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癸卯學制
1905年，整整一百年前，張之洞、袁世凱、趙爾巽、周馥、岑春宣、端方等六名地方督撫聯名上奏：“臣等默觀大局，熟察時趨，覺現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實同一刻千金。而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倖得第之心，學堂決無大興之望。”“強鄰環伺，豈能我待？”要求立即停止科舉，以促進學校的廣泛發展。清政府不得不採納了這一建議，宣佈廢止科舉制，“癸卯學制”正式全面取代科舉制。從1905年到1909年，清政府成立學部，劃分學區，在中央、府、廳、州、縣設立相應的教育行政機構，建立起統一的教育行政系統。雄踞我們民族教育史達1300年的科舉制走下了神壇。
這是一場遷延數十年鬥爭的結果。
體制內，最早反思現行教育制度的是龔自珍。
面對囂囂而來的英吉利，龔自珍指出：解決外釁應先改良內政，內政的核心是人，而當時的教育系統，從艱苦的科場拼搏中，篩選出來的是年過韶華，精力衰退，胸無大志，汲汲於功名利祿之徒。為此他大呼：“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體制外，衝擊現行教育制度的重要人物是“發匪”洪仁玕。
在《資政新編》中他將現行教育制度斥為“空言無補”。“與其讀之令人拘文牽義，不如不讀尤有善法焉”。他稱太平天國革命的教義為“上寶”，西方的先進制度和科學技術為“中寶”。他認為：“火船、火車、鐘錶、電火表、寒暑表、風雨表、日晷表、千裏鏡、量天尺、連環槍、天球、地球等物，皆有奪造化之巧，足以廣聞見之精”。這些現行教育制度眼中的“奇技淫巧”，是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正正堂堂之技”。
來自體制內外的反思與衝擊，“天朝”無動於衷，要等英法聯軍的炮火來搖醒它。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八旗勁旅”慘敗、皇帝出逃、圓明園被毀，這一切使“洋務運動”走上了歷史舞臺。1862年，恭親王奕訢等奏請設立京師同文館，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所新式學校；1866年，左宗棠和沈寶禎設立福建船政學堂，這是中國最早的近代技術學校；1867年，李鴻章會同曾國藩創辦上海機器學堂；李鴻章1880年辦創辦天津水師學堂，1881年創辦天津電報學堂，1885年創辦天津武備學堂；1887年，張之洞創辦廣東水陸師學堂；1890年，曾國荃創辦江南水師學堂。
這些新式學堂引進了西方近代科學技術和人文學科的教學，培養出中國自己的第一批專業技術人才、新型知識份子和技術工人。嚴複、魯迅、張伯苓等近代史上的巨匠，都是出自於這類學堂。
然而，朝廷創辦這些學校只是為了培養外語及軍事人才，社會正規教育體系仍是科舉制度的一統天下。連學貫中西、名滿天下的嚴複，為了仕途，都不得不回福建參加“鄉試”，卻屢次落榜，最後還是朝廷給了個“賜同進士出身”了事。
與此同時，黃海對面的日本列島上，發生著靜悄悄的變化，它將令中國人刻骨銘心整整一個世紀。
說到日本，人們忘不了“遣唐使”。日本從隋唐時起就大規模引進移植中國的政治統治、文化、教育。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日本唯獨沒有引進科舉取士制度。它的教育體制比起中國更注重平民教育。據依田熹家《日中兩國近代比較研究》，江戶時期一般平民中男子有40—50%識字，婦女有15%識字或受過正式教育，而相應的中國道光時期，識字率不及10%。
看到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打敗，善於學習的日本人迅速總結出“虛驕自尊以卑視海外萬國而招來大禍”的教訓（松四成卿《颶風新話》）。
1868年明治天皇頒發“國是五項誓文”，把“文明開化”與“尋求知識於世界”提到基本國策的高度。同年，《王政復古大號令》稱“登用人才乃第一急務”。
1869年，“維新三傑”之一的木戶孝允上書天皇：“國家的富強紮根於人民的富強，人民無知識、貧窮落後的話，維新就只是一句空話，所以必須普遍提高一般大眾的知識水準，應吸收文明各國的規則，徐徐振興學校，普及教育是一大緊急任務。”
1871年明治政府組成了岩倉考察團，到歐美去考察，其成員多達50人，而平均年齡僅30歲。木戶孝允在考察過程中認識到，“我國今日之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國今日的開化不是真正的開化。”“如果對後人子弟的行為，不予以格外重視，那麼日本國家的保安是沒有指望的。”在他看來，與其急於修改不平等條約，改變當前半殖民地處境，不如腳踏實地的改造教育制度，培養造就人才。“為了防範10年以後的弊病，只有興辦真正的學校。”
1886年，日本規定普及四年義務教育，1872年明治政府頒佈《學制》，廢除身份制，以發展生產為目的，在全國實施強制性的教育。到1894年男女兒童入學率已達61.7%。到1905年清廷宣佈廢除科舉制時，日本又把義務教育年限延長為六年，是年男女兒童入學率已達95.6%。等到1912年民國政府提出普及四年義務教育，日本已實現國民教育普及化。
