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語言哲學綱要：意象場、語言系統演化、漢字開發利用空間等
中國近代的白話文革命，有進步和貢獻，也有缺陷和遺失，但它畢竟奠定了當代華文風格的主流。然而，由於某些社會歷史的原因，加上中國知識份子思維視野的長期內向性，老啃故紙堆式的方法導致對漢語學本身的研究缺乏創新思維。近代以來的漢語辭彙爆炸不僅是社會歷史發展驅動所致，也是中國各行各界知識份子、人民大眾乃至整個民族共同創造的結果。因此，深入研究古今漢語特徵、演化及其語言橫向對比研究，成為繼承、發展和創新民族語言的必然之路。筆者不是語言磚家，本帖倉促而就，或可讀焉，期以共鳴。
一個詞在其民族群體的歷史生活狀態中所有相關語義之總和，簡稱為該詞的意義場，有兩個分量場和一個派生場---語音相關場、詞形相關場和意義相關場。其中，語音場和詞形場是表達、存儲和傳播意義資訊的介質（具有物質性、客觀性、歷史性、民族性），由此二者關聯、激發產生意義場；而意義場是與某種意義有關的意義要素的離散集合。這裏將以上三者合成為“三維”（非物理空間意義的）意義場，或稱之為意象場。
漢語中的字可看作詞的簡單情況，西方只有單詞而沒有所謂的字。古代漢語行文表達以字為主，稱為文言文；現代漢語以詞為主，稱為白話文。故文言文是白話文的母體。成語是民族歷史文本沉澱結晶出的一群習慣辭彙或語句，具有簡練、形象、傳神，攜帶特有意義，約定俗成，故稱為成語。成語在組合方式、語法結構、意義內容上具有顯著的民族性，尤其對於歷史悠久的漢族。
由於每個詞攜帶有原始含義、引申含義和異化含義。單個字的詞存在原始含義，是造字初期所寄寓的含義，多與字型有關，因此這類字多為象形字、會意字。隨歷史演進，語言隨之演變，逐漸有了一級引申、二級引申、甚至三級引申含。一級引申含義就是意義相關係數較大的那層含義，一級引申含義的使用群體數量較大，使用頻率較高；二級引申次之，三級更次之，相對於原始含義，在意義相關係數較小、使用頻率表更低、適用群體範圍更窄；乃至脫去相關，獨立分化出另一枝意義群，稱為詞義異化。
每個詞的原始含義及其全部引申含義（異化含義自動在特有語境中消除）所構成的意義集合，稱為這個詞的意義場（簡稱意象子場），它由有限個“不同距離”的離散意義結點構成，故一般具有層級性，並交叉聯繫成複雜網路結構，但大多具有核心意義。類似於神經網路，可應用網路數學及其網路動力學、網路演化學來分析之。但如何更定量的定義詞的意義結點才是最關鍵的事情，目前難以做到。
兩個詞語的組合、嫁接產生一個新詞語，新詞語的意象場將不同程度地蘊含原來的兩個詞語意象場，而且時代可能賦予新詞語一種新意義。正如基因的雜交增強物種的生存能力，詞語的雜合也增強了語言的表達能力，因此現代詩歌不同於古典詩歌。
字組合成詞，是在造字發展至高峰之後，語言發展的必然趨勢。大大地豐富了語言的表達能力，因此漢語意義變得更精確，意義和意指序列變得更連續。這是近代白話文革命的結果，其實也是古代中國民間口語的繼承發展。
字，始終是漢語的基礎；針對字的訓詁學，仍需重視，訓詁學是經典文本的綜合性地說文解字。不理解每個字的構型和內涵，就容易胡亂造詞，或者可能誤用某些字。
意象子場相對於語句更為離散，語句的意象場開始表現出時態、狀態、動態性，可明確地表達意思了，在語句表達中，單個詞的意象場被自動地串聯、組織起來，甚至可帶有鮮明的個性。
語句進而組成語境。在一個特有的文本中，如一首詩中，本身就是一個特別的意象系統，與現實社會語境和歷史語境保持某種千絲萬縷的複雜聯繫。而且，一首詩必須通過儘量最簡潔構架起這種聯繫，沒有了意象聯繫，詩就沒有了靈魂。一首詩一旦形成，全部的詩句及其中的單詞是相互聯繫的，這種聯繫是多維的、奇特的、精妙的。
