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產業轉移與生產分散化
全球產業轉移具有的擴散、輻射、加速效應規律，提供了產業分工重組和擴散轉移的機遇。隨著各國之間的產業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經濟社會關係越來越緊密，全球性的生產要素優化重組和產業轉移遵循生產成本和市場重心的運動規律，由低級向高級、由簡單向複雜演進，由單一或多個生產要素的重組，演變為全要素優化組合、多個產業的產業轉移。全球產業的規模性轉移，對各國或地區的產業集群的形成與發展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和作用。並使全球產業佈局、結構調整和空間配置上日益呈現出生產分散化的產業轉移趨勢。這種生產分散化的產業調整和轉移的過程，與產業革命以及跨國公司在全球的市場擴張並尋找新的聚集地和新的市場時所發生的過程同步進行。
期間，通過生產分散化形成的產業轉移誘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１、成本因素，生產成本是產業生產分散化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在高附加值產品的市場熱銷和生產階段，生產成本因素或許沒有太大的敏感性，而進入技術成熟階段，贏利的技術產品失去其特殊的地位，勞動力成本、運輸成本、制度成本等影響就顯得日益突出。生產成本因素、供應鏈效率因素等使生產空間配置的分散化就成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且，生產空間越是擴張延伸，先進生產和裝配之間的分離就越明顯，勞動力成本的差距就越大。發達國家就不得不向發展中國家或地區進行生產分散化的產業轉移，以便保持贏利水準和市場競爭優勢。
２、市場因素，滿足國內外市場需求是生產分散化、本土化的重要因素。成熟技術和標準化生產的產品具有普遍的市場，其生產相對集中，而產品供貨則分散在全球市場範圍。將成熟技術產品轉移到國外，不僅通過市場規模擴張和佈局延伸，提高了市場佔有率，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所在國或地區的資源、生產能力和創新能力，向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市場擴張。另外，產業生產的定位與市場所在地的消費需求緊密相連，可根據不同國家的市場和不同文化背景消費者的需求，將集群建設、生產佈局、空間配置根據市場需求進行戰略性結構調整。
３、技術因素。隨著技術更新加快，新產品形成替代，使複雜、尖端的技術產品進入標準化、規模化生產的階段。技術產品按照生命週期的規律變化，使大部分複雜、尖端的技術產品和部件由技術裝備降格為普通商品，並且由於創新節奏加快，商品的普通化速度加快，形成技術水準提高而價值下降的獨特現象。為適應技術更新加快、贏利水準下降的趨勢，就必須通過生產分散化方式，以便實現生產程式供應鏈的產業轉移和技術控制力的組合。
４、戰略因素。薩克斯涅對美國矽谷地區的研究表明，生產分散化並進行產業轉移的目的，是最終通過在全球生產專業化垂直分工與網路合作，形成生產、市場和研發的戰略控制權，如美國矽谷公司的控制職能和研發職能分佈在矽谷，先進的製造業主要分佈在美國、歐洲和日本，而裝配線分佈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見表１）。
生產分散化的產業轉移使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產業集群的形成與發展成為可能因素。並使區域性、本土化的經濟特性逐漸弱化，外資大量向一個城市或地區直接投資，不僅對於產業結構升級、技術轉移、國際化程度、人力資本素質有積極促進作用，帶動關聯性企業和供應商向其投資所在地聚集，而且隨著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集群業務調整、技術延伸、知識外溢、資訊共用，使本土化的產業集群範圍進一步擴張。因此，經濟全球化和產業轉移在產業集群形成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發展中國家或地區通過吸引外資企業形成富有活力的本土化產業集群，而利用外資在產業集群中的全球供應鏈和行銷網路，使本土化的傳統產業和零部件產品大規模進入國際市場，從而在市場擴張的驅動下使產業集群獲得延伸和擴張。
二、產業轉移的集群路徑
