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寧醫師一直關注國內的腫瘤康復事業，她經常提供一些資料！令人思考，特轉載於下：
這是政大新聞系汪琪老師撰寫的一篇沉痛的文章，希望給有高齡父母的朋友參考。
親生前掙扎說出的最後一句話是「謝 謝」。但是在她走後，這個「謝」字卻像是一塊不斷長大的石頭 ，重重的壓在心頭。今天，也是她走後第四天，我決定坐下來寫這篇短文。因為唯有這麼做，我才能為父母親在臨終時所受的苦，找到一絲意義；也唯有這麼做，我才能面對母親臨終的那句「謝謝」。我以這篇文章，祝禱所有我的親人、朋友、所有善良的人，永遠不會經歷我、以及我父母所經歷的苦痛。
和大多數人相比較，母親的最後一程已經不算「辛苦」。她在三年多前中風之後一直臥床，但神智清楚。四月十七號似乎吃壞了，腸胃不適，開始嘔吐以致滴水不能進；第二天晚上出現休克現象，緊急送醫之後診斷「消化道出血」、「脫水」、「腎衰竭」，血壓脈搏微弱，醫院發出病危通知。經過搶救，情況居然轉好，原先的問題一一解決，但是肺部卻開始積痰、積水，並出現肺炎徵兆，最後母親在四月二十九日停止呼吸。
母親走後，她和我的煎熬都告一段落。這裏我必須要說的是，生、老、病、死原為人生所必經，但貴為「現代人」，醫療延續了生命、卻也拖延了死亡、繼之拖延了我們承受的痛苦。
自從母親進了醫院，我就開始和醫藥科學、以及醫療與保險體制，展開一段艱難的合作與對抗關係。完全沒有醫療訓練的我，必須在救治與保護母親之間拿捏分寸；不論因為我想減少她的痛苦而延誤了醫療、或我想要她康復卻使她受盡折磨而去，我都會墮入無法原諒自己的深淵。而我是唯一被迫去拿捏這種「分寸」的病人家屬嗎？
寫這些想法的時候，我對大多數一線的醫療人員只有心存感謝與敬意；我最親近的朋友中，也有好幾位在醫界服務。對於一個受過五至七年嚴格專業訓練的醫護人員而言，家屬所提出的「反專業」要求，他們只能選擇堅持或妥協。而這兩者之間的消長，在父親過世與母親過世的十年當中，我觀察到明顯的消長；今天醫生也有他們的無奈。「我常覺得我在繞圈圈」。一位醫生說：「我告訴病人家屬不插鼻胃管，病人會營養不良、不插導尿管，會增加他們感染的機率，但是他們不聽，等出了問題又來問怎麼辦。」問題是，有多少病人有幸拔掉管子、又有多少是帶著滿身管子企盼人生的終點而不可得？
管 子
一根根看似無害的軟管，有粗有細；每一種都有它的功能。由進食用的鼻胃管、排泄用的導尿管、到點滴、用藥、灌腸、抽痰、心導管與胃鏡檢查、人工呼吸，以至於種種監測人體狀況的裝置，無管不行。對於一線的醫療人員來說，「管子作業」是基本訓練的一環；因此也是他們最普通的一項日常工作。如果血管太細無法接上點滴的管子就得多試插幾次；如果病人來擋、拔或掙扎就把手或身體固定、綁住；任務不能達成，是不能擔任醫護工作的。
除了醫療所必須，這些管子確實也帶來不少方便。有了點滴的管子，病人不需要承受打針的痛；有了鼻胃管，看護省去餵食的辛苦（事實上只要有鼻胃管，幾乎沒有看護會願意再嘗試餵食）。但是我們是否也可以由病人的角度來看這些管子呢？
我們不要忘記，所有的管子都有一定的路徑進入身體裏面。點滴的管子由針頭到血管，鼻胃管由鼻子進去食道、通到胃裏，導尿管由陰部到膀胱，抽痰的與人工呼吸的管子則由咽喉進到肺部。大部分的管子插進去之後都要拔出來，有時是為了要更換，也有的管子是在使用時，就需要不斷的轉動、拔出再插入、拔出再插入……，例如抽痰。我母親在臨終前，醫生堅持一天必須抽四次痰，而有的病人有多到一小時抽一次的。
遺憾的是，我們的身體並不是設計來承受這些管子的。記得美國哥倫比亞新聞學院講座教授喻德基，當年在籌辦臺大新聞研究所的時候，曾經胃出血而入院，但是當他聽說醫生要為他作胃鏡檢查的時候，他立刻辦了出院手續逃跑了。
現在健康檢查可以選擇無痛胃鏡，但是這個選項並不是沒有條件的，而這種條件往往只有健康的人才具備。如果相對健康的人都無法承受胃鏡檢查，一個臨終的病人又如何？
難的是，家屬病人無法面對「如果不作」的責任；有誰有勇氣承擔導致親愛的人死去的後果？這時候考驗家屬的是，究竟這些醫療措施究竟是否必須要。現在已經有許多人選擇放棄急救，但在看似無傷的第一根管子到急救之間，可能有一條漫長艱難的路程。
