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哲先先生去世後，他的學生馮克勤和李尚志兩位教授先後撰文懷念。在我讀大學的時候，馮克勤剛好接替石鐘慈當上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數學系的系主任，我讀了五年書，他當了五年系主任，完美覆蓋，馮後來又當了中國科大的副校長，卸任後到了清華大學當數學科學系的系主任。李尚志老師則是中國改革開發後第一批18個博士之一，導師是曾肯成教授（曾和萬哲先一樣也是華羅庚的學生），我念的《近世代數》就是李尚志老師講授的，課本則選用了馮克勤的《近世代數引論》。
馮克勤：懷念萬哲先
1962年，萬哲先老師為中國科技大學“數論和代數專門化”15位大三學生開設《近世代數》課，我因之第一次認識了萬哲先老師。他採用荷蘭數學家範·德·瓦爾登的名著《代數學》中譯本作教材，以緩慢而精煉的語言和漂亮的板書打動了我，使我一下子就喜歡上這門講述抽象代數結構的課程。一年後，他又和華羅庚一起開設《典型群》專業課，並帶領代數組八位同學做本科畢業論文，研究各類典型群上的計數定理和在組合設計裏的應用。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印度數論統計學者Bose等人推翻了歐拉關於正交拉丁方的猜想，引起組合學界的轟動。這個時期，組合設計被用到工業產品品質控制中，使得日本的汽車、造船和電子產品的品質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從而極大提高了組合設計在數學中的地位。萬哲先帶領學生研究各種典型群上的計數結果，並由此構造出一系列新的組合設計方案。這些結果後來彙集成專著，由於至今仍被中外學者所引用而成了重要參考文獻。我雖然沒有參加這項研究，但是萬老師捕捉研究新方向的能力和功底，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帶領如此眾多本科生寫出系統而深刻的畢業論文，讓我非常佩服並受到很多啟迪，也促使我對組合學和圖論這一數學領域產生很大的興趣。
1964年，我考上研究生，華羅庚老師要我學習代數數論，但只學了八個月。由於1965年參加農村“四清運動”和1966年“文革”開始，我中斷了學習。1973年5月，我由太原回到已遷至合肥的母校中國科技大學任教。暑假期間又來到北京，跟隨萬哲先老師學習代數編碼理論和密碼學。這樣，相隔十多年後，我又回到萬老師的身邊，和他在同一個辦公室。
上世紀六十年代，由於數字通信和數字計算技術的快速發展，通信中的通道糾錯和先進國家的加密系統均取得重大進步並實現了更新換代，組合數學（包括圖論）、數論和近世代數學，都成為資訊領域的重要數學工具。七十年代初“文革”還未結束時，萬老師就帶領數學所的年輕人，開始從事代數編碼和密碼學研究，為我國資訊產業和國防事業服務。他率先閱讀有關資料，自己消化後再編寫講稿，然後在討論班上為我們講述。不久後，他在北大、川大和中國科技大學分別組織短訓班，從排列組合和整數分解講到有限域和移位寄存器序列理論，為我國通信部門和國防單位培訓年輕學員，還參加某些研究專案。萬哲先老師一直是整個事業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1974年有一次討論班上，萬老師介紹了【一位】美國數論學家關於有限域上多項式的一個結果被用到密碼設計中，其中採用了代數數論的知識。但是，Swan教授突然在數學刊物和國際會議中消失了，引發了種種猜測。萬老師提議：“我們再組織一個代數數論討論班吧……學習代數數論，至少能看到漂亮的數學是什麼樣子！”他當時那種動情的神態，我至今還記憶猶新。後來，這個討論班不斷擴大，王元老師、北大的聶靈沼和丁石孫先生，以及川大、華東師範大學、南昌大學和遼寧師大的老師也陸續加入。這樣，時隔九年之後，在萬老師的帶領下，我又回到代數數論的學習和研究中，中國代數數論的隊伍也重新發展壯大。
