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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與衛東先生有正大康地的淵源，得以對他有較全面的瞭解，也經常會與行業同仁交換對衛東的看法，真正感受到：瞭解愈多，懂之愈深，喜之愈切！
讀衛東文章，聽衛東論辯，感衛東演講，與衛東同處：一個遞進式過程，一個認識的昇華，真誠、詼諧、睿智、樸實、積極給了我震撼，其古文功底、行文流水堪稱行業典範，為我之所不及！
欣聞衛東近作《成功事業的基本原則》，讀之甚喜、甚悟，急欲與畜牧人同享，故借百家講壇之首，分述陳之。
2008年10月9日
這是我的另一篇文章——《成功事業中的個人要素》的姊妹篇，按計畫這篇文章是應該在2007年年末前完成。延遲一年的原因是我的確沒有做好準備，沒有足夠的時間做深入的思考，如果勉強完成的話可能就是一個很不完美的作品，因此一再拖延。此間我一直沒有停止努力，同時還汲取了一些卓有見地朋友的見解，我將成功事業的基本原則歸納為8個方面，我深信遵從這些原則，事業成功的把握就比較大，如果再具備優秀的個人要素，上帝允許的話，就幾乎肯定能夠成功。在商言商，我在本文的論述過程中大多相關商業甚至很多會聯繫到我們禾豐公司的發展，然而這些原則大可推而廣之，我相信這是成功事業的普適原則。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
這是我們古聖先賢的思想，我理解它包括了3個方面的含義：其一，包括了利他主義的思想；其二，指的是要以公平的態度、公開的方式、公正的方法來完成自己的事業；其三，強調要公私分明，公而忘私，尊重公共利益。
其一，利他主義。古往今來，很多大的事業在起步的階段可能與其他事業沒有區別，無論是帝國王朝的創立，還是商業旗艦的打造。在相同的環境、相等的年代、相似的資源條件下，這些事業的最後結果卻參差不齊，甚至是天壤之別。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巨大的不同呢？深究其原因，第一個要素就是出發點的不同。由於出發點不同，而使其事業高度截然不同。一個大的成功的事業，一般都帶有普遍的濟世主義色彩，這色彩存在於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思想之中，基督教的虔誠態度、佛教的普渡哲學、伊斯蘭教的愛憎觀都對現代社會發生舉足輕重的影響。宗教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組織，其成就蓋源於其都帶有利他主義和普渡眾生主張。東亞國家普遍信仰佛教，小乘佛教堅持獨善其身，不危害社會；大乘佛教進而追求普渡眾生，舍我其誰，都成為各國的思想基礎。“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始見於《禮記》，在《道德經》也有相關論述，墨家也接受這個觀點。墨子講“兼愛”，主張“非攻”。
本來觀念相左的儒、墨、道三家為什麼都能夠認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呢？甚至2000年後孫中山先生作為革命的先師也奉“天下為公”、“博愛”為信條呢？春秋戰國年代是中國文化最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期，諸子百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儒家、道家和墨家。儒家的思想強調積極進取，忠孝傳家，推行“學而優則仕”，讓有才幹的人都能夠在主流社會發揮作用， 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社會秩序，其思想為歷代統治者所接受。道家的思想就不那麼為當權者所推崇，但亂世的時候又需要用它來整治。所以，儒家就像“糧食店”，每天可從那裏獲取精神的食糧，道家就像“藥店”，一旦天下出現混亂，就會出現薑子牙、黃石公、劉伯溫……他們現世的時候用特殊的道家哲學幫英雄的忙，完成統一天下的大業；但當天下太平之時，這套哲學就又為主流社會所排斥，而道者或主動隱居深山或被動分封在遠方。