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的崛起是二戰以後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版圖上的一件大事。這個崛起始於1960年代的日本，然後由四小虎（韓國、臺灣、新加坡、香港）接力，期間還伴隨著其他東南亞國家比如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的經濟高速增長，到了198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崛起更延續了東亞奇跡。
東亞經濟奇跡的發生與演化過程，給了經濟學家們帶來了驗證舊理論與發展新理論的一個絕好的機會。經濟學家們討論的一個熱點，是東亞經濟增長奇跡的來源。是生產要素的投入還是技術的進步造就了快速的經濟發展。在這些文獻裏面，最有名的或許就是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於1994年發表於《外交》雜誌（11 月/12 月，62－78 頁）上的文章“亞洲奇跡的神話”一文。在這篇文章裏，克魯格曼通過歷史數據試圖說明，所謂亞洲高速增長的奇跡是不存在的，因為這種經濟增長完全可以通過亞洲國家的投資擴張來解釋清楚。由於亞洲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設備和勞動力的擴張，而不是通過技術進步完成的，根據邊際效益遞減的規律，依靠擴張投資換取的經濟增長終將減緩。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似乎證實了克魯格曼的預言。一時間，輝煌一時的亞洲模式似乎失去了曾經有過的光環。
克魯格曼的觀點並沒有被所有經濟學家所接受。比如，有的經濟學研究表明，如果在研究亞洲各國經濟增長的時候以10年為尺度，而不是用克魯格曼採用的30年尺度，那麼技術進步的作用還是客觀存在的。經濟學家把技術進步跟亞洲企業創新活動結合起來，認為亞洲企業走過的是一條對西方技術通過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消化吸收，進而通過局部創新優化產品，最後達到全面產品創新的一條道路。
由澳大利亞麥考瑞管理學研究生院戰略管理系主任馬修斯（ John A. Mathews）和韓國國立首爾大學商學院教授趙東成（Dong-Sung Cho）合著、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中心劉立副教授主持翻譯的《技術撬動戰略：21世紀產業升級之路》一書，則以半導體工業為例，通過翔實而系統的資料，證明了亞洲經濟奇跡中技術進步的確其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東亞發展過程中，紡織、鋼鐵、石化、汽車、電子、半導體曾經是或者依然是某些國家的支柱產業和戰略產業，並在世界工業體系中佔據著領先地位。《技術撬動戰略》一書選取半導體產業作為案例，旨在向世人說明，東亞地區是如何在這一尖端的複雜技術領域實現從引進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到後來居上引領世界潮流的。本書作者認為，在這個技術領域的追趕過程中，東亞國家的技術戰略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馬修斯和趙東成把東亞國家的技術追趕戰略形象地概括為撬動戰略（technology-leveraging strategy），並在他們的著作中詳細描述了這一戰略是如何使得後發國家和地區（latecomers）的企業一步一步走到國際技術前沿的。
《技術撬動戰略》一書共八章，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東亞國家半導體技術的發展歷程以及後發國家和地區所採用的技術撬動戰略。第二部分，討論了不同國家和地區實施技術撬動戰略過程中所各自採用的體制安排，重點比較了韓國、臺灣和新加坡的案例。第三部分重點討論東亞國家半導體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檢討了技術撬動戰略的局限性，並提出了技術撬動戰略帶給我們的政策啟示。
本書的核心是適用於後發國家和地區的技術撬動戰略。應當指出，這一戰略的核心，不是企業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在競爭中自發地選擇效益最大化所發展出來的一套策略，而是由國家政策主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並通過這些制度加速了新技術從先進國家到後進國家和地區的轉移，並導致新技術在後進國家的快速擴散與吸收。一句話，技術撬動戰略的核心，是通過改進制度環境以縮短產品週期的學習曲線（learning curve）。
