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現在大學教育教學的一個重要不足就是對學生質疑意識的培養，或者說營造批判性思維的環境和氛圍嚴重不足（以下把“批判性思維”統一用“質疑”一詞代替），這嚴重地影響到學生創新意識的培養和創新能力的培養。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在原始創新方面與發達國家是有差距的。只有承認了這一點，我們才有進步的動力和能出臺有力的舉措來推動原始創新。我們可以學習一下國家領導人的講話，看看國家各種檔和教育部各種檔，這些講話和文件都無數次的把創新人才培養放到非常重要和首要的位置。要求高校要“不斷提升原始創新能力和人才培養品質。”和“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養品質，著力造就拔尖創新人才。”之所以明確提出這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國家高質量發展和實現戰略目標的需要，一方面也是指出高校現有人才培養的不足和努力方向。
為什麼原始創新能力弱？為什麼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契合不了國家發展戰略，跟不上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從大學教育教學視角看，就是對學生質疑精神的培養和質疑能力的培養不足。沒有質疑，何來創新？！沒有營造質疑環境、氛圍和文化，怎麼能培養學生的學生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當然也就難以培養出大量有原始創新能力的人才。
儘管我們不斷啟動各種各樣的促進教學改革和教學創新的活動和出臺一些推動教學改革和創新的政策，但到大學的課堂裏走一走，看一看，課堂教學或者說課程教學，照本宣科依然是主要模式。教學內容嚴重依賴教科書，教學內容嚴重局限於教科書，教師的工作就是把教科書上的內容講清楚並請學生們記住教科書上的內容，學生的學習就是記住教科書上的內容並作為真理。
我並不是否認教科書的重要性，我也認為教科書上的內容大多是“真理”屬性，但教學任務並非就是達到讓學生記住“真理”的目的，而是要通過分析、質疑、辨識、研討等環節後，讓學生掌握著真理後面的“漁”，併發現現有的真理也有進一步發展空間。我們更希望通過質疑和深入研究，來探索新的真理（包括理論、技術、方法等）。
如果不把質疑學習環境的營造作為大學教學的基本理念和習慣，其危害確實是非常大的。這個結論也是有依據的：
依據例一：矽谷創新力研究機構對全球TOP50高校的跟蹤調查顯示，過度依賴教科書教學的院校畢業生在顛覆性創新指數上落後34%。在面對非常規問題時，83%的受訪者首先尋找"標準解決方案"而非構建新範式。這種現象在工程領域尤為明顯，直接導致技術迭代速度降低。
依據例二：哈佛大學教育學院十年跟蹤數據顯示，接受照本宣科模式學習的學生，其批判性思維的呈現結構性缺失。在證據評估能力方面，僅28%能有效辨別研究方法的效度；在邏輯謬誤識別方面很弱，面對複雜論證時，正確識別率不足15%；在新方案構建方面能力較差，在給定問題中平均只能提出1.2種替代解決方案。
依據例三：MIT跨學科專案組實驗顯示，傳統教育背景的學生在解決氣候變遷這類綜合議題時，方案維度比接受研究性教學學生少67%，且普遍存在受本學科約束，沒有發散思維。這說明學生跨學科整合能力的很差。教科書體系製造的認知壁壘，使學生在面對現實世界的複雜系統問題時表現拙劣。
依據例四：神經教育學監測數據顯示，被動接受模式持續6個月後，學生多巴胺分泌峰值下降42%，大腦杏仁體對知識探索的應激反應減弱。這直接導致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習內驅力斷層，表現為課堂參與度下降、深度學習時間縮短等現象，學生的學習動力的持續衰減。
依據例五：當知識以“絕對真理”形式輸入時，學生大腦會形成路徑依賴型神經連接。神經科學研究表明，長期被動接受固定答案的學習模式會弱化前額葉皮層的批判性思考區域，導致海馬體記憶區過度發育。這種神經結構的改變使學生逐漸喪失對資訊源的主動鑒別能力，形成“教科書即真理”的認知閉環，認知結構被固化。
原華中科大校長李培根院士在某年度的開學典禮上有個一個著名的關於質疑主題的講話，他指出：
“質疑是創造的基礎，是激勵、啟動創造性思維、產生求新求異欲望和敢於進行創新活動的源泉，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不竭動力。”
“質疑是科學進步的基礎。哥白尼正是質疑托勒密體系，使他成為推翻“地心說”的第一人，也使他真正成為近代科學質疑的第一人。”
“質疑是技術進步和產業發展的基礎。法拉第對是否可能由磁產生電的質疑使他發現了電磁感應現象，隨後使人類進入了電氣時代；沒有對大型電腦功能的質疑，便不會有個人電腦的出現，更不會有劃時代的微軟和比爾•蓋茨。”