在每一個轉捩點上，「是否必須要」的問題都會浮現，而每一次浮現的時候，家屬都面臨承擔後果的責任。
真有必要嗎？
醫療措施是否必須要其實是一個純專業的議題，大部分的家屬在面對專業的時候，都會作最「合理」的選擇：由醫生決定。但實際上在「科學思維」與醫療保健系統的運作下，醫療決策並不是沒有盲點，在尊重家屬意見的美意下，這種決策現在也常常成為家屬所必須面對、負責的一環。
由於我和母親早已談過這些議題，所以我在母親第一天入院的時候就簽下放棄急救聲明；但是之後的幾次決定，就沒有辦法這麼明快。
首先是胃鏡檢查的問題。醫生說，如果不作胃鏡，就無法確知消化道出血的地點與病灶、也無法對症下藥；出血可能是潰瘍、也可能是癌症。第一時間我的決定是配合醫生。但因為母親病危，所以這項檢查沒有立刻進行，在這期間我開始思考下一步的問題：對一名高齡的病人，即使是癌症，可以開刀嗎？可以化療嗎？如果不能，那又何必去確定它是否癌症呢？而當我通知醫生，我改變主意的時候，醫生竟然告訴我作胃鏡是健保給付的要件；其實不作胃鏡也可以打止血針，只是我們得自費，─總共約七百元。很幸運的，母親的出血在潰瘍藥和止血針的雙重效果下止住了：七百多元讓她逃過胃鏡的折磨。在她大去的前三天我簽下放棄抽痰的聲明。當晚午夜醫生打電話來說，如果不繼續抽痰，可能轉成肺炎或呼吸衰竭，但他新採用的治療藥物可能是有效的；何況「抽痰之後病人會比較舒服」，我因此改變主意，母親繼續忍受一天四次抽痰的苦楚。
兩天後，她的呼吸加劇到一分鐘四十次，每一口氣都是掙扎；同時她的肺部出現感染的跡象；這表示醫生的治療不但沒有發生效力，而且害怕發生的事情仍然發生了。當醫生來通知必須作進一步「處置」時，我第二次簽下放棄抽痰和急救的聲明。在我簽過聲明之後，當天半夜又有護士來抽了一次，看護未能阻止，第二天母親就走了。讓我想到當年父親臨終的時候，因為心臟衰竭，所以不停的施打強心針，之後肺衰竭而插管；痛苦異常的插管之後，一星期不到，他就因為腎衰竭辭世。
最後的一段日子，他在加護病房，我們也很少機會陪伴。回過頭來看，如果不打強心針，父親會少存活一個星期、但可以省去後面的折磨；那「必須要」的醫療措施究竟要依什麼標準來判斷？
現代化之後科學與專業的地位崇高；在「救人」的大前提下，我們往往忘記所有依據科學所做的判斷都含有機率的成分。這就是說，醫生認為抽痰，病人不會感染或比較舒服，但這不表示病人「一定不會」感染和比較舒服。但是在專業的權威下，醫生與病人家屬在溝通的時候，所有的「機率」考慮都被省略。再者，醫療與保險體制的特質，也令病人承受更多的折磨。
母親在送進醫院急診時，就經歷了抽血等全套檢查。但是送進病房的時候，同樣的檢查又重複一次，詢問的結果，是「病房必須建立自己的檔案」。但是幾分鐘前所做的檢驗結果為什麼不能由急診轉到病房？在醫界服務過的朋友說，醫院不同的部份，必須做出自己的「業績」。同一家醫院之內可以發生這樣的事情；不同的醫院更是如此。
當年父親在臺大醫院等不到病房、必須轉到中興醫院。已經兩天兩夜沒有合眼的父親，立即承受了所有同樣的檢驗；沒有人告訴我們離開臺大的時候要申請病歷， 何況臺大的病歷，另一家醫院是否接受也仍是問題。
其次，醫護人員的訓練讓他們深信醫療的正面效果，例如抽痰會讓病人比較舒服；而一根管子在喉嚨裏不斷的扭動、插入、拔出的滋味是什麼，他們無法關注、也無暇關注，否則他們會無法執行任務。但是健康的我們，能忍受一根管子在我們的喉管，每一小時這樣的進進出出嗎？
四月二十九號下午我趕到病房的時候，母親已經走了。前一天晚上，我在病房外涕泗縱橫，掙扎著在醫生面前說出：「我寧願她走」這句話的辛酸與苦楚，都已經是回憶的一部份。
此刻我最大的希望，相信這也會是我父母親的希望，是未來人們可以重新檢視「救人」的意義；也希望醫學家能夠更積極的思考，如何發展更人道的醫療方式，而不再是堅持單一的「治療」思維，由延長病人的痛苦，轉而幫助他們得到更平靜的結束。或許有一天，讓所有醫科學生體會插管感受的「醫師醫療體驗營」，會是醫學訓練的第一步。
如果有這麼一天，我就可以更坦然面對母親最後的那聲「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