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竹內好發表了繼《魯迅》之後的又一部嘔心瀝血之作——《毛澤東評傳》。這是一部非常特別的毛澤東傳記，可以說是《魯迅》的姊妹篇。之所以這樣定位，是因為這部著作貫穿了竹內好在《魯迅》中體現的認識論。
1951年4月號《中央公論》刊載了這篇長篇論文，隨後將之收入論文集《史達林·毛澤東·尼赫魯》（由豬木正道、竹內好、臘川芳郎的三篇長文構成）。這個組合方式暗示了一個思想框架：毛澤東恰恰是連接了作為社會主義體制代表的史達林與作為殖民地解放運動代表的尼赫魯的中間項，或者說，他同時具有這兩者的基本要素。在冷戰逐漸白熱化之際，在朝鮮戰爭爆發而日本成為美國幫兇的歷史節點上，日本的知識界卻顯示了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在這一時期，毛澤東著作與相關資料並未大量進入日本，竹內好這部評傳的主要資料來源是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西行漫記》與蕭三剛剛發表了兩章的《毛澤東傳》。與寫作《魯迅》的基本方式相同，竹內好依靠他對毛澤東著作的細讀建構了他所理解的毛澤東的精神世界。
價值轉換的場域
《毛澤東評傳》由八節構成：第一節“出生”，第二節“時代區分與英雄崇拜的禮儀”，第三節“脫離家庭”，第四節“鄉土文化”，第五節“關於學習態度”，第六節“旅行·結婚·鍛煉”，第七節“從無開始的創造”，第八節“自我改造的問題”。
僅從小標題上即可看出，這部評傳可說是以毛澤東的生平作為線索，探討了中國共產黨艱苦而曲折的成長經歷。不過，竹內好並沒有在標題上體現他在文中提出的假說，所以沿著小標題提供的線索解讀這篇長文，仍然需要一些耐心的斟酌。
在前六節中，竹內好盡可能地從毛澤東的個人經歷出發描述他的思想形成和社會實踐，但他的著眼點更多地集中於毛澤東的個性特徵，特別是思維方式與中國革命的“互文關係”。例如第三節“脫離家庭”中有這樣一段描述：13歲時，毛澤東與專制的父親曾經發生爭論，父親指責他不孝，毛澤東則以父親自身的論據反駁了父親的指責：經書裏說到“子孝”的時候，總是與“父慈”對應，所以只是單方面強調“子孝”是不當的，它需要以“父慈”作為交換條件。竹內好寫道：
從這個事例中，已經可以看到日後毛澤東思考方法的原型。這是一種反向利用對方邏輯的方法。父親利用經書的權威，而毛澤東則反向利用了這種權威。這樣的方式與其後共產黨反向利用國民黨所利用的孫文主義的情況，幾乎是完全一致的。即使作為戰術來看，這種方法也與中共戰略戰術的根本法則完全合拍。這是一種反向利用敵人戰鬥力以克敵的方法。這種戰術從農民武裝起義時期產生，被江西時代的紅軍繼承，在抗日戰爭時期得到了全面的發揮。中共軍隊有一個口號叫作“在前線補給”，中共的兵工廠不在延安，而在東京。
這段分析不禁令我們想起著名的《遊擊隊之歌》：“沒有吃，沒有穿，自有那敵人送上前，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或許我們在唱這首歌的時候，只是欽佩遊擊隊員的機智靈活，然而竹內好卻以此為視角，開掘出中國革命的基本原理，揭示了中國共產黨以弱勝強的奧秘所在。這種獨特的思維方式，構成了竹內好中國研究的基本邏輯。
在其後的論述中，竹內好進一步把這種反向利用的思維提升到原理的層面。他認為，毛澤東的思維方式代表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基本原理，反過來說，也可以認為中國的歷史法則通過毛澤東獲得了人格化的表達。為此，他設定了一個理解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範疇——“純粹毛澤東”。這個範疇的設定，令人聯想起《魯迅》中所提到的那個“黑洞”，那個發出光芒，又吸納光芒，並不顯示自身，卻因光芒而暗示了自身存在的終極之場。
“純粹毛澤東是什麼？這是一個矛盾的組合體：它由敵強我弱的認識和我決不會敗北的確信組合而成。這正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和原動力，並且也構成了今日中共一切理論與實踐的源頭。”毛澤東的這種政治辯證法，使得他在戰爭時期區別於“左”傾盲動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在竹內好看來，這兩者都缺少毛澤東這種矛盾組合的基本思想特徵，因而缺少應對現實的有效能力），引導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在極端不利的情況下不斷壯大發展，並最終奪取了政權。承認敵強我弱，不僅使毛澤東領導下的井岡山根據地避免了八七會議之後“左”傾盲動主義的危害，而且使他不斷擴展根據地的建設；確信不會敗北，則使他區別於右傾機會主義放棄根據地的主張，堅持發展根據地，並由此建立起江西紅色蘇維埃政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奠定了結構性基礎。在與黨內右傾與“左”傾路線鬥爭的時候，根據地構成了“純粹毛澤東”的立腳點。
