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說，現在的中國大學，至少從規模上，已經達到歷史的頂峰，中國的在校大學生數量，已經從1998年的340萬，達到2374餘萬，過幾個月，相信還會有大幅度的增長。毛入學率，從1998年的9．8％陡然升為22％，平均每年增加20％，我們已經擁有世界最多的大學生，而且是在8年內創造的奇跡。同期的中國的GDP增長，平均不到10％，許多經濟學家已經在叫過熱，而飛速擴張的高等教育，已經不能用過熱來形容，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高校大躍進。
凡是大躍進，必然蘊含著危機。1958年的在全民大躍進的同時，高教也跟著大躍進，那場躍進，就當時而言，危害也是相當大的，多招了一些工農兵學員，學生出面編了一些垃圾教材，正規大學有幾個月不能正常上課，教學秩序遭到了很大的破壞，但是跟今天的大躍進相比，委實小巫見大巫，今天這場高校大躍進，雖然表面的繁榮還在維持，但已經蘊含了一場波及廣泛，內容深刻的危機，到爆發之時，整個社會都會為此巨大的代價，造成無可估量的社會震動。
高校的大躍進起於上世紀90年代後半。跟上世紀的大躍進不一樣，這是一場完全由行政力量拉動的躍進，教育部是躍進的發動機和火車頭。211和985工程的提出和施行，標誌著高校大躍進的啟動。所謂211工程，即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大學和一批重點學科。工程在“九五”計畫期間實行，在實行期間，1998年又推行了所謂的985工程，由於是在1998年5月提出的，所以叫985工程，這個工程在211的基礎上，選擇一部分大學，給予重點支持，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兩批，前後38所高校入選。211工程的資金183億，而985工程的資金僅第一期就達140億。211和985工程，實際上就是用資金的高投入，在短時間內催生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學，事實上就是大躍進。211和985啟動後，地方上隨即跟進，那些不能入選的高校，在地方財政的支持下，自籌資金，投入躍進高潮。與此同時，高校的合併也達到高峰，為了做大做強，各地高校開始盲目並校，有些地方，比如長春和杭州，幾乎把全城高校全部合併，只剩下一所超級大學。長春當地民間流傳一句話，當年吉大（吉林大學）在長春，今天長春在吉大。在合併浪潮中，一些地方的大專和中專學校，甚至非學歷教育學校也乘機搭車合併，升級為本科。在躍進期間，為了彌補規模擴張造成的資金短缺，大學的學費開始猛漲，從每年幾百元，漲到幾千元，而隨即到來的大規模擴招，使得學費收入相當可觀，在此基礎上，部分高校甚至開始大規模借貸，今天困擾人們的大學貸款債務問題，就是這期間形成的。
高校大躍進式的擴張，最大的惡果是加速了高校行政化和衙門化的過程。原來高校就有行政導向的問題，1952年院系調整，蘇式高等教育體系的推行，高校已經成為國家行政事業單位，行政化不言而喻，但是，改革開放以來，高校體系開始從蘇式的專才培養向國際通行的通才教育轉化，在這個過程中，行政化的趨向大為緩解，教育部資源有限，對高校的控制很弱，高校裏的行政化的問題，主要體現為機關幹部和教師之間的矛盾，而在多數高校，機關幹部並不佔優勢。做機關幹部的，往往更樂於轉成教師。而且，高校裏的行政幹部，逐漸被有學歷有職稱的人取代，學校還鼓勵教師雙肩挑，由具有教師崗位的人，出面擔當學校的行政部門負責人。
但是，由於211和985工程的啟動，教育部掌握了熟百億資金的分配權，而且工程本身就要去有一系列行政操控措施，使得教育部加強行政控制順理成章。教育部直屬的重點高校，為了爭取部裏掌握的資源，競相討好教育部。在這個過程中，教育部對直屬高校的控制力逐漸增強，不僅通過各種名目的評審，將高校牢牢捆在自己的戰車上，而且掌握了高校的部分高級幹部的人事權。教育部為了滿足高校負責人的級別欲，借著建設所謂世界一流大學的熱潮，推動部分頂尖高校行政級別升級，將12所大學升為副部級（現在副部級大學據說已達29所），實際上等於教育部為自己的司局級幹部，找了幾十個副部級崗位，這些年來，直接從教育部空降下來的重點大學校長、副校長，越來越多。
