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亞群
百年前，新文化運動宣導者將民主和科學的理念引入國學研究，胡適預言：“我們深信，國學的將來，定能遠勝國學的過去。過去的成績雖然無可厚非，但將來的成績一定還要更好無數倍。”學科建設是當今高等教育發展的關鍵，建設高水準大學和一流學科，需要加強傳統學科建設，汲取傳統文化精華，國學教育不可或缺。推動國學教育，需借鑒歷史經驗，建立相應學科建制，選擇適宜教育路徑。
國學與經學是對中國傳統學術的不同表述，與近代大學傳統學科變革密切相連。國學教育是經學教育衰亡後而興起的傳統文化教育形式。百餘年來，從經學到國學的嬗變，不僅是傳統學科地位的變遷，也是教育目的、學科建制、教學內容與教學方式的轉變，對教育和社會產生重大而廣泛的影響。經學與國學曾是20世紀中國教育實踐和學術研究具有爭議的主題，也是新世紀我國教育面臨的重大抉擇，從學科的視角，深入探析其變革邏輯、教育性質和功能，可為當今大學學科建設和傳統文化教育提供有益借鑒。
一、清末經學教育的困境
與科學教育的引進
經學是傳統文化的主幹之一。它發端於子夏和荀子，既是闡釋和研究儒家經典之學，也是經世致用的學問，在漢代以下古代文化體系中，經學擔負維繫學術傳統、治國理政的功能。在傳統學術分類中，經學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意蘊和獨特的社會政治功能而位居經史子集“四部”之首。作為中國學術的重要源頭，經學包括“經”“傳”“疏”三大部分，涵蓋訓詁、義理、詞章、音韻等學問。
晚清時期，在西方堅船利炮和科學文化的衝擊下，經學教育遭遇空前危機，不得不向西式教育轉型。1901年至1905年間，伴隨急劇的書院改制和科舉革廢舉措，清政府全盤移植西方學科、學校制度，傳統經學經過西式“學科化”改造，以經學科和經學課程的形式，被納入新的學校教育體系。
經學教育的“學科化”，始於1904年1月頒行的《奏定學堂章程》，主導者為晚清重臣張之洞。《奏定大學堂章程》規定，大學分為經學、政法、文學、醫學、格致、農學、工學和商學八科。這種分科制度移植了日本大學模式，而設經學科並置於各科首位，為張之洞獨創，目的在於借助西方學科制度，保障“中學”的獨特地位。以“格致科”統稱自然科學，則源於傳統大學的“格物致知”理念。新學制以西學分類取代中學分類，大學教育從“四部之學”轉變為“八科之學”。中國學術分科及知識系統這一重大變革，是清末文化轉型和學制改革的結果，包含了“移植”西學和“轉化”中學兩條路徑。
經學科是從中國傳統學術中演化而來的，屬於轉化之學，其創立之動因主要有四方面：從思想淵源考察，經學科是晚清改良派、洋務派宣導的“中體西用”思想演變的合乎邏輯的產物；從辦學實踐來看，經學科的設立，繼承和發展了近代書院、洋務學堂的經學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是晚清經學教育經驗的總結；就政治動因而言，創設經學科是清朝統治階級內部不同勢力妥協的結果，適應了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現實需要；從學科設置來看，清末引入西方近代學科概念和課程模式，為經學科教學提供了範例。
經學科的創立，是從傳統經史子集之學向近代分科之學轉化的重要環節，在傳統學科變革中居於核心地位。其願望是要以經學統領近代科學，維繫儒學的統治地位，但在理論上不能自圓其說，在實施過程中陷入教育困境。首先，經學的“學科化”導致經學體系瓦解，儒學教育喪失自身的系統性和獨立性，成為依附新式學校教育的若干科目。其次，課程體系以西學科目為主，經學科目銳減、教學程度降低，削弱了經學教育的作用。再次，經學教育的宗教化和專業化，淡化了經學課程的人文性質，不能傳承儒學經典的文化精髓。廢科舉後，儒學教育的政治功能大為削弱，經學地位急劇下降，經學教育面臨嚴重危機。
清末“新政”時期，伴隨著學制改革，科舉選士導向與考試內容發生了急劇變革，在一定程度上激勵讀書人學習近代科學文化知識，關心時事。廢科舉後，科學教育在管理體制、規模、程度與專業課程等方面獲得快速發展。這既是近代學術轉型的重要標誌，也是高等教育變革的歷史性飛躍。各類高等教育機構開始輸入大量近代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課程，逐步建立較為完整的課程體系。科學教育體制的確立，開始培養出新型知識份子。
