在這個故事中，不僅相同的意思講了不止一次，而且“水勢鴻淼的俄刻阿諾斯，養育眾神的長河”之類的話也不止講了一次）。在他的本體論中，一切物質都是由火、氣、水、土這四種基本元素的結合或分離而構成的；決定四種元素結合或分離的，又是“愛”（philia）之引力和“爭”（neikos）之斥力----“愛”使元素結合，“爭”則使元素分離----既矛盾又協和的相互作用。這立刻使人想到俄刻阿諾斯和提錫斯永不停息的爭吵，意味著存在著一種俄刻阿諾斯–提錫斯意義上的本體論或宇宙發生論。可是作為“諸神之源”，俄刻阿諾斯也並非沒有東方淵源。
有證據表明，俄刻阿諾斯的原型很可能是巴比倫創世詩史《恩努馬•埃利什》（Enuma Elish）開篇處淡水之神阿普蘇（Apsu），或者說是阿普蘇的希臘升級版。在原型故事中，阿普蘇與妻子提亞馬特（Tiamat）並非像俄刻阿斯和提錫斯那樣吵個不停。僅就此而言，“愛”–“爭”本體論應該是恩培多克勒的一種發揮。儘管如此，最終說來，窮究萬物本原這種思維更早出現在東方。應當特別注意的是，俄刻阿諾斯也像阿普蘇那樣，是淡水之神，而正因為後者是淡水之神，他才被視為眾神之父。[27] 古巴比倫人在生命乃至萬物起源問題上雖然沒有發展出後來興起的種種複雜理論，但他們從經驗中觀察到，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陸地生命都離不開淡水；正由於這一緣故，他們讓淡水之神充當眾神之父。由於巴比倫史詩比荷馬史詩悠久得多，只可能是希臘的淡水之神源自西亞的淡水之神，而不是相反。
比恩培多克勒約晚六十年出生的柏拉圖似乎很熟悉荷馬史詩。他及其追隨者亞裏士多德都認為，泰勒斯一類前蘇格拉底哲學家的自然哲學（即認為宇宙萬物並非神創，而起源於自然的學說）便肇始於荷馬筆下的俄刻阿諾斯。[28] 現代研究表明，泰勒斯的水本體論極有可能不是他的原創，因為同樣的思想早已存在於埃及人和腓尼基人的故事或傳說中了，其中巴比倫人的《恩努馬•埃利什》裏的水本體論尤其完整。這部史詩一開章便說：太初有水；上無天，下無地，但有淡水海之神阿普蘇；阿普蘇是天地之元，一切皆出自他。與阿普蘇同在的，還有妻子即鹹水海之神提亞馬特。她是諸神之母（who bore them all）。兩位神祗汲汲於將各自的淡水和鹹水混合起來。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另一個神祗埃阿（Ea）誘使阿普蘇睡著，將其殺死。再後來，古巴比倫主神馬杜克（Marduk，本為太陽神）在一場激烈戰鬥中使提亞馬特喪命。之後，馬杜克創造了現行宇宙。[29] 故而最終說來，泰勒斯的水本體論並非源自荷馬筆下的俄刻阿諾斯，而源自巴比倫史詩中的阿普蘇。
一個決非偶然的情形是，早期希臘哲學家全來自小亞的愛奧尼亞----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赫拉克裏特、色諾芬尼無一不來自愛奧尼亞的希臘城邦。從出身上看，泰勒斯這位公認的第一個希臘哲學家甚至不是希臘人，而是腓尼基人，或至少有一半腓尼基血統。為何早期哲學家不是雅典人、科林斯人、底比斯人？考慮到古風時期甚至古典時期的希臘在古代世界的邊緣性，這一事實只能這樣解釋：“哲學”只能萌生在緊貼西亞之處，或者說只能出現在與西亞有著密切物質和精神交流的希臘城邦。應注意，與這種或那種希臘本體論相比，窮究萬物本原這種最早出現在東方的思維本身重要得多；在很大程度上，泰勒斯及其他早期希臘哲學家的本體論只是《恩努馬•埃利什》中的原型本體論的延伸。
