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今社會，中國共產黨要與時俱進引領中華民族創立人類文明新形態，就必須著眼於人類文明整體演進的歷史大勢和人類社會快速變遷的時代大局，對西方文明等級論的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予以全方位、深層次的學理檢審與知識清算，並從多維視角深度透視其內在矛盾性和歷史局限性。進而以馬克思主義文明發展理論為指導，通過對中華優秀傳統文明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特別是通過推進當代世界經濟的合作共贏、全球政治的多極共治、國際法律的不斷創新、不同文明的交互共融，最終找到對沖、反制和超越西方文明等級論的中國方案，從而為創造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和人類文明新形態奠定扎實的理論和實踐根基。
文明既是人類特有的一種高級生存方式，也是人類在歷史中創造的物質、制度、精神等全部財富的總和。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一重要論斷立足人類文明演進的歷史大勢，著眼人類社會發展的時代大局，發出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中國宣言。要深刻把握這一宣言的本質內涵，就必須將中華民族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置於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開放體系中來理解，因為每一種文明都紮根於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著一個國家或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著自我存在的獨特價值，人類雖有膚色語言之別，文明絕無高低貴賤之分。人類只有不斷加深對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異性的認知，才能持續推動各種文明之間的交流對話與和諧共生。而要完成這一任務，就必須對近現代以來西方文明等級論的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予以全方位、深層次的思想檢審與知識清算，並找到對沖、反制和超越西方文明等級論的中國方案。唯其如此，才能對中華文明新形態的獨特個性和普遍價值作出正確評價，從而牢固樹立中華民族的“四個自信”。
一、西方文明等級論的邏輯支點
要全面瞭解西方文明等級論的深層運演邏輯，我們除了要瞭解西方文明賴以生成的人文地理環境、政治經濟狀況、歷史文化傳統等外圍知識，更要通過其標誌性歷史事件、文化符號、經典著作等深入把握其內在思想實質。從根本意義上講，西方文明等級論的核心邏輯支點包含以下內容。
1.上帝神聖使命論。在“兩希文明”（古希伯來和古希臘）基礎上生成的基督教文明，由於強調靈與肉的二分論，故而預設了創生萬物和淩駕於信仰者之上的至真、至善、至美、至聖的上帝的存在。受此文明的浸潤與薰陶，西方列強都將自己通過海外殖民、戰爭掠奪、工業革命等手段走向強大的根本動因訴諸上帝賦予的神聖使命。儘管近代資產階級崛起之後，理性主義和世俗主義逐步贏得其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像黑格爾那樣的著名哲學家也開始用絕對精神的運動代替上帝創世的奧秘，以此論證西方文明的至上性，但其《歷史哲學》所表達的根本要義仍然是把歐洲文明的榮光歸於上帝選民的使命使然。二戰後迅猛崛起的美國更是充滿天降大任於斯人的使命感，彰顯出傲視群雄的霸道面孔。當代美國保守主義大師拉塞爾·柯克上下縱橫三千年，將美國秩序的根基牢牢鎖定在《舊約》的先知時代，把“五月花”號從英國登陸北美同摩西率猶太人擺脫埃及人奴役、抵達“流著奶與蜜”的耶路撒冷一樣看待。他認為，西方歷史的每一次演變都在為美國秩序的生成發揮著奠基作用。耶路撒冷的信仰與倫理、雅典的理性與榮耀、羅馬的美德與力量、倫敦的法律與市場，所有這一切西方歷史中的涓涓細流，最終都融入美利堅的偉大秩序之中。