二、國學教育的興起
及其學科屬性
近代國學屬於寬泛的概念，它雖與經學密切相關，但價值取向有異，含義更廣，涵蓋經史子集各類傳統學術。一般認為，國學是“中國學術的簡稱”，與“西學”相對而言。國學概念的產生及國學教育的興起，有其內在的發展邏輯。
清末民初國學概念的流行，具有鮮明的政治與文化取向。1904年國粹派代表人鄧實發表《國學保存論》，強調國學不僅是“一國之學”，更是中國作為“漢族的民主的國家”之學術，體現了興民權反專制和嚴“夷夏之防”的宗旨。如果說清末經學科的創立，主要與“忠君”“尊孔”相連，那麼此後以國學研究院所、國學專修科為主要代表的國學教育的興起，則打上了“民主”“科學”的時代烙印，兩者在政治目的和價值取向上存在顯著差異。另一方面，無論是經學教育，抑或國學教育，它們在知識分類和學科設置上均取法西學標準。
從教學層面來看，國學教育發端於清末國學保存會以及赴日中國學人的國學講習活動，以章太炎及其弟子的講學為主要代表。國學教育的另外兩種路徑就是創設專門學校和將國學列為學校的教學和研究科目，後者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頗為流行的教育模式。這一時期國學教育的興起，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其一，民國初年制定新的教育宗旨和大學設置標準，為國學教育確立了指導思想與學科基礎。以辛亥革命為轉折，中國近代教育的培養目標和實施路徑發生深刻變革。教育總長蔡元培提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五育”並舉的方針，主張“以公民道德教育為中堅”，實施完全人格教育，確立“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這就為國學教育確立了發展方向和目標。在學科設置上，廢除經學科，大學改為七科。文科分為哲學、文學、歷史學、地理學四門，經學科原有科目併入哲學、文學、史學學門。新的科目分類奠定了國學教育的學科基礎。
其二，新文化運動宣導的民主與科學的理念，為國學教育提供了新的價值標準和研究方法。學術界開始提出採用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分析和整理中國傳統學術。胡適認為，“國學”只是“國故學”的縮寫，研究中國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他提出研究國學的三個方針：“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吳宓指出：“惟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並取材於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這些主張推動了國學研究和國學教育的開展。
其三，西式教育弊端引發學人對書院價值的反思，推動了國學教育的興起。清末以來，西方學科制度的盛行，削弱了中國學術文化傳統。這種現狀引起知識界對中國傳統文化命運的憂思。盲目、機械移植西方教育，滋生急功近利、不合國情的弊端，激發教育界反思書院改制得失。1920年4月，蔡元培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演講指出：書院的教育方法，“比現行年級制、劃一制可以發展個性”。1928年舒新城指出國內教育改革思潮：“自五四而後，中國固有的教育精神幾完全消滅，而西洋之新精神又未曾學得”，因此，“教育者以至於一般民眾均感覺教育的改造為目前當務之急”，乃提倡書院制之講學精神。在實踐方面，一些學人創立國學專修館、國學研究院等機構，探索國學教育新模式。
其四，國際教育機構的經費資助，為教會大學興辦國學教育提供了動力和保障。近代西方基督教差會來華辦學，在傳播教義過程中，注重中國文化研究。1928年12月，美國霍爾基金會成立哈佛燕京學社，專門從事漢學研究，資助燕京大學等中國6所教會大學（後增加華中大學），其中部分基金列為限制性開支，用於中國文化教育和研究。依據哈佛燕京學社設計，上述教會大學的中國文化教育分為兩類：燕京大學致力於學術研究和培養碩士研究生；其他6所教會大學以加強中國文化的本科教學為主。