改革開放之後，各項事業百廢待興，萬老師又為數學振興踏踏實實地做了許多事情。他在北京和東北地區舉辦過多次代數講習班，為國內各地高校培養了一大批典型群和李代數等方面的人材。目前國內許多優秀學者都是他們的學生或學生的學生。他培養了許多代數方面的優秀研究生，這些學生後來在國內外取得優異的成績。其中包括為有關單位培養的博士，後來成為當時國內最年輕的院士。他發起在國內舉辦《有限域及其應用》國際會議，至今已舉行了十屆。國內外（包括香港地區和臺灣）學者會聚一堂，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這些對於凝聚科研力量，提高學術水準和開闊年輕學生的視野，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萬哲先老師生於山東淄博，那裏的山東理工大學有一個“萬哲先班”，對優秀的本科生實行特殊的培養方案。萬老師多次去進行座談和指導。後來由於出京不便，有些活動由年輕人代為辦理，他都認真聽取彙報。2017年他九十大壽時，在北京舉辦第八屆《有限域及其應用》國際會議，他出席開幕式並對協助他工作的年輕人表示感謝，還專門向我問候同事孫淑玲因骨折住院的病情。
萬老師一生寫了很多書，有許多是在國內各地講學的講義。我十分喜歡閱讀萬老師的書，並且經常向年輕人推薦，這些書都是他兢兢業業地閱讀諸家文獻，經過自己的消化，採用清晰而精練的語言重新加工寫成，並通過講解後整理成書。記得他把《設計理論》一書送給我時，微笑並有些得意地說：“我把朱烈的證明寫到書裏了，你幫我再看看。”我閱讀後深為感動，Bose用一篇長文推翻了歐拉關於正交拉丁方的一個猜想，蘇州大學的朱烈先生給了一個簡化證明，但是要消化這個“簡化”證明並且更加精練地寫到書中，那是要花很大心血的。
萬老師對學生的要求是相當嚴格的。我在中學和大學一直學俄語，1978年改革開放後，被選中去美國做訪問學者，在科大參加了半年的英語培訓。學習結束後，萬老師問我學得怎樣，我說考了73分。他只說了四個字：“不怎麼樣”。有一年我在香港大學做報告，萬老師打斷我，說我的報告有問題。我回答兩次都不過關，頭上開始冒汗。最後還是在座的李文卿老師小聲用中文提醒我：“你黑板上一個英文單詞寫錯了。”但是在很多方面，他對包括我在內的許多晚輩，一直給予切實的幫助和鼓勵。他多次為我申請的基金專案和報獎熱情寫推薦信。每次我由合肥來北京，他都問他的好友曾肯成教授的身體如何，瞭解科大教學和培養學生的情況。我感到他對中國科技大學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他言語不多，每次和他談話之後，如能看到他微笑的面孔，便會猜測：大概還是比較滿意吧。
我在年輕時能得到萬哲先這樣的數學家先輩的教導和培養，是我一生的幸運。他們在國家飽受戰亂，由科舉制度到近代化教育的轉型時期和動盪年代，為了國家改變面貌艱苦求學。對民國前後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學者風範，追求民主進步和與反動勢力抗爭的獨立人格，我從中學時代就充滿崇敬之心。2000年我到清華大學工作，其中也有一種心結所致：三十年代清華的算學系，是我心目中神聖的殿堂。我在美國普渡大學訪問期間，曾聆聽徐賢修先生充滿激情地反復講述華羅庚在清華如何超乎常人的勤奮。清華大學九十周年校慶期間，陳省身先生要我們把他的輪椅推到工字廳他求學的教室裏，以緩慢的語調回憶清華往事。我也聽到過四十年代萬哲先老師在清華的一些傳奇故事。比如他學英語的方式是買一本英文字典，念好一頁就撕掉一頁......1949年後，他們為發展新中國的科學事業付出全部精力和心血。他們淡泊名利，把教書育人作為天職，埋頭工作，盡心盡力，熱情關心年輕人的成長，他們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