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早晨，陽光燦爛，正收拾屋子，準備工作，無意中聽到打開的電視中傳來鳳凰衛視的消息，《侏羅紀公園》的作者，邁克爾·克萊頓在11月4日去世了，癌症，終年六十六歲。
一，作為思想實驗的科幻小說
去年年底，在多麗絲·萊辛的作品研討會上，有人說這是科幻小說的勝利。我說，我們不應該說，一位科幻小說作家獲得了諾貝爾獎；而只能說，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寫過科幻小說。如果邁克爾·克萊頓獲獎，我們才真正可以說，這是科幻小說的勝利。
當然，即使邁克爾·克萊頓沒有去世，他也不大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早在1980年代，中國就曾經有過科幻小說姓“科”還是姓“文”，亦即是“科普”還是“文學”的爭論。當時我還是一個高中生，興致勃勃，寫了很長的文字，試圖表達我的淺見。姓科還是姓文，這是科幻小說的兩難。經典科幻作家都曾在科與文之間掙扎和徘徊。比如儒勒·凡爾納，比如H·G·威爾斯，比如艾薩克·阿西莫夫，也比如邁克爾·克萊頓，莫不如是。一方面，他們大概也希望寫出真正的文學——純的故事；另一方面，他們又希望作品中的科學符合當下乃至未來科學的細節——這幾乎是讓他們最感自豪的事情。比如阿瑟·克拉克就反復講述如此之往事。有的時候，他們是先有了某種“科學”構想，再據此設置人物和情節。這種主題先行的創作，從“純”文學的角度看，一出手就落了下風。
在我看來，要理解科幻，要理解邁克爾·克萊頓這樣的科幻大師，需要把科幻理解為一種特殊的文體。這種文體，我把它命名為“思想實驗”。
就小說（或者電影）而言，我想可以簡單地分成兩類：一類是要講個“道理”，一類是要講個“故事”。前者有馮小剛的電影為例，比如《甲方乙方》、《天下無賊》，乃至於《集結號》，都是把講道理放在第一位，而故事則圍繞道理而設計。後者如萬方的《空鏡子》、劉震雲的《單位》，只是為了講個故事，裏面可能有什麼道理，也可能沒有，或者因此而有無窮多道理。從文學的境界來說，後者無疑獲得了更高的評價。我雖然對科幻小說有很多偏愛，也同樣保持了以往的慣性，更看中“純粹的”文學。
然而，正如武林諺語之所謂“只有無敵的拳師，沒有無敵的拳術”。文體本身是沒有高下的。我們也不能簡單地把“講道理的”排在“講故事的”之後，對其中特殊的價值視而不見。講道理的文學，也可以有好的文學，乃至大師級的文學。
思想實驗是一個物理學概念，就是設想一個實驗，但是並不一定真的去做，在腦袋裏想一想就行了。比如愛因斯坦就設想，在外太空，沒有引力場的情況下，你在一個以地球的重力加速度上升的電梯裏，會有什麼感覺？你能否根據你對周圍物理現象的觀察，區分出你是在一個外太空加速向上的電梯裏，還是處於一個地球表面的靜止電梯之中？愛因斯坦說，如果你區分不出來，引力就相當於加速度，加速度就相當於引力——這就是廣義相對論的基本假設。這個電梯實驗，就是一個思想實驗。
科幻小說是一個與科學相關的、關於人類社會生活的思想實驗。在某一項特殊的技術發明並應用之後，人類社會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在一個特殊的物理空間下，比如在一個引力只有地球一半的星球上，會有什麼樣的人類和人類社會存在？這種思想實驗類的文體，在以往的文學家中也可以看到。比如馬克·吐溫的《百萬英鎊》：在某種特定的社會環境下，如果一個小人物忽然獲得了一百萬英鎊，會發生什麼事情？存在主義作家也常常利用文學來表達他的哲學思考，比如薩特的《囚室》，也可以看作思想實驗，他們講的故事和他們要講的道理也常常是糾纏不清的。此外，同屬於通俗小說的推理小說有時也具有類似的性質。而由於科學在當下人類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使得科幻小說的思想實驗具有了特殊的意義。科學（或者技術）的變化，往往會導致社會生活中的某些重要元素，乃至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於是，科幻小說的思想實驗，就成了對人類文明的一種特殊的思考。
 
科幻小說的思想實驗在更大的領域考驗著它的作者。需要有能力把科學框架表述清楚，而且讓讀者能夠看懂；同時，在這個框架中講一個能夠吸引人的故事，還要塑造出有特徵的人物。
從思想實驗這個意義上，我認為，邁克爾·克萊頓是當代最偉大的科幻小說作家，我當然也希望說他是當代最偉大的作家之一。
二，作為經典的《侏羅紀公園》