語法是自然語言中組織語句的習慣性結構。為什麼是習慣性的？因為即使同一族群內部的方言來說，其自然語法是存在一定差異的。官方語言在此基礎上，提取出某些共性的語法以規範化民族語言，但語法的規範化正如語言的規範化一樣，都可能因為當初研究不徹底，對某些語言規律未認識到，甚至存在錯誤認識，如此則可能誤導民族語言、甚至壓抑民族語言的演化活力。規範化有利於統一、交流，但也可能導致僵化。尤其是，如果要求詞語完全規範化，那簡直是扼殺自由思想的創新；若有人如此宣導，那他無異於靈魂的儈子手！
每個詞的意義是可以引伸、弱化、甚至異化，所以每個詞的意義場也是隨歷史而演變的。一個詞，在其民族歷史語境中，不是永恆不變的，它要麼適用而擴張，要麼不適用則被冷落、淘汰。
一個民族所使用的語言體系中全部字詞的意義子場之總和，稱為歷史語境；歷史語境的變遷是語言體系自身在內部演化趨勢與外部語言侵入性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而導致的，但有的整體發展變慢了，有的因某種歷史處境突變而受限壓抑了，有的因民族文化生活而引發語言亂倫、污染、甚至迷失方向了，而有的因官方規範化而固步自封了，乃至僵化停滯，逐漸變得不適應現實更高需求，最後乃至民族語言衰落消亡，這就是所謂的語言淘汰現象。滿族入主中原導致漢語中帶有溫婉閒適情緒的入聲的消失，統治者雖以封閉而僵化的穩定獲得了所謂的康乾盛世，但悲哀的是這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回光返照。歷史分析看來，野蠻民族的入侵，殘酷的扼殺導致視祖宗語言衣冠為命根的骨氣文人的消逝，而落後民族的語言入侵進而混染被入侵民族的語言。當今官方漢語本質上是中國曾經的北方方言，在中國長期的歷史上是非主流語言，也不代表中國古代的中原漢語；代表更早中國的相對純粹的古漢語則隱藏在南方方言中，南遷的古中原人頑強地保留著古漢語語音的許多成分。其實，入聲的消逝是民族某些心理氣質消逝的暗號。有凹聲就應當有入聲，正如有去聲就對應有切聲，有持續的平聲就有短快的清聲。
同樣，一種語言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有源頭，有支脈，有興衰，因此語言系統之間必然存在相互交流、相互混合、相互競爭。要麼成為語言的化石，要麼發展語言的自身。據語言學家推算，西元前地球上曾有12000多種語言，如今只有2000餘種。德國學者洪堡曾說：“每種語言都反映了一個民族的精神和智慧。”社會革命關乎階級利益，而語言革命關乎族群思想。在語言的分佈圖上，暗含著一個文明的版圖；在語言的譜系圖上，記載著無數民族的命運！
一個優秀的民族必然創造出一套優秀的語言文字。有有語言而無文字的民族，無有文字而無語言的民族，因此文字比語言更重要、更具有文明標誌性，當一個民族用文字進行管理社會事務時，這就是文明的萌芽。我們應認真學習、正確使用、科學發展華夏民族的語言文字。
即使一個語言系統中常用詞的集合，也因此在不斷地演變，故有歷史語言、現代語言以及未來語言之差別。對於一個民族來說，總存在一個當代常用詞的集合，這個常用詞集及其語法構成了常用語言系統。
但是，語言總是服務於現實生活的，用來思考、交流的。沒有了語言就沒有了文字，沒有文字就沒有語言的根基。文字是語言的視覺表達，語言是文字的聽覺表達。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而文字是語言的直接現實，辭彙是思想的歷史化石！
