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每逢“五四”整十周年，所有中國人，包括港、澳、臺以及海外華人都會舉辦以“五四”為題的高規格紀念活動和學術研討。在中國大陸，政界對五四運動的評價極高，執政黨的報告和重要文獻屢屢提及；關於“五四”的研究也是學界的熱門，相關論文論著層出不斷；五月四號被定為青年節，這是對五四運動的最高禮遇。吊詭的是在臺灣，儘管政局多變幻，但從臺灣的官方到民間，特別是臺灣學界，對五四運動的評價也是肯定的。相對於拔高的“五四”，稍後“科玄論戰”的政治待遇就相對落寞，但學界對它的研究一直不斷。總體來看，臺灣學界對“科玄論戰”的研究熱度盛於大陸。隨著80年代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推進，大陸學界對“科玄論戰”研究開始升溫，但對“科玄論戰”與“五四”之間的關聯，即兩者共同構成一個完整啟蒙運動還沒有形成學界共識，這無疑是“五四”研究的一道硬傷。
一、啟蒙語境下的五四運動
如周知，五四運動以及稍後的“科玄論戰”，這些特定時期的特定運動不是20世紀初發生在中國的孤立事件，而是文藝復興運動的中國化出場形態，是啟蒙運動路線圖的進一步延伸並與之構成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或者說發端於文藝復興的啟蒙運動自產生以來，就一直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施加影響並引起積極的回應，這就是新文化運動，其中五四運動是高潮。
與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以及歐洲的啟蒙運動相比，具有中國式啟蒙運動特色的五四運動沒有前者“古希臘式”的往昔光輝可以恢復。“五四”時期的先鋒知識份子發現，根植於農業文明的中國古代文化往昔也光輝過，但對於中國現代化發展卻乏善可陳，基本上不存在值得繼承和發揚的東西。恰恰相反，更多的是有悖現代化的邏輯，是應該批判和拋棄的。在中國思想家的寶庫裏找不到像歐洲大陸的啟蒙思想家，比如盧梭、洛克、伏爾泰、狄德羅這樣的人物。不能說中國傳統思想絕對沒有一點兒對現代化發展有益的思想，但就總體和主流而言，中國先哲的思想大多已經成為一種傳統陳腐、大而無當、繁瑣無用的教條，或已經異化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工具。從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到宗教改革和席捲整個歐洲的啟蒙運動，思想傳統在西方是自然演進的，是一種內在的生長與進步；而在中國，各種思想觀念的引進和確立，根本不存在內生力，這也就註定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將是外生型的。這要求中國這一代的知識份子對於現代化始終保持極強的自我覺醒意識，才有可能無情地拋棄幾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舊傳統，這在實踐上是很難做到的。他們是抱著這種矛盾而又決絕的二元態度走上社會實踐之路的，期間所承載的痛苦今人難以體會；他們在處理中西文化的關係上在一定程度上超過了他們的後繼者。從這個意義上講，五四運動是一座只能仰止的高山，這一代知識份子永為後繼者所膜拜。
“五四”先驅們深藏被殖民的恥辱和仇恨，忍受著民族的創痛和苦難，以“拿來主義”的眼光和氣魄潛心學習並獲取有價值的東西。陳獨秀指出：“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發展和中國的發展絕對是兩樣，斷不可調和遷就的……若是決計革新，不必拿什麼國粹、國情的話來搗亂。”他們超出了只學習器物和技術層面而回避文化層面的先行者，也超出了那些高唱“徹底反帝反封建”關門鎖國以拒絕西方文明的後來者。他們更多把探究的目光聚集在西方文化的精神領域，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的學理層面，也涉及西方國家的道德觀念、社會制度、風俗習慣和思維方式的生活層面，從而彙聚成中國式啟蒙運動的精神資源。
