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主義在中國歷史上有什麼好處和缺點？最大的好處是打仗少了。我看李陵考證有獨立王國的那個時代有400萬常備軍，當時中國人口（漢朝統計）是6000萬，戰國時肯定沒有6000萬，就算有6000萬，3000萬男人中一半老人和孩子不上陣，1500萬男子中400萬而戰爭而活，也就是說30%成年男子的勞動力是用於打仗的，如此想想社會的暴力濃度有多高？看西元前221年以前往前數的一百多年幾乎年年都打仗，很少有間斷，暴力程度很高，而且動不動斬首8萬、6萬，最狠的是40萬，趙國成年男子就沒了一半，這是封建主義的缺點。官家主義後，天下太平了，不許誰擁兵自重，獨立王國給削了，那時常備軍有多少？清末常備軍有80萬，清末將近4億人口，4億人口一半是女人，男女各2億，2億男人中老人和孩子不上戰場，一億成年男子才80萬常備軍，0.8%。一個暴力濃度是30%，一個暴力濃度是0.8%，這就是官家主義的好處。中華文明足以自立於世界之林，而且一度領先世界靠的就是這個維持和平環境的能力，我們建立的帝國體系、官僚制度是我們的優勢。這是官家主義的優勢。
不過有一個大缺點，即官家主義不長壽。中國的官家主義從秦漢以來到清朝，如果單算大一統的王朝，平均壽命是171年。如果加上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等零碎的小國，平均壽命是67年。這是官家主義的問題，到時候就死。死因是什麼？40%死於官變，比如曹操篡漢、王莽篡漢，趙匡胤兵變。還有40%死於民變，比如朱元璋、劉邦都是造反的，陳勝、吳廣起來了。20%屬於外敵入侵。這些都混合了，很難說哪次大變只有民變沒有官變，或者只有官變沒有民變，或者與外敵入侵毫無關係，外邊邊疆始終太平，但有一個主導力量。李自成把明朝推翻了，只能說明朝亡於民變。後來李自成把外敵引進來，只能說李自成亡於外敵入侵。資本官家主義的問題，還是難免王朝迴圈，而且這些入侵、官變、民變的威脅始終存在，這是問題，不穩定。
  我們走到今天，進入了資本官家主義社會，現在這個社會比起過去來，是更穩定更長壽了，還是更不穩定？辛亥革命之後推翻了皇帝，以前有皇權非常清晰的傳承制度，還會出很多問題，現在沒有皇帝了，最高權力怎麼傳承？我們看到中國的實踐，毛澤東通過指定接班人的制度，把最高權力第一個傳給了劉少奇，劉少奇被他打倒了，然後又傳給了林彪，林彪又被毛給逼跑了，然後又傳給了華國鋒，華國鋒被鄧小平給弄掉了，可見這個接班人傳承，這個規則比世襲制度要明顯的穩定性要差。
到了鄧時代，我們又看到最高權力傳承，還是接班人制度。鄧先制定了胡，胡後來下臺了，又指定了趙，趙又分裂了，然後又指定了江，後來又來個南巡，覺得對江不夠滿意，有人說不換思想再換人，然後江就換了思想沒換人。所以這個接班人制度還是不穩定。鄧時代，除了指定一個接班人之外，又指定了一個胡錦濤，隔代指定。於是江就不能指定了，那新的班子是根據什麼規則登大位，得大寶，能說清楚嗎？表達起來很困難，如果我們要找近似的模式的話，它有點像是天主教的紅衣主教團推舉教皇，老教皇去世了，把紅衣主教招到梵蒂岡來，關在大廳裏，外邊門一鎖，推舉一個教皇出來，推舉出來了就點火冒煙，外邊的教徒們一看，新教皇誕生了。
這種制度也是延續了千年的制度，好像也可以穩定下來，但是在中國有可能出現這樣的制度嗎？它有幾個跟教皇推舉制度不同的。第一個不同是老教皇沒死，老老教皇也在，他們那一票也頂一票嗎？還是頂兩票、頂三票，說不清楚。再一個問題是，誰是紅衣主教團，七個人、九個人、二十五個人還是二百人，說不清楚。說不清楚就是發生各種爭議的由來，就可能出問題，這兩個問題說不清了，還有一個更大的不清楚，就是紅衣主教推舉教皇這是所有的天主教世界都認同的這麼一個規則。那我們的正式規則大家都認的是什麼？寫在《憲法》上，寫在《黨章》上，那個說是每個黨員都可以投一票，選出自己的代表，每個代表都可以投一票，選出中央委員會，每一個委員都可以投一票，選出政治局。人人都有一票，你弄一個紅衣主教團來，不管是二十五人還是二百人，倒過來說，就是你把二百人之外的人的合法權利都給剝奪掉了，如果人家認帳倒也罷了，人家不認，跟你叫板，說你憑什麼，你違憲，你違法，怎麼解答？這是第一個不穩定。
