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軸心時代”是指西元前800年至西元前200年這一時期希臘、印度、中國、伊朗和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出現的關鍵性社會歷史變革。對軸心時代的討論持續百年，但是學界並未就這一主題達成共識，尤其對軸心時代的本質、原因和結果存在異議，現有歷史實證研究和社會學分析的欠缺阻礙了這一概念的發展和完善。
來自牛津大學等高校的研究團隊梳理了軸心時代的學術史，提煉出軸心時代相關討論的重要觀點，並採用歷史動力學（Cliodynamics）縱橫考察Seshat： Global History Databank資料庫中希臘等主要軸心文明和義大利等非主要軸心文明的關鍵歷史制度變革，對軸心時代若干核心觀點進行了實證評估。下麵本文將簡要介紹該論文對軸心時代主要觀點的論述以及對這些觀點進行的實證評估。
有關“軸心時代”的主要觀點
“軸心時代”相關討論中的主要觀點大致可概括為4個：（1）軸心時代存在歷史上的離散；（2）軸心變革出現在相互獨立的文明中，最終向全球傳播；（3）相關歷史研究應關注傑出的軸心人物；（4）也應關注脫胎於重大認知和文明發展的軸心變革，以考察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以及法律制度的角色和應用。下文將簡要介紹這4個觀點，指出其主張和存在的分歧。
觀點一：軸心時代存在歷史上的離散
雅斯貝爾斯認為，世界歷史的關鍵轉捩點發生在西元前800年到200年間，後續的學術討論多基於此時間段。然而，軸心時代的時間跨度波動範圍很大。這種波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軸心時代有不同的衡量標準，而這些衡量標準又進一步決定哪些思想家、運動和社會屬於軸心範圍。
儘管軸心時代的時間定位為西元前1000年，但有學者認為軸心時代出現的關鍵性變革在很久之後才會有實際影響。例如，佛陀、孔子和柏拉圖等軸心人物的改革主張也是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才釀成成熟的宗教思想運動。今天我們所知的世界各大宗教包括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並未生產於軸心時代，但卻都可以追根溯源到軸心人物。
不同文明的軸心變革同步出現在離散的歷史時期這一觀點支撐了軸心時代這一基本概念。然而，正如前文提及，幾乎所有人都同意軸心時代應定位於西元前1000年中期，但是對於軸心時代的開始和結束卻存在異議。如果將時間尺度拉長，會發現軸心變革的一些特徵也會出現在其他非軸心時期。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評論家從不同的角度探討這個話題，認為不存在單一的歷史離散的當代文化轉型時期。如果軸心變革的重要特徵無法與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綁定，那麼軸心時代這個概念的理論效用則需要打折扣，研究的重點應該從“時代”（Age）轉向“軸心”（Axiality）。要研究“時代”，就需要小心謹慎地界定其時間尺度。
觀點二：軸心變革最初發生在相互獨立的不同文明中
雅斯貝爾斯確定了軸心時代轉型發生的五個地區：中國、印度、伊朗、希臘和以色列-巴勒斯坦。這些文明所經歷的軸心變革發生在同一時期，但事實上相互孤立，並無多少關聯。從這些意識形態開始，關於社會和個人與權力關係的觀念以及激進的思維方式通過各種方式傳播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軸心思想對於許多現代社會、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建立至關重要。軸心思想的傳播幫助創造了儒家、猶太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反過來又塑造了非洲-亞歐大陸的許多社會，軸心時代的理想變成了現實，在隨後的社會文化發展中永久存續下來。