這裏也產生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與其他主要的希臘神祗相比，梯錫斯非常孤寂，甚至可以說一直呆在神界“冷宮”，根本未能享有重要的神祗都享有的那種制度性崇拜。因而很有可能的是，她是因為荷馬詩史才在希臘神譜中佔有一席之地。如此這般，她何以能享有萬物之母這種極崇高的榮譽？要回答這個問題，還得從名字著手。在《恩努馬•埃利什》史詩中，“萬物之母”的名字通常被拼為Ti-amat。從詞源上看，這個詞在阿卡德語裏是從tiamut或者tamtu變形而來的，而tiamut或tamtu通常恰恰具有“海洋”之詞義；事實上，Tiamat這個名字也可以用tiamut或tamtu這兩種更正確的方式來拼寫。可是，在《恩努馬•埃利什》中，Tiamat還可以拼寫為taw(a)tu。如果採用這種拼法，則《伊利亞特》裏的Tethys是tawtu幾近精確的移植。這兩個詞的拼寫差別如此之大，為什麼還說是“精確的移植”？
要回答這個問題，又得從語言入手。在古代希臘語中，t在很多情況下可自動轉化為th。在“古典”時代，《恩努馬•埃利什》的希臘文譯本在希臘人當中流通，亞裏士多德的學生尤德摩斯（Eudemos）就是通過譯本而瞭解了這部西亞史詩的。在他所讀譯本中，Tiamat被拼寫成了Tauthe，這跟tawtu已相當接近。在愛奧利亞方言中，長a變為e，甚至外來詞也不例外，這不難從Kubaba變成Kybebe、Baal變成Belos、Mada變成Medes等例子獲得證明。[30] 希臘神母Tethys顯然是由西亞神母tawtu經Tauthe變來的。對西方本體論的起源非常重要的提錫斯不僅來自西亞，其名字本身也是舶來品。由於《伊利亞特》中赫拉這段話跟史詩的整個敘事櫃架之間並無有機聯繫，再加與《恩努馬•埃利什》開篇情景有明顯的對應關係，有學者認為，它並不屬於荷馬史詩的口述傳統，而是在口耳相傳了許多代人的荷馬故事形諸文字的過程中，被翻譯成希臘文，再生硬地插進成文的史詩中的。[31]
此外，西亞文化還在另一個極重要的方面影響了希臘哲學的發展，這就是柏拉圖著名理型（Form或Idea，也譯為“相”、“形式”、“理念”或者“理式”）說的形成和傳播過程。沒有疑問的是，這一理論對西方基督教神學乃至現代哲學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長期以來，西方人一直認為，這一把世界分為現象與本質兩個維度的思維是柏拉圖的發明；現代哲學家阿爾弗雷德•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甚至認為，柏拉圖以來的整個西方思想史只不過是給他的理型說所做的“註腳”。可是有證據表明，理型說並不是柏拉圖的發明，而起源於古代巴比倫人。早在西元前8世紀希臘文明勃興之前一千多年，古代巴比倫人中便流行這麼一種觀念，即理想、完美的造物早已存在於天國，後來凡間的相應事物只不過是按照天國的原型創造出來的。後來，這一理念進入摩西時代猶太人的視野中；再後來，更明確見諸猶太人的《塔木德經》（Talmud）。如此看來，僅就理型說而言，柏拉圖像孔子那樣多少是“述而不作”的。他的功勞只是將早已存在的理型說加以深化、發展，使之廣為播散。[32]
八 希臘字母、“書”以及書寫技術源自東方
比之以上討論的東方化革命的各個方面，腓尼基字母傳入的意義更為重大。沒有一種合理的文字理念和高效的書寫體系，一種高級的文化創造（或再創造）是不可能的。
