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終身生涯發展觀的內涵
生涯（career）一詞普遍被譯為“職業生涯”的做法有失妥當。在《朗文英漢雙解辭典》上，“career”除了有“為之受過訓練並打算終身從事的工作”之義外，還有“生命中花在特定活動上的那段時光”之義。本文中的“生涯”指後一種含義。雖然尋求職業並在職業崗位上謀求發展構成了現代人生活中的主流元素，，職業活動的成功也彰顯著生活的充實，但是職業生涯作為以工作為依託的特定階段畢竟不能構成人生的全部。至於時間之長，投入精力之多的成本指標也只能在與其他“特定活動”相比較時增加它的權重。因此，單獨強調職業生涯掩蓋了其他“特定活動”的光芒，把它們變成職業生涯的附屬品。對它們的關心也就帶有奢侈和恩賜的嫌疑，這樣只能使人生囿於其中而不是拓展、豐富和協調。
終身生涯發展觀於1973年被提出至今逐漸得到了應有的理解和重視。吉斯伯斯（Gysbers）和摩爾（Moore）同樣認為“生涯”一詞確定並闡述了個體所涉及的各種角色、所處的各種環境以及在他們一生種發生的各種計畫或非計畫的事件。終身生涯發展（見圖1）指個體在一生中通過各種角色、環境以及事件間的相互作用和整合而達到的自我發展。這一表述不僅整合了各個分離的意義，而且產生了更大的意義，其中蘊含了各種各樣的生活風格，把焦點從工作、職業擴展到了整個人以及人的生涯。
McDaniels & Gysbers (1992)  Counseling for career Development
“人——世界”的在世結構
長久以來，哲學研究和學校教育中都把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問題默認作哲學的基本問題，其背後的理論支撐是“主體——客體”，即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張世英則認為哲學的基本問題應是人對世界的關係問題，人對世界的態度問題，人生在世的“在世結構”問題。“在世結構”有兩個層次：一是“人——世界”結構，即人與世界萬物融為一體。像王陽明的人心與天地萬物的關係；海德格爾的“此在與世界”的關係都是如此。二是“主體——客體”結構，即人是主體，世界是客體，二者分離對立、分屬主從，只是通過認識的橋樑才能達到統一。如笛卡爾的二元論；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鴉片戰爭以後，一批先進思想家介紹和宣傳的思維方式。
縱觀中西哲學史，這二重結構相互博弈的結果表現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不包括“主體——客體”在內的“人——世界”合一，如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第二階段為“主體——客體”模式，這也是西方近代哲學的主導原則；第三階段為經過了“主體——客體”式思想的洗禮，包含又揚棄了它的“人——世界”合一，如西方現當代的人文主義思潮。從代表人物來說，經歷了蘇格拉底、柏拉圖——笛卡爾——黑格爾——尼采、狄爾泰、胡塞爾、海德格爾這一發展主線。
“主體——客體”的哲學主導原則讓“人發現了自然和自己”（黑格爾語），歷史大踏步地前進帶來了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自由、獨立思維的主體性以及對權威的蔑視、解構。只看到硬幣一個面的人類被突如其來的喜悅遮蔽了思考的頭腦。主體客體彼此外在，導致主體性被越抬越高，產生一個脫離現實、脫離人生的超驗王國，肆意掠奪自然資源招致自然報復人類的事件時有發生。張祥龍認為人類的“進步”正在打開一個又一個瓶塞，放出他們管不住、收不回的妖精，……人們搶購生命必需品，以便生產越來越多的不必需品。技術已經完善到可以毀滅人類，將要完善到可以比較容易地毀滅人類。
為了克服上述弊端，西方現當代的人文主義思想家主張“後主客關係”的哲學原則，主張“人——世界”的在世結構就成了必然選擇。如今時代的科學範式增在經歷著從牛頓範式向系統範式的轉換，結構論和過程論逐漸被混沌理論、非線性系統理論和相似論所取代。生涯心理學為了更準確地揭示現象，把握規律，也在逐漸順應這種趨勢。職業心理學領域發生的變革即為最好的證明。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職業生涯理論經歷了前職業生涯理論——後職業生涯理論——整合的職業生涯理論三個階段。從人職匹配理論、環境理論到職業發展階段理論、職業轉變理論、社會化與角色理論再到人——組織匹配理論、全職業發展研究以及社會認知的職業理論（SCCT）和發展系統理論（DST）。理論的演變乃是人類思想、哲學範式的外在表現形式。終身生涯發展觀體現了“後主客關係”的哲學原則，契合了“人——世界”的在世結構。它系統地、動態地關照了塑造個體的角色、環境與事件，為個體提供了理解生涯的動力和探索生涯的力量。
對職業諮詢的啟示
終身生涯發展觀中蘊含的整體性反映了中國人的自我結構。楊中芳認為中國價值體系中的“自己”有別於西方及價值體系中的“自己”。西方人以表達和實現“個己”為主，中國人的“自己”是不僅包括個體自身，還可以推及到家庭、親戚、朋友，甚至是家族、宗族。費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概念，並形象地比喻中國人是以“己”為中心，就像把一粒石子投入水中水面出現的波紋一樣，最中心的是自己，然後一圈一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即形成一個生活圈。持有整體觀的諮詢師揚棄了西方以“個己”為一方，與複雜問題形成對峙的尷尬和無助，取而代之以融入集體的參照群系賦予來訪者身份認同感和集體歸屬感。符合中國文化心理語境的自我會利用“熟悉”這一力量源泉來提高環境可控感和自我效能感。
終身生涯發展觀中蘊含的多樣性為個體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潛力意味著強大的適應能力，適應是發展的必要前提。Tyler(1978)認為潛力代表了對他人感知的完全不同的結構化方式。潛力越多對複雜社會的功能運行越有利。每一個人擁有不同的潛力，但又不可能擁有全部，為此，人們彼此需要。一體化、單調化的策略與“不可將所有雞蛋放入一只籃子中”的生存道理背道而馳，在戰爭未開始之前就已經輸了，更不要奢求有偉大思想的產生挽狂瀾於既倒。諮詢師承認來訪者背景的深遠，源頭的多樣無疑給理論與操作層面都增加了難度，使學理上的驗證與資訊的萃取變得困難。但是，這粒深邃、微妙和難於規範的棋子很可能與我們在未來相遇並改變大局。
終身生涯發展觀中蘊含的真實性為個體生涯範圍劃定了邊界。人需要一個靠想像力製造出來的虛擬世界，包括邏輯上存在現實中不存在的或者純邏輯無法推演的東西。但是用虛擬的無限這一宏觀概念去對應處於特定歷史時空中的個體這一微觀概念是不能吻合的。夢想固然重要，但是關涉現實更是可行之道。因為理想與現實張力過大帶來的挫折感極易使個體陷入自卑狀態，阻礙個體發展進程。諮詢師要引導來訪者樹立適合自身特殊性的合理信念，在邊界條件和初始條件敏感的基礎上構建美好人生的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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