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什麼要高度重視技術轉移
技術轉移的必要性似乎不言自明，但在中國、特別是在大家都在講自主創新的今天，要不要強調技術轉移，特別是要不要強調大學/科研機構對企業的技術轉移(本文重點討論創新價值鏈上不同環節之間的技術轉移，不討論企業之間的技術轉移)，已成為一個必須澄清的問題。有些人認為現在強調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就是糾正過去以大學和科研機構為主體的錯誤，閉口不再談技術轉移，以為這是全國科技大會的主要精神。最近中央電視臺宣傳企業的科研成果，往往要突出企業有“完全自主的知識產權”，似乎用了一點別人轉移的技術就不那麼自主了。在某報的一篇文章中，把科研院所比喻成主力部隊(企業)的“偵察連”和“兵工廠”，並稱這是最佳組合。我認為這種比喻不十分恰當，不能深刻地闡述技術轉移的本質內涵。以上這些看法可能沒有全面理解全國科技大會的精神，也不符合自主創新的內在規律。
從宏觀上講，自主創新應包含知識創新(或者叫科學創新)和技術創新兩大部分。大學與科研單位是知識創新的主體，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我國的企業過去對研發的投入較少，自主創新能力較弱，中央強調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一方面是激勵企業重視研發，要求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發揮其應有的主體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大學和科研單位選擇好自己的定位，不要越俎代庖，做一些自己並不很擅長而企業更適合做的開發工作。中央明確要求國家科研機構要起到骨幹和引領作用，要求科學院成為科技事業的國家隊和火車頭，要求大學發揮基礎與生力軍的作用。偵察連、兵工廠顯然起不到骨幹、引領、火車頭和生力軍的作用。對技術創新而言，瞭解市場資訊、確定主攻方向的所謂“偵察連”的工作應該是企業的任務。大學和科研機構在技術創新中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技術轉移”。我國企業成為技術創新主體還需要若干年的發展過程，目前大學和科研機構不但不能退出技術創新，而應要求大學和科研機構加強核心技術和競爭前的共性關鍵技術研究，幫助企業儘快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
國家創新體系就是科學知識與技術知識的生產者、傳播者、使用者以及政府之間的相互作用，實現科學技術知識在整個社會範圍內的迴圈流轉。科學技術知識流動的效率和方向直接影響一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品質。除了管理要素之外，當代高技術企業的生產要素主要是技術知識和資金，技術知識應當像資金一樣流動起來。實際上整個創新鏈本質上是實現資金和知識的轉換。大學與科研機構是“Make Knowledge”的地方，主要實現將資金變成新知識的科學創新(知識創新)；企業是“Make Money”的地方，主要實現把知識變成錢的技術創新。如果割裂了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一個企業或一個大學試圖自給自足包打天下，整個創新鏈就斷了，企業的技術創新必定不會有很高的水準，大學和政府科研機構也不可能做出有市場競爭力的新產品。
分工與交換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理解技術轉移的必要性要從理解分工和交換的意義開始，因為技術轉移就是把知識當成一種商品進行交易和經營。幾千年來中華文明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農耕文明，國人的思維至今還受小農經濟的束縛，習慣於自己從頭做起和一竿子做到底，習慣於萬事不求人。我們在宣傳貫徹自主創新精神時，一定要同時宣傳貫徹開放合作的精神，宣傳貫徹技術知識要流動，創新才有活力的科學發展觀。