在行政化的過程中，評審是最有效的工具和最大的繩索，從剛剛在兩會上炒得很熱的本科評估上人們可以知道，這種來自教育行政當局的評估意味著什麼，評估不合格，等於喪生辦學資格，對於一般高校而言，屬於生死存亡的問題，所以，才有會那麼大規模的造假，隆重的接待和群眾運動式的迎接。類似的評審，還有碩士點，博士點，一級學科，重點學科，重點學科研究基地，這些五花八門，外國人不懂，中國人外行也不懂的名堂，都是要教育行政部門主導的，通過了，意味學校的檔次上去了，通不過，就意味學校不夠檔次。而且，評上了不能一勞永逸，還需經過定期的檢查評比，不合格就拿下，換上別個。
由於部屬頂尖大學的示範效應，更由於各種評審的拉動作用，行政化浪潮很快就席卷了全國所有高校。差的地方院校追求升級，中專升大專，大專升本科，本科則追求上碩士點和博士點，同時，大學開始推行三級架構，即大學下屬學院，學院下屬系，將原來的系合併、或者不合並升為學院，原來的教研室升格為系，所有的人，行政級別不動，但名義上都升了一級。
同時，由於高校大躍進中各種名目的資金流向高校，學校和學院兩級實體單位，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資金，因此，權力大增，985高校，一個不大的學院，院長手裏可以支配的資金能達到上千萬，資金分配基本上由長官說了算，學院裏的教師，如果想要分一杯羹，只能討他的好，因此，學院領導對學院教師的支配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跟當年基本上沒有多少資源的系主任，不可同日而語。同樣，學校的校長，連同學校行政部門的負責人，也因此權力而陡然增加，這就是為什麼大學教授紛紛爭當處長副處長的原因。教育部和國務院相應的學術評審機構，則成為各個高校競相爭奪的對象，如果能在國務院學科評議組占個位置，說明這個學校“實力”很大，在各種評審中，有很大的發言權。凡是進了這些機構的教授，在各自的學校都當然是級別最高的教授，說話極有分量。
有錢在手的權力，含金量足，威力巨大，雖然學校裏的各種“長”，原本都是教授，但是加了長的教授，官架子擺起來，一樣嚇人。一個小小的學院，居然開起來會上要設主席臺，臺上按照官階大小排座次，第一首長先說，第二首長次說，無論這種是行政性質的，還是學術性質的，在這個意義上，學校已經成了衙門。
不僅如此，在整個的官方學術體系中，只認官，不認學，某個學科的評審，上面只找那些在某幾個頂尖高校當院長的人，似乎誰做了院長，誰就是學科的當然帶頭人。這樣一來，學科的評審，就掌握在幾個學官手裏，哪個學校想要上什麼“點”，評什麼獎，評一級學科，重點學科，拿多少課題，都得看這些人的臉色。這些人，自然形成一個聯盟，相互交換好處，互相推薦自己人，拿獎，拿課題，互惠互利。甚至，他們還定期聚會，聯絡感情，毫無忌諱。
由各種評審指揮棒驅使的行政化、衙門化的大學，一個直接的結果是敗壞了學風，使各種形式的學術***，肆無忌憚地浮出水面。嚴格地說，中國的大學並沒有我們所謂的大學精神，對於大學的求真求實，自由探索，社會擔當等國際通行的品格，實際上即使在高校大躍進之前，大學中人也沒有共識，但是，至少那時還作為精英教育的大學，多少還存在一些普遍的道義感，對社會也有某種責任感。然而大躍進無情地破壞了這一切。
各種評審的指標體系，主要是以科研為導向的，比如核心期刊論文數量，國際SCI論文數量，國家級課題數量，省部級課題數量，課題經費總量等等，關於教學培養方面，最有分量的指標是所謂的博士論文百優數量（即每個學科每年評一百個國家級優秀論文），實際上也是科研指標。在教育行政部門看來，爭世界一流大學，主要是看科研成果，所以指標體系，以科研為主。可是，中國高校的這種指標體系，只要SCI還勉強有點國際性，而且也並非國際通行的衡量體系，其他的指標，實際上只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自娛自樂。
