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辦化發展道路喪失國家主權意志和利益，無疑是通往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奴化道路。看看晚清洋務運動各方面的結果吧：
英國歷史學家季南在《1880～1885年間英國在華的外交》中有過如下描述：“英國匯豐銀行在1880年就十分確定地贏得了在中國貿易中發號施令的地位。英國很多商行同它有利益關係。同所有的海外銀行一樣，人們譴責它為了英國人的利益而用不正當的手段操縱貿易。但是，對它主要的批評是它掌管了中國海關收入的特權，並且往往為了它自己的目的而使用這些收入。這是造成它壓倒一切財政勢力的重要原因，使它成為英格蘭銀行的強大支柱。”
光緒年間，陳熾作《庸書》，對赫德長期把持海關提出指責：“天下事，利之所在，即權之所在，不可輕易假人者也。乃有非我族類，久假不歸，盤踞要津，根深蒂固。海關厘稅，歲入三千萬，仰其鼻息以為盈虛。引黨類數百人，糜工費二百萬，漸而陰持朝議，顯綰邦交，苟或侵之，顛厥立至。囤鈔數以百萬，本國家自有之利源，乃一意把持，據為己有。浮標燈塔，行海之耳目，亦習焉不察，舉為授之。家資之富，可以敵國……皆詭寄他人，運歸本國。阻撓稅則，左袒西商。……詭計陰謀，莫窺其際。英君主授以男爵，功在彼國，其事可知。近與越南、西藏立約通商，扶植其弟（赫政），冀稍效勞績，身故之後，世襲其官。西人之入中國者，尊敬畏服，望若天人，視官吏蔑如也。”
金融和海關堪稱經濟運行核心樞紐，如此關鍵部門皆由外人掌管，國家主權意志何在？外人控制了金融、海關，能不以此謀其他控制權乎？
商貿方面
貿易逆差越來越大，兩次鴉片戰爭所促成的口岸開放和低關稅條約，使湧入中國城鄉的國外工業品與日俱增。1871～1873年，清政府出口收入比進口開支多400萬兩，到1881～1883、1891～1893年，對應數字分別下降為負1800萬兩和負5200萬兩，而當時的中央財政收入約每年八九千萬兩。（見《盛世之毀》）
大宗商品被洋商控制，在進出口同步增長，貿易逆差與日俱增的背後，更有大宗出口產品逐漸被外國勢力控制的問題。在19世紀60年代，東北的皮革、山東的帽辮，逐漸被外商壓價收購；英商及其買辦還深入蒙古收購駝絨；19世紀70年代湖南湖北的茶價被俄國磚茶商控制；福建六種茶葉的每擔收購均價，從1870年的36兩下跌到1885年的25兩；“湖南煤鐵之利，自昔甲於天下……自與洋人互市，洋煤洋鐵闌入內地，洋鐵洋煤之銷路占進一步，則湘鐵湘煤之銷路退縮一步，以致湖南煤鐵不能售出境外，其利皆為洋人所占。”（張之洞《勸開湖南煤礦示》）以胡雪岩破產為標誌，1883年之後，以絲綢聞名的江蘇一帶，其生絲和絲製品均被外商操縱；19世紀80年代後，日本大量收購中國棉花，並返銷棉紡織品。（見《盛世之毀》）
新式民用工業
從馬建忠《民富論》對織布業的描述可見一斑“光緒五年曾經北洋大臣李奏設織布局。乃事隔十年，仍未奏效。詢其所由，則以資本不充，辦理者或未盡善。今則重為整頓，十年之內不許他人再設織局。而所設織機不過二三百張，每日開織只五六百匹，歲得十八萬匹，僅當進口洋布八十分之一耳。則十年之間所奪洋人之利，奚啻九牛之一毛哉。”
國防工業和買辦國防
早期洋務運動期間，創建了江南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等新式軍工廠，中國近現代國防工業萌芽。
特別應當指出的是，左宗棠、沈葆楨在1866年中國工業和科技近乎空白的條件下創建的福州船政局（馬尾造船廠），引進技術、設備和工程人員，經二三年即建成設施設備齊全的遠東最大造船廠。一年後造出中國第一艘千噸級木殼兵輪（比日本第一艘自造軍艦早十一年）。至1874年共造出各式兵、商船15艘。其中“揚武”號兵艦排水量1560噸，相當於國外二等巡洋艦。1875年，辭退外籍技師自主造船，首製成功“藝新”號炮艦，表明中國人已掌握了近代造船技術。1877年更新技術，開始生產鐵木合鉤輪船。