再說到官家集團的第二個組織衙門往下傳承會出什麼問題？在歷史上經常出問題。比如說毛澤東當年就有說條條塊塊專政，塊塊就是一個個地區，針紮不進，水潑不進，就會鬧出獨立王國。有些條條，比如說軍隊，它甚至有可能推翻皇帝，趙匡胤就是御林軍，皇家的保衛部隊。那中國現在，歷史上的條條塊塊都在，還增加了幾個新的部門，這幾個部門，比如說人大，在法律上它是最高權利機關，但是經常被人家嘲笑為橡皮圖章，如果一個正常的人，他不願意當橡皮圖章，他就要當這個《憲法》賦予他的規定的最高權力機關，會出什麼事，它合法的擴張自己的權利，如果一旦成功，這個官家主義體制就崩潰了，就變成了民主主義。
還有最高法院，不管是三中全會檔，還是黨的各種檔，反復都在強調，包括《憲法》都在強調，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如果真的在《憲法》和法律內活動就變成了一個法治國家，官家主義又結束。這些新的部門去追求自己的正當權利一旦成功，反而會威脅官家主義的穩定，這是從第二個層面來說，官家主義不是更穩定，而是變的更不穩定。
第三，過去我們的官員是儒家教育出來的，滿腦袋三綱五常，比如像曾國藩那樣的官員，明明有實力推翻清朝，但是他就堅持忠君，就是不做貳臣，像這樣的官員是可以維護官家主義的穩定。現在的官員腦袋裏裝的是什麼呢？還是忠君嗎？還是三綱五常？當然都不是。比如去年推出來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二十四個字裏包含了自由、民主，如果他們追求這樣的核心價值觀，真的往民主和自由的方向走，那官家主義又解體了。這樣的事情我們在臺灣見到了，像蔣經國那樣的人，他已經不缺錢不缺權不缺勢，他如果要爭取一個歷史上青史留名的地位，爭取個人的利益最大化，同時也追求國民黨長久執政，黨的利益最大化，他的最佳選擇是什麼？開放黨禁，於是他成了中華民族歷史上一流的偉人，國民黨裏也可以長久的存在下去，有這樣觀念的個人，他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時候，導致的卻是官家主義解體。
我們看到這三個因素，都破壞了、削弱了官家主義，過去是167年，或者是61年，現在這麼長的時間，僅僅從官家集團內部來說，就變的很困難。再說民，即士農工商，現在中國的士農工商，士就是知識份子，知識份子應該說是當代中國社會不滿度最高的一個群體，因為知識份子安身立命的基礎就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可是這個自由我們知道大打折扣了，我覺得知識份子政策再怎麼調整，也難以解決這個不滿，這是一個根深蒂固的矛盾，但是儘管如此，我們看到黨的解決辦法還是相當高明的。比如說用評職稱，課題費，使一大批知識份子跟著走，但是儘管如此，在私下裏喝酒的時候，可能就另一種說法。他們的不穩定反過來也能影響官員的不穩定，影響官家主義體系的不穩定。　　
在當代中國，農民可能是受益最多的一個群體。2009年的時候我到農村去調查，聽見農民對中央政策的說法，全都是一片感恩戴德，說政府好、政策好，過去種田交皇糧，現在不僅不交錢，還給補貼。2009年的淮河流域一畝地補貼大概五十到七十塊錢，取消了農業稅還給種糧補貼，還有新農村合作醫療，社保體系向農村擴張，所以農民覺得這個政府好。1999年取消農業稅之前，我到農村調查，那會兒農民怨聲載道，名義上交的稅只是5%，實際上從農民征的稅是20%到25%，一個村民小組長帶著我到農民家裏家訪。我就聽到在那罵政府，我說你們聽起來要反似的，他說打不過，打得過早反了。這是1999年，那時如果有人上井岡山，農民就會放哨送糧，2009年如果有人上井岡山，農民就綁他們去見官了。
