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業
載《光明日報》2014—11—11，此為全文）
邢福義先生在他一生的學術生涯中，先後發表了480多篇學術論文，僅在《中國語文》上就發表了28篇，出版了21部獨著的學術著作。在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的六次評獎中，他個人撰寫的4部專著接連4次獲得一等獎，不僅在全國語言學界無出其右，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界也絕無僅有，它是學界眾口相傳的學術佳話，也是我們學生後輩難以複製的“學術神話”。季羨林先生生前主編的“二十世紀傑出語言學家叢書”中收錄了邢先生的代表作，2002年香港理工大學還為他舉行了“傑出學人成就表揚典禮”，在表彰辭中稱頌“邢福義教授是聞名中外的傑出漢語語言學家”。
時代對邢先生這一代學人並無偏愛，他前半生受到一個接一個政治運動的干擾，後半生又遇上全社會的人心浮躁。他同學同行中的許多才俊與世沉浮，最後大多數都“泯然眾人”，是什麼精神品格讓邢先生能堅毅自守？是何種治學態度讓邢先生能獨拔時流？
鄧天玉博士的專著《邢福義為學路》（世界圖書出版廣東有限公司2014年），正好為我們回答了這些問題。該著是在她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全書凡四章約33萬字，前三章分別論述邢先生語法學、傳授學和國學的思想理論，最後一章考索邢先生的“為學步履”。作者不僅總結了自己導師的治學成就，還探究了自己導師的治學路數，更追溯了自己導師的治學歷程。這個論文選題具有雙重的學術意義——既能闡明先生的治學之道，又能昭示學生的求學之方。
鄧天玉開始執意要選這個題目做學位論文時，也許沒有這麼明確的學術意識，她的初衷不過是想從導師那兒取到“真經”。好不容易拜到仰慕已久的名師，她說要不把邢老師的治學方法學到手，自己這次博士就算白讀了。她這點“個人私心”倒符合“學術公理”，《詩經》有言“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通過研究自己導師的“為學路”，有了更多與導師接觸和求教的機會，從前寫在紙上的那些治學方法，現在老師將它們生動地展示在自己眼前。晉朝東海王司馬越告訴兒子拜師求學的方法說：“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比起自己在暗中“紙上得來”，老師當面的“現身說法”，無疑更為真切形象，更容易加深自己的理解，也更有助於激發自己的思考。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在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時，曾說過一則與司馬越意思相近的名言：“讀書並不一定能使人善於思考，但通過與善於思考的人交流，通常能使人變得好學深思。”（Men are not always made thoughtful by books; but they are generally made thoughtful by association with men who think.）可是，人們習慣於貴遠賤近，總是嚮往地平線那邊的“風景”，卻遺忘了自己身邊的“名勝”。很多連黃鶴樓也沒有登過的武漢人，說起義大利比薩斜塔便眉飛色舞。難怪韓非子曾感歎說，眼睛能視千裏之外，卻看不見自己眉睫之前。有些研究生常常好高騖遠，連走路尚未學會，就想參加千米長跑。既然自己的導師“其則不遠”，做研究生的又何必捨近求遠？
做學問與練書法的方法極其相近。練書法先要找一本好帖反復臨摹，直到完全掌握了帖字的筆法構架，一下筆就能酷肖其筆意和神韻，打下這個堅實基礎後再臨他帖，並由形似而臻於神似，最後慢慢形成自己的書法風格。做學問也是一樣，先必須在導師指導下反復精讀專業經典，然後再精讀與泛覽結合拓展知識面，在閱讀、思考和寫筆記中培養自己對本專業的直覺和敏感，跟著老師學會如何發現問題，學會如何邏輯地論證自己的觀點，甚至跟著老師學習他的述學語言。學會自己導師的治學路數後，再根據專業方向和個人興趣轉益多師。經由研究自己導師，來掌握他治學的“看家本領”，看來鄧天玉博士研究生階段的入門很正。
當然，不是所有導師都有自己的治學路數，也不是每個導師都“值得”模仿，更不是每個導師都“可以”模仿。不妨以詩壇上的李白與杜甫為例，宋人說“少陵詩法如孫吳，李白詩法如李廣”。李廣用兵如神卻不著痕跡；孫吳著有兵書讓人有法可依。學者也是如此，從學術個性上講，有些學者以才華取勝，有些學者以功力見長，有些學者則才情與功力兼備；從學術實績來看，有些學者一生“但開風氣”，有些學者能解決學術難題，有些學者取得了令人仰慕的學術成就，有些學者則創建了可重複操作的學術範式。憑才華和直覺做學問的老師，讓人佩服卻難以仿效，有些漂亮的論文論著，他本人也可能不知是如何“弄出來”的，這種“無法之法”他人更不可琢磨。那些功力深湛又兼具才情的學者，往往能取得過人的成就，又善於總結行之有效的治學方法，或者能歸納出一套可供操作的學術範式，這一類學者特別值得我們研究。
