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的智庫專案資助下，我於2016年3月在荷蘭特文特大學（University of Twente）進行短期訪學。在向特文特大學申請訪學之前，我搜集了有關特文特大學的相關資訊，獲悉特文特大學是荷蘭三大頂尖理工大學聯盟3TU和歐洲創新型大學聯盟成員之一，屬於在世界大學排名中名列前茅的“世界一流大學”。
此次訪學的主要目的是對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下歐洲大學的治理結構進行研究。在特文特大學訪學之際，正是我國號召“雙一流”建設如火如荼之時，由此自然而然引發我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特文特大學作為世界一流大學有何獨特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事實上，在特文特大學短短訪學期間，耳聞目睹的一切使事先獲得的有關特文特大學的緘默的數據與資訊迅速鮮活生動起來，所聞所見讓我更加深刻體悟到何謂世界一流大學。
一、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需要大學人將勤奮努力作為一種生活方式
三月的荷蘭依舊春寒料峭，寒風裹挾著雨雪成為這方天地的獨特景觀。因為我所在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CHEPS）的團隊要求我每天早上8點到工作室，於是乎，習慣了遲睡遲起的我每天很早就如大多數荷蘭人一樣，騎著自行車趕往校園。頂著寒風冷雨騎車到工作室似乎很艱苦，但這種艱苦很快被校園裏濃濃的工作氛圍沖得雲淡風輕。
每天早上騎車穿過校園的時候，天剛濛濛亮，但透過荷蘭特有的闊大的落地窗，我已經看見許多辦公室都亮著燈光，燈光下是埋首工作的人們。當我到達自己的工作室的時候，其他CHEPS 團隊的工作室大多都已燈火通明。午餐時間，CHEPS的教授們三三兩兩相約一起前往學校餐廳，大家的午餐都非常簡單，乳酪夾麵包，外帶一碗湯或飲料即是午餐，並且午餐時大家在一起邊吃邊聊工作中的問題或學術研究動態。換句話說，簡單的午餐演變成每日午餐例會。後來我注意到，特文特大學的學術seminar基本都是安排在午餐時間，大家邊吃邊討論。更有甚者，還有的教授午餐時間仍在工作室忙碌著，一杯咖啡或一碗速溶湯端在電腦前，邊啃麵包、邊工作。我問起原因，對方常常回答的是，要趕時間，因為下午有個會，或者是因為要趕一篇文章、趕一個專案，諸如此類。
我國著名科學家錢三強先生說過：“古往今來，能成就事業，對人類有作為的，無一不是腳踏實地攀登的結果。”對於科研工作而言更是如此，相信大家對“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這一表述都耳熟能詳。不過，在特文特大學，上述表述成為實實在在的每日生活樣態。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家每天看起來都意氣風發，絲毫不見苦和累之態。
二、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需要大學人高效率地開展工作
當我向特文特大學的學術同行感慨他們的勤奮努力時，對方哈哈笑著調侃道：“我們花很多時間在工作上，說明我們效率不高”。其實不然。特文特大學的人給我的另一個深刻印象恰恰是“效率”。
這種效率一是表現為近乎精確的工作日程安排，以更好地利用時間。我抵達荷蘭之前，合作教授Don即約定了接我的時間與地點。Don約在Almelo的小站接我，他給出的原因是，在小站人少，我們不會找不到對方，這個站距離他家最近，也最方便到特文特大學。按約定地點與時間接到我之後，在去學校的路上Don 即與我討論當天的日程安排以及接下來的研究計畫。我表示淩晨方抵達，需要休整。出乎意料之外的是，Don只給了我一個小時的時間在事先訂好的校園旅店休整，然後就帶我熟悉校園環境、逐一認識同事，並參加了午餐seminar。當Don注意到作為一個“歪果仁”，荷蘭同行的名字對我而言陌生又拗口時，當即讓秘書打出CHEPS所有人員的名單，逐一教我如何讀這些同行的名字，直到我準確熟練地說出來為止。是的，這是我到特文特大學的第一天，一切準備工作都安排就緒。第二天早上8點，我已經準時到自己的工作室開始工作了，並且可以與CHEPS同行們像“老朋友”一樣相處了。
這種效率也表現在工作環節中迅捷的回饋。我就“歐洲創新體系與大學的作用”這一專題對M.W.A博士進行了訪談。訪談結束之後，每當就訪談內容需要澄清疑問或補充材料等等，我只要發郵件給M.W.A博士，他都迅速作出回應，從沒有拖遝過。在與合作教授Don探討我們的研究課題時，他說會給我一些書和資料作參考。再次出乎我意料的是，這個英文中典型的“將來時”表達，在現實中卻是“迅速”或“即刻”。因為討論一結束，他就直接帶我到他工作室拿書了。等我回到自己的工作室，他提供的其他英文資料已發到我的郵箱了。
在以往的高等教育研究中，講到大學，尤其是老牌的、傳統意義上的大學，我從書本中獲得最多的感知是，大學是具有惰性的，教授們的生活是悠哉樂哉、自由閒暇的——因為只有這樣，才會出思想。可見“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荷蘭之行使我對大學有了新的認識，“效率”這一過去屢屢與嚴苛的體制聯繫在一起、似乎和大學毫不“搭噶”的詞從此深深印刻在我的腦海中。是的，就有形制度而言，特文特大學的教授們享有學術自由，但面對自由，他們是如此自律，他們惜時如金、井然有序地行進在學術之路上。
三、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需要大學人具有團隊精神和學術凝聚力
