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世界兩端的傳統所具有的最明顯差異是對待邏輯的方式。對於西方人而言,邏輯始終是文明的中心,這條線從古至今都沒有斷過。
——安古斯·格雷厄姆(AngusGraham),哲學家
很明顯,因為中國人的思維極其理性,以至他們拒絕理性主義......並且不願將形式從內容中剝離出來。
——劉述先,哲學家
爭辯邏輯一致性的問題......可能不僅讓人憤怒,這更是一種不成熟的表現。
——長島信弘,人類學家
如果你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中成長的,那麼你可能會對一件事感到驚異,即世界上的一個偉大文明——中華文明的歷史中竟然尋不到形式邏輯的蹤跡。
從柏拉圖之前的時代到現在,直到中國人接觸到西方思潮之前,在東方的確不曾有過邏輯發展的脈絡。在亞裏士多德發明形式邏輯之時,中國哲學家墨子和其追隨者大致觸摸到一點兒邏輯的門路,但他們始終沒有發展出形式邏輯的完整體系。在墨子的思想蜻蜓點水般觸及邏輯之後,東方的邏輯線索就此斷裂(墨子還在不經意間對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做了系統性研究,這要比西方人正式探討這個主題早了許多世紀)。
那麼,在缺乏邏輯傳統的情況下,中國人是怎樣成功在數學領域取得重大進展,並領先西方人很久而發明出成百上千的重要東西呢?
我們不得不承認,一種文明在沒有特別關注過形式邏輯的境況下,也能取得重大的突破。這種情況不僅適用於中國,也適用於其他紮根於儒家傳統的東亞文明,包括日本和韓國。印度的情況則不同,那裏的人關注邏輯,大致源起於西元前5世紀或西元前4世紀。有趣的是,中國人注意到了印度人對於邏輯的研究,並翻譯了一些有關邏輯的印度語文獻。然而,中文譯本中充斥著大量錯誤,所以其影響十分有限。
與邏輯思維不同,中國人發展出了自己的一套思想體系,即辯證推理。這種辯證思維方式在很多方面都與形式邏輯相悖。
西方邏輯與東方辯證
亞裏士多德將邏輯思維的基礎確立在下述3個定律之上。
1.同一律：A=A:無論是什麼,它就是它。A是它本身,而不是其他什麼事物。
2.無矛盾律：A和非A不可能同時發生。沒有什麼事物同時既是它又不是它。一個命題和它的相反面不可能同時為真。
3.排中律：任何事物一定要麼是,要麼不是。A或者非A為真,但兩者之間不存在其他情況。
現代西方人接受這些定律。而在中國傳統知識中成長的人並不認可這些,至少並不認可其所有方面。相反,東方思維的基礎是辯證法。
正如心理學家彭凱平所言,三個原則構成了東方的辯證法。請注意,這裏我沒有使用“定律”。彭凱平曾嚴肅指出,“定律”這個用語更像是針對世界的一種普遍而正式的立場,而不是一套鐵定的規則。
1、變化論：現實是處於變化過程中的；現在正確的東西可能很快就會變成錯誤的。
2、矛盾論：矛盾是動態存在於變化中的；因為變化是不斷的,所以矛盾也是不斷的。
3、關係論(或整體論)：整體大於部分疊加之和；各部分只有在整體關係中時才有其意義。
這些原則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變化製造矛盾,矛盾催生變化。持久的變化和矛盾暗示著,拋開與其他部分的關係和世界先前狀態的聯繫去討論單獨的部分是沒有意義的。
這些原則還暗示了東方思維中的另一個重要原則,即堅持發現極端狀態之間的“中間道路”。有一種很強的預設是,矛盾通常是明顯的,而人們傾向於去相信“a是正確的,但非a並不是錯誤的”。這種觀點在禪宗中也有跡可循,即“一個偉大真理的反面也是真的”。
對許多西方人而言,這些道理可能看上去很有道理,甚至很熟悉。而蘇格拉底對話就常被稱為是辯證的,它們在很多層面上有相似性。這是一次交換不同觀點的對話,目的是更貼近於事實真相。猶太人從希臘人那裏借鑒了這種辯證思維的框架,猶太學者在過去的2000年中對它進行了發展。18~19世紀的西方哲學家,比如黑格爾和馬克思,對辯證傳統做出了極大貢獻。自20世紀晚期開始,辯證推理成為認知心理學家進行嚴肅研究的一項課題——無論東西方皆是如此。