中國所謂的學術核心期刊，其學術品質，原本就需要測定，但是，在各個高校發瘋追求論文數量的情況下，南京大學帶頭發明了硬性規定研究生發表核心期刊論文作為畢業前提條件的方法，用“土法煉鋼”的方式，人為拉高學校的論文發表數量，各個學校紛紛跟進，使這種本質上違法的行為，成為高校的新慣例。研究生做不出論文，就買，不僅買論文，而且買版面，各個學術期刊，因此出賣版面，蔚成風氣，進一步敗壞了學術期刊的品質。現在的狀況是，跟中國有全世界最多的大學生相匹配，中國也有世界上最大的論文發表量，但科研競爭力卻呈逐年下降的趨勢。
核心期刊和論文發表如此，所謂的課題也如此，由於國家和省部級課題的選題方向，就是由幾個頂極高校的學官確定的，因此，其學術性很成問題。至少就我所瞭解的政治和歷史方面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導向，就沒有多少學術性，倒更像是宣傳。而且課題的獲得，跟學官的位置，調動資源的多少有關，往往官越大，課題就越多，當然也就越沒有時間做（這是假定他們都有學問的前提下），只能讓學生做，因此研究生們就成了導師的打工仔，廉價勞動力，這樣的課題，能有什麼品質，可想而知。中國國家級的課題品質差，已經不是秘密了，90％以上的課題，毫無用處。
研究生“土法煉鋼”的增產方式，實際上，學校的教師，在定期的考評面前，也必須拿出東西來湊數，否則就會下崗。當然，如果產量高，也有獎勵，尤其是在所謂A級B級刊物上發文章，獎金甚為可觀（這個類別，居然有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這樣一來，所有的教師，都必須圍著考核指標轉，以增產為第一需要。大家都在忙於爭課題，跑專案，出文章，一本又一本的學術著作問世，形成了科研論著出版高峰和讀者閱讀量下降共存的奇特景觀。
在這種科研成果的增產競賽中，學風極其浮躁。從老師到學生，大家只想著早出、快出、多出成果，大量粗製濫造的所謂成果因之大量問世，簡單重複，低水準重複，甚至充斥大量的常識性錯誤。同時，抄襲，做假，侵佔他人（主要是學生）成果等學術偷竊和***行為流行，有些學校，越是所謂的大腕學者，越可能犯這種在國際上看來是學者致命傷的錯誤，因為附他名下的東西太多。由於對考評體系的特別在意，這些大腕的類似錯誤，往往得不到處理，因為如果一旦處理，不僅自暴家醜，而且可能喪生附生在大腕身上的評審資格，就算一個頂極高校，也不能無視這種損失。因為現階段中國大學的地位考評，一是看學術權力（佔有評審成員的數量和等級），二是看學術數量，而前者更為重要。
在國際上，教授學者，聲譽是高於生命的，一旦一個教授學者的聲譽有了問題，他的職業生涯就完結了，意味著他的餘生，只能靠從事低級勞動為活。然而在中國，對於教授學者而言，權位和金錢是第一位的，聲譽出現問題，哪怕是特別明顯的問題，只要你能動用各種關係，將之擺平就行，丟人不要緊，但不能丟位置。至於對真理探索的欲望，人的良知，社會的擔當，對學生的責任心，已經在相當多地位很高的教授那裏找不到絲毫的痕跡了。
教授如此，學生就不用說了，高校大躍進這八年，是學生考試抄襲最嚴重的八年，也是學生論文品質最差的八年，網路普及之後，網路成了相當數量的學生各種論文的發祥地，連幫導師做的課題，也從裏面搬，也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大牌教授犯抄襲錯誤的原因。大學這些年，最大的問題是在教學生做人方面的失敗，在老師的榜樣面前，有的學生甚至喪失了起碼的責任心，起碼的道義感。從某種意義上說，現在大學奉行的是奴才式的管理，幹部管老師務必使之奴才話，要的就是聽話，而這種奴才管理，轉化到學生那裏，則變成奴才教育和管理的雙管齊下，結果是桀驁者變成了憤青，溫順者變成了下一代的奴才。國家和社會對大學培養獨立人格，創造性人才的期望，在現實中已經南轅北轍。
