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問題創新思維”是友人就全球化問題寫的一份內部報告，作者請我提出自己的看法，遂回了此信。此信回於去年11月，清理檔夾時發現，順手放在這裏。
大作讀畢，感想如下：
1、對全球化的認識深刻而全面，精彩部分我已一一標出，不再贅述。
2、全球化的基本動力來自“利潤極大化原則”生產的困境：利潤極大化要求降低成本、提高產量。前者導致工資在GDP中的比重持續下降，從而社會有效需求下降；後者導致社會潛在生產能力擴張。於是需求不足成為社會常態。這一機制是馬克思發現的，我們自己這二十多年的統計數據證實了這一點。（附件一）
為了維持社會生產機器運行，不得不尋求外部市場；為了使少數生產資料擁有者與日益貧困的廣大勞動者間的矛盾不至於失控，必須有外部利潤的流入以緩和之。因此，向外擴張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屬性。兩三百年的歷史清晰地表現了這一點，我中華民族一個半世紀的經歷實實在在地體驗了這一點。
3、這樣的內在屬性必然導致後發資本主義國家與先發資本主義國家間深刻的矛盾。從先發資本主義國家手中爭奪海外市場、爭奪勢力範圍是每一個後發資本主義國家不可避免的“功課”。直到20世紀上半葉之前，這種爭奪依仗赤裸裸的武力。兩次大戰後，國際資本發現資本主義國家掌握的武力已經超過了整個社會可承受的程度，戰爭不再是資本家之間爭奪利潤空間的合理手段。於是竭力避免相互間的大規模戰爭。
但是，這不等於資本家集團之間不再爭奪外部空間，只不過轉而更多地利用政治、經濟、文化等手段；也不等於不再使用武力，只要他們判定，對手不堪一擊，他們將毫不猶豫地用訴諸武力。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就是眼前的實例。
4、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的首要戰略任務是路線選擇。目前激烈爭論的路線有二：
其一、“主流經濟學”主張亞當.斯密路線，依靠 “比較優勢”建立國家的競爭力。我們最顯眼的“比較優勢”莫過於幾乎無限供給的低素質勞力。於是“兩頭在外”、“國際大循環”、“出口加工”、“招商引資”在二十多年裏成了事實上的基本國策，導致2000年外貿依存度突破40%，引發學者的警惕，而在一片對依附型經濟的警告聲中，外貿依存度突飛猛進，到2004年居然達到了70%。與此同時，環境破壞、資源瓶頸、兩極分化、社會安定紛紛發出警報。這條道路還能走下去嗎？
其二、一些“非主流經濟學家”主張改弦更張，走李斯特路線。依靠行政權力，聚集資源，發展核心技術和基幹產業。這條道路要求有一個為全民認同的共同目標，要求肅清一切異己思想和言論，要求全國上下咬緊牙關、臥薪嚐膽數十年。最重要的，這條道路要求有一個不受制約的集權政府，它還必須明智而高效。然而，“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在政府中我們可以指望出現羅伯斯庇爾這樣“不可腐蝕的人”，但決不可以指望集權政府中超過半數的官員達到羅伯斯庇爾的道德準則，而這是集權政府健康運行的起碼條件。況且，腐敗不僅可能出現於經濟領域，在一個集權政府中，腐敗往往首先出現於政治領域：昧著良心講假話。當“假大空”肆虐時，這個政權的凝聚力也就消解了，經濟領域的腐敗其實是政治腐敗的結果而非起因。
即便我們能走通這一條道路，提高層次後的生產力，它要求輸出的將是飛機、巨輪、工作母機、工程機械、核心通信設備、電腦核心部件與系統軟體、生物技術產品、軍火等等。而今，我們出口褲子、襪子、襯衫之類東西，都讓西方大國惕惕然。到那一天，他們能坐視“中國的小孩搶自己孩子的飯碗”嗎？到時，等待我們的是什麼？我們又該如何應對？
5、上述兩條路線的內核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果我們選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讓“利潤極大化”原則成為配置資源的首要原則，將只能在這兩條道路間二擇一。
選擇亞當.斯密路線，我們就必須準備長期乃至永遠成為西方國家的二流夥伴，盡可能長期地讓絕大多數國民處於“過剩勞力”的狀態，以保持廉價勞力的競爭優勢，大規模地接過人家不要的耗能、污染行業，並為其背上“破壞環境”的罵名。用大多數國民的血淚為玩弄金融魔術的西方國家創造財富，順便在國內製造一個富可敵國、可以操控社會公共決策的資產階級。為此，我們將不得不強化對“低素質”人口的控制，迫使他們滿足於起碼的生理生存，而竭盡全力地勞動，這就是我們教育行政管理部門過去二十多年實施精英路線的深層根源。龍永圖先生、李嵐清先生等就是這條路線的代表人物。
選擇李斯特路線，我們就必須準備為了爭奪海外市場與西方國家直接對抗，同時盡可能地保護國內市場，以培育一個自己的、掌握了先進生產技術的資產階級。這就要求我們建立強大的軍事力量，使對方不敢對我輕舉妄動。同時要有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領域與西方國家拼死一爭膽識與能力。楊帆、韓德強、左大培他們主張的就是這條路線。
這兩條路線的最終結果，必然是國內外矛盾激化到其提倡者無法控制的地步。
6、上述這些分析，本屬馬列主義ABC。在我們這個號稱共產黨領導的，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國度，卻成了學者們避之唯恐不及的東西。
問題的根源恐怕在“信奉”上，這裏“信”是虛的，“奉”才是實質。“信”需要理解，需要認同，而“奉”只需要利害算計。