邁克爾·克萊頓是個天才，他曾經獲得醫學博士，對於具體的科學細節能夠有直接的充分的理解，這就使得他的科幻有足夠的“硬度”。克萊頓的寫作涉及到很廣泛的領域，包括基因工程、轉基因生命、納米技術、電腦網絡，甚至包括美日商戰。總的來說，他的作品繼承了西方科幻的經典傳統，又不斷融入與當下相關的內容。所謂西方科幻的經典傳統，是從公認為第一部科幻小說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開始的。對於未來的可能的科學和技術，這個傳統一向是充滿質疑和批判的。相比之下，中國新時期的科幻經典如鄭文光、葉永烈等，則洋溢著濃郁的科學樂觀主義、科學英雄主義和科學浪漫主義情懷。這是中國科幻的傳統主流。當然，這個主流近年來隨著王晉康等人的寫作，已經有了轉變的趨勢。
邁克爾·克萊頓最有名的作品無疑是《侏羅紀公園》，這部小說由於被大導演斯皮爾伯格搬上了銀幕而加倍暢銷。同名電影長年名列人類最優秀的十部科幻電影，在我開設的“科學人文視野中的科幻電影”公共選修課上，這是必講片目。但是，由於電影必須要在兩個小時之內完成敘述，並且只能完成可以用視覺和聽覺表現的內容，這使得小說裏的一條重要線索——關於混沌理論的介紹——在電影中只能蜻蜓點水，語焉不詳。而這條線索，從思想實驗的意義上，從講道理的意義上，才是小說《侏羅紀公園》中的精髓。大片所到之處，都引起強烈的恐龍熱，或者在原來的恐龍熱上加了一把大火。而這些，恐怕不是克萊頓本人所願意看到的。
小說《侏羅紀公園》中有兩個與科學相關的線索。一個是故事的明線，基於基因工程、考古學等學科，克萊頓天才而“科學地”構想了一個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侏羅紀公園——從琥珀中尋找侏羅紀的蚊子，從蚊子的血液中提取恐龍的DNA，通過DNA重建恐龍的生物個體！與此同時，小說自始至終還貫穿了一條混沌理論的線索。這條線也幾乎是明的，小說中的主角馬爾科姆就是個混沌學家，他常常大段大段地介紹混沌理論。小說每一部分的引題都是馬爾科姆的混沌語錄，諸如“系統的不穩定性開始呈現了”之類。以我之見，這部小說對混沌理論的普及所達到的效果，是很多科普讀物難以企及的。在這部小說裏，克萊頓強調的是，根據混沌理論，侏羅紀公園註定是要出問題的。
基因工程等學科是基於還原論、決定論、機械論的牛頓範式的科學理論，這種範式的理論存在這樣幾個前提假設：自然界是存在著客觀運行的規律的；這些規律是可以表達為數學方程的；這些方程是可以為人所掌握，並且是可以計算的；人類可以根據這些計算，對人類生活，乃至對於自然本身進行規劃——並且，人類的生活以及自然本身註定會按照人類的規劃老老實實地運行——這就是科學主義的基本理念，也在當下主流意識形態和大眾話語中佔據重要地位。而按照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興起的混沌理論——這也是一種科學理論——這種規劃註定是要失敗的。混沌理論最通俗易懂的原理叫做蝴蝶效應：“天安門廣場一個蝴蝶煽動翅膀，會引起紐約明年的一場大風暴。”科學一點兒說就是：“一個小的微擾經過長時間的作用，就會產生巨大的後果。”中國化的說法是：“失之毫釐，謬以千裏。”而還原論的科學，必然要忽略系統中的小量才可能對系統進行計算，從而進行規劃。而且，人類的認知永遠是有限的。任何規劃，無論事先考慮得多麼周密，總是有一些因素，是當時沒有被認識到的，從而被忽略——這些當時被忽略的量，未必是小量。
克萊頓在這部小說裏設置了大量吻合蝴蝶效應的細節。因為恐龍基因之不完整，侏羅紀公園的科學家採用了古老的兩栖類動物青蛙的基因片段，補充進去。而兩栖類的個體在特殊情況下能夠改變性別，這使得公園對恐龍的性別控制失敗了。又由於公園的恐龍記數系統設置的最高值就是已經投放到公園中的各種恐龍總數——其計數目的是發現死亡個體，隨時補充——這使得恐龍的自然繁殖長時間沒有被發現。在更大的範圍內，侏羅紀公園這個系統還不斷發生著出乎設計者設計意圖之外的事件。突如其來的暴風雨，這是意料之外的；公園內部的電腦管理工程師被競爭對手的公司所收買，為了竊取恐龍胚胎，私自對管理系統進行了修改，導致恐龍逃逸，這也是意料之外的。而所有的這些意料之外，又都是社會生活中的必然，是自然界中的必然。這些被忽略的小量，這些意外，最終導致了侏羅紀公園這個完美系統的崩潰。
於是我們看到，在《侏羅紀公園》這部小說裏，邁克爾·克萊頓表演了一場漂亮的雙手互博。他一方面用還原論科學設計了一座精美的“侏羅紀公園”，在理論上簡直具有無懈可擊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他利用混沌理論，輕輕一推，又把它給推倒了。通常的“硬”科幻小說作家，絕大多數只具有前一個方面，也只滿足於前一個方面，並津津樂道於其科學細節設計在現實中的可能性。而克萊頓講述的，實際上是其不可能性。
“侏羅紀公園”是人類生活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