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載於《科技導報》2022年第40卷第九期的本文通過全面梳理近年來國外關於後疫情時代的社會影響、風險防控、應急管理相關研究，對後疫情時代進行概念界定和內涵解析。概述了後疫情時代的國外研究現狀，並詳細分析了國外關於後疫情時代的城市規劃、出行方式等社會影響，以及風險防控與應急管理等核心問題的研究進展，總結了現有研究的特徵與不足，對後疫情時代的進一步研究進行了展望。研究發現新冠肺炎疫情顯著影響了人們的交往、出行、工作方式，並推動了行業形態、科技發展和社會治理等方面的變革。後疫情時代最大的風險特徵是不確定性，多風險耦合為應急管理實踐帶來新一輪挑戰。
新冠肺炎疫情是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以來暴發的一次影響範圍最廣、受感染人數最多的傳染病疫情。自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於2019年12月被發現以來，疫情迅速在全國和全世界擴散，對全球生命健康和社會公共秩序造成了嚴重影響。自2020年4月29日以來，中國境內疫情大暴發的趨勢已基本得到控制，本土病例主要表現為局地散發的聚集性疫情，全國進入疫情防控常態化。此次疫情可能給全世界帶來廣泛且持久的大蕭條，對世界範圍內的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產生消極影響。同時我們要對疫情有著清醒的認知，至少在短期內無法回到疫情前的社會狀態。有科學家提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像流感一樣與人類共存，成為季節性流行病，這種說法得到了全球很多研究人員的認同。如何正確認識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社會帶來的影響，如何適應疫情大暴發之後的社會變化成為業界和學術界共同關注的問題。
目前，相關研究嘗試從經濟發展、行業形態、城市規劃、日常生活等方面探索後疫情時代的具體內涵，研究範圍廣、研究方法多、研究現實性強成為這一領域研究的顯著特徵。在後疫情時代，人們的風險意識、行為習慣以及城市規劃都較疫情前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些變化也促進了行業形態、生產生活等社會運轉方式的調整。本文從多個視角、多個維度梳理了國外關於後疫情時代的研究，給出了“後疫情時代”的概念界定和內涵闡述，並對其帶來的社會影響進行了系統分析。在此基礎上，從社會治理與風險防控的視角出發，進一步提煉了“後疫情時代”突發事件風險與應急管理的研究方向，為“後疫情時代”的科學探索與社會治理實踐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
1 後疫情時代的內涵及國外研究現狀
1.1 後疫情時代的內涵
時代是對人類社會進入特定發展階段的總稱。“後時代”通常是指某一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事件結束後，其影響持續作用於社會及社會對影響逐步適應的一個相對長期和穩定的階段，如後金融危機時代所描述的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週期的調整階段，後冷戰時代所描述的冷戰結束後國際格局的轉變階段等。由於現有國內外研究對“後疫情時代”的相關概念仍然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和解析，本研究試圖根據後疫情時代的主要特徵、社會影響、風險防控、應急管理等方面對其進行初步探討。
後疫情時代（post-pandemic era）是指在疫情大暴發之後，社會因疫情影響而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可從空間、時間、狀態3個維度進行刻畫。若一個地區對疫情蔓延進行了有效控制，在14天內無新增本土病例，處在一個人際弱接觸的新狀態且正在向疫情前的社會狀態恢復，則可以認為該地區進入了後疫情時代。本研究認為在後疫情時代，政府和社會公眾對新型冠狀病毒已經具有了一定的認知，政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預判、控制、處理突發的感染事件。後疫情時代並不意味著疫情完全結束，隨著新冠病毒的變異及人員、物品流動的增加，也會出現零星的小規模疫情散發事件。認識後疫情時代，需要對各個領域的調整和變化進行識別和預判，進而刻畫出被疫情重置後的時代面貌。