工人主體是2.6億農民工，其中第一代農民工對政府高度滿意，因為他們自由了，隨處可到各種地方去打工。第二代農民工滿意度就沒那麼高，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以前的限制，他們生來就比較自由，可以隨處打工，但是他們很難回村去種地，有家回不去，但是要在城裏買房子住下，錢又不夠。他們未來前景一片模糊，不知道出路在哪兒，但每年工資都在往上漲，所以就報著希望往前走，走一天是一天，過一天是一天。如果經濟不出大問題，工人是穩定的，如果出了大問題，經濟增速下行，大規模的失業，這就是顆定時炸彈，就是遍地火藥。
商主要就是民營企業，民營企業現在占的天下，在GDP的份額，在稅收的份額，都大約有三分之二，已經是中國的經濟的主導者，領導力量。他們對政府，對改革開放高度滿意，因為他們獲得了最大的利益，但是他們對官員的吃相越來越不滿，官員的吃相越來越難看，敲詐勒索越來越多，於是就覺得不安全，不安全他們又不敢整體地反抗，於是就用腳投票的方式來反抗，大規模的移民，尤其是重慶打黑之後，移民大幅度增加了，於是黨針對他們採取的措施就是一方面承諾經濟改革，更大的市場，更大的領域向民營開放，同時承諾司法獨立，加強法制建設，讓他們感到安全。
民作為一個整體，隨著經濟的發展，大家錢越來越多，日子過的越來越好，於是錢多錢少就不重要，是不是活的有尊嚴，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公平變得更加重要。隨著經濟發展帶來一個長期普遍性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公民權利的覺醒和對公民權利的追求分量越來越重。官民關係就得發生重大的調整，僅僅靠經濟發展不行了，民會提出更多的訴求，這也會影響官家主義體系的穩定。
官家社會的轉型
那未來會怎麼走呢？這個問題會怎麼解決？跟中國最近的官家主義，我們看到一個是臺灣，一個是蘇聯，它們是怎麼走的？蘇聯和臺灣按照當代政治學來說，它是兩種體制。臺灣社會是威權社會，蘇聯是集權主義。集權就是一元化，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全都是一元化領導，威權就比較多元。我們看到的臺灣，在威權社會逐漸的發展，市場經濟逐漸的水準提高，各種多元化程度逐漸提高之後，它發生了一個轉型，相當順利，走的很好。如果中國按照這三中全會的要求往前走，過了七年，法制水準提高了一點，市場經濟的水準提高一點，國家機器收拾的更乾淨一點，那中國社會就能達到臺灣轉型之前的水準的七八成，我們就有一個很好的從威權社會轉向民主法制社會的比較光明的前景，如果這個過程出了問題，轉的不順利，失控了，像蘇聯那樣轉型就可能跌跌撞撞。
去年我到俄羅斯請教俄國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說你們俄國是什麼社會，是民主社會嗎？俄國的那些學者給自己的定義是，我們是溫和的威權主義社會，或者是有選舉的威權社會，或者是權貴資本主義社會，反正都沒一個好詞，都是走向民主法制，走的不順，走過去摔個跟頭倒退一步，如果中國未來失控了，沒有出現官方主導的轉型，那麼可能就出現蘇聯出現的那種情況。這是我對中國資本官家主義轉型的兩種前景的猜測。
看亨廷頓寫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他有一個說法：發現所有轉型國家兩大類——一類轉型來自封建王國，像西周那樣的社會或者向日本那樣的社會、英國那樣的社會，很多貴族架著一個王，貴族有自己的地盤和權力，轉型比較順暢；還有一種轉型比較困難，即官僚帝國，也就是我所謂的官家主義。封建王國轉型容易，官僚帝國轉型困難。我們找實例會發確實如此，英國不用說；德國是封建王國，雖然折騰了好幾次，轉得也行；日本折騰了一次，轉完了也行。