在紛繁複雜的西方思想中，“五四”時期的知識份子正確地把握住西方文明的本質，即科學和民主，於是他們就義無反顧地扛起這兩杆大旗。他們在《新青年》鼓吹和擁戴“賽先生”和“德先生”，提倡用民主對抗獨裁專制，用科學對抗迷信盲從；把科學奉為一種思想和知識的法則；把民主與人權相聯系。“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之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希望每個中國人成為人格獨立、權利平等、思想自由的自由主體，最終實現“人的發現。”這些帶有帶根本性、更普遍、更長遠意義的宣傳已經與西方啟蒙思想相一致。這是“五四”的最大功績，也是中國近代以來思想觀念的重新“格式化”；它喚起中國人的自由意識和平等意識，實現了中國思想史與人類思想史的並軌前行。
如果用世界啟蒙史的視域來檢審一下中國的啟蒙歷程，就會發現中國的啟蒙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直至今天也沒有結束。啟蒙的過程充滿艱辛與迂回，時快、時慢、時停，甚至倒退，但啟蒙的火種一直沒有熄滅，這一段苦難歷程還給人這樣的啟示：無論是中國人民推翻封建專制的革命運動，以及以後歷次的社會運動，不能總是寄希望社會上層發動至上而下的政治改良，最為重要的路徑是喚起民眾。民眾的力量是無窮的，只有依靠以民眾的力量才能埋葬封建專制思想。中國必須要有一場徹底的啟蒙運動，只有讓民眾覺醒起來，讓民眾清楚自己的權利並保衛自己的權利，實現民眾意識的現代性重塑。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言，中國要現代化，啟蒙是必不可少的，個性解放是必不可少的。絕不能回避問題，回避問題只能是延長痛苦。
二、“科玄論戰”對“五四”啟蒙邏輯的深化
五四運動有著啟蒙運動的世界共性，它帶有人的解放的標記。“五四運動把矛頭指向傳統文化，指向作為傳統文化之核心的孔家店，要求恢復和展現被封建禮教吞沒了數千年的人的本性。”作為五四運動旗幟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無疑來自於西方，它直接繼承了啟蒙運動的精神實質。同時，五四運動也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首先，與西方啟蒙運動大異其趣的是啟蒙的動因不一樣，它的導火索不是來自中國社會的內部，而是來自於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屈辱，直接目的移植西方民主與科學來富國強國，從而挽回民族尊嚴。其次，在涉及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上，與啟蒙運動存在本質差異。歐洲啟蒙運動是由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所致，主要是解決國內的階級矛盾；而近代中國的啟蒙運動則主要是由外敵入侵所激起，主要是解決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的激化程度又往往直接決定著啟蒙運動的發展狀況。在西方，經過文藝復興特別是啟蒙運動，先是個人的解放，然後再由底層而上層立國，並制約國家的權力，以期保障個人的權力。而在中國，歷來就有“崇尚總體，貶低個體”的傳統，萬事國為先，個人從未得到真正解放；加之國難當頭，救亡比個人的解放更為迫切，更為重要。為了抵禦外敵，先要強國，奢談個人權利；反而要更多地向國家讓渡權利，把命運託付給國家。民主與科學本是相互確證，共生共榮，是旗幟，是目的，而在中國這一場轟轟烈烈的救亡運動中降格為工具和手段。
中國的特殊國情，再加之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五四”的主題被沖淡，甚至一度走題，一定程度上游離了啟蒙的邏輯；因此，接下來的“科玄論戰”就顯得尤為重要。
1923年2月，張君勱受邀清華大學作“人生觀”的講演，他認為“科學不能決定人生觀”，其講演稿發表後，受到丁文江的強烈駁斥，從而引發了“關於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也稱“科玄論戰”。在1923年初到1924年終近兩年的時間裏，當時中國思想界的精英基本上都參與進來，漸次分成“科學派”與“玄學派”。經過兩年的論戰，以丁文江為首的“科學派”佔據了上風（當時學界普遍認為“科學派”取得了勝利），從而鞏固了“五四”的主題，即“科學能決定中國人的人生觀”，其本意是“中國需要科學與民主”。科學的地位在中國得到了進一步的夯實，這也表明中國知識份子認可了啟蒙運動的發展邏輯，標誌著中國文化發展走向自覺。毫無疑問，“科玄論戰”是“五四”的深化，它再度切入正題，捍衛了啟蒙邏輯。自“五四”與“科玄論戰”之後，再也找不到哪一個人或政黨可以把民主與科學懸置一邊，可以拒不吸收西方的觀念、思想、文化制度的合理成分。今天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後發國家都在不同程度接受了西方精神資源，區別僅在於分屬於西方不同的部分而已。即便是今天作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也是來自於西方的德國，究其根源，它也是根植於歐洲啟蒙運動所產生的啟蒙理念，但又超越了啟蒙理念，它是批判西方理論的“西方理論”，即反西方的“西方”。