1.2 後疫情時代的國外研究現狀
總體看，從1991年至2021年期間，後疫情時代相關的國外文獻以“post epidemic”、“post pandemic”、“post covid”為主要關鍵字，文獻發表數量總體呈上升趨勢，其中在2019年以前表現出較為平緩的上升趨勢，2019年以後發文量出現顯著提升。與2003年“非典”相比，以新冠肺炎疫情為範疇的“後疫情”研究主題更為廣泛和豐富，這與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性、疫情影響範圍的廣泛性以及疫情防控的常態化密不可分。
目前關於後疫情時代的國外研究主要包括理論型研究、應用型研究和綜合型研究3種類型。研究範疇主要包括醫學與生物學的疾病抗體（antibody）、疾病（disease）、健康（health）等領域，也有心理學中的心理影響（psychological impact）、抑鬱（depression）等主題的研究。本研究主要關注人文社科領域的相關議題，發現以社會學和公共管理學為背景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危機（crisis）、風險（risk）、風險因素（risk factor）及風險感知（risk perception）等主題，關注後疫情背景下的各領域韌性（resilience）建設。研究人員集中討論了後疫情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上的變化等。除新冠肺炎疫情外，研究還對其他類型傳染病疫情的後時代進行了探討，如H1N1、埃博拉、SARS等。
後疫情時代的國外研究具有以下特點——
1）研究領域廣泛。後疫情時代的研究主題主要包括生物學領域的新冠病毒研究與抗體研究、心理學領域的心理影響研究、管理學領域的應急管理與風險因素研究。此外，相關研究也對後疫情時代中教育學領域的遠程教育、旅遊管理領域的出行研究、能源領域的低碳能源轉型研究、社會學及管理學領域的非接觸式醫療與公共服務[1]等進行了探索。
2）研究方法多樣。研究人員針對後疫情時代的不同研究問題，使用了多樣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3種：（1） 數學建模法。以數學模型為基礎進行模型開發與構建，量化分析後疫情時代的出行需求、能源排放[2]等方面的情景變化；（2） 綜合評價法。結合後疫情時代現狀建立指標體系，對跨城市人口出行[3]、醫療服務水準、現有政策等進行評價；（3） 問卷調查法。針對後疫情時代的旅行出遊風險、大學生創業風險、社會距離服從行為[4]等問題進行問卷調查，並運用結構方程與回歸分析、方差分析等方法進行實證研究。
3） 研究現實性強。疫情作為一個現實議題，相關研究著眼於具體現實困境，集中探討了後疫情時代的相關管理實踐問題。Leach等認為，人類正面臨著一個不確定的未來，研究人員必須注重這一重大衝擊的恢復力研究[5]；Batty從整體性視角出發，刻畫了後疫情時代的城市面貌及其變化[6]；Peng等從現實問題出發，展現了中國醫務人員和非醫務人員在後疫情時代的工作適應性變化，為中國後疫情時代的醫療服務優化提供借鑒[7]。
2 後疫情時代的主要社會影響及其變化
新冠肺炎疫情的傳播特性與常態化防控要求直接影響了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主要表現為社交距離的增加、人口跨域流動成本的提高等方面。在後疫情時代，“一米線”、戴口罩、健康碼等常態化防疫措施已經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深刻改變了人們的健康風險意識，並借助對個體行為的調整重塑著社會各領域的運轉方式與行業形態。目前國外相關研究主要從城市規劃、人流和物流、國際交流、出行方式、行業形態、工作方式等方面闡述了後疫情時代對社會各方面帶來的影響。
2.1 後疫情時代對城市規劃的影響
