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
在對所謂“客觀科學”的追求中扭曲了人性，迷失了自我——這是霍桑對科學至上觀念最為峻切的反思：缺乏道德情感的理性活動是刻板、片面和危險的。對於內在世界而言，它將導致情感世界的萎縮，甚至敗壞人性；對於外部世界而言，工具理性的肆虐無可避免地會引起事實和價值的分裂，不僅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而且隨著人類對自己發明的科學技術的失控，可能導致一種新的奴役。霍桑最擔心的是——用他的鄰人梭羅的話說——即“人成為他所製作的工具的工具”。
美國十九世紀著名文學評論家亨利·詹姆斯曾將小說家納撒尼爾·霍桑（1804—1864）與愛默生作過對比：愛默生是“拜火教”的信徒，善於發現光明；而霍桑則別具“貓眼”，慣於在黑暗中冷眼相看。確實，作家本人也承認他對人性中醜陋、邪惡的一面更感興趣：善，時或有之；而惡，卻無處不在。因此，唯有通過善惡分明的對照，才更有助於人認識自身的不足，在增進個人道德的同時，也能增益社會福祉。
科學和技術的進步，在霍桑看來，很大程度上的確能改善生活，增進福祉，這是人類理性的勝利，也是培根“知識就是力量”最有力的證明。但問題是，除了理性，人還有情感需求，這種溫情顯然是冰冷的科學知識無法取代的；而且理性倘若不加以節制，很可能將人引向瘋狂並最終導致人的覆亡。在他長達三十餘年的創作生涯中，霍桑不僅反復表達他對於“科學的憂思”，更進一步提出他的解決之道，即主張熔科學與人文於一爐的“新人文主義”。
通向天堂，或地獄？
霍桑小說《通天鐵路》是英國作家班揚名作《天路歷程》的現代翻版。故事諷刺現代基督徒們利用科技手段，連朝聖都可以乘火車舒舒服服直抵天國城下，從而免卻了昔日徒步之苦；香客們中途在“名利場”徘徊流連，不惜出賣自己的靈魂；最後還可以登上現代化的汽輪橫渡冥河——然而掌舵者卻正是魔鬼本人——可見科技力量仍需道德倫理加以引導。
小說刻畫的是一個充滿理性精神的世界，人儼然已成為世界中心，成為自然的尺度和主宰。通天鐵路的修建就是人類主體意識的充分擴展，也是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勝利的體現。人們深信科學技術可以帶人通往“天城”，並深信“名利城”那樣的繁華城市就是理想的“天城”。與此同時，“什麼倫理學、法國哲學、德國理性主義；什麼小冊子、佈道文、現代牧師的大作、柏拉圖、孔夫子、印度哲人的文論”等統統被拋入泥潭，或付之一炬。儘管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序言中曾充滿激情地宣佈：“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新時期的降生和過渡的時代。人的精神已經跟他舊日的生活與觀念世界決裂，正使舊日的一切葬入過去而著手進行他的自我改造”——但他的著作仍不免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因為“天城”的人們自信他們並不需要哲學家宣導的人文精神。
當然，這種盲目樂觀所造成的後果也觸目驚心：與工業文明、科技理性的過分崇拜相伴的是生態環境的嚴重污染、人類美好家園的喪失以及人與自然的相互對立和相互殘害。人類以居高臨下的態度宰割自然、掠奪自然，自以為是世界的中心，殊不知自己卻被從自然中異化出來，被擠到了世界的邊緣，甚至瀕臨物種滅絕的險境。人們不禁要問：這樣瘋狂的科技發展到底是將人類引向“天城”，還是“地獄”？
在霍桑筆下，“天城”居民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已染上商業色彩，演變為功利性的活動，“王子、總統、詩人、將軍、藝術家、演員、慈善家——全都在名利場擺攤經營”。在這樣充滿工具理性的社會中，人們追逐的是資本、利潤與功利。於是社會生活呈現的只有“技術的面孔”“理性的面孔”和“經濟的面孔”，而缺少正常社會應有的神話、節慶、舞蹈、歌唱、迷狂、放縱等活動。此乃理性與感性、物質與精神相對立、相抗衡的結果，它造就的必定是馬爾庫塞所謂的“單面人”。這也是霍桑對科學最大的隱憂。
《拉帕其尼的女兒》：
冰冷的科學與人性溫情
十九世紀的美國是科學技術發展的時代，人們為科技發明和創新而歡呼雀躍，但霍桑卻敏銳地洞察到科技福音背後的“玄機”：如果人類盲目追求科技發展而漠視情感需求和心靈存在，那科學技術終將墮落為魔鬼的幫兇——像被打開的“潘多拉寶盒”，或瑪麗·雪萊筆下的“弗蘭肯斯坦”——人類也終將受控於自己的創造物而不得解脫。
小說《拉帕其尼的女兒》中的拉帕其尼醫生，精心培育出各種毒花毒草，以這些花草的芳香薰陶自己的親生女兒，使其渾身充滿毒素，能令鮮花枯萎、昆蟲喪命。這也是一幅很典型的現代科學家畫像——醫生代表著理性與客觀，他絕不允許主觀情感妨礙他的科學追求。在他眼中，園中的奇花異草只是他的研究對象，他精心培植它們只是為了更好地認識、控制並利用它們——他對待女兒的態度也一樣。用他的同行巴格裏奧尼的話來說，“他的確是位真正的科學家，連自己的心也像在蒸餾器裏經過提純一樣……只要能給他巨大的知識積累再增加哪怕一粒芥子，他情願犧牲人的生命，包括他自己的生命，或者任何他最親愛的人的生命”。
