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啟群
系裏用一整天時間討論教學及相關改革。除了少數請假以外，90%以上的教員出席會議，幾乎都發表了意見。會上介紹了哈佛、普林斯頓、圖賓根、慕尼克、巴黎、東京、莫斯科、臺灣等大學哲學系的課程設置，並回溯了北大哲學系民國年間的課程設置，這對於沒有洋學位甚至不是哲學系本科出身的我，是一場思想的盛宴。我感到能夠躋身於北大哲學系教員之列，與天下才俊成為同人，實乃三生有幸。
但是，在短短的一天裏，每人的發言時間極為有限，很多意見不能充分表達。因此，我提議，應該繼續這次討論，把問題引向深入。因為這不僅對於哲學系將來的學生培養有益，對於中國的哲學教育有益，對於現在哲學系的每一個教師、學生也是有益的。為此，本人不揣淺陋，拋磚引玉，請諸同人不吝賜教。由於對宗教學的無知，這裏只涉及哲學學科。
第一問題：為什麼要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什麼？
這是改革根本的出發點。改革的目的是與哲學系的辦學目的密切相關的。哲學系辦學的首要目的，是為中國培養哲學人才，特別是培養尖端哲學人才。我認為，中國將來是否會出現偉大的政治家，是否出現比爾·蓋茨這樣的新型企業家，是否出現喬布斯這樣的創新人才等，與哲學系沒有直接關係。但是，中國將來不能出現像樣的哲學家和第一流的哲學人才，北大哲學系是有責任的，哲學系的每一個教員應該問心有愧。因為，作為中國最好的哲學系，理應承擔這個責任。今天，作為哲學系教員，我們可以說找不到任何理由為自己推脫責任。
檢索一下北大哲學系人才培養的歷史，就足夠證明當前哲學系的現狀必須改革。北大哲學系在1949年以前培養出了一大批傑出的哲學人才，其中包括像馮友蘭、牟宗三這樣的哲學家，還有王憲鈞、齊良驥、石峻、任繼愈、黃枬森、鬍子華、熊偉、周禮全、汪子嵩、王太慶、張申府、楊祖陶、張世英等優秀學者。歷史學大家顧頡剛以及著名學者羅常培、朱謙之、何其芳、朱自清、容肇祖、胡繩等也是畢業於北大哲學系。甚至旅法著名藝術家熊秉明出身也是北大哲學系。但是，1949年之後的情況卻令人悲觀。仔細排列一下哲學系畢業生的名單就會發現，哲學系的人才培養是每下愈況。50年代畢業生中，李澤厚、葉秀山、龐樸、餘敦康、夏甄陶、朱德生、陳啟偉、梁存秀、黃耀樞等人，在學界產生一定影響。60年代畢業生中在學術界獲得影響的已屬稀罕。70年代由於“文革”影響，幾乎在學術界產生影響的人物幾乎沒有。80年代以後的畢業生中，取得公認學術成就的人物寥若晨星。至今，“五四”一代學者始終站立在學術的最高點上，他們的學生在總體上強於他們學生的學生。雖然說哲學家的出現有與時代相關的很多因素，哲學學科的積累需要一定的時間，但是，馮友蘭在36歲出版《中國哲學史》，李澤厚20多歲在美學大討論中脫穎而出，卓然一家，表明哲學人才的出現並非都是一種模式。這個曲線證明的一個讓我們難以接受的事實就是：北大哲學系的畢業生一代更比一代差。質言之，從1950年代院系調整之後，哲學系培養的人才差不多是每況愈下。
這個情況與整個學術界的現象是一致和互補的。
應該說明的是，1980年代以後，西方哲學的教學科研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人才培養出現了比較大的改觀。但是，這主要得益於對外開放，得益於留學生回歸和國際學術交流的拓展。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西方一流大學學習、留學歸國學者，今日成為西方哲學教學研究的主力軍和生力軍。這也表明我們在人才培養上與西方一流大學的差距。
面對北大哲學系歷屆畢業生情況這個鐵的事實，我們反思的焦點會立即凸顯出來：那就是1953年院系調整以後，北大哲學系的教學和科研模式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不僅是課程設置問題，更重要的是學科建置問題。這也正是我們需要改革的地方。