戰後以至到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國際上曾進行過四波次產業結構調整與傳遞的浪潮，進入２１世紀，第五波次的產業結構調整與傳遞，促使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發達國家或地區進一步進行大規模的產業轉移，並呈現出多層次、多元化、多國別的整體性轉移的態勢。按照全球產業專業化分工與合作的路徑，在全球產業轉移的過程中，產業轉移的集群路徑與發達國家的產業走向成熟，進而技術更新、知識外溢、產品外包等有密切的關係。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不僅可以根據國際產業轉移形成產業戰略定位，成為區域加工製造業的聚集地，也有可能成為區域產業研發、設計基地。期間，發達國家的企業生產、銷售和研發的本地化趨勢，將推動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本土化工業體系的國際接軌和跨國公司的合作。以美國ＩＴ產業為例，全球產業轉移的主要路徑，最初由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在本國的北部地區向南部地區轉移；９０年代開始由本土和在墨西哥的企業向東亞和東南亞地區轉移，隨著亞洲各國和臺灣地區的生產成本的日益遞增，又開始向中國大陸沿海地區轉移。並出現了產業轉移由中國南部沿海地區向東部弧形轉移的路徑，以及逐漸開始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趨勢（見表２）。
    受轉移對象國或地區的資源、歷史、經濟、市場等各方面的影響，以及發達國家企業的戰略佈局安排，全球產業轉移形成的集群路徑有多種形式：
１、跨國公司轉移帶動集群形成。依賴跨國公司轉移形成集群發展，是發展中國家或地區集群成長與發展的主要模式。跨國公司通過在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建立總部、投資建立子公司等方式，帶動數以千計的配件公司、供應商轉移和地方中小企業形成集群。跨國公司通過進入本土產業集群網路，建立了全球產品或零部件供應鏈，不僅從本土化集群中獲得廉價勞動力資源、特殊知識資源，迅速融入本地市場，而且通過外包和零部件生產配套，系統整合本土中小企業，建立起跨國公司為主體的產業集群形態。
２、產品“外包”帶動集群形成。以產品生產“外包”等形式，承接國外公司的產品生產的企業聚集，是形成產業集群的路徑之一。根據市場戰略定位，核心企業通過契約關係，將產品生產外包一國或地區的企業，進行專業化生產與加工。其中，外包系列大多數為中小企業並構成外包性的產業集群，但外包產品大多數為產業鏈的中間或零部件產品，委託生產的核心企業往往是成品的組裝者、核心技術的擁有者和市場行銷的主導者，而處於產業低端生產環節的外包企業是集群零部件的生產廠家，不掌握關鍵技術和不直接面對市場，獲得的生產利潤較低、從屬於不平等的經濟關係。
３、創新本土化帶動集群形成。由於國際研發中心的轉移，以及研發中心的發動機作用和創新成果的本土化，不僅可以通過科技園區為基地進行技術擴散和知識溢出，形成傳遞性的技術轉移和相關技術產品的產業化、商品化和市場化，而且通過企業的逐級擴散、知識溢出和複製傳遞，圍繞一地或一城的研發成果的產業化、市場化形成科技企業為主體的產業集群。
以上集群形成的主要路徑，表明全球產業轉移有可能使一個國家的城市或地區成為產業集群轉移的接受地。正是這種全球性產業大規模轉移，使承接第三波產業轉移的我國珠江三角洲地區等城市，以及第四波產業轉移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產業集群迅速崛起，成為生產規模最大、對外貿易增長最快、吸納外資最多的地區，也使這些地區的工業化、城市化獲得迅速的發展。目前，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之間的集群競爭已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隨著競爭進一步加劇，各地加快產業集群戰略調整。珠江三角洲地區加快產業結構的重型化發展。廣東省已經制定以裝備製造業為重點的重工業發展的集群戰略，深圳提出在發展ＩＴ產業的基礎上，充分利用自身的優勢，適度發展裝備業、精細化工、汽車等技術含量高的重工業，形成新的集群佈局。而隨著大量外資向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江蘇等地區流動，並帶動大量的跨國公司及其零部件配套企業迅速進入，使蘇州、無錫、南京等地區成為跨國公司的投資聚集地。這些地區的產業集群戰略也在通過提升產業技術標準、生態門檻，加快集群戰略轉型。同時，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的外資企業、民營企業隨著原有生產地生產成本不斷上升，開始加快產業集群升級和結構調整以及產業、技術、資金、貿易的轉移，將一部分產業的生產加工環節向較低成本的地區轉移，國際資本、國內民間資本也開始向中國山東半島、遼東半島、京津唐地區以及四川、陝西地區轉移，並開始廣泛投資工農業專案以及服務業。這些資本流向對這些地區的工業化、城市化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三、產業轉型與產業轉移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產業轉移以及高技術進入成熟期，以及發展中國家或地區成熟產業集群快速成長的同時，發達國家或地區也進入新的產業重組和戰略轉型期。隨著以ＩＴ產業為代表的大部分高技術產品降格為普通商品，促使發達國家通過加快產業轉移、技術升級等一系列的結構調整和戰略轉型，不斷完善可持續發展的工業體系，形成產業集群競爭優勢。