根據適用原則，任何語言系統之所以存在，都有其歷史性、合理性。但任何語言系統要想發揚光大、可持續發展，要想在長期的歷史中繼續存在下去，就必須滿足“語言通信效率原理”，否則落後的語言將限制民族思想，增加交流成本，難以表達更深刻的思想和更精微的形象。一個模糊的語言是粗糙的，一個複雜的語言是累贅的，一個保守的語言是僵化的，一個混亂的語言是墮落的。文化的多元性是社會活力的源泉之一，而語言的多元性是文化活力的源泉之一。
縱觀語言演化史，這裏提出語言通信效率原理：任何有歷史活力的語言體系總是潛在地採用最簡的辭彙長度、最優的語法結構來準確地存儲和傳播意義資訊。如此才能做到最便、最准、最快地記憶資訊和表達思想。因此，語言大體在三個層級上進行自組織---辭彙長度（單詞組成的複雜詞）、語法結構和文章佈局。注意，文字是書寫在二維紙面上的，單詞的自組織演化發生是二維空間內。比如，英語等是在前綴、尾碼和組合上演化，較發達，因此每年新增辭彙量也驚人，如果掌握了基本常用單詞並熟悉了各種構詞規則，也不難顧名思義；漢語是在字型、組合（部分在前尾碼上）演化，但目前字型已被規範化了，主要在組合上演化，前後綴還處於初級階段，而且受漢語獨特的造字組詞特徵，難以大量發展。
辭彙長度增加方式就是增加前後綴、相互嫁接組合導致的，而在古漢語中表現在字的構型、部分形聲字上，近代漢語主要在辭彙組合上，這是古漢語基本發展相對成熟之後所自然發展趨勢（自宋代以來開始較明顯，於近代歷史的白話文趨勢更有關系）。一種語言系統的常用單詞基本成熟定型之後，自然是單詞組合的興起，單詞組合形成的新詞匯可能本身演化為一個新的長單詞。
語法是組織辭彙的一種相對固定的範式，具有民族特色，某些語法特徵可能與民族思想特徵有關。英語在時空表達上多是先局部後整體，先空間後時間；而漢語與之相反。英語中有明確的時態語法；漢語中的時態表達上是字裏行間的，沒有固定的表達方式。英語中有各種從句，這是組織語句的高級語法；漢語中沒有從句觀念，往往通過這、那、其、因而、因此、於是等表達。
英語中虛詞發達，尤其是介詞豐富，而且用法較固定；漢語介詞也不少，但多數仍帶有嚴重的動詞意象，且用法不固定，部分用法混亂，易造成誤解。漢語因缺乏某些詞性尾碼而有時造成意義誤解，同一個句子有不同理解，幸好有時可以靠打標點而排除，有時則必須分開或換個句法來表達。相對於實詞，漢語中的虛詞有待進一步發展和規範化，尤其是介詞。
語意熵，定義為一種語言系統內的意義和意指的狀態總數。如果將語意熵除以常用詞數量，則為語意熵密度。常用語系統，可設置某一使用頻率的離差來界定，並統計其常用詞語數量。詞語的自由度：詞性分陰陽，語意分含義和指意。
本人進而提出語言系統的熵增原理：隨著歷史時間的前進，任何一種有活力的語言系統的語意熵密度總朝著極大值方向演化。這意味著語言系統隨時間發生四大演化趨勢：第一、常用語飽和化：常用語數量大致趨於某一數值；第二、詞意豐富化和對稱化：近義詞離異，反意詞增加，乃至幾乎都有類似的反意詞；第三、詞性明確化、分職化、固定化；第四、語法系統化、規範化、靈活化。
古典漢語行文是較對稱的，這與自然中普遍存在的對稱現象是相對應的。對稱不僅是美觀的需要，而且在保持意義儘量不重複的前提下，對稱句式有利於用較簡短的文字數量表達豐富的意象，這是漢語奇特的功能。將對稱推崇到極端的則是駢文，所謂盛極必衰；駢文不過是追求形式對稱，而忽視了思想內容的充實。過於對稱則可能扼殺思想，正如宇宙絕對對稱則沒有了變化一樣；但過於散，則顯得淩亂無序。因此，中國古代優秀的散文總在是偶散之間尋找某種平衡。