我國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要求，到2020年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要從目前的50%降到30%以下。請注意，這一要求不能反過來理解成企業的技術自給率要達到70%以上，因為這裏面還包含國內企業之間以及企業與國內大學、科研機構之間的技術轉移。事實上，我國國內企業之間的技術轉移規模已相當大。2001年，在國內技術市場上企業已超過科研院所，成為最大的技術供給者。2003年國內共簽訂技術合同26.8萬項，成交額1049億元，2004年成交額為1334億元。如果此統計數據準確，我國企業購買國內技術的支出已超過企業自己研究開發的支出。但上述統計數據也表明，平均每一項技術合同只有40萬元左右，遠低於同年對外引進技術的合同平均值1558萬元(2004年共簽引進技術合同7139項，金額134.5億美元，合人民幣1112億元)。這說明我國企業之間的技術轉移主要是一些價值不大的小技術。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國企業技術知識的產出水準還不高。
強調企業之間、企業和大學及科研機構之間要加強技術轉移的一個重要理由是，近幾年來高技術產品(特別是資訊、生物、納米、航空航太等領域)的技術複雜性明顯增加，產品的技術突破需要不同學科不同方向的技術集成，一個企業已很難獨立完成。全球競爭的加劇和技術的變化，已迫使企業從內部的垂直集成轉變為橫向集成，一方面要增強自身某一方面的核心優勢，另一方面要加強外部資源的利用。以幾家大的跨國公司為例，IBM公司每年的技術轉讓收入高達11億美元，朗訊公司5億美元，PHILIPS公司4億美元；相反，微軟公司每年購買技術支出15億美元，惠普公司支出4億美元，SONY公司支出3億美元。這說明各大公司都在做技術的大量買入和賣出。
比較美日兩國的高技術企業發展，可以發現技術轉移的巨大作用。由於二戰中日本大企業與軍方聯繫密切，陷得很深，戰後日本大學紛紛遠離企業，大學一般也不設技術轉移辦公室。因此，日本只能從美國大學和企業獲取技術，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日本企業的發展。相反，美國企業和大學、政府科研機構之間有密切合作，美國的研究型大學幾乎都設立了技術轉移辦公室，大大提升了美國企業的競爭力。在促進國內技術轉移方面，美國近幾屆政府都採取了旨在促進國內技術轉移的技術政策。聯邦政府設立了許多機構以促進科學技術知識的流動，如聯邦技術轉移公司(FLC)、全國製造科學中心 (NCMS)、半導體研究組合(SEMATECH)、以及NSF資助的工程研究中心ERC等。經濟學家的研究結果表明：從總體上看，80年代以來美國國家創新體系結構調整的主要方向不是促進科學技術知識的創造，而是科學技術知識的擴散和應用，因而國家創新能力的加強主要是知識擴散能力和知識應用能力而不是知識創造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科學創新和技術創新不是上游連接下游的簡單線性關係。創新活動有點像足球賽一樣動態變化，每一個運動員都可能進球。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也會提煉出科學問題，促進基礎研究的發展，科學有時就在技術旁邊。從統計上看，科學研究成果的產業化週期在縮短，但就資訊領域而言，真正對一個行業有重大影響的顛覆性技術一般需要10年以上的研究，只做短平快的開發研究很難成為行業的領頭羊。由於30多年的計劃經濟影響，我國數十萬高素質的研究人員主要分佈在大學和國家科研機構，這是我國的一筆寶貴財富，應當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讓他們為企業提供更多的核心技術，通過高效率的技術轉移機制，使企業儘快具有領導技術潮流的競爭力。
二、 技術轉移是我國創新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
國家創新體系包括許多方面的工作，從科技發展戰略到政策法規等等，但核心是三件事：一是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二是提高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知識創新能力(若干年內還要加強核心技術和共性關鍵技術研發能力)，三是有效的技術轉移。儘管我國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的創新能力都很弱，但我國創新體系最薄弱的環節是技術轉移。下這樣的結論不是主觀臆斷，多少有一些根據。根據之一是國外對中國的評價。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的排名，我國企業獲得大學和科研機構技術的機會與能力，在所評國家中一直排在最後幾名。根據之二是我國至今沒有一部技術轉移法，從事技術轉移的專利分析師極少，事業單位成立非營利的技術轉移服務機構還受到現行法律的限制，國家預算也幾乎沒有考慮技術轉移的大量開支。根據之三是我自己做曙光電腦和龍芯CPU產業化的深刻體會。不管曙光機還是龍芯晶片，要把一項核心技術變成佔有較大市場分額的產品，除了科研單位自己去實現產業化外，似乎找不到別的技術轉移途徑，而且產業化的道路上每一步都十分艱難。相對於大家公認十分困難的龍芯CPU研製，我們感到它的技術轉移和產業化更加困難。通過20年的科研與產業化探索，我深深感受到我國的技術轉移確實是最薄弱的環節。