這一時期的國學教育，在學科屬性上大體歸為文科門類。其學術組織建制按照近代西學分科，研究方法與教學課程遵循西方學術範式。從學科建設與發展來看，國學實際上是一門綜合學科，包容中國語言文字、哲學、歷史等傳統文化學科的內容，在培育人才中發揮特殊作用。在教育層次上，國學教育分為中學、專科（或大學預科）、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四級，所講授國學的程度、內容、體例雖有差異，但學術系統一脈相承。國學在學科性質和研究方法上已發生重要變革，傳統的經史子集之學被分解為文學、史學、哲學、文字學、地理學、考古學等學術門類，納入以西學分類為標準的學科體系，每門學科逐漸構建相應的科學理論基礎。
三、近代國學教育的
成就與問題
民國時期的國學教育，受文化觀念、學制變革和社會環境的影響，經歷了興起、發展和衰亡的曲折歷程。從辦學過程來看，除了無錫國學專門學校之外，國學教育研究機構一般存在時間較短，有的不到一年即被迫解散。在高等教育近代化大潮中，國學和國學教育處於邊緣和尷尬地位。儘管如此，在一批辦學者和名師的不懈努力下，這一時期國學教育和研究仍取得了重要成就。
首先，國學名師從事本科和研究生教學，推動了傳統學術相關學科和課程建設。各公私立大學院校會聚一批著名學者，涉及國學相關學科領域廣，開設的傳統學術課程數量眾多，且不斷更新。其次，國學教育機構培養了一批國學精英人才，為大中學校輸送了國學師資。這一時期的國學研究院所，辦學規模小，導師多為文科各學門（系）教授兼任，招收研究生人數少，但卻培養出高水準的學術人才。第三，國學研究者和教育機構出版了一批國學研究論著及刊物。國學教育推動了一批政論性、學術期刊的問世。這是與國學研究的政治性、學術性、文化性以及國學教育的社會影響密不可分的。
上述辦學成就來之不易。在社會政治極度動盪、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近代中國，倡辦國學教育，不僅面臨不同思想文化的阻力和衝突，在辦學理念、經費保障、師資資源、招生就業等方面也存在諸多困難和問題。
就概念而言，國學含義理解不一。學術界對於國學的性質以及國學教育的學科定位爭議不斷。激進者認為國學是一個含糊的概念，並非真正科學。也有論者將國學概括為“國故學”，納入歷史學範疇。時人對於國學及國學教育的方式頗有分歧，影響到國學教育的內容選擇和評價。
中國近代高校動盪不已，在辦學經費、師資、教學環境等方面缺乏保障，嚴重制約了包括國學教育在內大學教育的開展。胡適感慨：“五千年的古國，沒有一個三十年的大學！”這些新起的“大學”，“東抄西襲的課程，朝三暮四的學制，七零八落的設備，四成五成的經費，朝秦暮楚的校長，東家宿而西家餐的教員，十日一雨五日一風的學潮——也都還沒有造就領袖人才的資格”。在此教育環境下，國學教育朝不保夕。
此外，國學教育發展還受學生就業制約。學生選擇專業主要受社會、經濟需要影響，“晚清以來中國社會轉型，對學生擇業擇學的深刻影響，並不是靠學校來轉移風氣的”。 以輔仁大學為例，文史是其最強學科，但國學系學生數量只有西語系的三分之二，經濟系的五分之三。直至1937年前，選擇國學系的學生並不多。其中就業機會少就是一個重要因素，此外受日本侵華戰爭影響。
從學科建制來看，國學教育的興替受人才培養模式制約。20世紀前半期，中國大學學科建制經歷了從“科門”“科系”到“院系”的演化歷程。如果說通才教育模式下的大學院系建制為國學研究院所提供一定的學科發展空間，那麼20世紀50年代初實施院系調整後，在專才教育導向的學術建制下，國學研究院所就很難有立足之地了。
四、開放的中國需要
大力發展國學教育
經學、國學屬於傳統學術範疇，具有傳統學科的特徵，其評價雖受諸多因素影響，但其積極的育人功能已為歷史所證明。近代中國之所以學術大師輩出，是與特定歷史條件下教育環境的作用密不可分的，其中國學陶冶與西方科學教育影響深遠。