早期由於對軸心時代的時間劃分限制，學界多關注希臘等傳統意義上的軸心文明，而埃及等其他具有軸心性的文明被排除在外。這種做法的問題在於，儘管對軸心時代的討論在全球範圍內展開，但是所考察的對象有限，回避了其他地區也具有軸心變革的問題。如果不能證明非軸心國家是因為缺乏相關促進因素而沒有發生軸心變革，那麼便無法判定相關論斷的準確性。此外，即使是主張二次軸向突破重要性的學者，如果忽略了其他時期和地區，沒有考慮到那些沒有經歷這些所謂突破的地區，便很難解釋軸心意識形態傳播的本質。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必須直接比較不同的區域樣本，包括軸心時代所涵蓋的區域和傳統上與軸心時代無關的區域。
觀點三：歷史研究應該關注代表軸心人物
學界已有相關文獻討論諸如孔子、柏拉圖、佛陀、瑣羅亞斯德等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傑出人物在軸心時代扮演的關鍵角色，但是未能解釋這些軸心人物如何在各自的領域發展相似的思想和意識形態。關注個體的研究進一步強化了軸心時代作為一個離散的歷史時期的觀點，學術討論圍繞著誰應該是軸心思想家展開。從微觀的個人角度切入宏觀的軸心文明理論，有助於我們以新的視角考察軸心時代的相關問題。
但是，聚焦於個人層面就容易將大規模的社會變革歸因於軸心人物本身，這會模糊宏觀層面的歷史背景以及長期的動態變化所帶來的影響，也就是外部環境促使軸心人物思想的闡發和這些重要創新在非洲-亞歐大陸的傳播。因此，對軸心時代的考察也需要宏觀層面的考量。
另一個與軸心時代歷史分期密切相關的問題是，這些軸心人物的崛起與他們的意識形態作為官方宗教之間往往存在著巨大的時間差。例如，佛教思想作為主導意識形態在印度、中國和東南亞的興起，是在西元前一世紀中葉悉達多·喬達摩誕生後的幾百年裏才興起的。這導致了佛教理想的形成和實踐中存在大量異端，與印度教、儒家和其他在這些不同地區已經存在的意識形態混合在一起。
軸心意識形態的異質傳播並沒有使這一概念失效。事實上，這種二次出現的軸向性是許多學者爭論的一個問題。然而，當最初軸心時代的時間性變得模糊，如何借助軸心時代的時間性解釋該概念便具有一定的挑戰。這同時也需要拷問，如果軸心變革發生在西元前一千年，我們應該將重點置於西元前的軸心人物上還是最有可能促進軸心變革的社會歷史背景上呢？
觀點四：軸心變革產生於重大的認知和文化發展
雅斯貝爾斯等支持軸心時代的許多學者認為軸心時代見證了人們思考方式從依賴神話、維護宇宙和社會秩序、世俗經驗等角度到依賴個人理性經驗的轉變。關注拯救、救贖、解放和個人責任等宗教哲學觀念據說在這一時期首次出現。
雅斯貝爾斯明確指出了軸心時代與道德化宗教的出現之間的聯繫，他認為，宗教被賦予了道德，神的威嚴因此而增強。軸心時代的重要性在於，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對二階思維的關注導致對盛行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制度與習俗進行重新審視。這種批判性的重新審查促使法律建設等進行了根本性的改革，統治者合法化他們的權威，在思想規範上注重道德、倫理和協作行為。最後，這些改革由此形成了現代西方民族國家的制度基礎。
對“軸心時代”主要觀點的實證評估
“軸心時代”內容龐雜繁複，要考察以上觀點還需要系統且謹慎的歷史實證研究。來自牛津大學等高校的研究團隊借助新興的歷史動力學作為研究方法，將考察的時間範圍擴大到西元前3000年到2000年近5個世紀，追蹤希臘等主要軸心文明和義大利等非主要軸心文明的關鍵歷史和制度變革，驗證有關軸心文明的一些主要猜想。考察對象來自非洲-亞歐大陸，包括傳統意義上屬於軸心文明的希臘、印度、中國、伊朗、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和非軸心文明的埃及、義大利、土耳其、柬埔寨和日本。
該研究表明，如預期那樣，在西元前1世紀後半葉，希臘、印度、中國、伊朗、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確實存在重要的軸心變革。柏拉圖哲學在地中海的出現和流行，猶太教的成熟，以及佛教在整個南亞和東亞的迅速採納，儒家思想對中國政治和宗教生活的重要影響，都證明了第一個千年的確是軸心文明變革的時代。
更令人驚訝的是，這些地區的許多核心變革特徵在軸心時代之前就存在了。這與在西元前第一個千年有一個特定的單一軸向時代的說法相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拜火教的興起。事實上，從西元前一千年中期開始的拜火教為軸心運動提供了明確的證據，但是伊朗在軸心時代的地位有時被忽略了。儘管人們對拜火教的早期歷史和發展知之甚少，但有一些證據表明，在第一個千年中，這種意識形態所表現出的許多關鍵的軸心特徵實際出現在青銅時代時期。