因此，第二個問題：改什麼？
1953年院系調整以後的北大哲學系，建立了一個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西方哲學為主體、輔之以其他學科例如倫理學、邏輯學、美學、科學哲學（自然辯證法）的教學科研體系。當時的系主任鄭忻的提法是“一體兩翼”，即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主體，以中國哲學、西方哲學為兩翼。這實質是前蘇聯哲學教學科研模式在中國的翻版。1980年以後，“一體兩翼”逐漸形成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以下簡稱中、西、馬）齊頭並進的“三駕馬車”結構。即使後來美學學科成為國家重點學科和研究基地，仍然沒有改變這個結構。宗教學系的成立，以及科學與社會中心歸併入哲學系，都沒有改變這個哲學系整體的格局。
隨著時代的前進，對於這種“三駕馬車”的結構，人們思考、批評越來越多，但至今沒有改變這個現狀。出現這個結構是時代的產物，與哲學系具體的人員無關。甚至在5年之前，由於種種現實客觀因素的影響，要改變這個結構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我們可以完全從教學與科研的角度來考察這個結構的合理性。如果這個結構不利於哲學系教學和科研的發展，我們就沒有任何理由固守陳規，畫地為牢。
從現象上說，我們“三駕馬車”的結構，與全世界一流大學哲學系都不同。這也是共識。爭論在於：在這個不同的表像之下，掩藏的本質是什麼？否定者認為，“三駕馬車”的結構不是一個現代大學哲學系的結構；而辯護者認為，這是“中國特色”，甚至也是北大的優勢。
我想對“中國特色”這個術語談一點看法。世界上每一所大學都有自己的特色。我們稱之為世界一流大學也不是例外。哈佛、牛津、劍橋、柏林、巴黎、東京等大學都有自己的特色。首先，各國的語言不同。所有世界一流大學不可能都用一種語言。其次，在行政管理、學術體制、學科設置、課程安排等方面都有不同。但是，歸根結底它們的特色都是大學的特色，而不是大學以外的特色。那麼，北大哲學系“三駕馬車”是屬於大學的特色，還是屬於大學以外的特色？這個問題弄清楚了，其他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我們知道，不僅“哲學”是從西方來的，“大學”也是從西方來的。中國要辦大學，辦哲學系，標準是什麼？回答只有一個，就是按照“大學”和“哲學系”的標準辦，而不是自己隨意確立標準。用中國古代太學和書院的思路，不可能辦成現代大學。還有些人想把大學與太學、書院結合一體，所謂相容並包，這其實是一個三不像的怪胎。我們不妨在中國另辦一些書院或太學之類，甚至可以在大學內部有一些獨立的國學院之類。但是，我們如果要在現有的文、史、哲各系參雜太學和書院成份，那一定是不倫不類，結果肯定會失敗。
還應該提到一個前提，即中國現有的知識體系、教育體系完全是西方的。這個體系與中國古代的知識體系、教育體系是本質相異、決然不同的兩種東西。古代中國的知識體系分為經、史、子、集四類，教育實體是私塾、鄉學、太學、書院等。用形象化的說法，現代中國的知識、教育體系，是用一個新的模組（西方的），把古代中國的知識體系、教育體系打亂，重新分割，裝進新的結構中去的與國際接軌的體系。目前中國把全部知識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即數、理、化、政、經、法、文、史、哲等等，完全是一種新的建構。例如現代中國的歷史學，也與古代經、史、子、集的“史”具有根本的不同。在這樣的建構中，中國古代的知識在本質上成為現行中國知識體系的“質料”，而知識的整體“形式”，即知識結構和理念，都是西方的。