因此道家的境界是“得道成仙”，“仙”者人旁加個“山”字，山裏之人也；“儒”者人旁加個“需”字，社會需要之人也。但是儒家、道家的思想更多是上層社會統治階級的思想，或者是統治階級在野黨的思想。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流派就是墨家哲學，其實這是影響大部分中國人的思想。講求抑強扶弱，主張“博愛”“非攻”。大家都記得我們中學一篇課文就是講非攻：強國要去攻打弱小的宋國，墨子就去強國當說客，並在道義上譴責其恃強淩弱，同時墨子善守有墨守成規之譽，當場解帶為城多次演練陣法，結果對方怎麼攻也攻不進來而最終放棄。墨子是弱勢群體的代言人，墨子的思想後來被中下層的人民廣泛接受。殺富濟貧、替天行道的黑社會拜的祖師爺就是墨子，所以稱“黑社會”。漢唐之後佛學成了顯學，“儒釋道”代替了“儒墨道”。在這種思想的演進過程中，在不同的階段，統治階級就用不同的方法做不同的事情。
西漢時期，從文景之治開始逐漸崛起，到漢武帝擊潰匈奴收復北方領土，創出中國封建社會上的一代盛世。在當時，儒家思想正處於復興時期，董仲舒即為孔子幾百年之後儒家思想的代表。而此間，道家哲學、墨家哲學、法家哲學亦有很大的發展且彼此相互包容。人們說文景之治核心之功8個字——“內用黃老、外示儒術”。內用黃老指統治階級的高層無為而治，不能爭權奪勢；外示儒術是引導社會的中層知識份子積極進取，優者舉孝廉,在主流社會擔當要職。“內用黃老，外示儒術”從此便被中國歷代文人奉為圭臬。內用黃老，要清靜無為，作為自己修身的要領；外示儒術要積極進取，不斷發展。可是這只是指導事業成功思想方法的中層部分，那麼最高層和最低層是什麼呢？最低層的指導思想就是法家哲學，主張賞罰分明。最高層是佛學思想——“發心菩提”，抵抗外敵也好，貨殖創富也罷，你總要有一個超乎自己的一己私利之上的更高的追求，才有可能成功，否則無論怎麼“內用黃老，外示儒術”，你也是一個不大的事業，僥倖成功了也不能夠長久。事實上很多企業尤其是今天的中國民營企業，他們在內用黃老方面做得是爐火純青，在外示儒術方面做得也是無可挑剔，但是他們在更高的發心菩提階段，願克己奉公、為天下謀福利上卻沒有追求。由於沒有立意的根基，他們過度地顯示自己的外在風貌，而沒有內在靈魂。
搜集了一些成功企業的信條，惠普公司的信條是“我們致力於科技的發展，以增進人類的福利”，亨利•福特對其價值觀做了如此說明：“我將為一個偉大的目標建造每一輛汽車……它要很便宜，使得那些沒有很高收入的人也能買得起，從而使他們能與家庭一起分享上帝賜予我們的快樂時光……那時每個人都能購買，每一個人都能擁有，馬車將會從公路上消失，有車將會成為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為此我要讓大量的工人在更好的收入下工作。”所以亨利•福特在那個年代就付給他的工人數倍於當時的平均工資的工資。
摩托羅拉公司的理念是短短的兩句話：“保持高尚的操守，對人永遠的尊重”。這些成功的企業為什麼對利他主義以及人性表現出如此的敬意，而自己表現得如此的謙卑呢？事實上這是一個對公理的謙卑，這是一個對他人利益的最高尊重。凡是能夠尊重別人，尊重他人利益，在真理面前低下自己頭的組織才可能長久地贏得別人的認可和尊重。我推崇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偉人西鄉隆盛，他的人生信條是“敬天愛人”。我在這裏還是想提一下我們和荷蘭De Heus公司的合資過程，別人沒有想到這麼快，到今天為止我們股份出讓比例和價格是令同行讚歎的。簽約後的晚宴上，De Heus掌門人年輕的Co.De Heus先生系好了西裝的扣子鄭重站起激動地表達說：“非常高興，我能和禾豐這樣偉大的公司結盟。我想告訴各位是什麼原因使我們改變初衷，同意做一個小股東來和禾豐合作發展。可能你們認為是禾豐有很強的盈利能力，不錯，禾豐挺能掙錢；可能你們認為是看中了禾豐的人才，不錯，禾豐有一個很好的團隊。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我們最後下決心萬裏之遙投資禾豐甘做小股東是因為更為重要的2個原因：