官僚帝國特別能折騰，還轉不好，比如法國自1789年開始轉，一直到二戰才消停，中間幾次復辟幾次折騰；西班牙是官僚帝國，早早開轉，到1975年佛朗哥去世，新國王胡安·卡洛斯轉型，到一九八幾年才成功；俄羅斯也是一波三折，直到現在還沒成功。我們是最成熟的官僚帝國，現在還充滿著自信。這有什麼道理嗎？為什麼？亨廷頓沒說為什麼，我替他找了找原因：一個重大原因就是唐太宗看士子考試與魚貫而入時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我願意升誰的官就升誰的官，我願意撤他的職就撤他的職，精英都在我這兒。現在說制度自信、理論自信能否自信得起來我不敢說，但有一點是可以自信的：人才自信。公務員千裏挑一，那都是精英，能考上的人，至少讀書和寫文章都是高手，那就是精英。一大堆精英集中在上層，相應的把下邊掏空了不少。上層最善於學習和交流的一批高智商的人就是感覺不一樣，就有本事讓中國連續30年每年GDP增長10%，這個牛勁別的地誰比得了？所以這個自信是有道理的，就是因為官僚帝國把人才攏到中央，反過來把下麵的精英抽空了不少。封建王國不行，封建王國每個貴族都是世襲的，世襲的治理水準應該是社會的平均水準。而治理官僚帝國的官員智商在平均水準之上，而官僚帝國還有強大的各自獨立王國的實力，可以對抗王的參與，於是形成了一種權力制衡，所以轉到民主憲政比較不容易。憲政局面、權力制衡，封建王國有底子，貴族所享受的權利、自由很容易往資本家身上擴張，再往工人擴張，民主就實現了。而官僚帝國都看上層臉色行事，既沒有獨立性，也沒有權力制衡，一個一個還特別聰明，智商還特別高，所以官僚帝國轉型困難是有道理的。
中國現在的官家集團有沒有瓦解的前景？我覺得中國的官家集團，一方面強大了。另一方面又極度的脆弱。“官家”這個詞最早出現在《史記》裏，“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官天下傳位於賢，家天下傳位於子。”三皇官天下，傳位於賢，很不穩定，萬一不賢了又怎麼辦，五帝傳位於子，這是穩定的，可以使利益最大化，最後都落實下來了。現在的中國是一個很不穩定的制度，既不是皇帝制度，又不是民主制度，沒有根，誰都只是代理人。沒有一個長期的穩定的利益和責任的承擔者，對民族不利，對國家也不利，對制度也不利，因為人人都是短期行為，人人都是代理人，這個制度對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取消統治者的短期行為，制約下麵的代理人，也不利。所以我覺得官家主義發展到現在，是一個基礎非常不穩的制度。反過來，這裏有一個巨大的誘惑，我是最高層，如果不是傳位於子，那麼無論傳位於誰對我來說都不要緊，傳位於民選的人也不要緊，反正我要下臺了，如果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官當到這個份上，我也不缺錢了，沒有聽說總統下來餓著的，我最後最缺的青史留名，我轉給另外一個人，蔣經國有先例，開放黨禁，我該下臺了，剩下的爛攤子留給你去收拾，我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已經穩穩當當了，我結束了一個時代，開創了一個新時代。個人作為代理人，所受到的利益誘惑如此之大，而所承擔的責任又如此之小，這麼明顯的成本收益的計算，我覺得這種事情隨時都有可能發生。中國人的換屆一般是十年，十年下臺的時候有一次機會，新的一任剛上任的時候有一次機會，等他又要下臺又有一次機會，再上臺又有一次機會，十年前後兩段四次發生大規模的重大利害計算的機會，十年大概四次，平均兩半一次機會。二十年下來有八次機會。這八次機會當中會不會有人像蔣經國那樣算一次呢。這麼不穩定的狀態八次當中發生一次的可能性很大。所以說怎麼走出來，歐洲的路子我們沒走出來，像中國這樣的路子我們有可能走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