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
2009年11月25日，首屆中法文學論壇在巴黎開幕，中國作協主席鐵凝率6位作家與代表法方的8位作家、漢學家進行文學對話。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孔泉大使蒞臨開幕式，他說：“希望能夠有深入的交鋒，使大家在不同的國度裏，在不同的生活環境中，對一些人類面臨的共同的問題進行探討和交流，增進相互之間的瞭解。這非常有意義。”王宏甲是參加論壇的中國作家之一，他去年曾參加首屆中日韓文化論壇。以下是王宏甲在巴黎的發言。
參加這個論壇，有機會向法國的作家、評論家、哲學家，以及法國的中國研究專家學習，我很幸運。最初我準備的發言，主題是文學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有關方面建議我對題目略加修改，讓我講講中國作家應如何關注社會。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這個話題，應該說是多數中國作家所關注的。這種關注，是同中華民族一個半世紀以來的命運相聯系的，民族災難之重，痛苦之深，不能不關注。中國改革開放時期，正碰上一個電腦時代在全球出現，面對各種陌生事物和錯綜複雜的局面，當代作家也不能不關注社會，這就構成了中國文學的一個主流基調。
從我個人的體會來說，我這些年特別留意的是，要想能有比較開闊的眼光去關注社會，我就應當向世界各國的文學藝術家學習，向五千年來一切優秀的文化學習。我相信古往今來一切為了使人成其為人的偉大奮鬥和努力，都值得我深深尊敬，並且能夠賜予我力量和智慧。
100多年前，法國藝術家羅丹說：“我們這個時代是技師和工廠主的時代，而絕不是藝術家的時代。在現代生活中，追求的是功利。”他說，“心靈、思想、美夢，再也沒人提了。藝術是死了。”在這裏，羅丹關心的顯然是社會許許多多人的心靈、思想和美夢。
今天是不是比羅丹的時代更好一些呢？我看到，我們似乎並不比羅丹幸運。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羅丹所說的情況並沒有得到改善，反而在全球加劇了。現在不僅是羅丹說的“技師和工廠主”的時代，還是金融家和財團的時代。科技的大規模的開發力量，使全球的生存環境更加惡化。就在本月14日，威尼斯居民為自己的水城舉行“葬禮”。威尼斯城的排水系統是很發達的，但當初的建築師並沒有預算到今天地球環境的整體惡化，溫室效應導致的海平面逐年上升，嚴重威脅著威尼斯的存在。科學家預言威尼斯城將被淹沒看來已不是不可能。加上畸形發達的旅遊業排擠了其他產業的生存空間，基本生活物品的價格持續上漲，許多人離開家園，威尼斯人口已減少到不足6萬人。“葬禮”中，一艘粉紅色的鳳尾船載著一具棺材，由數十條小船護送，沿威尼斯大運河蜿蜒前行。最後，抬柩人打碎棺材，取出一面繪有鳳凰的旗幟。這意味著威尼斯人並不甘心這座心愛的水城死去。中國人對這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期望是看得懂的。在我看來，鳳凰涅槃寓意便是：只有人類的精神、價值觀再生，威尼斯才可能從災難中復活。
今天，瘋狂地獲取金錢的作為，被經濟理論包裝著，空前放大。物欲侵佔了心靈，科學壓倒了文學。文學有什麼用？藝術有什麼用？它的用處好像就是放到拍賣場上，讓富人們來評估和宣判它的品級和價格。
但是，藝術是有用的，文學是有用的。
3000多年前，中國的西周王朝派人到各諸侯國去採集民間歌謠，也鼓勵官員和有文化的人創作詩歌，那是很把文學藝術當寶貝的——比青銅器更重要的寶貝！商王朝有很好的青銅器，可商朝被周武王滅了。商朝覆滅不久，武王去世，武王的弟弟周公負責輔佐年幼的君主，周公便是當時國家的實際最高領導者。發動去民間采詩和鼓勵詩歌創作的就是周公。幾百年後，這些詩歌被孔子收集整理成教育人的課本之一，就是《詩經》。當初周公為什麼要做這件事，為什麼那麼看重詩歌？