類似的觀點也適用於西元前一千年中期之前，這一時期以色列-巴勒斯坦、印度和中國所實踐的意識形態表現出許多典型的與軸心相關的特徵。例如，印度教擁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體系，早於任何軸心時代，有其道德規範和道德懲罰以及至少從西元前二千年早期開始對平等主義的追求。事實上，第一個千年中期興起的佛教思想傳統繼承了早期印度教思想的許多軸心特徵。中國也是如此，其法家思想早於儒家思想，也具有軸心特徵，並影響了世界儒學的後期發展。
在軸心時代之前的幾個世紀，埃及就存在具有典型軸心特徵的意識形態，這個打破了雅斯貝爾斯對“時代”的時間界定。一些在軸心時代之前就不存在於埃及的軸心特徵，諸如統治者權威的合法性和世俗化，即便在軸心時期也不存在於埃及的主流意識形態。這也再次提出了軸心性各種因素之間的的關係問題，也需要探究埃及是否經歷了一次比軸心時期更早的軸心變革。
埃及和土耳其的情況顯然與這種觀念相矛盾，即在西元前一千年中期之前，軸心區以外的少數地區不存在軸心變革。但是，在西元前一千年之前，東地中海、近東、印度和中國的舊世界文明以外的許多地區已經很難考證宗教與哲學傳統的確切內容，使得很難評估軸心時代之前這些地區是否有軸心特徵。
相反，在柬埔寨幾乎無法捕捉到軸心時代之前或之中的軸心特徵。在第一個軸心時期，柬埔寨確實出現了類似軸心轉變的現象，但這似乎與該地區一種軸心意識形態的出現或傳播無關。事實上，印度教在東南亞已經延續幾個世紀，但直到西元11世紀，一種特殊的柬埔寨形式的佛教在國家的支持下才得到廣泛的實踐。這表明，必須找到另一種方法來解釋這種柬埔寨式佛教在該地區的興起和傳播，這種解釋不依賴於影響非洲-亞歐大陸各地區的軸心時代觀點，也不基於與軸心相關規範和理想從核心地區向鄰近地區擴散的觀點。
義大利和日本的情況也同樣複雜。例如，即使佛教和儒家思想從西元前6世紀開始在日本流行，日本統治者絕對的權威使得艾森施塔特（1996）宣佈日本從軸心時代前跨向現代社會。
對於日本和柬埔寨這些充滿矛盾歷史的地區，我們需要將軸心性分解為不同的指標特徵，與考察對象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對於軸心時代的支持者來說，這種方法並不常見，但這樣做可以提出新的問題。例如，為什麼隨著佛教思想的興起和傳播，日本獲得了一些關鍵的軸心特徵，而其他的卻沒有？為什麼佛教促進了印度和中國的軸心變革，卻對日本收效甚小？無論答案是什麼，這都表明在一個特定的地區，除了佛教思想之外，還有一些東西在推動這些軸心特徵的傳播。
一旦我們將所有的經驗和歷史證據囊括進來，並系統考察我們所確定的軸心時代的12個指標，就很難支持“軸心時代”的一個觀點，即關鍵的軸心意識形態以及其推動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變革只出現在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某幾處關鍵地域。也就是說，並沒有詳實的歷史數據證明存在一致的軸心變革的模式。
另外一個問題是，軸心時代概念如果沒了時間限制是否還有理論價值。例如，很多學者關注軸心的二次突破，如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核心時代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才孕育發展。但是該項研究的數據並不支持這種觀點，研究顯示無論發什麼，這些軸心特徵指標並不如既定的那樣穩定或產生決定性變革。
例如，根據軸心時代理論，鑒於希臘的軸心理念在共和黨精英中越來越流行，義大利應在西元前幾個世紀經歷一次劇烈的軸心轉變，或者隨著基督教的發展在西元前二、三世紀開始出現軸心時代的二次突破。但是上述均未在意大利出現。而在日本，儘管佛教等宗教傳播了道德化和平等的倫理觀念，其意識形態依然保留了許多非軸向特徵，例如信仰神靈和強調社會等級。
總之，這些結果對軸向特徵的動態軌跡提出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並呼籲重新評估軸心變革的性質和影響。另一方面，該研究也確實提供了支持軸心時代的一些關鍵觀點的數據。在這裏探索的10個地區在特定的時期內見證了所有軸心指標的出現。同時，在許多社會中，重要的意識形態、宗教和認知發展與社會、文化和政治機構的徹底改革密切相關。而這些變革肯定對後來的社會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