7、假定我們認同馬克思的分析邏輯，正視自己這二十多年的實踐經驗。那最根本的戰略選擇就是：放棄“利潤極大化”作為要素配置的主要原則。
“利潤極大化”不是毫無意義，在經濟的微觀層面，它能提高要素使用效率，能有效地發現社會需求的變化，當年孫冶方、陳雲就力主在這個層面上重視利潤的作用。但，在宏觀經濟管理和國家發展戰略層面，它只能使管理者變成思想侏儒，使國家經濟機器陷入困境。因此必須有高於它的原則制衡之。
這個原則就是社會的均衡發展，或曰“和諧社會”。老子雲：“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利潤極大化”就是“人之道”，它只能是一個低層次的原則；而“天之道”必須能制衡這個“人之道”，必須處於它的上位。我國數千年農耕文明的歷史中，“兼併”與反“兼併”的鬥爭，本質上就是“人之道”與“天之道”的鬥爭。如果官僚地主是“人之道”的工具，那朝廷就是“天之道”的工具。每一次“反兼併”的失敗都導致一個王朝的覆滅，結果“天之道”借農民戰爭之手，來徹底地校正“人之道”，於是“天街盡踏公卿骨”，“朱門甲第無一半”，“人之道”的工具被徹底消滅。
由此可見，哪怕沒讀過馬克思，只要對我們自己的歷史稍有了解，都應該明白，政府的政策選擇決不應是“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絕不應為資本兼併“保駕護航”。
8、放棄“利潤極大化”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原則，意味著一場深刻的革命。不少理論家都承認，這樣的革命是必然發生的。然而，對革命發生的時機卻有不同的判斷。最為著名的爭論發生在列寧和馬爾托夫之間，他們爭論的焦點是:一個國家能否首先實現社會主義。
既然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可以通過向外擴張來緩和內部矛盾，它就可以用“民族認同”來代替“階級認同”。讀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可以發現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族認同”有多強大，大多數“馬克思主義”的政黨都成了本國民族主義的俘虜。列寧不得不與之作艱苦的理論鬥爭。
然而當全球化“跨過了一個臨界點，發生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全球化進程’步入了‘全球化時代’”，當全球成了一個事實上密不可分的經濟、政治、文化單元。全球的資本還能向何處擴張？今天的“反恐戰爭”與其說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衝突，不如說是聚斂了幾乎全部社會財富的“達沃斯”文明與幾乎一無所有的“草根”文明間的衝突。如果馬克思、列寧活在今天，他們肯定會認為所謂“文明衝突”的實質是階級戰爭。
這，就是我們不得不做出戰略選擇的國際背景。
9、國家到底應作何選擇，非我等草民可以置喙。但以下三點萬望注意：
其一、“攘外必先安內”，一個內部矛盾尖銳的國家不可能形成有效的民族認同。“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所謂“顏色革命”無非是西方大國見縫下蛆的結果。今天中美關係趨於緩和，不少人認為是美國打算承認我們事實上的大國地位，正在尋求與我“共治”地球的方法，鳳凰衛視就在散佈這種觀點。這恐怕是自作多情。想想9.11之前，我們是西方心目中事實上的頭號戰略對手。是“反恐戰爭”牽制了西方，給我們贏得了一段喘息之機。若不能趁此機會搞好內政，消除那些可讓人下蛆的縫，建成一個比較和諧的社會，強化民族認同，我們真對不起造化。
其二、“嚴重的問題是教育精英”，自秦漢以來，中國的精英階級，其政治--文化特徵是“士大夫”，其政治—經濟地位是“官僚地主”。這個階級政治、經濟、文化資源通吃，把持著整個社會。歷次農民戰爭都沒能改變這個結構，只是換了一批人而已。歷史反復證明，這個贏家通吃的階級心胸狹隘、目光短淺、德行卑下，是造成社會危機的主要動力。今天的現實告訴我們，這份歷史遺產一直留到了現代。毛澤東對他們“再教育”，陳毅為他們“脫帽加冕”，鄧小平讓他們“先富起來”，都沒能使他們對民族整體生存發展有些許責任感。看看他們把持的“大眾媒體”，看看一個個貪官污吏，看看一個個目光短淺的公共決策，就知所言不誣。這表明，我們缺乏一個理性的統治階級。他們是最需要受到教育的群體，這教育主要不是說教，這個由科舉傳統培育的階級，比任何人都說得漂亮。關鍵是實在的權力制衡。
其三、“天鵝絨手套下的鐵掌”，我們與西方雖然經濟上出現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但相互間的依賴性是高度不對等的（附件二）。一旦根本矛盾激化，這種相互依賴不足以遏制對方從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對我下手的衝動。我們還沒有資本高枕無憂，倒應該牢記毛澤東的遺訓“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我們可以爭取和平發展，但不能對日益尖銳乃至激化的基本矛盾懵然無知；我們可以韜光養晦，但不能沒有足以讓外人忌憚的硬、軟實力；我們可以在一段時期內採取機會主義，但不能永遠心無定見。我們這個十三億人口的民族應該為人類走出資本主義造成的困境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