高校大躍進，最大的危害，是給社會和國家製造巨大潛在的社會危機。大學的擴招和學費的翻倍增加，固然有政府拉動消費的初衷，但是從根本上，還是大躍進的需要。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公司化趨向日益嚴重，本身很像政府的大學，自然也不能例外。大躍進如果本身不能給大學帶來現實的利益，僅憑教育行政部門的行政力量的推動，是難以奏效的。大躍進的好處不僅來自上面的撥款，而且還有下麵的創收，在學校規模一定的情況下，招的學生越多，收益就越大。正因為如此，大躍進前一個只招3000人的學校，躍進之後，居然可以招到30000人。而且，各個高校還非常熱衷於研究生的收費改革，將研究生的收費面，擴至最大。
大學收費激增最大的，其實並不僅僅在於讓某些農村的貧寒子弟上不起學，或者逼死了多少家長，而在於大多數普通百姓傾家蕩產，債臺高築供子弟上完大學之後，居然找不到工作。近年以來，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已經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連清華、北大、人大這樣的大學，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畢業生就業問題。具體統計各種研究有很多，但就我視線所及，我所服務的大學，有的專業，今年的本科應屆畢業生到現在為止，一個簽約的都沒有，有的專業，即使找到了工作，也大多是靠父母的關係。同時，大家忽視一個現象是，現在大學的現狀，越是農村的孩子，越上不了好大學，越是檔次低的大學，收費反而越高（包括隱形的），但是就業前景，卻異乎尋常地差，而這些地方，恰是農村和城市貧困居民孩子的去處。這就意味著，恰是那些砸鍋賣鐵供養大學生的家庭，最後的回報很可能是零，血本無歸。
對此，教育部的辯解是，即使不上大學，這些人仍然可能失業。當然，此話有理，不過，不上大學，不付出如此大的血本失業，跟上了大學，付出巨大成本之後的失業，對於學生和對孩子寄予巨大希望的家庭來說，是根本不同的，在後者，他們對社會的挫折感會陡然增加不知多少倍。一個沒有上大學的農村孩子，會比較坦然地選擇進城找一份出力氣的工作，但是大學畢業之後，能夠做這樣坦然選擇的人，將不會很多，大學教育，已經剝奪了他們做一個簡單勞動者心理承受力。
教育部的另一個解釋，是說現在的大學已經成為普通教育，所以，大學生畢業就是應做一個普通勞動者。而且有不斷有消息傳來，說是大學生做了搓澡工，當了棒棒（搬運工），回家賣糖葫蘆等等，當然，我們不能說大學生不能做這些簡單勞動的工作，但是，如果大學生，包括一部分研究生畢業從事的工作基本上跟民工沒有什麼區別，那麼中國的大學還能辦下去嗎？現在中國的城鄉已經在流行新的讀書無用論，很多孩子甚至連中學都不願意上了，真不知道，按教育部現在的說法，如何應對這股潮流？
從另一個方面說，現在的大學生就業，跟大學教學培養的現狀也有著密切的關係。從前，外國人很看不起中國的大學，認為我們沒有大學的理念，充其量不過是職業技術學校。但是，那時的大學，即使作為職業技術學校，也存在著知識老化、陳舊，跟社會和生產脫節的問題。但是由於改革之初，國家和社會知識人奇缺，而且國家對文憑高度重視，大學生就業，用不著接受社會的檢驗，這些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被遮避了。開放近三十年，在跟西方的交往中，中國的大學在方法、理論諸方面引進了很多東西，知識體系單一化的狀況有所改善，但是，在學生素質培養方面，進步有限，而且教學尤其是本科教學，嚴重缺乏就業意識，原本還存在的實習環節，因為經費的問題，無論理工農醫文，全部被削弱，很多學校甚至成為一種形式。教學，尤其是本科教學，對於大學的評價體系上的競爭，對於大學能否上檔次，對教師的職稱晉升，課題的取得，沒有多少實質性的關係，從學校到教師，自然就不重視。教育部雖然三令五申，強調大牌教授上本科的課，但是又落實了多少呢？教師上課糊弄，讓自己的研究生代課，已經不是個別現象了。現在正在進行的教育部主持的本科評估，看起來好像是在重視本科教學，但檢查的專案，卻落實在大綱之有無，教案是否完備，教學檢查有無進行，考試是否分了期中和期末，平時有無作業，考試有無標準答案等上面，這些形式和程式化的東西，即便是全部做的中規中矩，是否就意味著大學教學做好了，我想不是。1930至40年代的中國大學，越是有水準的教授，講課越不規矩，講文學史的，一個學期只講了一個莊子天下篇的也有，很多人甚至拒絕留作業，拒絕判卷，但是那時代的幾十所頂尖大學，卻是國際公認的中國最好的大學。