從清末經學科到民國時期國學院的更迭，反映了中西文化的此消彼長。張之洞將儒家倫理綱常作為中學核心有其落後性，但是，“如何擺正中西學間的關係，卻是一個近百年來縈繞於中國思想界的問題，全盤西化固然不可，所以仍是一個中西文化結合的問題，是一個如何分辨文化精華與糟粕的問題”。國學是西學背景下對民族學術文化的總稱。“西學在經歷現代化之後出現了嚴重分化，中國文化又在不斷地西化中被外來範疇所割裂。作為對中國教育體系過於西化的反彈，‘國學’恰恰代表著中國通識教育本身。”這表明無論是經學還是國學，已超越政治和歷史的功用，而賦有民族文化教育的深邃意蘊，與人才培養、文化傳承密切相連。
四十年前開啟的改革開放國策，為國學教育創造了新的發展機遇。如果說1984年北京大學中國文化書院的創辦以及深圳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建立，標誌著國學教育和國學研究在中國大陸的再次興起，那麼近十多年來，更多高校建立或複辦國學研究院所、中心，則促進了國學教育與研究的發展。當代國學教育的興起，得益於社會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綜合國力的顯著增強為其奠定了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弘揚民族優秀文化、變革人才培養模式的現實要求。上世紀90年代啟動的高校通才培養模式變革，以及當下的“雙一流”建設，為國學教育發展提供了內在動力。
開放的中國需要大力發展國學教育。從高等教育大眾化邁向普及化，對外開放程度和水準的不斷提高，國際文化交流的擴大，時代發展和人才培養迫切需要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發揮其多重功能。國學具有自身的學術價值，推廣國學教育是提升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徑。傳承和復興民族優秀文化任重而道遠。百年前，新文化運動宣導者將民主和科學的理念引入國學研究，胡適預言：“我們深信，國學的將來，定能遠勝國學的過去。過去的成績雖然無可厚非，但將來的成績一定還要更好無數倍。” 學科建設是當今高等教育發展的關鍵，建設高水準大學和一流學科，需要加強傳統學科建設，汲取傳統文化精華，國學教育不可或缺。
推動國學教育，需借鑒歷史經驗，建立相應學科建制，選擇適宜教育路徑。國學研究院所作為傳統學術教學與研究平臺，在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方面曾發揮重要作用。當今大學國學教育，主要依託相關院系、國學研究院所的學科建制和學術平臺。國學教育具有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的雙重屬性，應選擇大眾化和專業化的教育路徑。前者通過學院系必修課、選修課教學，傳授國學經典，普及優秀傳統文化；後者由國學研究院等教學科研機構，主要開展研究生與學位教育，培養國學專門人才。
國學是傳統之學、綜合之學，彙集語言、文學、歷史、哲學、政治、法律、地理、自然等眾多的傳統學科知識，是通識教育的重要內容。通識教育作為一種廣泛的、非專業的、非功利的教育，旨在培養全面發展和完整的人。好的通識教育，應該是“適合本國需要的教育，注重學習的教育，突破學科藩籬的教育，以經典、核心課程為載體的發展心智的教育，凝聚共同的核心價值觀的教育”。大眾化國學教育，就是要適應新時代人才培養的需要，通過研讀國學經典，提高民族優秀文化的感悟能力，培養核心價值觀、民族文化認同感和健全人格。在專業化國學教育方面，一些大學國學研究院通過不同學科建制，培養國學專才，為傳承和普及優秀傳統文化服務。
總之，國學是傳統學術文化的結晶，其學科建制隨著教育變革而演化。回眸20世紀，中國傳統學科逐漸為西方學科建制所取代，傳統學術的地位與影響急劇下降。當今實施“雙一流”建設，需要協調傳統學術與現代學科、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關係。推進國學教育，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既要借鑒近代大學的學科建設經驗，也需要不斷汲取國外一流大學的先進知識，使傳統學術與現代文化交融，更好地發揮國學的育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