漢語中因獨特的形聲字造字法，產生了大量的同音字、諧音字、同韻字、近義詞，並且近義詞逐漸分離的趨勢，這是符合發展規律的。同韻字增加了中國古典詩歌的押韻概率，但同音字某種程度上降低了語言交流的準確程度，因此有時產生諧音效果，有時卻鬧出笑話，所謂的繞口令、語言相聲就是漢語賣醜。古漢語中的通假字可引起了某些混亂，胡亂的造字以及某些形聲字也可能是語言亂倫的產物，這都是語言的逆向演化，要消除和避免。
總之，任何語言應朝著表達最簡便、通信最準確、含義最豐富的方向進化，並且在三者之間不斷尋找一種微妙的平衡；否則就是退化，甚至有逐漸被淘汰的可能。對第一原則（表達最簡便）的其中一種理解就是語素最簡單，其極端情況就是電腦的0-1語言（二進位語言、電腦語言、密碼語言，我也可稱之為陰陽語言，因為它抓住了宇宙中最普遍存在的兩種對立、互補、轉化的性質，並分別用0與1、陰與陽、捭與闔、開與關、左旋與右旋來簡單表示），電腦組合語言、編程語言、可視化編程語言等只不過是在其基礎上的“過渡”語言，而非人類的“自然”語言，但它們都屬於迄今為止人類創造的語言譜系。在語言第一原則基礎上，人類可以定量表達、傳輸和交流資訊了，這是人類的通信革命。這種0-1語言，最初是萊布尼茲借鑒古中國陰陽哲理而創制的，後來成為電腦的基本語言，其實它還是一種量子電腦語言。這種0-1語言具有可定量、可物理實現的優越之處，但畢竟是以冗長表達為代價的，沒人會到街上對大家不斷說“1001110101110010011000010101001...”，只有那些八卦先生還喜歡在地攤上擺譜。但因為八卦先生引入了太極週期性旋轉運動，從而避免了使陰陽二象出冗長的線性排列。而古中國的測字術則是訓詁學、漢字構型學與陰陽學、迷信、謠言相雜交的產物，不是純粹的語言學，帶有很多臆測性和神秘性。
自然語言的含義雖豐富，但語意具有一定模糊性，只有採用恰當的辭彙和表達方式，才能實現基本意思的傳遞和交流，古中國人造了一個“亂”字，意思是“割舌就亂”，可見語言表達溝通的重要性。它仍可通過0和1組成的二進位語言進行表達和交流。反過來，自然語言則不能完全定量地表達0-1語言，但人類的智慧仍可理解之，古中國的易學就是基於陰陽語言，對自然萬象、社會事務建立的原始演算和預測模式。總之，0-1語言可以包容並量化自然語言，自然語言反過來也部分包容0-1語言。但二者之間並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否則兩類語言如何相互轉化和理解了？正因如此，0-1語言適合於電腦，但它不能直接用於日常生活交流，當然現在可以對隔壁的小李同志通過網路進行QQ交流、視頻聊天了，但中間經過多少技術環節！我們只不過是躺在現代科技基礎上，所以說話不腰痛。
0-1語言是的語素最簡單，通過一維空間序列而得到表達，這就是所謂的二進位語言；而自然語言則是更高維空間中進行表達的語言。
其中，漢語是一種二維構型語言，其基本構件是筆劃，可稱之為一級語言單位（語素），它相當於英語字母的作用，但不參與發音。而單個漢字則是一級語言單位，詞語則是二級語言單位，成語和語句則三級語言單位。這種語言單位級別序列，似乎與古漢語文學的演化序列---古詩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存在某種深刻的大致對應，當然不嚴格。語言發展最初期，古漢語的語素創新基本完成；然後，出現漢字創造的繁榮，原始詩歌開始出現；之後，古漢語開始出現初步的表達習慣---原始漢語語法；同時，隨之社會進化，物質生活的改觀，視界的擴大，社會交往的需要極大的推動了原始語言的發展，精神生活需求也促進了原始宗教的發展。