在“五四”時期和稍前的新文化運動，“德先生”和“賽先生”雖然同時被請到中國，但更為看重“德先生”。在“科玄論戰”時期，“賽先生”的地位被大大的抬高了。這從“科玄論戰”中，“科學派”取得勝利以佐證，但此時“德先生”已不僅是洋先生，也有點中國先生的模樣了。
在今天看來，五四運動前後的知識份子，特別是“科玄論戰”中的“科學派”在一定程度上誇大中國傳統文化的缺點與不足。誠然中國傳統文化也有著自身的優點，簡單的完全否定是失之偏頗的，但結合當時的歷史語境，這種過枉的校正是值得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再加之“五四”時期先鋒知識份子的中國傳統文化修養極深，又曾遍遊西方諸國，學貫中西，既是有很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底蘊，又洞察世界發展大勢，具備世界性眼光。在權衡與比較中西方文化對其國家的發展作用之後，特別是誰能更好地促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他們站在歷史發展的一邊，並擔當了啟蒙者的角色。他們其實是中國最後一代舊知識份子，同時又是中國第一代新知識分子。他們長期浸淫於傳統文化，並能從傳統文化中走出來的，知道它的弊病在什麼地方。也只有他們才有資格來談論“孔家店”，有資格說什麼是應該保留的，什麼是應該揚棄的。
從五四運動到“科玄論戰”，中國思想界先鋒知識份子經過激烈的爭論，並在較短時間內形成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國人從“睜眼看世界”到“睜眼看清世界”的轉變，它是中國先鋒知識份子看清世界大勢後尋求圖強變革的一個高潮。許多學者認為中國近現代社會轉型時間很長，從1840年開始，直到今天也沒有結束，這總體上是對的，但漫長的社會轉型並不是一個勻速的量變過程，其中也有特別快的時期，帶有明顯質變的性質。毫無疑問，五四運動到“科玄論戰”就是這樣一個質變期，“科玄論戰”是一個拐點。經過了這一質變，跨越了歷史拐點，大多數中國先鋒知識份子開始了對西方民主進程的理解的認同，特別是對文藝復興以來的啟蒙思想的理解和認同達到了新的歷史高度。並且經過這次質變，他們自覺地充當啟蒙者的角色，始終站在世界史的維度上來反思的中國的過去、未來與進路。
五四運動與“科玄論戰”時間相連，邏輯相通，都遵循著共同的啟蒙邏輯，它們構成了中國近代史上一次較為完整意義的啟蒙運動。對五四運動的尊重也是對“科玄論戰”中“科學派”觀點的認可。拋開形式，從邏輯與內容上看，五四運動是包涵“科玄論戰”的，或者說五四運動和“科玄論戰”是個統一體。離開了“科玄論戰”，不管五四運動多麼熱鬧、多麼壯觀，也只是一座“無神的廟宇”。
當然，由於五四運動到“科玄論戰”時間不長，這一中國特色的啟蒙運動並不徹底，局部時期還有方向性錯誤。這也昭示著一次啟蒙是不夠的，在中國以後的發展進程中，“科玄論戰”還將再度返場。
啟蒙邏輯的現代旨趣
自上世紀20年代中國式啟蒙運動以來，中國的思想界曾出現過多次理論的爭論都與“科玄論戰”高度疑似。當然由於歷史語境的轉換，疑似“科學派”與疑似“玄學派”的觀點都有了新的變化。一般意義上說，前者代表進步，後者代表保守。中國人的總體看法是“貶玄褒科”，或者說是因為情感大於學理導致“科學派”戰勝“玄學派”。從根子上講，誰勝誰負涉及到一個“勝負的標準究竟是什麼”的問題。標準並不確定，存在著學理上的標準、社會進步的標準，還有政治標準等多重標準，且它們並不一致。
標準沒有制定好，論戰就已展開；爭論未待澄清，行動早已開始。在行動中爭論，在爭論中前行，這也是中國特色。
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就是一次極具象征意義的“科玄論戰”，當然這裏“科學”與“玄學”是極具象征意義的。堅持以政治中心、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等思想相當於“玄學派”；而提倡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市場經濟的思想同“科學派”的觀點相近。總體來說，“科學派”佔據了上風，社會歷史的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需要指出的是，“科學派”的觀點並不是完全正確，特別是“科學派”中的自由主義學者提出“全盤西化”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思想，把西方模式當作包治百病的萬能藥，這與曾經的“科學萬能論”頗有相似之處，但同樣也可以寬容地理解為是一種矯枉過正的極端提法。
