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
在理論層面上，大家都知道各國各有長處和短處，因此，不宜簡單化地提倡向哪個國家學習。但在實踐層面上，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選一個走在前面的國家作為學習的榜樣和追趕的目標，倒也不失為一種很實用的做法。蔣介石當年比較了列強的各自特點，認為德國國體與中國相近，向德國學習比較切實可行。於是，他較多地向德國學習，包括其法西斯制度。結果，走上了可悲的道路。其實，如果不是簡單化地照搬德國的一切，德國在許多方面確實是我國更值得借鑒的國家。
第一，人才定位多樣化。
人的先天稟賦不一樣，社會對各類人才的需求也不一樣。因此，德國人多年來並不認為，所有人都上大學是值得追求的目標。事實上，德國兒童在接受4年小學教育之後被分配到四類中學：五年制的主科中學(Hauptschule)、六年制的實科中學(Realschule)、六年制的完全中學(Gesamtschule)以及九年制的文科中學(Gymnasium)。區別中學類別的目的是有利於學將來按不同的就職目標分別發展。主科中學和實科中學的學生畢業後，90％以上會接受職業培訓，往技術人才的方向發展，要麼成為中等技術人才，要麼進入高等專科學校。近年來，德國內部對於自己的中小學教育體制能否適應時代需求，也有激烈的辯論。客觀地說，小學畢業就確定今後的職業方向也許過早，但是另一方面，德國決不會有像我國高考這樣“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局面。
我國雖然也有許多專科院校，但是，其課程設置的專業技術特徵不明顯，而且相當多的畢業生以“續本“或”考研”為目標。看起來，這是兩國間教育機構設置上的差異，其實本質上是價值觀念的差異。在實踐中，不是在口頭上，在考察一個人的時候不要搞畢業院校的“唯成份論”，這是至關重要的。只有不搞唯成份論，人才定位與培養的多樣化才能落到實處。
第二，真正尊重知識，崇尚理性思維。
許多國家的紙幣上都印著政治家的頭像，而1993年德國發行的10馬克紙幣上印的卻是大數學家高斯的頭像。這從一個小小的側面反映出了這個民族對知識的尊重。因此，二戰失敗後西德能迅速崛起，決不是偶然的。德國之所以能向世界貢獻出那麼多的偉大哲學家、思想家，也與全民尊重知識有關。浙江大學資訊資源管理系主任葉鷹教授早年曾經在德國做過訪問學者，他發現德國人普遍地思維縝密，做事嚴謹。為什麼會這樣呢？他認為，是德國人普遍的哲學素養較高。事實上，德國人在中學階段就可能接觸康德和黑格爾的思想。受此觸動，葉鷹回國後又讀了一個哲學博士學位。他的這一觀察與其他很多人的觀察是吻合的。
在我國，知識還沒有真正受到尊重，尊重的往往只是“博士”、“教授”、“院士”這樣的牌子。同樣，很多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員）極其崇拜點子大王，策劃大師。應該注意，這些大師的奇思妙想的產生，多半出自靈感，而不是出自理性的分析。我們很多人完全沒有理性分析的習慣，也不知道如何分析。理性分析與靈感思維的結合將是大有前途的，而沒有理性思維的指導，一味依賴“點子”和所謂的“新思路”，則是我們很多失誤的重要源頭。
第三，德國的學徒制值得我們學習。
德國曾長期保持學徒制傳統，訓練出大量高素質的產業工人。德國工人
的每人產出是英國的兩倍。德國70％的員工都能勝任工作，而英國只有30％。我國基礎教育尚未完全普及，產業工人的平均素質在許多方面還比不上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在這種情況下，年年搞“品質萬裏行”，年年抓品質，卻仍然解決不了品質問題，就毫不奇怪了。另外，在生產實踐中有許多隱含知識，它們很難轉化為明晰知識（總結歸納出來，寫入操作規程和手冊，轉化為專家系統，等等），往往需要口傳手授，學徒制正是合適的方式。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曾行之有效地推行了多年的學徒制，後來逐漸式微了，但如果想重新恢復起來是比較容易的。我們注意到，德國和美國的產業人才培養戰略是大相徑庭的。美國方式可以簡單地概括為：努力培養出精英人才，他們設計的自動化流水線連傻瓜都會用，因此，對一線工人的素質要求相對較低。德國則希望，通過學徒制的訓練，使生產第一線的產業工人也具有較高的素質。近年來，德國的學徒制也面臨一些危機。本文不是提倡簡單模仿德國學徒制的具體做法，但是必須看到，隱含知識採用其他方式是難以傳遞的。從長遠來說，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勞動力密集的國家，使廣大產業工人的素質獲得普遍提高對於我國的國際競爭力是至關重要的。
第四，德國的諸多做法有利於有效協調社會各方的關係，避免劇烈的社會衝突。
由於歷史文化傳統，德國人在“共識型民主”與“對抗型民主”二者之間傾向於選擇前者。據一次對全球各地15000名企業經理所作的跨文化問卷調查，對於“廣泛討論，取得絕大多數支持”這樣一種民主協商方式的支持率，東方國家日本最高（84.6％），德國居第二位，達到69.0％。  德國1976年通過共同決定法，規定員工2000人以上的公司必須設立監督委員會，委員會由半數工人代表與半數股東代表組成。員工數在500至2000人的公司，必須設立工人代表占三分之一的監督委員會。所有工人代表由選舉產生，不能指派。監督委員會不干涉企業的日常運營，但是企業重大決策必須獲得委員會的同意，尤其是有關人力資源方面的決策。諸如此類的做法，使得勞資關係比較和諧，整個社會比較穩定。相形之下，美國採用的是相對多數選舉團制度，常常使得少數意見者感到自己被疏離了。一般地說，處於社會邊緣的人更易成為罪犯、吸毒者或以其他方式反抗社會者。部分由於上述差異，美國的犯罪率相當高，而德國的犯罪率要低得多。我國在劇烈轉型的過程中，很多單位拋棄了多年前的“兩參一改三結合”之類的做法，而更喜歡“末位淘汰”式的管理新招。從局部看，也許是提高了效率，但給整個社會的穩定埋下了極大的隱患。其實，根據中國的文化傳統，學習德國“共識性民主”的做法似乎更易成功。
第五，德國人的“綜合理性”值得學習。
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保羅.蒂裏希指出，美國人奉行“技術理性”，德國人則奉行“綜合理性”，能包容許多價值來追求一個共同的目標。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德國人巧妙地解決了專利制度在保護發明創新者的同時有可能限制新技術擴散的問題。1888年德國成立了化學產業公會，該組織認為哪種技術值得推廣，就出面向發明該技術的公司或個人付一筆獎勵金，以換取讓公會會員公司立即運用這一新技術的權利，而不必等到專利保護期滿。這種做法在高度個人主義的美國是不可想像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百姓的“外語熱”日益高漲，但它主要表現為“英語熱”。相對說來，國民對法語、德語、日語、俄語等語種的興趣比過去要弱得多。這是不利於認真學習各民族的優秀文化、博採眾長的。美國成為主要學習對象的原因之一，就是懂英語的人較多，美國的方方面面被較多地介紹過來了。正如生物多樣性對於健康的生態系統至關重要一樣，文化多樣性對於健康的社會發展也至關重要。我們當前十分需要更多地學習和瞭解美國之外的其他發達國家以至一些發展中國家發展科技、經濟和文化事業的成功經驗，使我國的發展更加穩健。（作者為中國科技資訊研究所總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