所謂加強自主創新是指提高自主創新的能力，同樣，所謂技術轉移本質上是轉移掌握某種過去未知技術的能力，使企業能自主地實現其商品化。這裏特別要強調能力的重要性，而不僅僅是簡單的傳授知識。我國過去引進過不少技術，但引進生產線的企業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實際上掌握該技術的能力沒有轉移。真正的技術轉移是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捷徑，我國吉利汽車公司自主創新能力的迅速提高就是得益於與國外公司合作中自覺學習獲得的技術轉移。我們不能指望僅僅通過國家多撥科研經費給企業自己做開發，原來不重視研發的企業就會很快地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一講到自主創新和技術轉移，人們首先就想到大型骨幹企業，似乎只有大企業才有能力有動力做成技術轉移。而事實上，國際上技術轉移的慣用模式是先將技術轉移到創新型的小企業或中型企業。據統計，我國65%的專利，80%的新產品來自科技型中小企業。 在風險投資支持下，一小部分start up企業可能通過IPO上市，走上良性發展軌道；更多的小企業可能被大企業兼併，大企業往往是技術轉移的最後歸宿。大企業對初始的技術轉移興趣不大，一方面是因為營業額幾百億的企業犯不著為幾千萬元以下的小業務操心，另一方面是因為大企業是現有技術的既得利益者，如果創新的技術可能影響甚至顛覆其主營業務，大企業一般會首先維持其現有業務。所以大學和科研機構要轉移技術，start up公司要發展，只能寄希望於風險投資。但我國的863等科研計畫產出的技術絕大多數還不在風險投資公司的視線之內，因為風險超過他們的預期。這就造成所謂科研成果和投資者支持之間的死亡之穀(Valley of Death)。為了躲開死亡之穀，有些人建議大學與科研機構做更靠近市場的研究開發，這種急功近利的思路已對我國創新體系建設造成極大危害。正確的途徑應該是在國家的引導與支持下，加大對技術轉移的投入。政府應承擔比風險投資商更大的風險，加大種子基金和證明基金的投入，為風險投資培育和提供更多的可選“專案”，這正是技術轉移的關鍵和難點，也是它的魅力和威力。
 三、 技術轉移的關鍵是人的合作交流
由於技術知識存於人的腦子裏，特別是一些隱性知識(know how),不能用文字或編碼表達，只能通過人的交流才能轉移。因此，技術轉移的核心是科技人員面對面的溝通交流，也包括按合理程式進行的人才轉移。英國知識產權協會主席、以技術轉移為主業的國際知名企業－英國技術集團(BTG)前CEO Lan Harvey 最近來華訪問時，我曾當面問過他做技術轉移的主要經驗，他強調了兩個95%：95%的技術轉移發生在大學/科研機構與企業的直接合作研究開發過程中， 只有5%的技術轉移通過技術許可或創辦新企業實現；更進一步，在這後一種5%的技術轉移中，其中95%是技術許可(主要是專利許可,即License)，只有5%是創辦新企業(start up company)。也就是說，通過創辦新企業實現技術轉移只占0.25%。由此可見，大學/科研機構與企業合作辦聯合實驗室、工程中心或其他形式的技術轉移模式是多麼重要。
最近媒體上有一種觀點：產學研合作會導致學科墮落，只有遠離市場才能使學術獨立發展。這可能是對前一段時期國內科研工作急功近利的矯枉過正的看法。對純數學、理論物理等基礎研究，也許不要強調產學研合作，應更多強調發現本學科的新知識和科研人員的好奇心，但對於應用研究和工程型較強的學科，應當重視產學研合作。產學研合作不等於急功近利，是技術轉移的主要形式。
我國技術轉移十分薄弱還表現在缺乏促進技術轉移良性發展的環境，特別是人員正常交流的環境。企業中技術人員不講知識產權規矩的“跳槽”或自立門戶，企業之間採取不正當手段互相“挖人”，已成為我國發展高技術產業的重要障礙。簡單地採取“挖人”戰略，從長遠來講有損於技術轉移，也對企業不利。必須通過有關立法和科研人員道德教育形成有利於技術轉移的正常環境。華為公司是我國最有代表性的高技術公司。十多年來，華為公司並沒有從大學、科研機構購買多少技術，但華為公司的一萬多名研究開發人員來自國內高校，其中相當多的研究生從事過863專案研究。這是我國技術轉移的成功範例。但華為公司在維護技術轉移正常秩序，特別是技術人員招聘和骨幹員工另立門戶方面也值得總結教訓。如何加強和規範大學、科研機構與企業之間的人員交流，是技術轉移工作中必須考慮的大事。
四、 技術轉移中應高度重視專利許可
聯合國將技術轉移定義為“系統知識的轉移”，即從知識的生產者轉移到知識的使用者。一般而言，知識可區分為兩種，一種是沒有產權的公共知識，如科學知識，另一種是有產權歸屬的技術知識。公共知識的傳播屬於教育和科普的範圍，本文討論的技術轉移主要是指能產生經濟效益的專利、know how和資訊的轉讓行為。有些技術知識也屬於公共知識，如開源軟體等，但開源軟體的使用也有一定的規矩，不同於使用教科書的知識。