與此相應，當下中國大、中、小學中教學的科目，是按照西方的知識體系和教育模式設置的。這些科目中的自然科學完全與西方等同（即使語言不同也完全可以翻譯），人文學科的情況稍有不同。涉及中國古代的文、史、哲科目，與西方的文學、歷史、哲學在描述的對象等方面有很大差異。但是，從根本理念上也應該是可以對應的。因為，我們科目的名稱就是文學、歷史、哲學。在這個知識體系之中，儘管是中國古代的哲學，那也一定是哲學，而不是經學、諸子學。雖然如何建構中國哲學仍然是個問題，但是，我們建構的是哲學而非經學、諸子學，這一點則是無可非議的。而從學科和知識體系上認識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無可否認，我們應該繼續中國古代的經學、諸子學等研究，但是中國哲學的研究決不能簡單等同經學、諸子學的研究。其實，這個問題在胡適、馮友蘭、湯用彤、張岱年等前輩學者的研究中，已經看出他們的思考和應對。我們可以對於這些前輩學者的研究得失提出自己的疑問，我們甚至可以從根本上懷疑他們的研究範式是否“切中”古代中國思想者的思想。但是，我們必須沿著哲學研究的路徑向前探索，而絕不能倒退到晚清經學或樸學家的思維方式之中。因為，那是無論如何不能進行中國哲學的研究的。
以上辯論只是證明，中國大學哲學系的標準和理念，只能是哲學。因此，北大哲學系必須根據哲學這個理念來建構自己的教學科研體系。反之，從外在於哲學的理念建構的“哲學系”，在自身理念上是不合法的，在邏輯上是不能貫通的。考察世界一流大學的哲學系，在結構上與北大哲學系“三駕馬車”相對應的學科體系是不存在的。我這裏不是實指它們都沒有中國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而是說它們都沒有用國別和意識形態，作為學科建構的內在依據。雖然它們都有自己的特色，但不是類似於“中國特色”這樣的特色，而是大學的特色。
簡而言之，如果我們非要辦一個“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保留現有的教學科研體制則無可厚非。同時，如果僅僅為了保持北大哲學系在國內的領先地位，也無需進行任何改革，現行模式運行良好。然而毋庸諱言，這與當年大清帝國的自我感覺其實一樣。但是，我們要建立一個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的哲學系，那就別無選擇，只能按照世界一流大學哲學系的思維方式辦學。
第三個問題：打破現有學科構架、體系，對於一些相關教員的科研和教學是否造成傷害？
首先，從當下哲學系的現象來看，各個學科的教師和學生之間都有很深的知識上的隔膜。研究中國哲學的人對於西方哲學研究及其相關人員基本不了解。反之亦然。8個二級學科之間的陌生感，甚至不亞於文、史、哲之間的隔膜。這種條塊分割、以鄰為壑的局面，其實對於每一個學科的教師、學生都是有害無益的。
其次，從根本上來說，作為一個以哲學為職業的人，他（她）的成就感歸根結底屬於哲學研究的成果，及其所培養的哲學人才。外在於此的任何其他的“成就”，實質上都是虛幻的，也是自欺欺人。歷史將會無情地洗刷這些虛幻之物，而還其本來面目。因此，如果北大哲學系的改革真正實現了向哲學教學科研本身的回歸，對於每一個哲學系的教員、學生來說，實質上都是福祉。
今天是2014年元旦。新舊交替，百感交集，我還有5年就退休了。但是，我深切感到，中國已經進入一個偉大的歷史時代。北大哲學系的教學科研體制改革，也絕不僅僅是關係本系的前途，應該與整個中國大學哲學系建設的方向和思維方式相關，具有導引的作用。順利完成這個變革，在中國大學的歷史上，定有值得一書之處。因此，作為參與這個改革的一員，我有一種歷史的感覺和自豪。為此，我企盼並祝願這次改革成功！企盼並祝願北大和中國的哲學事業興旺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