中國歷史上，殷商時期的人講貧富，西周時期的人講貴賤，為什麼有這轉變？講貧富，就是追求富。殷商富不富呢？漢語中有“殷富”、“殷實”之詞。所謂“殷實人家”，那是講民間家庭積蓄充實。我們由此是可以遙想殷商之富的。但殷商滅亡了。
為什麼滅亡？後人多說是殷紂王的殘暴招致滅國！我以為殷的滅亡不能僅僅歸咎於紂王一人的殘暴，而是統治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喪失了道德精神，導致一個富國覆滅。中國有句話說：“殷鑒不遠。”周公汲取前車之鑒而宣導德治，這是周朝最顯著的特徵。
我曾拜訪過洛陽的周公廟，心想，周公為什麼要宣導德治？在殷商社會，“天命不易”的說法已很盛行，這是說殷商受天命而統治天下，這是不可改變的。可是商朝被周滅了。可見靠“天命”統治天下是靠不住的，那麼靠什麼呢？周公認為，商朝失天下是因為失德，周人則因為“同心同德”才得到天下。那麼，關鍵不在於天命，而在於有沒有德。可是，怎樣才能有德和保持住德呢？
西元前11世紀，除了利用神的力量來約束君權，如何利用君權以外的力量來限制君權的辦法在全世界都還沒有發明出來。周公試圖在人心的內部塑造有德的品質，從而使君王產生約束自己的力量。當然，一個社會，僅靠君王有德是不夠的，還需要造化全體臣民的心。周公到了禮樂。禮，用來規範人的行為；樂，用來陶冶人心。禮和樂，是達到德的方法。
周禮是周代完備的政典和法規。用政令和刑法來治理社會，上古就有。企圖用文藝陶冶人心來塑造美德，達到治理社會的目的，周公算得上中外第一人。他主持制定的雅樂體系十分恢宏，西周的詩是用來配樂歌唱的。直到今天，中國人仍然稱“詩”為“詩歌”。西周的詩歌，有風、雅、頌之分。
雅，是正統的宮廷樂歌，內容多是周民族的敘事史詩。頌，是祭祀樂歌，用於宮廷宗廟祭祀祖先，讚頌神明。雅和頌，主要是周朝掌管禮樂的官員或貴族的作品。宣導創作這些頌歌和史詩，首先是期望貴族們不忘祖先的創業事蹟和傳統。這很重要。因為無論夏朝與商朝的覆滅，最終都並非窮人滅了他們，而是貴族自己把自己滅了。
風，就是各諸侯國的土風歌謠，這是周朝派采詩官員和文藝人才到民間去採集來的，稱“采風”。直到今天，“采風”仍然是作家去採訪的代稱。把民間歌謠採集起來加以宣導，有利於民間傳唱，社會影響最為廣泛。
殷商講“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就是首先重視宗教與軍事。西周的六藝教育則依次是：禮、樂、射、禦、書、數。這是把禮樂教育放在首位，用教育去推廣禮樂，其影響就從塑造少年開始。西周音樂詩歌教育之發達，使樂律學有重大成就，十二律體系都在周代完成。
禮樂制度的推行，雅樂詩歌教育的社會影響，使殷商時的占卜之風在西周逐漸淡化，人們從念咒語變出詠詩。殷人講貧富，周人講貴賤了。西周人認為，一個人即使窮，但不偷、不搶、不懶惰，精神可以高貴。一個富人，如果精神趴在地上，行為可恥，那也是下賤的。貧富講的是外在財富的多寡，貴賤則講人格精神的高下。
中國有“君子”之說，什麼叫“君子”？一個民間的小子，有高貴的精神，那也可以冠以一個“君”字，叫“君子”。
如此，一個從人的精神內部發生改變的社會出現了。殷代甲骨文尚未發現“德”字，周代鐘鼎的銘文裏，“德”字大量出現。德字先前沒有“雙人旁”，由“直”和“心”構成，加上“雙人”，意為人與人之間要以正直的心相待。德治便不僅僅是針對執政者而言的，它適用於所有的人。當不依靠“天命觀”來統治社會時，一個超越商朝的時代就真正開始了。