左宗棠、沈葆楨同時還創辦了船政學堂。這是中國第一所以近代科學技術為主課的新式學校。又於1875年始，分批選拔優秀學生出洋留學，接受西方科技教育。數十年間，為近代中國海軍建設、航運、機器、礦冶、電訊、鐵路、外交、教育等領域，造就了一大批卓越人才，嚴複、鄧世昌、薩鎮冰、劉步蟾、魏瀚、詹天佑等，是其中傑出代表。
1884年8月，停泊於馬尾軍港的法國艦隊發動突然襲擊，炸毀了船廠。之後清廷委派裴蔭森署理福州船政局，由於人才和技術還在，戰後船政員工竭力修復，一個月後重新恢復正常生產。三年後造出中國第一艘鋼甲巡洋艦“平遠”號。
可惜裴蔭森於1890年4月被調離，福州船政局從此一蹶不振。
北洋海軍創建後，大肆購買外國鐵甲艦等各型艦船、及各種槍炮彈藥，耗銀數千萬兩，將買辦國防發展到極致。“北洋海軍基地內外、艦船上下到處都有外國人活動。……眾多外國商人和政客，常年‘川流不息地……走向天津的總督衙門’，把‘本國最壞的東西（主要指軍火），高價賣給中國’”。（《盛世之毀》）
李鴻章認為造船不如買船，由此停止了江南製造局的造船業務，對於福州船政局繼續造船也不以為然。伴隨北洋艦隊買辦經營的發展，中國艦船製造事業日漸凋敝。
中法戰爭後，左宗棠去世，堅持自主國防路線的軍政大員只剩張之洞等少數人。張強調，向洋人買軍火，“採辦維艱。必須購置機器，自行製造，始可取用不盡，無庸倚藉外洋。” “以銀易鐵，實為非計。且萬一遇有緩急，敵船封口，洋埠禁售，受制於人，購運均無從下手。”於是辦起漢陽鐵廠和漢陽兵工廠，由於起步較晚，發展過程中又受到國內外種種抨擊、制約，張之洞的自主國防發展並不順利，漢陽鐵廠直到1894年甲午戰爭前夕才正式投產（比日本八幡制鐵所早七年投產）。不幸的是，剛一投產即遭火災，機器損失慘重，直到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後才恢復生產。
洋務運動卓有成效者除左宗棠、沈葆楨、張之洞外，另一靚點是劉銘傳繼沈葆楨之後在臺灣的新政，其建設海防、架設電線、修築鐵路、開辦學堂、開山撫番、興辦煤礦、招商興市、籌畫財政，使臺灣從蠻荒之地一躍而為先進省份。但甲午戰敗馬關條約將臺灣割給日本，沈葆楨、劉銘傳經營臺灣的成果也隨之煙消雲散……
除李鴻章的北洋海軍為超級買辦國防之外，當時清朝的絕大多數軍工都紛紛走上了買辦之路，而這些軍火進口卻是以“最低劣的槍炮，最好的價錢”成交。即便自造，也只不過向國外購買原材料進行加工。
由於腐敗以及不從根本上掌握技術，自造問題更多。如1872年，李鴻章在天津機器局遭到抨擊後不久上奏：“所造林明敦槍……核費與購價懸殊，當飭停止。”1887年底，四川總督劉秉璋奏稱：四川機器局“鑄槍工料，用費已昂於外洋購買價……所鑄之槍……比較外洋所購，實已遠遜。以更貴之價，鑄無用之槍，殊不合算。臣現已飭局將各項洋槍暫停鑄造，裁減局中司事工匠……”
 “買辦型國防企業的嚴重虧損，和官督商辦民用企業的不斷增多，使半官半商、亦官亦商雙重身份的北洋官吏成為暴發戶。……與買辦國防相對應，在19世紀70年代後長達20多年的‘求富’的洋務運動期間，清朝國防並沒有‘富強相因’，官方在各地總共創辦了10個軍工廠，數量僅僅比60年代後5年所創建的多一家，所辦企業的規模，甚至反而不如以前。”（《盛世之毀》）
買辦國防之軍隊
腐敗的買辦國防之軍隊無疑也是腐敗之師，這在晚清歷次對外戰爭中均有充分暴露。除少數愛國將領率軍死戰外，多數清軍將帥腐朽不堪，遇敵一觸即潰，甚至未聞敵至即四散驚逃。如中法之戰中潘鼎新、岑毓英、唐炯、徐言旭，甲午之戰中葉志超、龔照玙等。
買辦化最甚之北洋水師，雖有鄧世昌等一批左、沈福建船政學堂培養的愛國將領，但李鴻章重用私黨，使大量缺德少才之輩佔據水師重要職位。因此其貪污腐敗之風也更甚。