在腓尼基字母傳入之前，邁錫尼時期的希臘人使用所謂“B型線形文字”，這種文字雖然具有重要的考古學價值，但跟之後開始使用並對西方文字史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希臘字母卻沒有關係，而且B型線形文字記錄下來的資訊也太少，根本無法同後者承載的巨大資訊量相比。大約在前950年至750年，希臘人開始採用腓尼基字母來記錄各地希臘語方言。腓尼基字母只有輔音，沒有母音，希臘人使用了一段時間後，覺得以之記錄希臘語不方便，於是對它進行了改造，加入了適合希臘語特點的母音字母。正是這種改造後的希臘字母構成了當今所有西文字母（包括大部分斯拉夫人使用的西裏爾字母）的基礎。
希臘人固然在引進的基礎上進行了重要革新，但其重要性不宜誇大。希臘人從腓尼基人那裏學到的不僅是字母本身，而且是整套的書寫技術。在當時，這是高技術。這種高技術不僅可以上溯到腓尼基人那裏，甚至可以上溯到更古老的蘇美爾文化。閱讀書寫技術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莫過於書寫材料。我們知道，人類最古老的文字是蘇美爾人發明的楔形文字。這種文字是用刀一類的工具刻在潤濕的泥板上，再將泥板曬乾或烘乾而得到的。有證據表明，楔形文字不僅在古代敘利亞使用，而且也在塞普路斯和塔索斯（Tarsos）的希臘人當中使用。[33]除此之外，埃及人發明的紙草紙和西亞人發明的鞣革“紙”作為書寫材料也為希臘人所舶來並廣泛應用（只有大理石板和其他硬質石板作為書寫材料似乎是希臘人的發明，但這恰恰是希臘世界盛產的東西），這兩種紙一般都裹在木軸上。這就是所謂“書卷”或“卷”（scroll）。希臘、羅馬乃至中世紀歐洲的“書卷”便源於斯，“書”這個概念本身便源於斯。
同樣的，用文字將合同或契約記載下來的作法最早出現在兩河流域，後來傳播到古敘利亞的希伯來人中間，再後來才傳播到古典時期和希臘化時期的希臘人當中的。古代希臘文不僅從左往右寫，也從右往左寫，後一種寫法肯定是從西亞傳過來的。西亞的書寫方式歷來就是從右往左寫，從古到今從未變過。直到現在，阿拉伯文和以色列希伯來文仍然是從右往左寫。甚至在書卷末尾----在全書最後一行之後----標明作者名和書名的作法，也源自西亞。最能說明問題可能還是希臘字母名字：alpha、beta、gamma等等。在希臘語中，這些名字或發音本身是沒有任何意義，可是在閃米特語系的語言中卻有公牛、房子等詞義。甚至希臘字母的順序也與閃米特語字母順序相同。這說明，希臘人學習西亞字母的讀和寫時，不僅遵循西亞字母的發音，也遵循其順序。這再好不過地說明希臘書寫文化是從西亞移植過來的。
文字和書寫技術的重要性絕對不能低估。沒有這些發明，古典時期乃至希臘化時期希臘人所取得的偉大文化成就是根本無法想像的，是根本不可能的。
最後順便指出，希臘鑄幣也起源於非希臘人建立的呂底亞王國。在世界所有民族中，呂底亞人率先於西元630年左右使用鑄幣。他們居住在小亞西北角，是一個貿易民族。在與鄰近的愛奧尼亞希臘人的貿易往來中，他們將鑄幣的理念和技術傳播到希臘世界。鑄幣不僅便利了希臘人的市場經濟，也便利了希臘世界財富的集聚和轉移，最終說來通過促進希臘世界商品經濟的繁榮而催生了希臘民主。在民主是“哲學”產生和繁榮的必要條件的意義上，呂底亞人發明的鑄幣對人類文明的總體演進產生了雖然間接卻至為深刻的影響。[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