東方的辯證思想反映出了道家思想對其的深刻影響。對於一個東方人而言,道家思想博大精深,但本質上它是抓住了變化的概念。“陰”(女性的,黑暗的,被動消極的)與“陽”(男性的,光明的,主動積極的)相對。實際上,陰和陽是因為彼此存在才會存在,當這個世界處於陰的狀態時,那麼就會有明顯的標誌表明陽的狀態即將出現。道的標誌是由黑白兩股漩渦狀的力量形成的,道是指“道路或方法”(way)存在於自然和人性之中。
黑色的漩渦中有一個白點而白色的漩渦中有一個黑點,這表示了變化的概念。“最真實的陽是處於陰之中的陽。”這種陰陽觀表達了存在於兩股相互對立又相互滲透的力量之間的關係,它們能成就彼此,讓對方更易被理解,或是一方為另一方變化成對方創造條件。
《老子》中有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沒有人知道,到底會發生壞事還是好事。世界上不存在確定性。正義的東西會變得邪惡,而好的東西也可能突然變壞。
熟悉東方的辯證法可以更容易理解東西方思想中有關“變化”的不同假說。李君基(音譯)認為對於各種類型的潮流,例如世界肺結核病發病率、發展中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美國兒童的孤獨症患病率等,西方人傾向於認為這些潮流將朝著它們目前的發展方向繼續發展,而東方人則更願意認為這些潮流將趨於平穩,或者會朝相反方向發展。有西方傳統背景的商學院學生更願意買入上漲的股票,而拋售下跌的股票。在東方文化中成長的學生則願意買入正在下跌的股票,並且拋售正在上漲的股票。
辯證的傳統部分解釋了為什麼東亞人更關注情境。如果事物處於永恆變化當中,那麼你最好關注圍繞一件特定的事情的環境因素。所有因素都會影響正在發生的事情,從而引起變化和矛盾。
邏輯傳統和辯證傳統使得人們對於矛盾命題和論斷的反應截然不同。如果你向人們展示了兩個指向相反方向的命題——它們幾乎是直接互相矛盾的,西方人和東方人在回應時迥然不同。曾有一項針對密歇根大學和北京大學學生而進行的科學對比實驗。例如,一些學生讀到:大量的發展中國家的燃料使用情況表明環境問題迅速惡化,這其中包括導致全球變暖;一位氣象學家對世界範圍內的24個獨立地點進行了溫度研究,發現事實上在最近5年內氣溫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另一些學生則只讀到其中的一個命題。之後,所有學生都被詢問他們對這些命題的合理性的看法。
對於密歇根的學生們而言,當他們看到一個更不可信的命題與某個命題矛盾時,更傾向於相信這個特定命題,比如第一個命題,而當他們僅僅看到這個自身更可信的命題時,他們就會覺得這個命題更可信,比如第二個命題。這種回應在邏輯上並不統一。一個命題不可能在當它與另一個命題矛盾時比不矛盾時更可信。產生這樣的錯誤可能是因為,西方人解決矛盾的方法是,決定哪一個命題正確。在這個選擇過程中,他們關注所有可以讓那個更可信的命題勝出的原因。確認偏誤在這裏起到了作用。這樣一來,這些更合理的命題就得到了加強,超出了它本身所具有的合理性。而如果人們在選擇過程中並沒有將它和一個看似矛盾且合理性更弱的命題對比,那麼這種偏誤更明顯。
中國學生的反應則差異更明顯。他們會對一個合理性較弱的命題給予更多信任,當他們看到它矛盾的時候。這同樣是邏輯不一致的,但是他們堅持的是在這兩個相互矛盾的論述中,每一個論述都會有一些真實的地方。一旦那個合理性更低的命題獲得了某種形式的支持,那麼它就會顯得更有道理。我們可能幾乎會說東方人有時候會表現出反確認偏誤。
因此,西方思維會發生謬誤是因為,人們會很快消除表面的矛盾,並接受兩個命題都存在一定正確方面的可能性。東方思維會發生謬誤則是因為,人們會為了支持一個較弱的命題而尋找它與一個矛盾但強有力命題的不同點,這樣人們便能發現一個出現矛盾的較弱的命題可以更具合理性。
邏輯和辯證思維體系都能從彼此那裏學到不少東西:各自都能從對方發生錯誤的地方借鑒到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