期間，發達國家加快產業轉移，一是為了進一步降低成本，增強市場競爭力和技術研發能力。有關研究估計，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製造業的平均工資僅為美國同業的１％，到２００３年製造業的平均工資大約為５％，而且勞動力長期過剩。而麥肯錫公司的研究證實，跨國公司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產業轉移一美元，就可以降低成本５８美分，並將節約的錢投資新技術研發，同時，跨國公司回購轉移的廉價生產的技術產品，可以進一步提高生產力，增強市場競爭優勢。二是為了適應全球市場競爭的變化，不斷保持領先優勢，推進企業在全球的戰略轉型。
作為全球第五波次產業轉移的承接地之一，中國對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的技術競爭壓力越來越大。在技術領域，有關研究證實，目前韓國與中國之間的技術水準差距大約為６．３年，而到了２０１０年將會從目前的６．３年縮短至３年。２００４年１０月韓國產業技術財團對半導體、建設機械、數碼家電等３０個核心配件的韓中之間的品質、技術競爭力差距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如果把發達國家的技術競爭力作為１００，去年呈現８７比６８的兩國之間技術差距，到了２０１０年將縮小到９９比９０。特別是以半導體為例，從去年的８．３年將縮短到２０１０年的３．７年；建設機械從５年將縮短至１年；染料從３．６年將縮短到１．３年。同時，數碼家電從１２．６年將縮短到４．３年、造船從１１．３年將縮短到８．６年。韓國相關產品的平均品質水準為９４，中國為７３，呈現出了４～７年的差距。韓國產業技術財團認為，中國在品質、技術方面的競爭力迅速上升，再加上豐富的人力資源和基礎科學的支持，兩國企業之間的競爭將進一步加深，產業轉移將進一步加快。目前，４０％以上的韓國企業在中國有投資。如韓國三星電子公司擬將產能的四分之一轉移到中國，產品範圍涵蓋液晶顯示器、記憶體晶片、家用電器等多個領域。而在中國的日本家電企業，三洋已有３８個企業，日立有６４個企業，東芝有２０個企業，松下達到５９個。有關調查表明，日本企業未來最有前途的對外直接投資場所中國仍然居於首位。
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進行產業轉移的同時，產業高技術發端地的美國、日本等加快了企業的戰略調整和技術轉型。新的轉型路線圖使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製造業開始追求綜合實力、高附加值的產業戰略調整。而技術升級由“ＩＴ革命”升級到“Ｉ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革命”時代。比如，日本結束了研發領域的“拿來主義”、“批量生產”、“擴大市場規模”等傳統做法，以“新眼光、新技術、新產品”進入了“產業製造”變為“產業創造”的階段。通過掌握全球９０％以上的數字技術專利，實施“脫離電腦，向數字家電進軍”的戰略，搶先利用先進技術提升產業競爭力。目前，日本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的綜合技術實力包括：環保型直噴式汽車發動機占全球市場的４６％，新型手機占全球市場３６％，超高速光通訊和光碟文檔技術占全球市場６０％，超級氣墊船占９０％，高清晰度彩電占全球市場的４０％，非線形光學玻璃占全球市場的６６％，地下物流網絡技術占全球市場的３９％。這些製造業的領先技術為日本產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作為承接發達國家產業技術轉移的第二方陣，韓國、我國臺灣等，緊隨美國、日本的戰略轉型，加快同步技術升級、結構調整，建立起將先進技術“自動地”積累起來的運行機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可持續發展的工業體系。韓國制定了建立擁有高技術製造業和知識服務型後工業化時代的發展戰略。以大型企業為龍頭，利用後發優勢，抓住日本企業經濟不景氣造成的業務範圍收縮時機，以大量資金、先進設備和雄厚技術力量，迅速搶佔日本獨霸的半導體、液晶顯示幕、ＤＲＡＭ、移動通訊等領域，進入全球領先地位。如韓國三星電子超越日本企業的壟斷，一舉奪得了世界ＤＲＭＡ（動態隨機隨取存取器）市場居首位的業績。在彩色電視、移動通訊領域直逼日本，在大螢幕液晶彩電和等離子顯示幕彩電領域對日本形成了強大的競爭壓力。目前，韓國三星電子半導體、移動電話、家用電器在韓國居於首位，成為世界排名第二的液晶顯示幕生產廠商。