原始漢語可能像其他很多原始語言一樣，當初都是一種象形和表意的文字圖騰，原始宗教賦予了這些文字圖騰某種意義。隨著甲骨文的出現，古漢語語法開始初步形成。在此基礎上，周朝是繼承古漢語歷史發展的大熔鑄、大定型時代，直到春秋戰國時期，更頻繁的戰爭和交往，更豐富的社會生活，直接促進了古漢語的繁榮，古詩、先秦散文開始展開燦爛的篇章。之後，中國文學史上相應出現了“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可見中國文學發展史也與漢語系統本身的發展程度存在一定相關性。也就是說，我們不可能在音節不豐富的時代去創作古詩，不可能過在漢字不豐富的時代去創作先秦散文，不可能在單音節化不完全的時代去創作格律詩，不可能在辭彙不發達的時代去創作宋詞，不可能在語法不成熟的時代去創造明清小說。
而英語等語言本質上仍是一維組合語言，其基本元件是字母，只不過比0-1語言的語素更多，有24個字母，科學語言中還有眾多的古希臘等字母以及其他數學符號，當然數學符號、標點符號本是也一種特殊的語素。英語在24個字母和其他符號的基礎上，構建了單詞、辭彙等二級語言單位，而狀語從句等則屬於三級語言單位，進而造句成章。從這個角度看，英語在三原則之間初步達到了一種較合理的平衡，因此成為國際通用語言（當然也與英帝國曾大肆海外擴張有很大關系）。
 
因為英語單詞是字串構型，易於直接編碼而實現電腦化（類比英語解構，漢語早已能實現電腦化）。漢字是單音節的（古漢語最初可能是多音節的，漢字的聲母和韻母可能是古中國人在許多發音組合中自然偏好選擇的，遂使得漢語後來沿著單音節方向發展）。漢語的單音節性使得與漢字在書寫空間上可實現位置的一一對應，同時增加押韻概率，為獨具特色的中國古典格律詩歌打下了基礎，從而使得中國古典詩歌保持精美的形似、音似，這是英語詩歌不能具有的。但正因為漢語的這種單音節性，致使單個漢字在脫離一定語境而獨立發音傳送時，容易造成誤聽，而古漢語後期的大量形聲字的誕生更助長了這種情況。換言之，從漢字集合到漢音集合之間是一種1對n的映射（n=1,2，...n），大量的同音字使得僅從聽覺有時難以分清所說的是什麼。為此，漢語中的聲調部分程度上降低了這種聽錯幾率。至於，古漢語聲調曾到底有幾種，何從曾經出現五聲調降到後來的四聲調了，這還值得考究。
與漢語不同，英語單詞則是多音節的。多音節性有利於增加聽對概率，但完全習慣於漢語單音節的人，一旦對幾乎連續頻繁發音的英語時，就聽起來十分吃力。單音節觸發聽覺習慣是中國人學習英語的一大障礙之一。
特別指出，數學公式、方程也是一種獨特的科學語言，它表達和刻畫的是對數量、幾何形式、拓撲結構及其複雜關係，它是基於“先數量化而後幾何化”原則而實現對自然萬象的刻畫、模擬、推演和預測的。注意，許多算符具有上下指標、內外記號，其實這也是數學語言充分利用紙面的二維空間，以實現儘量多的意義寄託罷了。偉大的愛因斯坦場方程只有三項，然而內蘊意義極其豐富，統理了多少宇宙萬象！難怪某些學者成這種科學語言為“天語”，外行稱之為“天書”，其實科學語言必然採用數學語言，只有用它才能最簡捷地表達最玄奧的自然哲學思想，否則日常語言（包括專業語言）總帶來不必要的同義重複、同詞誤解和額外矛盾。由數學符號組成的數學方程、公式，就像一首首精妙的聖詩，又像一曲曲偉大的天籟，演奏出各自不同的格調。凡發現者，皆欣喜快慰，而揚名萬古。無可否認，我們對偉大方程的崇拜，就像原始人對最初的“線條畫字”、巫師對甲骨文那樣崇拜一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對符號的原始崇拜，其實是對人類對智慧和精神的崇拜。