與80年代的社會發展相比，90年代相對緩慢；其原因既有改革進入深水區遇到的困難越來越複雜，也跟複雜多變的國際國內形勢有關。東歐劇變、特別是蘇聯解體造成國人對“中國的改革將走向何處”的認識混亂，如何繼續堅持改革開放又避免重蹈蘇聯覆轍成為兩難抉擇，這與上世紀20年代“科玄論戰”的語境極具相似之處，此時新一輪“科玄論戰”再度出場。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理解，把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視為正宗與當年“玄學派”的主張相近；而此時認為社會主義已經徹底失敗，中國也應該回到西方懷抱的觀點與“科學派”當年宣稱的“科學萬能論”相類似。“南方談話”後，中國的發展已經以事實對這一論戰給出了回答的思路，即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把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南方談話”並沒有給出所謂的正確答案，也不標誌著兩派某一方的勝利，兩方的交織仍在繼續，至今未絕。
“南方談話”後直至當下，中國思想界的爭論雖然沒有像上世紀20年代“科玄論戰”和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那麼激烈，但一直存在著，也與“科玄論戰”有類似之處。比如十八大以來新出臺的重大方針政策以及一些具體的改革舉措，在思想界和民間引起一定反響。所有這些，也表明中國啟蒙運動已經走向一種漸變的常態，不再轟轟烈烈，帶有明顯量變的色彩，但它仍然可以提升中國文化的發展高度，照亮中國現代化的歷史征程。量變都有質變的因數，這種量變的積累最終會形成質變，中國最終會融入世界一體化進程。“中國化的形式，世界化的內容”可能是對中國式啟蒙運動的最好詮釋，如何融入世界又彰顯中國特色這一矛盾將長期存在。融入世界是目的，是內容，而彰顯特色是手段，是形式。形式取決於內容的需要，手段取決於目的。不能用手段損害目的，用形式限制內容。前現代、現代、後現代在時間上繼起，在中國卻空間上並存，從而造就了中國現代轉型的高度複雜性，消解啟蒙甚至壓倒啟蒙的因素仍然會出現。如何推進啟蒙運動在中國的發展，特別是消解啟蒙甚至壓倒啟蒙的因素出現時，將是一個常說常新的課題。
“世界化”不等同於“西化”，具有“世界化”特點的西方話語更容易成為中國文化最先引進與消化的內容，“中國化”的內容也會融合到“世界化”的內容之中成為其中的一部分。總體來說，“世界化”的文化往往會塗抹上“科學派”的色彩；而中國傳統文化，也包括已經中國化的“世界化”文化在長期的固化中也會烙上“玄學派”的印跡。不斷返場的“科玄論戰”是一個好事，正通過一次次的論戰，中國漸漸融入世界，“科玄”的對立將隨著世界一體化的進程而消融。“科玄論戰”從當初的驚天動地，走向波瀾不驚、潤物無聲，最終消弭於無形。
自1840年以來，中國人總是不斷地提出學習誰、學什麼、如何學的問題，在學習的內容與形式上糾纏不清，用那些外在於自己的對象武裝和確立自己的理性、情感、意志、行動，不知不覺中置自己於外在對象的從屬地位。由於缺乏真正洞察、預見和發現理性的能力才造成民族發展方式的模仿、跟風、照搬。這不能簡單地怪罪於廣義上“科學派”與“玄學派”的知識份子，只能說明20世紀整個民族還處於康德所認為的“不成熟的時代”。
距20世紀20年代中國式啟蒙運動已百年，改革開放已整四十年。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時代，改革開放進入新常態，國人應該重拾當代“科玄”兩派所掩埋自己與生俱來的獨立理性、情感和意志，走出20世紀中國的蒙昧主義桎梏，用一種平和客觀的心態去審視中國文化的進路與走勢。
啟蒙運動在中國何時從進行時走向完成時，這取決於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結束；到那時，關於啟蒙的一頁就將塵封。現代轉型以後的中華民族將是一個開啟自我發現的時代，是獲得獨立洞察、預見、發現一切事實和真相的能力的時代，中華民族走出復興之路而再度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