馬修斯與趙東成主張，技術撬動戰略的實施是分階段進行的，而且不同國家和地區採用了不同的戰略模式。技術撬動戰略的實施可分為四個階段：準備階段用以確保人才、知識、合同、企業等各就各位；播種階段實施技術獲取和資源整合，吸收和改進新技術；繁殖階段呈現金融投資、企業成長、產品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的繁榮局面，鼓勵企業採用新技術；可持續性階段實現產業結構 升級、研發能力提升，並營造一個有利於技術創新的社會結構。《技術撬動戰略》根據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實踐總結了三個具有代表性的戰略模式：韓國模式，臺灣模式，和新加坡模式。韓國模式是依賴大財閥（chaebols）完成技術撬動的，跟日本的做法相類似，對通過對半導體大企業進行高強度投資（由政府控制的銀行來實現）來強化其創新能力和出口經驗的。臺灣由於缺乏韓國式的大財閥，中小企業能力不足，因而採取了一種替代模式，即由公共機構首先獲取相關技術，然後積累產品和工藝方面的經驗，最終向私營部門推廣。新加坡模式是利用跨國集團來實現技術撬動的，其做法是創造良好的商業環境，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通過跨國集團在東道國的發展來實現技術轉移。上述三種模式中，韓國模式風險最大，因為企業負債高，一旦投資失敗，損失巨大；臺灣模式風險較小，可資借鑒；不過，對於本身缺乏先進企業的國家和地區而言，新加坡模式則是一個更加普適的戰略。
《技術撬動戰略》一書樂觀地認為，撬動戰略不僅適用於創造了東亞奇跡的國家，而且適用於一切發展中國家。後發國家和地區不僅可以在三種模式之中選用適合自身的戰略，而且可以採用上述三種模式的組合來加速技術追趕的步伐。比如，本書作者認為，中國已經成功地實施了技術撬動戰略。中國是一個具有多樣化特徵的大國，可以有針對性地同時採用三種模式——鼓勵大企業購買國外技術許可；通過政府機構的幫助振興中小企業；創造環境鼓勵外商直接投資。
本書的另一個亮點，是作者提出了國家經濟學習系統（NSEL-National Systems of Economic Learning）的概念。NSEL 跟我們大家所熟悉的國家創新系統（NSI-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概念都強調制度安排，但二者側重點有明顯區別。NSI強調原始創新，NSEL則強調技術獲取與追趕。因此，建設國家經濟學習系統應該是後發國家和地區通過技術追趕戰略實現產業升級的重要措施。馬修斯和趙東成認為，NSEL的核心制度能力，包括了提高技術水準，促進技術型企業網路化、推動技術擴、吸引國際投資以及駕馭學習系統等多個方面。
在研究路線方面，《技術撬動戰略》一書大量評述了有關領域的研究成果，尤其掌握了技術擴散（technology diffusion）和組織學習（organizational learning）方面的文獻，以及半導體產業發展詳細材料。作者深入細緻地考察了若干國家和地區半導體產業發展的路徑，研究了不少私營企業成長的案例。在掌握了豐富的理論和實踐兩方面資料的基礎上，兩位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論框架。他們的研究方法和路線，值得技術創新和管理領域的研究人員認真學習與借鑒。
需要指出的是，《技術撬動戰略》一書雖然為後發國家和地區總結了一條技術追趕的有效途徑，但二位作者也僅僅是從技術進步和產業發展的角度提供了對東亞奇跡的一個解釋，撬動戰略還不能包打天下。一方面，馬修斯和趙東成描述的撬動戰略未能解決後發國家對先進國家的依附問題。比如，雖然亞洲國家成功地成為了半導體產業的主要製造商，但是產業價值鏈的上游，即技術品牌和技術標準等，還往往控制在發達國家手裏。另一方面，本書的討論多是從技術管理的角度展開的，而對於影響經濟增長的其他重要宏觀經濟學指標，比如增長率、就業率、貨幣供應、比價、資本投入等等，則較少涉及。
總之，成書於2000年的《技術撬動戰略》很好地解釋了後發國家和地區如何實現技術追趕並取得競爭優勢的問題，值得引起國內政策制定人員、技術管理人員和學術研究人員的重視。本書所提出的撬動戰略，是與人才、技術和市場的國際化大趨勢相一直的。傳統的產業政策，例如增加關稅以保護本國弱小產業的做法，在技術撬動戰略裏面是沒有地位的。同時，技術撬動戰略是國家的制度安排，是在政府干預下才能得以實現的。本書也為在戰略產業領域國家適度干預市場提供了理論和實踐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