國民素質的差距導致國力的差距，甲午海戰將這一差距血淋淋地擺在全體國人眼前，由此引發了1898年的戊戌變法。清政府下令“各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然而，自上而下的、和平的維新僅維持了103日，還祭上了譚嗣同等“六君子”及各地一大批維新志士的頭顱。
接著是1900年的“拳亂”和八國聯軍入侵，次年“辛醜條約”簽訂。內外交困的清政府於1901年宣佈恢復“新政”。1903年（農曆壬寅年），管學大臣張百熙上呈學堂章程，即《欽定學堂章程》，史稱“壬寅學制”。第二年，張百熙、張之洞、榮慶合作對其進行了修改，於1904年 1月（農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頒佈，即《奏定學堂章程》，史稱“癸卯學制”。癸卯學制包括各級各類學堂章程，還附有學校管理法、教授法等。整個學制分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七級。這是中國開始實施的第一個近代學制。
就在清政府宣佈廢除科舉制度的1905年，日本取得了日俄戰爭的勝利，戰場在中國領土上。在這場戰爭中，日本人和俄國人彼此以“騎士精神”相待，而戰區內中國人的生命則被視如草芥。除了因此而改變職業選擇的魯迅，那時恐怕很少有人意識到我們民族面臨的嚴酷處境：我們引進了現代教育制度的形式，而真正理解現代教育理念的人，在中國堪稱鳳毛麟角，為了國民的蘇醒，他們及其繼承者還要付出整整一個世紀的代價；而絕大多國民的精神世界還停留在範進、阿Q的狀態，以後他們不得不以血肉之軀對抗“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文明的”現代化軍隊；而在我們這片大陸上，科舉制度的幽靈竟然一直徘徊到21世紀。
二、既壽且昌
事實上，自廢止科舉以來，爭議就一直沒有停止。世紀之交，當年的遺老遺少早已作古，一批“現代教育制度”培養出來的飽學之士竟以為科舉制度辯護為時尚，他們旁徵博引，論證科舉制度的優越性，各方論據撮要於下：
1、“學而優則仕”，實現精英治國的目標，所選官員智商與文化素養高，比其他民族的“武而優則仕”文明而先進。
2、標準客觀，競爭公平，糾正了察舉制和九品中正制的機會不均、主觀隨意性大、易營私舞弊以及選士大權旁落等弊病。
3、開放仕途，與“世卿世祿”制相比，科舉面向全體士人公開招考，給每個人提供公平的競爭機會。
4、為社會縱向流動提供管道，吸引各階層精英進入官僚階級，實現“野無遺才”，有利於官僚階級吐故納新和社會的穩定。
5、歷史上試過各種替代方法，皆因弊大於利而放棄。
許多學者引經據典，逐一論證或批駁這些觀點。讀著那些洋洋灑灑的大作，我陷入了沉思：構建我們社會教育體系的基本理念究竟應該是什麼？上述各條，均著眼於為家天下的專制帝國選拔官僚，難道這就是我們精英集團的視野？難道這就是我們構建社會教育體系的基本出發點？
當龔自珍悲歎“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乙丙之際箸議第九》）時，他憂慮的是整個國民素質。
在我國的農耕文明時代，人口的多數是農夫，他們需要的生產技藝與倫理準則可在生活中代代傳承，只有“士”這個階層離不開“教育制度”。明憲宗時全國官員占人口的比例僅為0.13%。明清兩代，會試取士名額每次一般在三四百人左右，大約二三十名考生錄取一個，由此，參與考試的不超過1.2萬人。可見“士”是個小小的孤島，飄浮在我們巨大的人口海洋上，科舉制就是這孤島上的教育制度，與多數民眾無干。
1840年後，我們面對的問題是：一個基於農耕文明的社會如何向基於工商文明的社會轉型。工商文明要求其勞動者有熟練的技能，而這技能本身又在快速更新。更為深刻的變化在於：工商文明加速了社會分工，原本同質的農夫，被成千上萬的職業、工種取代。在這樣的社會中，能有效統治農耕社會的專制帝國顯得得顢頇而麻木，而建立在契約、權利、義務、制衡這類理念上的民主社會則表現出強大的競爭力。
由此，工商文明的出現對社會民眾的素質提出了兩個挑戰：其一，由單一農夫變為掌握專業技能與學習能力的各類專業人士；其二，由臣民變為公民。
顯然，日本早已認識到這一點，1905年男女兒童入學率已達95.6%，證實了日本對國民教育實實在在的努力，而這年，清廷剛決心廢除科舉制。1870年東京大學校長加藤弘之就指出，人民與國家的關係基本上是權利與義務的關係。而1906年清政府公佈的教育宗旨中“忠君”仍赫然排在首位，更可悲的是，這帶有臣民關係色彩的“忠”從滿清到袁大總統到蔣委員長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的“忠字舞”。
環顧“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中考、高考，看看基於教育制度的社會分層，人們不難看到科舉制度的幽靈。
科舉制度的本質是什麼？構建我們教育制度的基本理念應該是什麼？一百年後我們仍不得不苦思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