拉丁字母、希臘字母等由於自身的簡潔性、優美性，便於進行形式符號運算，使它成為數學物理家偏愛的符號。而古代中國由於漢語字體逐漸步入方塊化的演化途徑（甲骨文複雜的曲線構型被歷史遺棄），以及中國古代在數學上缺乏與外界交流，使得古代中國科學家沒能完全走上通向符號化、代數化之路，雖然古中國學者曾將某些漢字符號化（如“元”類似x，子丑寅卯類似abcd），但畢竟仍顯得增加了書寫表達成本，難脫漢字的具象意義；而曲線為主的字母則不同，完全脫離實際事物和具體意象，可以用來自由地代表數字，參與推算。而且，古中國長期統治在模糊的易學思維範式中，缺乏公理化的思想傳統，缺乏幾何化和原子哲學，如此使得中國數學體系發展缺乏後勁，雖然中國數學和科學曾諸多領域領先於世界，但畢竟實用主義盛行的古中國科學界，最終還是受表達形式的局限性的嚴重拖累。先秦墨家的幾何化、無窮觀念以及某些物理思想等萌芽，早被獨尊儒術的封建社會扼殺了。陰陽八字先生的神秘轉盤，忽悠千古。
可見，科學思想的發展也同時受到科學語言形式的制約。在此同樣遵循表達最簡便原則，複雜的符號增加書寫成本，具象的文字干擾抽象思維，因此西方字母成為現代數學物理語言的最基本單元。
什麼是語言翻譯？中國翻譯界曾有信達雅之規矩，也有意似形似音似之論，也有語言競爭之說。綜合這些標準，就基本上滿足了理想的翻譯標準了。其實，也可以從數學和資訊學的角度去理解之。翻譯，就詞語而言，是在原文詞與目標詞之間的1對N的映射集中，尋找最合適映射的過程，即單詞的同意（或仿音）轉化；就句子而言，翻譯是原文意象流與目標意象流之間進行同構轉化（雖不同語言存在不同的語法，但應儘量調解語法造成的邏輯位構差異，這暫稱為語法妥協），並結合上下語境，找到一個最合適的詞語對應序列，以實現該句子在局部語境中的同意、同態、同構轉化；對於全文，翻譯過程還要注意原文在整體語境中的同味轉化（即最高標準是實現文章風格和思想味道的翻譯）。簡言之，翻譯就是原文資訊內容儘量無損地語言表達形式的轉變過程。而且，翻譯過程其實就是語言之間的橫向交流過程，通過翻譯可真切地體驗到不同語言間的細微意義差異和深層結構差異，有助於語言學比較研究。
正確的語言翻譯，是文化的對接、借鑒、交流、融合的根本。小而言之，需要對詞句和語法結構作正確理解；中而言之，需要對文章本意和作者思想作正確理解；大而言之，也是最根本的就是需要對作者語言、譯者語言雙方的構詞體系、乃至文化背景和歷史語境作正確的理解，尤其是需要對其中的傳統文化及其核心辭彙做正確的領會。否則，翻譯就是不完美的。當然，歷史證明，翻譯過程中確實“創造”了許多新詞匯，且一旦形成習慣，其中某些不太恰當的辭彙可能由於對自身文化的根本缺乏足夠精深的理解而顯得“湊合、生硬、不妥、易誤解”等問題。從文本語境角度看，對每個詞的正確翻譯應該是唯一的，這就需要譯者“搜腸刮肚以尋找最佳詞選，若沒有，則需基於歷史文化語境進行辭彙組創”。反之，不准確翻譯的後果是嚴重的，這往往對自身傳統文化缺乏精深的認知，既可能搞亂自身的語言系統，也沒充分利用傳統文化資源，更不可能達到文化對接、交流的最終目的。基於一個混亂的語言廢墟上，你能期待什麼清澈的真理嗎？你只能四處見到一片迷蒙的塵霧，遮蔽了文本的建築，在那裏，四處充滿含糊性、悖論性，因為它丟失了自己的根，而企圖去尋找異鄉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