我國臺灣地區從上世紀８０年代開始調整產業結構，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重點發展能耗低、無污染、產值高的ＩＴ產業，並以若干“市場潛力大、技術要求不高，投資不大”的戰略性產品作為進入國際市場的主導產品，集中精力生產微機及其週邊設備和零部件等。到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形成了微型機、監視器與主機板三大主流產品，約占電腦產品總產值的８０％，其中，筆記本電腦在全球市場佔有率２８％（表３）。但是，在臺灣電腦製造業產品中，“外包”產品占電腦出口額的５０％，外商製造產品占３０％，自有品牌占２０％左右，而且大多數關鍵零部件（ＣＰＵ、ＲＡＭ等）依靠從美國、日本進口。這些關鍵零部件占整機的大部分成本，加上大多數企業依靠外包加工產品賺取微薄的加工製造業費，雖然看似產值高，但附加值卻偏低。隨著島內政治紛亂、台幣升值、勞動力短缺、生產成本（工資、土地、電力費用等）不斷遞增，企業不得不將低端產品向中國大陸的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等地區轉移，加快關鍵零部件的研發、生產製造，推進產業設計、科研、測試服務等“軟”行業的發展，通過“一轉、一接”，即通過產業轉移和生產外包，降低生產成本，增強全球市場競爭力；通過承接美國、日本、歐洲高附加值的高端軟硬體設計、研發、製造，尾追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技術升級和結構調整，來加速實現島內ＩＴ產業為領軍的製造業的可持續發展。
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為發展中國家或地區承接產業轉移提供了機遇，但跨國公司將高新技術加工業向生產成本更低的地區轉移，主要因素之一是通過產業轉移推進國內產業更新換代，降低國內生產和商務成本壓力；之二是通過控制核心部件和技術，壟斷市場優勢，佔領高端市場，來獲取更大的市場收益。如日本、韓國等跨國公司試圖將高增值技術、知識產權、產業和工程留在本土，而將其他資源性、加工性、附加值低的產業和工程轉移到中國，建立起中日或中韓產業的生產分工關係：日本或韓國擁有高附加值的半成品（核心部件）和生產資料，只將成品組裝生產線轉移到中國；日本或韓國專門負責研發設計和物流（產業鏈的高端），中國負責生產製造過程。
四、結論：產業轉移規制
研究證實，隨著研發、生產、生態成本不斷遞增，發達國家的加工型、成熟型產業將進一步加快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轉移。但是，這種產業轉移是與解決附加值遞減，實現利潤遞增基本是同步的。一般來說，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將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轉移到零部件配套率較高、技術水準較高、專利有法律保障的地區，低附加值產品的生產一般轉移到勞動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而高技術、高附加值的核心部件研發、設計掌握在跨國公司本部。例如，美國艾木哈特技術公司將汽車工業的電子器件和高端軟硬體放在本國及德國、日本設計和製造，技術含量低的裝置放在發展中國家製造，完成後再運到德國、日本、美國組裝。而在全球資訊產業領域，美國矽谷、中國臺灣、印度的班加羅爾、愛爾蘭軟體園以及中國的科技產業集群在全球資訊產業的上、中、下游形成了一個嚴密的分工協作體系。美國矽谷掌握著資訊產業的核心技術和標準，掌握著產業鏈上游的晶片設計、系統軟體、支撐軟體（如數據庫）等基礎平臺的開發研製及硬體、軟體標準的制定，主宰著整個產業，決定產業內的遊戲規則。大部分上游企業位於美國矽谷。中國臺灣、印度的班加羅爾等則承擔著ＩＣ的代工製造，以及軟體產業上游產品分解後的子模組開發和獨立的嵌入式軟體開發等軟體產業中游的技術，並可以回溯影響上游規則的制定，中國則主要從事產品的裝配製造及軟體產業下游的技術，包括高級應用類軟體（如ＥＲＰ、ＳＣＭ等）、一般應用類軟體和系統集成中的軟體開發三類，主要是在上游的基礎平臺上進行二次開發。因此，跨國公司向中國轉移，除了降低生產成本，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在中國獲取更大的外部利潤來平衡企業系統的整體業績。而建立的研發機構也僅僅是為了適應中國市場的競爭需求，而不是為了轉移核心技術。
需要說明的是，儘管發達國家或地區繼續向中國進行產品外包和產業轉移，但中國仍然在整體上是高耗能、高投入、低成本生產的國家或地區。尤其在中國沿海一些城市或地區傳統意義上的“低成本製造”優勢逐漸淡化，“高成本製造”的壓力不斷加大，生產成本迅速遞增，迫使外資企業有可能再次進行產業轉型和梯度轉移，並加快推進“中國製造”向“中國研發”的高端價值鏈上游遷移並進行產業轉型和結構升級。通過創造性研發、供應鏈協同、產業重組、結構轉型、流程再造、以及迴圈經濟、綠色製造業等競爭策略運作，進一步重塑中國沿海地區高成本生產的競爭優勢，迎接高成本製造帶來的一系列嚴峻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