正如評論家指出的那樣，霍桑筆下拉帕其尼醫生的問題在於——“他對科學的關心遠遠勝過對人類的關心。他對病人的興趣僅僅是把他們當作某種新奇實驗的對象”。惟其如此，與之接觸的人和物都成為他征服自然過程中的犧牲品。他自以為客觀公正，事實上卻極度自私且冷酷無情。他自稱從事科學研究是為了“讓人怕”——是為保護女兒長大後“不受侵犯”，並且為了這一目的而不擇手段，置人性於不顧，視親情為羈絆。由此在對所謂“客觀科學”的追求中扭曲了人性，迷失了自我——這也是霍桑對科學至上觀念最為峻切的反思：缺乏道德情感的理性活動是刻板、片面和危險的。對於內在世界而言，它將導致情感世界的萎縮，甚至敗壞人性；對於外部世界而言，工具理性的肆虐無可避免地會引起事實和價值的分裂，不僅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而且隨著人類對自己發明的科學技術的失控，可能導致一種新的奴役。霍桑最擔心的是——用他的鄰人梭羅的話說——“人成為他所製作的工具的工具”。
眾所周知，霍桑雖深居簡出，但一向密切關注社會風氣與人情的的變遷。通過這篇小說，人們不難看出霍桑對當時新英格蘭地區醫學改革和醫學流派爭鬥的思考。
批評家普遍認為，小說《拉帕其尼的女兒》“把從但丁、奧維德、印度文學的研究，文藝復興的肖像研究，隱秘的本體論知識以及毒藥學研究那裏借鑒來的東西全都糅合在了一起”——堪稱是科學與文學文本相結合的範例。霍桑在小說中不僅展示出豐富的醫學知識，更表現出深切的人文關懷——他採用寓言體，從道德層面抨擊醫學流派之爭，認為這是戕害無辜生命的元兇。小說中所謂的醫學權威巴格裏奧尼，冷酷自私，缺乏道德同情和人性溫情。在霍桑看來，他才是殺害“拉帕其尼的女兒”貝雅特麗絲的罪魁禍首。
《福穀傳奇》：
宗教、科學與人文關懷
《福穀傳奇》是霍桑根據早年參加“布魯克農莊”的生活經歷改寫而成。這一烏托邦社會改造計畫歷時四年，最後仍不免以失敗告終，其中對時髦科技的追捧和盲從等經驗教訓極為慘痛。照霍桑本人的說法，這是一個沉渣泛起的時代，因為許多過去被斥為垃圾的學說，如今又被冠以“科學”的名號登臺亮相，搖身一變成為“真理與進步的化身”。所謂引領潮流的改革者——在小說中大多以催眠師的面目出現——他們“都把自己的想像力強加給世界，並試圖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造這個世界”。女主人公芝諾比婭的丈夫是職業催眠師，小說敘述者卡佛戴爾雖然害怕催眠術，但他能“像催眠師一樣隨意地去窺探人的內心”，而書中的改革家霍靈斯沃斯則憑藉其“卡裏斯瑪”擁有大批追隨者和崇拜者（比如甘願被催眠、被奴役的美少女普莉希拉）。
在霍桑筆下，掌握催眠術的改革家承諾給人們一個救贖和新生的契機，並使人們相信通過普遍的個體救贖可以實現整個社會的改革計畫。這一理念與“福穀”這座烏托邦農莊的宗旨基本吻合，因此，它在福穀盛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儘管這一法術短期內能夠取得成功，但長遠來看，它對個人身心的戕害卻是難以修復、難以彌補的。因此不論是從道德人性還是從科學角度出發，霍桑對這種偽科學一向都抱持深惡痛絕的態度；在介紹“戴面紗的女士”時，故事的敘述者就將催眠術稱作是“騙術”。而人一旦中招，“個人的靈魂就會當真消失，我們現在生活中的一切甜美和純淨的東西都會墮落，人類永恆職責的概念會變得可笑，不朽的就會立即化為烏有”。在小說家看來，其根本原因不在於它的偽科學或欺騙性，而在於催眠術對他人意識和精神的操縱作用。“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情感和意志的神奇控制”，是對“個人靈魂的侵犯”，是一種令人髮指的“現代巫術”。
對霍桑極為推崇的美國哲學家威廉·詹姆斯在《宗教經驗之種種》（1902）一書中，曾列出兩種對立的宗教情緒：一種人認為人人有罪，同時自身也背負沉重的罪惡感；另一種人認為人天性完善，所以任何罪惡都屬於變態或疾病的表現，能夠而且必須加以“治療”或改造。對此詹姆斯半戲謔地說：無論從前怎樣，至少目前，這兩類人中，後者更不寬容。而作家霍桑在《福穀傳奇》（以及《海德格醫生的實驗》《美的藝術家》《地球大燔祭》）等作品中針砭的，恰好是後一種以救世主自居的社會改革家和盲目崇信科技力量的科學家。作家相信，後者才是人類社會災難的根源；而霍桑所提供的解決方案，則是理智與情感、科技與人性的有機結合。
在這一點上，美國科學史家喬治·薩頓與霍桑堪稱隔代知己。薩頓曾指出，科學家對科技的高度專注往往致使他們的精神對人性完全忽略，甚至變得麻木不仁，缺乏溫情。由此，他在《科學史導論》一書中宣導“一種新文化，第一個審慎地建立在人性化的科學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義”——其核心是尊重人性，其理論基礎是人性論。這種新文化關注的是人的感官、情感和潛能，關注人靈魂的淨化和思想的提升。相對於啟蒙運動以來被謳歌的科學和理性，這種新文化更注重人的價值與尊嚴。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新人文主義便是C.P.斯諾在《兩種文化與科學變革》（1959）中所宣導的科學與人文的融合。這不僅是與小說家霍桑相隔一個世紀的科學家斯諾的理想，也應當是二十一世紀全人類的共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