當時的英國《泰晤士報》揭露：“旅順、威海既造炮臺，其安置於臺上之炮竟有不堪一放者，其經售炮械之人，固儼然顯官也。只知七折八扣，售者又因以為利。假如一炮也，報銷千金，經手者侵蝕二三百金，售主則以但值五六百金之炮應命，皆不問其為可用否也。”（林樂知、蔡爾康：《朝警記》九，《中東戰紀本末》卷四第38頁。）
北洋海軍生財之道，除接送官員家屬、招收自費生，還時常用軍艦做走私生意。另一常見之貪污手法則是軍官克扣軍餉吃空額。“吾聞軍營積弊，凡統領以次各武員，向糧臺關餉時，有明系十成，而僅發八九成，甚至六七成者，及取閱其領狀，則居然十足也。”（原引自蔡爾康：《撤兵議》，《中東戰紀本末》卷七第5頁。）
訓練演習則弄虛作假，李鴻章在《巡閱海軍竣事折》中自吹：“魚貫打靶，能於駛行之際命中及遠。旋以三鐵艦、四快船、六雷艇演放魚雷，均能中靶。”而官兵戰後揭露其真相“預量碼數，設置浮標，遵標行駛。碼數已知，放固易中。” “徒求其演放整齊，所練仍屬皮毛，毫無裨益。”
“北洋海軍總督和北洋海軍提督的人選，和海軍內部的腐敗，使千方百計向中國擴張的列強深感有機可乘，竭力向北洋海軍滲透。……洋人在北洋海軍享受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待遇都高人一等。”（《盛世之毀》）
旗艦“定遠”幫辦副管駕英國人戴樂爾（另譯為“泰勒”）在其著作《中國記事》（Pulling Strings in China）中寫道：
 “此大機器……不依一共同方向而旋轉，乃各依其私獨之方向而旋轉。……效率觀點下之紀綱，此機器乃其反面；然此乃極有條理之紛亂，在無事時運行甚順，絕無其嘎之聲，蓋膏之者有中飽之利，有親族之援……
“兩戰鬥艦之十寸口炮，其戰時用彈力猛烈之四直徑彈，其練習用彈為二半直徑者。後者庫藏甚豐，惟前者旗艦只有一枚，其姊妹艦則有一雙。……若以此事直陳於總督……則違反中國一切成規，則將全副機器推翻矣。
“蓋腐敗、中飽及援結私親諸症，使其手下各組織無複完膚者，其病源皆在李鴻章自身，而彼之染此諸症，且視尋常中國官吏為甚。彼已受齧掣於頑鈍之全國大機器中，且習為故常，即有為之指陳，彼亦懵然不省。”
鎮遠艦幫辦管帶麥吉芬還揭示說：“華艦亦有諸病，炮雖精於陸軍，各炮彈中亦實儲火藥，不若陸軍儲彈或實以沙泥，然配儲不甚多。且藥線鐵管（每彈必有一藥線，儲以鐵管，轟發時量敵之遠近，以為藥線之長短，彈入敵軍，藥線之活力恰到，彈遂炸裂）僅實煤灰，故彈中敵船，而不能裂，皆必敗之道也。”（見《盛世之毀》）
以如此腐敗之軍焉能保家衛國？
經濟凋敝破產 人民失業窮困
在洋務派成為暴發戶的同時，國家的工商業紛紛遭受洋貨衝擊。較早遭受外商打擊的，是航運業，江浙一帶，鹹豐年間（1851～1861年）兩千多艘帆船，到1872年就只剩下四百餘艘。
土布紡織業也是重災區。1887年，在牛莊，三百斤一包的洋紗市價57兩，同樣重量的土紗卻須87兩才略有薄利。1890年，在宜昌出售的印度棉紗和棉花，其零售價格竟然差不多。1887年，煙臺海關報告：“本省（山東）土紗紡織幾乎停頓。”1890年之後，紡織業原本非常發達的江蘇太倉一帶“鄉間幾無自軋自彈自紡之紗”。在貴州的偏遠地區，“曾經是不可缺少的紡車，都蒙上了塵土，被人們遺忘。一捆捆機器壓的孟買紗，似乎引起人們注意到手紡車已經不合時宜了”。
其他地方、其他行業，也大多如此。在福建，“自洋釘輸入中國，一千個以上靠打土釘為生的手工工人已經不能繼續工作了”。在廣東，“佛山針行，向稱大宗，傭工仰食以千百計。自有洋針，而離散殆盡矣。鄉邑婦女，多借紡織謀食，自有洋布，而土布無過問矣。其餘紐扣線襪，向之著名專利者，亦冷落無趣，勢將坐食。吾粵如是，餘省可知矣”。
時人道：“內外窮民之失業無依者，尤如恒河之沙不可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