其實，中國殷商時期達到的繁榮，甚至難以用一個“富”來概括。中國最早的一部文獻集叫《尚書》，其中記載商朝的人趕著牛車去遠方貿易。商族人發明了中國最早的貨幣，從而發明了通過貨幣來交換的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這是商代最顯著的特徵。貿易促進了手工製造業勃興，商代進入青銅器的繁榮時代。貿易需要算術，使數學得到發展。從甲骨文可知，商代已經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來計數，並按十進位記數了。需要記賬，文字就像從地底下突然冒出來似的。商代的曆法每年分為春、秋，這大約是後人把歷史歲月稱作“春秋”的來源。到商周之間，一年分四季。所謂“歷史”，因有“曆”，由“史”官對人事加以記載，便有了“歷史”。商代不止甲骨和青銅器上有文字，《尚書》說殷的先人就有冊有典了，那就是中國最早的書籍。殷商時代的數學、天文、曆法、文字、典籍、歷史、樂舞、醫藥、教育、軍事等諸多領域，都有了煌煌建樹。論生產工具和生產能力，乃至人口、疆域，兵員和武器裝備，商朝都比來自西部的周族要強大很多，卻被周取代了。豈不悲傷！
可見僅憑富裕、知識和技能，並不能保證一個社會的安全，更需要人心靈中的善良，需要美德，才能維繫一個社會較好的運轉。周公建立禮樂制度，用秩序規約人的外在行為，用文學藝術陶冶人心，塑造美德，培育人精神中的高貴品格，對西周社會的進步產生了獨特的作用。
這是通過文學藝術的陶冶，在人心的內部建設起一個新世界。從方法論說，這是創造出從人心的內部來約束和建設自身的方法，既作用於人的個體生命，也作用於社會。距今3000多年前，釋迦牟尼、孔子、耶穌這些塑造人類精神的聖人都還沒有誕生，周公用文藝來塑造精神的方法先之問世了，每思於此，我都對周公肅然起敬，對文學藝術滿懷敬忱！那就是鳳凰涅槃。
周滅商後，可以是一個武力征服者、財富佔有者，周公選擇了當精神的建設者。中國人講“文以載道”，說文章與文學是用來表達和傳播真理的。中國“政”字由“正文”構成，意為要用光明正大的文化去治理社會，而不是用武力和霸道統治社會。文的薰陶使人文質彬彬，並使克服黷武成為社會正統價值觀。這些都在3000多年前開始了有意識有組織的大規模的社會實踐。
周代創造了青銅器的黃金時代，最突出的“國之重器”就是青銅鼎，漢語“鼎盛”描述的就是這個時期。周代還孕育催生了鐵器時代。鐵器的使用為人們創造或佔有更多財富帶來了便利，這個時期周天子逐漸無力號令諸侯，諸侯國之間發生戰爭，戰車隆隆、烽火燭天，戰爭帶來的災難打碎了人們的生活。民間殺人不以為罪，搶劫盜竊不以為恥者大有人在。
這是又一個追逐財富、武力、權勢的時代，詩歌音樂沒有人提了，文學藝術是死了，所謂“禮崩樂壞”！這時，孔子出現。從上古到春秋中期的詩歌，據說有3000多篇，孔子收集編纂了305篇，這就是中國現存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它是中國日後其他一切文學作品的源頭。那是又一次鳳凰涅槃。
今天回頭一看，多少宏偉的宮殿倒塌了，多少雄強的帝國崩潰了，多少曾經繁榮的經濟消失了，但《詩經》沒有消失。兩千多年間，它是中國讀書人必讀的教科書，對塑造中國人的道德良心一直發揮著不可或缺、無可取代的偉大作為。
在我看來，文學藝術最大的社會作用，是在錢財橫行、權勢霸道、人的精神流離失所的地方，發揮拯救人心的作用。人的能力，包括經濟能力和科技能力，都如同一個“器”，具有工具的特徵，而一切工具都是可以用來幹好事，也可以用來作惡的。因而在一切工具之上，應該有能駕馭工具的東西，這種東西就是人心的善良品質，它是唯一可以阻止這個世界倒塌的東西。文學藝術最重要的作用，便是呼喚與塑造人心的善良，而不是相反。
我以為，當今能夠拯救這個世界的，不是經濟，也不是科技，而是人類的善良之心。文學藝術，則可以為呼喚和塑造人的良心，發揮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