2.邏輯理性至上論。如果說希伯來的宗教文明為西方文明等級論奠定了神聖的精神支柱，那麼古希臘的邏輯理性至上論則為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支撐。眾所周知，理性能力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主要特徵之一，它包括邏輯理性、實踐理性、歷史理性等諸多內容。古希臘的邏輯理性建基於數學之上，高度重視概念、判斷、推理在認識世界中的極端重要性。到了中世紀，這種邏輯理性與基督教信仰主義相結合，成為論證上帝存在的基本方法論。近現代以來，以邏輯理性為核心的理性主義思潮更是成為西方文明的重要標識。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黑格爾的《邏輯學》等著作，將人類理性能力擢升至無以復加的地步，致使人類的一切事務都要接受理性法庭的審判，乃至把邏輯理性上升為人之為人的根本要義，以之劃分由低到高的人種特質，即野蠻人、蒙昧人、文明人，進而區分出黑色人種、黃色人種、白色人種等。理性主義的盛行，一方面推動了歐美科技的飛速發展，另一方面也使整全的理性日漸碎片化，邏輯理性所導出的工具理性在西方理性主義中逐步佔據主導地位。例如，馬克斯·韋伯在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認為，只有新教的經濟理性主義能夠孕育近代資本主義制度，與之相反，中國宗教由於缺乏邏輯理性基因，故無法產生現代工業文明，只能依附西方文明而存在。
3.文明發展階段論。在近代之前，人類受到大海、高山、沙漠等自然條件的阻隔，基本處於離散狀態，每個民族為了適應各自的生存環境，形成了不同的交往形式、制度模式和文化樣態，形塑出世界範圍內多姿多彩的文明類型，各種文明類型之間並無高低貴賤之別。但伴隨基督教的誕生，歐洲人將古希臘、羅馬時代的迴圈型時間觀拉直為“過去—現在—未來”的直線型時間觀，逐步生成了基督教的歷史進步主義思想。近代歐洲人在此思想指導下，把分佈在地球不同空間的各種人類文化差異轉化為同一時間順序中的文明先後的歷史差異，由此形成一套文明等級論的話語體系。把歐洲所經歷的古代奴隸制、中世紀封建制、近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當作衡量一切文明進步的唯一標杆，歐洲所擁有的現代資本主義文明被界定為人類文明的最高階段。布羅代爾對資本主義發展所作的長時段“康德拉捷夫週期”考證，極大地強化了人類社會形態的級差地理特徵，凸顯了歐美資本主義形態在人類文明級差中的歷史至上性和價值普世性。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則進一步將近現代世界史描述成中心邊緣滲透史。與之相反，人類其他文明類型僅具有地域性的“特殊價值”，它們只有接受歐美普世文明的洗禮，才能逐步跨入西方意義上的所謂“現代性”門檻，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更是西方文明等級論的現代升級版。
4.民族國家至上論。中世紀的歐洲有民族而無國家，到了15—16世紀，伴隨城鎮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新生的工商業資產階級迅猛崛起，教皇的無上權威被逐步淡化，王公貴族的風光不再，每個民族開始在犬牙交錯的教派鬥爭中尋找自己的政治出路。經過30年的激烈戰爭，1648年交戰各方簽署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國際法的形式重新劃分了歐洲各民族的邊界。各個民族開始建立國家武裝、設立關卡、互派使者，形成了國與國之間的所謂“國際”關係，現代民族國家正式誕生。國家成為眾多民族成員依據憲法和法律組織起來的聯合體，並通過所謂“民主制度”來實現國家治理。其中，“人民民主”和“自由民主”尤為凸顯，前者以“全體”形式出現，深受盧梭人民主權論的集權主義思想影響，後者以“個體”形式出現，深受洛克、孟德斯鳩分權制衡理論的陶鑄。人民內部不同社會階層相互衝突的利益訴求開始由各種政黨來貫徹實施，通過神聖國家、民族國家到政黨國家的邏輯遞進，最終完成了民族國家制度合法性的現代重塑。“國家利益至上論”成為西歐各國共同遵循的國際政治圭臬，各國出於維護民族國家生存的需要，開啟了近現代以來的“國家戰爭殺戮模式”，在歐洲碎片化的地理環境中，各民族國家之間的戰事連綿不斷，直至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5.