這個根據地，是在敵人強大這一認識和我方不敗這一確信的矛盾關係中建立起理論的。無論敵人如何強大，都無法奪取根據地。因此我方是不敗的。為什麼根據地無法奪取呢？這是因為中國經濟的發達程度不均衡。為什麼不均衡呢？這是因為敵人強大而我方弱小。敵人的強大造成了這種不均衡，由此，根據地不可能被奪取。……右翼和左翼的主觀主義者，都把敵人的強大看成是敗北的原因，而毛澤東則把它視為勝利的原因。這裏可以看到毛澤東理論讓人感到驚異的深度。
根據地理論在戰略戰術上的代表作是《論持久戰》。它的核心內容在於指出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在走向沒落，而弱小的中國在走向新生。在戰略戰術上，它可以用井岡山時代開始流行的遊擊戰口訣來表達：“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日本人竹內好，曾經作為侵略軍一員被送上中國戰場的竹內好，由衷地對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和遊擊戰精神表示了認同。這個認同並非意味著他的“中國化”，而暗示了他對於日本思想界戰後重建思想課題的思考。他敏銳地在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實踐中體會到了高度辯證的政治哲學，他認為，這並不僅僅是中國人民的思想財富，它應該屬於人類。竹內好說：
根據地並不意味著一定的地域，而是哲學的範疇。它意味著絕對不可能被剝奪的東西。它並非是固定的，而是動態的；並非是需要固守的，而是發展著的；並非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敵人進入根據地，戰鬥力便會低下，絕對優勢的敵人與處於劣勢的我方之間就會產生力量均衡的瞬間，這便是反擊的機會。隨著反擊，敵人被殲滅，根據地就被擴大了。根據地概念的特徵就在於伸縮自如地動態性把握這一力學關係。
顯然，竹內好從毛澤東先後放棄江西根據地北上和撤離延安以引胡宗南軍隊入甕的戰略戰術中提煉出了這個“動態的、發展的、開放的”根據地概念，他並沒有把它僅僅作為遊擊戰的常規戰術對待，而是試圖把它提升到哲學原理的層面。
竹內好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戰術並沒有把佔領作為目標。
力量被固定化，且向一定的方向作用，這是佔領地。根據地與此相反，它意味著謀求對抗關係之間均衡的場域。在這樣的場域裏，戰鬥力強大的敵人不僅會被殲滅，而且反過來，敵人的力量會被我方吸納。也就是說，根據地是價值轉換的場域。……無論從世界規模看，或者從民族規模看，根據地都存在。在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它也都存在。它最小的單位是個人，被稱之為人格獨立的東西，其實就內涵著不可剝奪的終極之場。
在這裏，我們又一次看到了曾經在《何謂近代》中出現的母題。人格的獨立與國家的獨立，作為不可能被外在賦予也不可能被外力剝奪的力量，並不是形而上的孤立存在物，它只能發生在各種對抗關係之中，也只有在對抗關係的不斷運動中，主體性才能發生和發展。對抗關係，這個無法被定型為固定物體的運動過程，由於發生在不同主體之間，便形成了不可視的“場域”。竹內好為根據地確定的“價值轉換的場域”，指的就是這種把握力學關係之場。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使得主體形成的這種不可視場域變得容易理解了：它可以如同二萬五千裏長征那樣，從江西轉移到陝北，並且在轉移過程中自我壯大，也可以如延安被暫時放棄那樣，以撤退作為克敵制勝的契機。在這些過程中，對可視空間的固守並不重要，在敵強我弱的對抗關係中尋找乃至創造那些瞬間的均衡才是目標。遊擊戰作為實現“價值轉換”的最佳手段，總是抓住這些瞬間的均衡靈活出擊，從而以弱勝強。
1948年寫作《何謂近代》時，竹內好給我們留下一個線索：他從“歐洲”這個範疇中轉化出了物質與精神的運動這一視角，對日本不具備張力感覺因而也不具備運動能力的轉向文化進行了抨擊，同時，以魯迅作為媒介，提出了如何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從他者中選擇出自己的問題。由此，他以“回心”作為“抵抗”的內涵，提出了被自我否定的主體性如何重造的問題。在竹內好看來，後發國家只能以魯迅式的抵抗加入全球化進程，那就是拒絕一切現成的方案，拒絕固守已有的自我，從而在不斷的自我否定中重造自我的主體性。這個主體性，正是後來在1961年發表的《作為方法的亞洲》結尾處所強調的，它是自我中獨特的要素，然而卻不是實體性的。因此，它是“方法”，即它是一種機能，是主體形成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