邢福義先生就屬於後一類學者——他作出的學術成就令人驚歎，他留下的治學方法讓人受益。一生能出一兩本專著，能寫幾篇有見地的文章，就可能成為小有成就的學者甚至學術名家，只有提出了許多理論命題，歸納出了許多學術規律，解決了不少學術難題，這才可能成為學術大家。邢先生一生不僅著作等身，而且在本專業領域留下了一大串“邢氏理論”：“小句中樞說”、“句管控”、“兩個三角”、“三個充分”、“動詞核心、名詞賦格”、“主觀視點”、“語表趨簡，語義相容”、“詞性判定法”等等。這些理論有些已成學界定論，有些引起學界持續的熱烈爭論；已成定論的觀點固然是大家共用的精神財富，引起爭論的觀點同樣也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如此之多的“邢氏理論”，表明邢先生具有極大的學術原創性。那麼，什麼是形成“邢氏理論”的內在機制？什麼是驅動邢先生進行學術創造的深層動因？
我們又得回到鄧天玉的專著《邢福義為學路》中來尋找答案。
單憑才氣也可能把文章寫得非常巧妙，但要想把學問做深做大做出氣象，在才氣之外還必須有鍥而不捨的毅力，必須有正確的治學態度和獨到的治學方法。由於邢先生是傑出的語言學家，又是寫文章的高手，他的治學方法都凝練為生動警策的名言，全然不是那種乾巴巴的說教。他許多淺顯活潑的“邢氏警句”，蘊含著深刻豐富的治學義理。這裏從《邢福義為學路》中拈出幾則治學名言與大家分享——
“抬頭是山，路在腳下”。這八個字包含了理想與行動、目標與幹勁的內在張力。“抬頭是山”的“山”，既可解釋成相對模糊的事業理想，也可指實為比較具體的學術目標。上句強調任何一個立志向學的人，都應樹立崇高的學術理想，確立自己遠大的學術目標。眼中無山的人怎麼可能去奮力爬山？胸無大志的人怎麼可能刻苦努力？要是年輕時沒有“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壯懷，杜甫怎麼可能成就他後來“集大成詩人”的偉業？司馬光也認為及早確立人生目標至關重要：“夫射者必志於的，志於的而不中者有矣，未有不志於的而中者也。”“抬頭”無“山”便沒有方向感，沒有方向感人生便無著力點。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心無旁騖則事半功倍。下句“路在腳下”強調必須從零起步，堅定地一步一步朝自己的目標邁進。求學者多如牛毛，學成者卻少如麟角。很多學生雖然能抬頭見“山”，但學術的“無限風光在險峰”，他們既沒有登山的決心，也沒有探險的勇氣，有的未曾起步，有的半途而返，能在險峰絕頂上領略學術“無限風光”的人畢竟是少數。2013年9月全校新生開學典禮演上我做了題為《一切皆有可能》的演講，鄧天玉在該著中摘引了我演講辭中的一段話：“同學們應該有自己的夢想，有了夢想我們才會滿懷希望，有了夢想我們心中才會灑滿陽光。但僅有夢想還遠遠不夠，如果沒有相應的拼勁、毅力、恒心，如果沒有付出持續的努力，沒有流下拼搏的汗水，沒有流下痛苦的眼淚，沒有‘為伊消得人憔悴’的艱辛，任何夢想都將成為曇花一現的空想，人生的美夢將成為折磨我們的噩夢。”邢老師只用八個字就闡明了理想與行動的關係，它早已成了語言學系的系訓，成了許多學子求學的座右銘。
“豬往前拱，雞往後扒”。這八字不知是中國鄉村的常用俗語，還是來源於他對生活現象的觀察，邢老師將它用於治學真讓人受用無窮。此八字訣的內涵可分幾個層次來闡述：首先，要瞭解自己的所長和所短，再來學會如何揚長避短。“知道”自己的嘴長，豬吃食便用嘴朝前拱；“知道”自己的爪利，雞覓食便用爪往後扒——豬和雞都“懂得”用其所長，所以它們都能各得其所。古代學者早就明白人的能力“鮮能備善”，有人長於考證，有人長於思辨，有人善於歸納，有人善於演繹，有人直覺敏銳，有人記憶驚人，只有極少智者才能淹有眾長。清人章學誠在《答沈楓墀論學書》中說：“人生難得全才，得於天者必有所近，學者不自見也。博覽以驗其趣之所入，習試以求其性之所安，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是亦足以進乎道矣。”大多數學者都是才智普通的中人，大多數大學問都出自才智普通的學者之手。俗話說“寸有所長，尺有所短”，章氏告訴我們要用其所長就必須識其所長，經由“博覽”、“習試”和“旁通”等方法來不斷試錯，是一個學者認識自我的不二法門。其次，此八字訣強調學者既要自信自立，又不能自滿自誇。在學術分科越來越細的今天，只要能將自己某一長處發揮到極致，你就能成為某一領域的頂尖專家，長於文獻考辨的學者不用在長於思辨的人面前自卑，豬朝前拱能填飽肚皮，雞往後扒也不會餓死，戰場上長槍短劍都能致敵於死地。章學誠在《又答沈楓墀論學書》中形象地說：“居布帛者不必與知米粟，市陶冶者不必愧無金珠。”賣布匹的商店裏沒有米糧，賣陶器的商店沒有金珠，店主不必因此而抱愧。另一方面又不能以己之長輕人之短，雞不得嘲笑“豬朝前拱”的樣子醜陋，豬也不能挖苦“雞往後扒”的方法笨拙。最後，此八字訣強調向別人學習時不能喪失自我，做學問更不能在時代大潮中趨時跟風，任何環境中都要能堅守自己，因此，他不斷告誡學生要“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看一個學者是否能獨自成家，一是要看他是否形成了自己的學術個性，二是要看他是否提出了自己的學術問題。有些人一生都是在用別人的語言，用別人的方法，解答別人提出的問題，我把這類人稱為“學術打工者”。還有些人一生都是在為長官意志作辯護，為上面的各種政策唱讚歌，這類人根本就沒有資格稱為“學者”。