海洋文明優越論。在近代之前，人類就形成了千姿百態的狩獵文明、遊牧文明、農業文明等，各種文明在適應自身生存環境的過程中互有所長。但自從歐洲大航海時代始，海上貿易成為現代社會的重要基石，歐洲人開始從海洋的視角重新撰寫世界史。比如，黑格爾認為，海洋是自由與智慧的誕生地，大海是思想開放、技術創新、制度革命的搖籃，只有那些善於掌控海洋和港口的民族，才配享有經濟、政治、軍事、社會、文化的權力，只有控制了海洋的國家，才能走向帝國之巔，海洋文明站到了人類文明的頂端位置，在海洋文明中生成的海盜精神和叢林法則也被置於人類精神階梯的中心地位。哈·麥金德在其《歷史的地理樞紐》中更是大力論證了英國海洋文明的優越地位。美國海軍戰略家馬漢的《海權論》則是全面論證了海洋文明之於人類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凸顯美國發展海洋文明的天然優越性。
二、西方文明等級論的實踐路徑
不難看出，西方文明等級論有著極其縝密的理論邏輯，它包含著意識形態上的神聖性、制度設計上的現代性、經濟技術上的先進性等複雜內容，以此為基礎生成了西方高級文明解構、融化、引導低級文明的所謂文明等級論，那麼這種理論又是通過何種路徑應用於實踐的呢？
1.全球經濟掠奪的廣泛開展。絕大部分近現代西方經濟學家都把西方文明崛起的經濟動因歸結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市場經濟的出現、公司制度的創新等。如著名制度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就將西方文明崛起的根本原因歸結為“經濟制度決定論”。他說：“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增長的關鍵因素，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就在於發展一種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設施，並確立財產所有權，把個人的經濟不斷引向一種社會性的活動，使個人的收益率不斷接近社會收益率。”毫無疑問，這種理論對西方文明優越論的解釋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絕大多數學者更多的是將近現代西歐經濟崛起的根本原因歸結為對非洲、美洲、亞洲及其他殖民地發起的殘酷性經濟掠奪。因為從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早期，西班牙、英國、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在海外建立了大量的商業帝國，其規模、範圍和殖民水準不斷提高。以臭名昭著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為例，它把印度當成了英國在東方建立的大本營，印度納稅人供養著他們，使其金融、貿易、技術的影響力在亞洲各國長驅直入。正是印度為英國承擔了沉重稅負並向其源源不斷地進貢物資，才使英國能在1792—1815年將國內的公共開支擴大了36倍，極大地改善和提高了英國的飲食、衛生、教育、科技和基礎設施建設水準，從而為英國隨後的工業革命及其工業品在全球佔據龍頭地位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奠定了其在全球資本積累中的核心地位。而美國獨立後的崛起過程，則與新型奴隸制的長期盛行密不可分。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巴普蒂斯特通過對近代美國黑奴貿易史的深入挖掘，用確鑿的歷史事實證明，近代早期的新型奴隸制在美國的崛起中發揮了奠基性作用。1800年之前，美國北方殖民地的商業貿易很大程度上依賴將南方種植園主的棉花、煙草等產品販賣到歐洲賺取利潤，美國正是通過極端殘酷的奴隸制實現了國家版圖的持續擴張和市場經濟的日益強大。美國內戰結束後，廢奴運動蓬勃興起，主導美國社會的白人精英開始重述自己攫取“第一桶金”的真實狀況，有意識地淡化美國早期屠殺土著印弟安人和奴役黑人的血腥歷史，大力彰顯美國市場經濟制度、民主政治制度、科技創新制度在其歷史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但蘊藏在美國制度初創時期幽暗血脈中的深層種族歧視和貧富差距“雙螺旋基因”總會不失時機地表現出來，馬丁·路德·金領導的反對種族歧視運動如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亦複如是。