第一，我非常欣賞存在於你們創始人之間的深厚情誼，你們不管是在最艱苦的創業時期還是在成功的時候，總是親如手足相互關照。因此我可以期望當我們成為合作夥伴的時候也能被這樣對待。
第二，我非常感動於你們願意把股份拿出來送給優秀的員工，你們懂得分享財富比獨佔更令人幸福，儘管我們是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但別忘了我們也是基督徒，基督徒的基本哲學就是利他主義。”
有很多企業家做得很好，在企業成功之外，我們也看到他們人格的力量。這次地震台塑集團王永慶捐資1個億。王永慶已經是九十多歲的老人了，在世還能有多少年呢？他自己並不是一個花天酒地，奢侈浪費的人，而是一個很節儉的人，甚至很多人認為他吝嗇。吝嗇到什麼程度呢？比如買豆漿，一般人會把雞蛋打豆漿裏頭拿回去喝，王永慶不！先來一杯豆漿喝一口以後再讓人打進去一個雞蛋，這樣多喝一口豆漿。巴菲特和比爾•蓋茨也常被認為是很吝嗇的人。他們停車的時候離樓近收費高了，就會停車離樓遠一點兒走過去。比爾•蓋茨跟人聚會的時候穿的是從泰國買的不到100美元的西裝。這就是商人，精明強幹。什麼是精明？精力充沛，明察秋毫。精力充沛什麼都想的到，明察秋毫什麼都算計的到。但是精明不能違背誠實的原則，精明不能違背天下為公的原則。所以像王永慶這樣的商人必然是名垂青史的。
我有幸在人格特點上也有這種簡樸甚至是吝嗇。我不願意多花錢，不願意花天酒地，但我願意承擔道義。地震的時候，我們在瀋陽第一個捐款，作為大股東我當然也是付出最多的，這個時候一點兒不心疼。其二，公平、公開、公正。首先談談公開，很多公司貌似強大，實際上一團糟。美國有一個醜聞公司安然，曾經是全世界的榜樣。安然公司的老闆曾經口出狂言——“人們都是為資產工作，現在我要變過來，讓資產為我工作”。安然發明了一套複雜的財務系統，使得華爾街這些金融專家難以瞭解企業的真實經營狀態，但由於其股票增值，獲利豐厚也就沒有人去追究了，因為很多華爾街的精英也買他的股票，素以嚴管聞名的美國證監會也幾乎沒有察覺。公司雇傭了一批律師和會計師，使安然成為違背法規而不被抓住的專家，通過由自己的人掌握企業人為降低財務報表中的負債率，欺騙公眾。但是紙終究包不住火，安然公司大廈傾倒之日，公司的高管被抓進監獄，給安然做審計的原國際四大會計事務所之一安達信公司宣佈破產。我們中國的公司在公開程度上跟安然能比的沒有幾個啊！我們不透明的更多了。這就是為什麼有的公司不經過審計就出讓股權的原因，因為沒法審計。企業不能光看表面規模，所有讀過MBA課程的人都知道公司的價值評估理論，都知道市盈率的理論。同樣1米75的人，體能是不一樣的；同樣五官完整的人，智慧是不一樣的；同樣大學畢業的人，能力是不一樣的。所以別看表面，公司只有用公開的方式運營才有公信力。
談及公平、公正，曾經有管理學教授問我禾豐怎麼決策？我說禾豐是民主決策；怎麼民主？我說就是討論；討論以後要是不能達成協議怎麼辦？我說那我們就爭論；那你們會不會投票呢？我說我們很少投票。當時他就非常高興，他說他也不贊成形式主義的民主，投票是政治手段，即使是搞政治投票也不是最完美的解決方案，遺憾的是我們目前找不到比這更好的方式。通過討論、爭論最後爭取達到一致，這是一個公平、公正的處事方式。我看到有些經理在管理的時候非常獨斷專行，有人說這是總經理綜合症——對公司非常忠誠，對上級絕對服從，但對下級絕對霸道。這不行，必須得用公平的方式做人，公開的方式做事。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的公司穿一樣的服裝，戴一樣的徽標，天天早晨一起唱歌、一起宣誓，但是隔幾天就走了一批人，這類上下等級森嚴、對老闆狂熱的企業有問題。
其三，正確對待公眾利益。多少年前有人賣藥找我和邵博士，說這個東西神奇啊，我們毫不猶豫拒絕使用。違法的，效果再好也不能用；對人健康有危害的，絕對不用，我們公司從過去到現在這一點上是做到了。公正是最高的原則。柏拉圖說“若神不在，一切皆無”。對公眾利益的尊重是企業存在的基石，如果精神基石沒有了，企業就不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