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與工作方式，如自駕、步行等出行方式對公共交通不同程度的替代、定制公交理念的興起、線上會議與遠程辦公的普及等。這些變化集中體現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區域，同時也對城市的規劃與運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城市規劃方面受影響最明顯的是市中心區域的高層建築、停車場、餐廳和零售商店。疫情期間，部分行業的居家辦公與線上辦公等新的工作方式逐漸常態化[8]，加之人們對電梯等密閉空間的疫情傳播風險厭惡情緒的影響[9]，一些企業對高層寫字樓的需求將下降，對郊區辦公園區及低矮辦公樓的需求將上升[10]；城市中心辦公樓需求的下降會進一步降低市場對附近的餐廳、健身房及零售商店等實體商鋪的需求[11]，電子零售商對實體商鋪的補充和替代將促使它們在城市及周邊區域尋求更多的倉儲空間，以實現對本地區的快速發貨[12]。此外，人們基於保持安全社交距離的風險規避動機而產生的自駕、騎行及步行對公共交通的替代，也將促使城市道路交通等基礎設施規劃的調整[13]。
後疫情時代對城市規劃和運行的影響建立在數位化、智能化、雲服務等技術應用和普及的基礎上，通過將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接觸轉變為以數字平臺為仲介的間接接觸以適應疫情防控和風險規避的需要。因此，從疫情推動技術發展的角度看，後疫情時代可以被稱作是“限制接觸的時代”[14]。值得注意的是，限制接觸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並不適用於每一類群體，研究發現，以低收入、低學歷等為特徵的弱勢群體在流動性方面的可調節空間很低，即使是在疫情大流行期間，他們的流動性也沒有大幅降低[15]。因此，在後疫情時代背景下，城市弱勢群體的風險治理與社會服務，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2.2   後疫情時代對人流和物流的影響  
Singh等[16]認為在後疫情時代，社會重心從抗擊疫情變為恢復經濟發展。基於此，社會的人群流動性和聚集性行為相比疫情期間有著顯著的改變，整體由較為強烈的群體偏好轉變為保持社交距離與弱接觸的偏好。在群體的日常流動性行為中，人們更偏好點外賣而不選擇在餐館就餐，以避免與他人不必要的接觸；人們偏向於選擇共用經濟的交通方式以替代公共交通，例如共用自行車或拼車服務，以規避乘坐人群更密集的交通工具導致的風險。
在群體的非常規流動性行為中，以旅遊為例的休閒娛樂方式也發生了轉變。後疫情時代人們的旅行思維和行為會發生永久性轉變，旅遊業的去全球化進程逐漸加快。就旅行思維而言，人們可能會從消費主義向體驗主義逐漸而積極地轉變，表現為旅行行為更溫和、可持續、更利他、更注重體驗；就出行人數而言，從傳統的團體出遊趨向於獨立出遊或小組出遊；就旅行路線而言，其趨向於獨立和個性化；就目的地的選擇而言，人們會避免去擁擠的目的地，而偏好不知名的地方，高速公路可達性成為人們選擇旅行目的地的重要考量因素。遊客更有可能尋找基礎設施完善、醫療設施優質或熟悉的目的地/路線，提升旅行安全係數；就旅遊時間而言，人們偏好避開公共假期出行，錯峰出遊，在時間長度上，人們的平均旅行時間將會有所減少。Wen等[17]認為整體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將促使行業和遊客重新評估擁擠的旅行目的地和高熱度的景區，同時也為小眾旅遊、慢速旅遊和智能旅遊在內的新型旅遊形式提供了發展契機。據Mustafa[18]在Middle East Eye報導，為應對新冠疫情，沙特當局限制了現場朝聖人數，併發起了一項虛擬現實倡議，讓廣大穆斯林足不出戶就能觸摸位於麥加禁寺東南角的黑石。
自2020年以來，大連發生了3起與進口冷鏈海鮮和肉類有關的疫情[19]。作為中國最大的冷鏈水產品進口港口，中國近70%的進口冷鏈產品通過大連進入中國。大連約有60萬人從事進口冷鏈相關行業。可見，疫情後的冷鏈物流系統將面臨更高的品質安全監控要求。Liu等[20]認為，疫情對物流系統的影響表現在物流需求大幅下降、運輸能力不足、物流網絡中斷、服務模式改變、運營成本和虧損企業數量增加5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從短期看，疫情的限制性政策對快遞物流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但是從長期看，後疫情時代的復工複產需求將刺激快遞物流增長，呈現出顯著的積極效應。無人配送車、無人機、非接觸式配送等先進技術或操作模式可有效降低人工操作和疫情風險，可廣泛應用於後疫情時代的快遞物流，新冠肺炎疫情對快遞物流的負面影響將逐漸減弱。在市場、技術、政策三大驅動力下，後疫情時代的智能物流技術的發展會成為中國物流業轉型的新動力，政府將大力支持物流運輸業發展，中國物流業將進入快速發展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