“年年歲歲，春夏秋冬”。這平實的八個字是邢先生成就學術大業的得力處。治學數十年來，邢先生沒有休息日，沒有寒暑假，《楚天金報》記者稱他是“360天從不休息的勇士”。做學問沒有聰明當然不行，但是單憑聰明更不能行。有些學者賣弄小聰明投機取巧，不斷改變專業方向，不斷玩弄新的花樣，邢先生輕蔑地把這些傢伙稱為東跳西竄的“流寇”。他說做學問先要打下厚實的基礎，再沉潛下去咬住問題不放，“不管碰到多大的困難，都必須嚴格執行自己寫下的研究計畫”。他從來不到外面吃飯應酬，更不到娛樂場所消費享受，把分分秒秒都用於自己的學術事業。別人從事學術研究是為了生活，他的整個生活都是為了學術研究。就我所知，華中師範大學老一代學者中有兩位先生最守作息規律，一位是已故的國學大師張舜徽先生，一位是健在的語言學泰斗邢福義先生。張先生每天淩晨都“聞雞而起”，他在《八十自敘》中說：“餘之一生，自強不息，若駑馬之耐勞，如貞松之後凋。”邢先生不僅每天早晨準時起床，一日三餐也要準時開飯，每天傍晚晚餐後必準時散步。據說康德當年每天傍晚散步極其準時，以至於鄰居以他散步到窗下的時間來校對自家鐘錶。邢先生作息之規律庶幾近之。《荀子·修身》篇說：“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不遠矣。”過人的毅力，過人的付出，才有邢先生今天過人的成就。
“文章九字訣”：“看得懂，信得過，用得上”。邢先生以這九字訣律人，更以這九字訣律己。大家一看就明白這九字訣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時下許多人寫論文端起架子來故作高深，不時鑲鉗一些花哨新名詞賣弄學問，像是存心要讓別人“看不懂”，這就是蘇軾所說的“以艱深文淺陋”。邢先生的學術論文明晰、清通、謹嚴、精審，不少文章是述學的典範之作。初讀邢先生文章很可能順著意思輕輕滑過，意識不到自己讀到了上好的文章，掩卷之後才能品咂出無窮妙處。他有些論文看起來好像一揮而就，事實上經過了作者的百煉千錘，如發在《中國語文》上的那篇《論定名結構充當分句》，他從寫作初稿到反復推敲花了12年才最後定稿，真所謂“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現在大學的管理體制有時逼良為娼，很多人“文章初成不留夜”，匆匆寫出，匆匆發表，匆匆過時，用當下時髦的話來說，“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這些文章連作者自己也不會相信，又怎麼要別人“信得過”呢？連“信得過”都是個疑問，“用得上”就更是無從談起。顧炎武一生不徒作“無用之文”，邢先生要求文章“用得上”是對這一優良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邢先生很多治學理念都發人深省，如，“大器早成”挑戰“大器晚成”的成說，“邊積邊發”一反“厚積薄發”的舊規；又如，“師法別人，更要師法自己”之獨闢蹊徑，“治學之道，學風先導”之推陳出新。《邢福義為學路》一書雖難免這樣那樣的遺憾，但它可以說是邢先生治學箴言的“百寶箱”，隨便翻開哪一章都保你能滿載而歸。
鄧天玉把自己第一本專著名為《邢福義為學路》，書名恰如全書行文那樣平易樸實。作者大學階段曾是我的學生，轉眼之間她又從我的老師邢福義先生門下博士畢業。翻過她送來的這本剛剛出版的博士論文，既讓我從自己老師那兒學到了要如何當“先生”，也讓我從自己學生這裏學到了要如何當“學生”。邢福義先生一生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學生超過自己”。應當付出什麼樣的努力，我們才不會辜負邢先生的期望——成為學術上“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學生呢？在治學這條艱難崎嶇的道路上，求學者先應一步一趨地“跟著”自己的老師走，以期得到老師治學的真傳；再踏踏實實地“沿著”自己的老師走，把老師開創的學術道路向前拓展；最後堅定不移地“接著”自己的老師走，讓老師的學術成就成為自己學術征程的起點，讓老師的治學方法不斷得到完善，讓老師的治學精神世代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