我國的官方檔和媒體宣傳，經常講“成果轉化”，較少採用國際上慣用的“技術轉移”，這一用詞的差異可能反映國人對技術創新過程的理解有誤區。大學和科研單位承擔國家科研專案，做出來的某種器件、設備或軟體原型(稱為成果)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研製過程中獲得的新知識。所謂技術轉移，就是把研製者頭腦中關於如何做這種器件、設備或軟體的知識(特別是過去無人知道的新知識)告訴想生產這種產品的企業。技術轉移的關鍵在於“技術能力”的獲得，即技術轉移的接受方能夠獨立掌握轉移的技術並形成相關的知識體系。如果這種所謂“成果”都是基於公共知識做出來的，這樣的成果別人也很容易做出來，對企業來講就沒有多大價值。這就是說，光靠公共知識的擴散不能使我國資訊產業由大變強。我國每年有成千上萬的科研“成果”，但真正轉化成有競爭力的市場產品並不多，其主要原因在於這些成果中包含的獨創性的知識不多。其實，企業基於大學或科研單位的科研成果開發一個新產品，還要做大量集成創新，除了用到此“成果”中與眾不同的新知識外，可能還要用到企業自己掌握的特殊知識，當然還要用到大量公共知識。因此，一個科研成果往往“化”不出新產品，我們也不要指望科研“成果”能輕易“轉化”成有競爭力的產品。
科研成果中最有價值的知識是專利，專利也是新產品的結晶。一個企業的技術實力某種程度上可以通過其擁有的發明專利的品質與數量反映出來。IBM是世界上擁有專利最多的公司之一，2005年獲得發明專利2941項，全球排名第一。我國專利申請這兩年突飛猛進，2005年專利申請總數達476000件，居世界首位，但發明專利只有15.5萬件，國內申請的發明專利只占國內專利24.38%。國內資訊領域研發投入最多的華為公司2005年已申請249件 PCT專利，超過其對手CISCO公司，居發展中國企業的第3位，全球37位。長期以來我國大學和科研單位重評獎而不重專利，其實獲獎的成果並不受法律保護。當然，專利的價值主要看品質，最有價值的專利是必經之路的專利，特別是通過多年基礎研究獲得的有巨大產業化前景的專利，這種專利有望納入未來的技術標準。計算所有20多項專利經評選納入AVS標準的專利池(還要最後確認)，專利池授權給整機企業使用，每臺終端只收一元人民幣，大大降低DVD等企業的專利壁壘，這是我國技術轉移的一個成功範例。專利許可和專利授權是技術轉移的重要內容，因此有些美國大學(如MIT)的技術轉移辦公室直接叫技術許可辦公室(Technology License Office)。
五、通過產學研合作搶佔新產業的上游是我們的明智選擇
企業管理學認為，產品和企業發展一般要經過“幼童”---“明星”---“金牛”---“瘦狗”四個階段。所謂“幼童”是指新產品剛上市，市場佔有率低，但市場增值率較快，而“金牛”階段剛好相反，其產品的市場佔有率高而增長率低。技術轉移一般發生在幼童和明星階段，到了金牛階段，產品已成為企業主要收入來源，反而很少再投入研發經費或購買技術，如IBM的Z系列主機系統現在是公司的搖錢樹，但投入的研發費遠小於其他系列產品。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講， 有些產業的發展也大致經過“幼童”---“明星”---“金牛”---“瘦狗”四個階段。總的來講，資訊產業目前處在“明星”到“金牛”的轉換時期。發達國家對生物研究的科研經費投入已大大超過對資訊技術的投入。資訊產業中PC等產品已屬於金牛產品，而網上搜索、智能資訊處理等業務等還處於“幼童”階段。我們的技術轉移方向應當與時俱進，不能死盯住設備製造業。人們常說要改變中國的資訊產業居於價值鏈下游的被動局面，但PC等產業的核心技術和事實標準已掌握在別人手裏，我們想沖到現有“金牛”產品的上游相當困難。資訊產業做強的戰略應當是搶佔“幼童”產品的上游。三星公司做液晶顯示、諾基亞做第二代手機都是採取這一戰略獲得成功的案例。我國的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較弱，目前還難以獨立承擔突破“幼童”產品核心技術的重任，唯一的出路是產學研結合，通過技術轉移方式搶佔未來主流產品的上游。問題是我們有沒有信心、有沒有決心組織全國產學研力量來做顛覆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在制定資訊領域知識產權發展戰略時，有些領導和專家提出要以引進、消化、再創新和集成創新為主，這可能是甘居下游的老思路，難以擺脫困境。今天的時代已與上世紀60年代日本打翻身仗時的形勢不同，再走引進核心技術後在外圍申請許多專利技術，把核心技術包起來的老路可能走不通了。我們除了依靠自己的科技力量，走自主創新之路外，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