2.國際軍事征服的持續推進。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產階級為了獲取更大的經濟利潤必須不斷擴大再生產，在歐洲體系內正是這種不斷的擴大再生產，導致了國與國之間激烈的政治軍事鬥爭，從歐美近代文明開啟世界市場開始，各資本主義強國依靠軍事征服實現擴張和延續自己生命時長的強盜邏輯就從來沒有中斷過，尤其是，近代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出現進一步強化了叢林法則在國家競爭中的隱形支配作用。一是歐洲內部各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跌宕起伏。諸如1652年的英荷戰爭、1689年的英荷反法聯盟戰爭、1700年的俄國與瑞士戰爭、1756—1763年的英法戰爭、1778—1779年的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爭等。二是歐洲各國與各殖民地的戰爭持續不斷。從17世紀開始，伴隨歐洲各國綜合實力的增強，歐洲列強紛紛開啟了征服世界的進程，如英國與印度、中國的多次戰爭，法國同非洲各殖民地的戰爭等。正是通過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無數次戰爭，占世界人口18%的少數歐洲強國佔有了全球37%的土地。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更是從資本主義壟斷經濟的視角，結合金融寡頭的當代發展趨勢，深刻揭示了帝國主義發動軍事戰爭的根本動因。
3.國際法律規制的日臻完善。近代歐洲各國發動的軍事戰爭的最終結果要通過各種國際條約來確認，為此歐洲各國仿照古羅馬的“萬民法”發展出現代意義上的國際法，以此手段來實現勢力範圍的劃分，完成他們對全球事務的整體規治。地理大發現和開闢新航路之後，圍繞非洲、南美和北美大陸“無主荒地”的所有權問題，歐洲各國之間簽訂了國際條約。後來為了與印弟安人爭奪土地所有權，歐洲人又發明了“勞動價值論”，即只有通過勞動改變形狀之後的土地才能成為勞動者的私有財產，由之，剝奪了只靠狩獵為生的四處流動的印弟安人的土地所有權。進而歐洲各國又在所謂“半文明國家”設立“租界”，通過主權例外論，確保宗主國對半殖民地國家的“法外治權”。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前後，歐美各國制定了大量國際條約，極大地豐富和完善了國際法的內容，促進了各種國際組織的發展，包括聯合國的建立、歐共體的形成等。而今天美國通過各種“司法陷阱”和“長臂管轄”措施所實施的法律霸淩主義，同樣與歐美國家開創的國際法律傳統一脈相承。
4.西方價值觀的強力灌輸。經濟掠奪、軍事征服、法律規制可以使人“表面口服”，但無法讓人“心悅誠服”。為此，歐美理論界對其核心價值觀不斷進行深入細緻的梳理，其主要內容包括：經濟領域的私有化與自由化；政治領域的去管制化和民主化；社會領域的意志自由化和原子化。為了灌輸上述經濟、政治、社會“三位一體”的核心價值觀，一方面，歐美國家通過強制與暴力、利誘與交換等手段，將發展中國家強行納入歐美資本主義體系之中，逼迫各“化外之邦”與其全面接軌；另一方面，又通過各種思想滲透、知識灌輸來有效傳播西方的主流價值體系，借助宗教信仰、大眾傳媒、人文交流、基金資助、全球慈善等花樣繁多的手段，把鬼話講成神話。美國中情局將“對外宣傳”界定為：“一個國家有計畫地運用宣傳和其他非戰鬥活動傳播思想和資訊，以影響其他國家人民的觀點、態度、情緒和行為，使之有利於本國目標的實現”。正是借助上述手段，歐美國家不斷誤導發展中國家的國家治理模式，並讓發展中國家的精英階層無從識別本國建設現代化的初始條件與歐美發達國家存在巨大反差，最終陷入不可自拔的政治混亂之中。此時，歐美國家的權貴階層就可以放心大膽地收割發展中國家的各種財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