“質疑也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在改革開放前夕的中國，有人開始質疑真理的標準。隨即引發了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逐步產生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共識。那便是中國一直持續到今天的改革開放的理論基礎和思想準備。可以說，沒有質疑就不會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共識；沒有質疑就不會有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沒有質疑甚至不會有中國近三十多年翻天覆地的變化。同學們，這就是質疑的力量！”
質疑意識如此重要，為什麼我們大學教育教學沒有質疑的氛圍呢？為什麼我們校園沒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呢？這是非常值得思考和解決的問題，因為它關係到創新性人才的培養，涉及到我們實現國家所設定的2035和本世紀中葉的目標。
大學教育教學缺乏質疑意識的原因應該很多。首先是傳統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強調尊師重道，這會讓學生不敢輕易挑戰老師和教科書的權威。在課堂上，如果有學生提出不同觀點，就有可能被視為不尊重老師或不合群。
學生缺乏質疑習慣也是重要原因。因為長期應試教育導致他們習慣被動學習，缺乏主動思考的習慣。畢竟在大學之前的教育可能更注重標準答案，導致學生進入大學後已經習慣被動接受知識，缺乏主動質疑的能力。再加上現在學生可能更功利，關注成績和就業，覺得批判性思維對短期目標沒用，所以不願意參與。另外，數字時代學生注意力分散，深度思考能力下降，參與課堂討論的積極性不高。
當然，教師自身在批判性思維訓練方面的缺乏也是原因之一。加之教師面臨科研壓力較大，大學評價體系可能還是以科研為主，教學尤其是培養學生思維方面的成果難以量化，導致教師動力不足，教學上投入時間有限，難以設計需要引導學生質疑的互動式教學。在涉及意識形態的課程中，如果營造質疑氛圍，更擔心議題敏感，教師可能害怕課堂失控，處於保護自己的目的，教師選擇回避討論，寧可維持填鴨式教學。
質疑屬性的教學也一定程度地受學科特點影響。說起來理工科是比較容易展開質疑屬性的教學的，但受社會需求影響，鑒於企業更看重技能而非思維能力，導致理工科的教學也偏向實用，教師可能覺得沒必要開展質疑模式的教學。而醫學等專業有嚴格標準，質疑可能導致實踐風險，所以教師更強調遵循現有規範。此外，言論環境可能讓教師對敏感話題持謹慎態度，特別是在人文社科領域，教師對教學上非常精神，注意自我審查和自我約束，這也可能限制了討論空間。
想在大學教育教學中推進質疑意識，並形成一種氛圍和文化，的確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我們對這個問題不正視、不想辦法解決，那麼創新性人才的培養就難以實行，至少大批創新性人才的培養目標難以實現。而創新性人才的培養，又是國家極為重要的戰略，所以，在教育教學中逐步推進營造批判性思維的環境，讓學生具備質疑意識，這也是高校必須考慮的事情，也是教師必須努力的事情。要清楚，我們的工作涉及到國家的生命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呀。
關於教學中營造質疑氛圍，有些事情我們還是可以逐步做起來，不能“偷懶”，更不能為了“保護自己”而實行“防禦性教學”。可以做起來也比較容易做起來的事情，例如：淡化科研GDP，讓教師有更多的時間來準備高水準的教學；學校要出臺相應的支持政策，消除教師，尤其是人文社科教師的防禦性和自我保護意識的教學；學校可以出版內部期刊，支持學術爭鳴，允許對經典理論或技術的質疑；對用人單位HR進行培訓引導，讓他們重視學生具備質疑意識這樣的軟實力；注重教學相長文化的宣傳，使得學生能與教師平等地發表自己的見解; ……。
還有一些馬上就可以實施的方法，例如教師的課程教學中要重視教科書中的知識分析和重構訓練,每門課程在教學時，可以考慮預留一定的學時數，教師帶領學生對教科書的內容進行反思，分析教科書中的內容是否有存在爭議的地方，是否有需要更新的地方，是否有未被驗證的假設，是否有尚待解決的問題，是否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是否有更好的替換技術等等。教師可以在教學中，設置與教科書內容相關的“複雜系統挑戰”“未來發展預測”這樣的主題，訓練學生重構知識範疇的能力。教師也需要準備一些具有矛盾甚至相反的案例來激發學生的思維，讓學生從你提供的相互矛盾的案例中肯定一個和否定一個並說明其理由。教師也可以拿一些有爭議的議題，構建“學術法庭”式的“審判”，來喚起學生們的批判性思維的意識。
一些非常有效的含有質疑特點的教學方法，教師們也要用起來。例如我們熟知的蘇格拉底式追問模式，就是一種典型的推動質疑思維的教學方法，如果我們每節課都能進行一兩輪蘇格拉底式的追問，那麼學生的質疑意識很快就能得到建立。當教師詢問學生“這個結論的依據是什麼？”“反對方可能如何反駁？”“如果前提條件改變會怎樣？”“這個理論在現實中的失效案例？”“你能設計實驗驗證/推翻它嗎？”等等，設想學生們的思維就不再是簡單的記憶和理解了，而是批判性思維了。
用李培根院士的講話作為此文的結束語吧。李培根院士的這段話，是對學生的期待，更是對教師如何施教提出的希望。
“同學們，華中科技大學的學子們，請學會質疑。未來的學術泰斗，未來的政界領袖，未來的商界精英，他們共同的、基本的素養之一，那便是質疑。華中科技大學，她快速、持續發展的文化基因，也有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