更何況，就連這樣的檢查評估，也往往流於形式，由於評估有事先的通報，給被評估者留好了充分的準備時間，結果各個學校普遍造假，甚至發動師生假期不休息，將所有的記錄修改重做一遍，屆時評估的時候，評估專家只要被伺候好了，自然心領神會，不會煞風景。這樣的評估，我懷疑不過是教育行政部門將大學不斷地束縛自己戰車上的一種手段，跟本科教學沒有多少關係。
大躍進之中的大學，是個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所在，有了點洋理論，但無法教學生做學問，上課糊弄，教不會學生怎樣做事。擴招等於注水參假，教學實習各個環節都偷工減料，即使在職業教育方面，比躍進前還要差。
這樣的大學教學培養，既不能教會學生做人，也不能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做事的基本素質，見過太多這樣的學生，四年學下來，什麼都不知道，只學會了上網，K歌，談戀愛。最嚴重的問題是，畢業生嚴重缺乏責任心，這是令用人單位普遍頭痛的問題。事實上，一方面，大學生找不到工作，一方面，用人單位，尤其是那些民營企業和外企，又往往找不到合適的人。
眼下，高等教育，已經成為民生三大難題之一。高校大躍進引發的危機，並不局限在教育領域，已經隱含著整個社會的危機，不僅影響到國家的科技文化進步，國家的競爭力，影響到國家產業的轉型，而且隱含了社會的動盪，隨著就業的困局擴大，大學畢業生失業比例增加，現在據說已達70％，每年拋到社會上的幾百萬的失業學生，對社會意味著什麼，不用說大家都明白。
高校大躍進，本質上是一種在不改革體制的條件下，靠注入大量資金，在短時間內使大學上檔次，甚至打造幾個世界一流大學的設計以及這種設計的實施。用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的話來說，就是相當於給沒有改制的國企，注入大量資金，以期實現經濟奇跡。當然，只要錢足夠多，奇跡倒也不是完全不能發生，可惜只能是形式上的奇跡，既沒效率，更談不上品質，甚至會敗壞已有的品質，就像1958年大躍進大煉鋼鐵一樣，鋼是煉出來了，都是廢品，至今已堆一堆的，在河南田野上還能看見。果然，現在的大學，只有規模的擴張，樓堂館所的興建，而實質品質的提升根本沒有，甚至還在下降。原有的行政導向，在資金的扶助下，如虎添翼，形成了壟斷權力和壟斷公司畸形結合的怪胎，這個怪胎，將原體制的弊病統統發揮到了極致。
從某種意義上講，現在的高校大躍進，具有某些洋躍進的味道。因為這個躍進，號稱是在學美國。因為美國的大學是普通教育，我們也得是普通教育，不能再是精英教育。但是人們似乎忘了美國的大學教育，從精英教育到普通教育，花了多少年，目前的國力和教育水準跟我們相比是如何，而我們卻在僅僅八年時間，就完成了美國化。現在中國有種很奇怪的現象，一方面，拼命排斥美國化，但是另一方面，很多改革都以美國為尺度，無論多麼荒謬的事情，只要說一句，美國也是這樣的，就萬事大吉。
其實，在這種美國化的洋躍進背後，是國家的好大喜功和部門利益衝動的奇妙結合。國家雖然得到了一點虛榮，學生數量第一，論文數量第一，也在短時間內拉動了一點內需，但真正撈到好處的，卻是教育行政部門。雖說眼下是個部門利益擴張的年代，但是沒有任何一個部門，能夠如此大規模肆無忌憚地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而不受到遏制，讓自己勢力範圍的所有單位，都乖乖地聽命，也沒有任何一個中央的部委，可以掌握幾十個副部級的職位，以至於教育部的每一個司長，都有擔任實職的副部級首長的機會。大躍進一旦既成事實，國家似乎只能隨之起舞，直至水枯魚爛為止，即使到了這個地步，爛攤子不管多爛，也只能由國家出面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