在國內，人們耳熟能詳的一個詞是“文人相輕”。所謂團隊，也常常是導師與自己的研究生而已，這種導師與研究生組成的團隊“一不留神”即演變成飽受詬病的“裙帶關係”。
在歐洲，講到其學術體制，人們常常喜聞樂道的是“教授講座制”，教授是某一學科（專業）的權威和負責人。我國在學習國外先進經驗的基礎上，大力推行“學科帶頭人”制度，似乎學術的發展必須得有一位一言九鼎的“學術大腕”來牽頭，但在實踐中，學科帶頭人制度卻出現了異化，出現了把持學術界的“學閥”、“學霸”現象。
為何“橘過淮則為枳”？這一疑問通過我對特文特大學CHEPS日常運作的觀察得到瞭解答。CHEPS的學術隊伍少而精，學術隊伍之間的研究既有獨立，又有交叉。也就是說，他們之間的研究方向並不是完全隔離的，這為彼此的科研合作奠定了基礎。圍繞研究方向，形成了許多研究專案。這些專案既有來自本校和本市企業的，也有來自歐盟和鄰國的（德國、英國居多）。通過研究專案形成了一支支研究團隊，並以專案為單位進行同行之間的學術交流活動。
在CHEPS，專案負責人成為專案團隊當然的負責人和學術交流活動的組織者。因為專案眾多，因而CHEPS獲得專案的學術成員都是各自專案的負責人和學術團隊的帶頭人，並沒有出現“一超獨大”的問題。在實際學術活動中，我親眼目睹的是學術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博士生，只要說的有道理，白髮蒼蒼的資深學術大碗也會認真採納，衷心感謝。並且因為大家彼此一起做各種專案，在長期的研究合作中形成了很好的團隊精神。
CHEPS成員在日常交往中熱情友好，在科研活動中互相研討，科研工作不分彼此，大家群策群力。我初到CHEPS時，CHEPS的成員逐一在適當的時候到我的工作室與我交流，他們的開場白不約而同的是：“I am Don’s friend”。這讓我非常驚訝，不明白不苟言笑的Don怎麼會有這麼多“friend”。Don對此的回答是：“I have a nice team”。事實也確實如此，Don 是我的合作教授，但在我完成的CHEPS要求的學術博文出現問題時，不僅Don 非常細緻地給我發來許多有關學術博文寫作方法的資料，而且CHEPS的其他同行利用午間聚餐時也會與我就此進行研討，併發來相關博文供我揣摩，期間還不斷進行鼓勵。
在CHEPS的親身經歷使我體會到，“教授講座制”也好，“學科帶頭人”也罷，都不過是一種制度的形態，制度是經由人而活化的，大學的學術發展歸根結底是學術成員對科研的共同熱愛、對學術的共同敬重。以此為前提，倘若真有“結盟”，也是大家對學術的結盟，形成的是“學術共同體”，而不是“利益共同體”。
餘論：當大學以學術為宗旨，何來“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之爭”？！
我國關於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之爭的論文汗牛充棟，“去行政化”呼聲不絕於耳。為了增強學術力量，加強學術委員會建設已經寫入我國教育政策法規。
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為何成為了對立的緊張關係？在CHEPS是否存在政權管理與學術活動的矛盾問題？為此我訪談了CHEPS中心主任Hans。當我問起他是如何招聘到這麼優秀的成員、形成這麼好的學術氛圍時，他的回答讓我豁然開朗——“是他們選擇我，而不是我選擇他們”。在Hans看來，CHEPS的發展依賴CHEPS的全體成員，尤其依賴於學術的影響力，如果學術不能發展，學校也就不會允許這個中心存在了。同樣，一個大學的存在，也在於這所大學的學術發展與影響力。因此，在大學很難說管理，而就領導力而言，那就是他要想方設法讓他的CHEPS團隊成員能夠幸福快樂地工作（working happily in CHEPS）
Hans的話通過CHEPS的行政人員的行為得到了印證，從得到CHEPS的邀請函那天起，一直到訪學結束，我得到了CHEPS辦公室秘書Mirjam全程性細心周到的服務，她包攬了訂房、訂票、掃描、複印、通知學術活動等一切事務性的工作，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做好學術研究。期間有一件小事讓我印象非常深刻。有次Don到我工作室討論一個學術問題，我當時需要用電子郵箱，不知怎麼回事，網速很慢，我就說稍後再發吧。沒想到Don 剛離開，Mirjam就來到我工作室瞭解網路出了什麼問題。她不僅迅速解決問題，而且強調道：“任何時候，只要你需要幫助，只管告訴我，這是我的工作。”
是的，當大學的一切工作都是圍繞學術而運作的，大學崇尚的是學術，而不是權力的時候，學者是以學術工作為志趣，而不是把學術作為“稻粱謀”或權力的敲門磚；行政工作只是分工不同，但著眼點仍是學術——讓學者更好地做好學術工作，管理因而實實在在地成為“服務”，即服務於學術工作。
綜上，我國世界一流大學就結果而論，缺少的是“學術聲譽”，即是否是世界一流大學有待中國公眾廣泛認可，有待世界同行普通認同。我國世界一流大學就過程而言，缺乏世界一流大學的學術氛圍和校園文化。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學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需要大家共同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一代一代延續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相信有一天，世界一流大學不再是中國大學為之努力的外在目標，而是自然而然的內在結果。總之，“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其背後是長期積澱和努力奮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