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華苓是誰？聶華苓是作家，美籍華裔作家。曾任臺灣《自由中國》編輯。代表作有短篇小說《翡翠貓》《一朵小白花》《臺灣軼事》，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千山外、水長流》《桑青與桃紅》，散文集《夢穀集》《三十年後》，翻譯集《百花文集》等。
聶華苓是湖北人，1925 年 1 月 11 日出生於宜昌。1948 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外文系。1949 年去臺灣。1964 年旅居美國，在愛荷華大學教書，同時從事寫作和繪畫，因創辦國際作家寫作室，被稱為“世界繪畫組織的建築師”“世界文學組織第一”。
聶華苓和丈夫安格爾創辦“國際寫作計畫”專案，已有 15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1400 多名作家和詩人受邀參與，其中改革開放後來自中國內地的有 60 多人。1976 年，世界各國三百多名作家聯合提名安格爾和聶華苓夫婦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1981 年與安格爾同獲美國五十州州長頒發文學藝術貢獻獎。
聶華苓是傳奇人物，一生先後在中國大陸，中國臺灣，美國愛荷華工作生活。她說：“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臺灣，枝葉在愛荷華”。她這輩子恍如三生三世，這“三生”，其實是她經歷的三個不同時代。她在大陸度過了戰亂中的童年和青年，在臺灣經歷了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時代，在國際寫作計畫如火如荼之時，美國也正陷入越戰的泥沼，美國國內的反戰浪潮一浪高過一浪。雖然說與安格爾結合後，她過上了平靜無憂的生活，但是對“根”和“幹”的眷戀，對母語的不舍，還是使她這個定居美國的“外國人”，有著難言之痛。她至今健在，98 歲了。
三鬥坪在哪里？三鬥坪在長江西陵峽南岸，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區的一個鄉鎮。三鬥坪在中國近代和現代史上所做的貢獻不可估量。在抗日戰爭時期，它是 1938 年武漢大撤退，被稱為中國“敦刻爾克大撤退”的重要中轉站；它是卾西保衛戰的正面主戰場，有了三鬥坪的天然屏障和中國軍民的戰鬥堡壘，日軍被攔截在三鬥坪石牌以下；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水電樞紐工程——三峽大壩壩址所在地；三鬥坪人傑地靈，湧現出辛亥革命元勳陳裕時，著名學者臺灣大學教授沈剛伯，著名的中國“三把刀”之一的外科醫生陳勉公，峽江名人高桐崗，宜昌機器紡織業的開拓者黎蔭三等。
聶華苓與三鬥坪有著天然的聯繫。她母親的外婆是三鬥坪青樹灣人。聶華苓出生在宜昌，曾用名宜生。她一歲多才離開宜昌到武漢。母親是大家閨秀，是個 “半開放的女性 ”，氣質典雅，知書達理。在聶華苓的印象中，母親經常斜倚在鏤花的銅床上，為她細聲吟讀《再生緣》。
 聶華苓先後於 1938 年，1946 年，1986 年到過宜昌，去過母親的外婆家三鬥坪。在她近一個世紀的人生長河裏，三鬥坪也成為她生命的重要部分，像長江水一樣，泛起陣陣波瀾。
1938 年 8 月，少年聶華苓隨母親孫國瑛從武漢乘船回到了她母親的外婆家三鬥坪。正是在1937 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武漢會戰前離開的。那時，駐漢行政機構全部撤到重慶。民眾紛紛逃難。她母親不知道到哪兒去。不知所措之時，一個叫陳懷忠的三鬥坪人說，一起回三鬥坪吧。
陳懷忠，字勉公，是聶華苓的遠房舅舅。在三鬥坪，以陳姓為多，聶華苓與陳姓都沾親帶故。陳勉公生於 1889 年 2 月，病逝於 1961 年 2 月。1905 年，經叔父陳裕時（字元伯，孫中山同盟會成員，辛亥革命元勳）介紹，留學日本，考入長崎醫科大學，1918 年獲博士學位。回國後任漢口同仁會醫院外科主任，是當時中國聞名的外科“三把刀”之一。
當聶華苓母親徵求陳勉公意見時，勉公毫不猶豫地說回三鬥坪。後來，陳勉公也回了宜昌，在秭歸辦起了野戰軍前方醫院，抗戰結束後在省立宜昌醫院當院長。
聶華苓母親帶著聶華苓等一行九人，有其弟聶華懋，聶漢仲，聶華桐，妹聶華蓉，傭人張德三，傭人胡媽和胡媽女兒小秀。從漢口乘大船到宜昌後，轉小船到三鬥坪。
 
在宜昌到三鬥坪途中，遇險灘過“鬼門關”時的遭遇，刻骨銘心。
聶華苓在回憶錄《三輩子》中寫道：我在大江上看到的縴夫不朝天，也不朝水，卻朝著奇形怪狀的石崖，在懸崖上弓著腰，拖著粗大的纖繩，哎呵一聲，拖一下，再哎呵一聲，再拖一下，拖著我們的船過了一灘又一灘，船在咕嚕咕嚕的灘水上，不倒翁似地顛簸搖晃，顛得我好開心，恨不得就那樣子一直在灘上顛到三鬥坪。鬼門關就要到嘍！船老闆在船篷外向蓬裏大叫。母親只對孩子們說了一聲：坐好，莫動。母親緊緊抓住我的手。縴夫們突然安靜下來，只有兇惡的灘聲。母親的臉繃得緊緊的。縴夫們的咒罵和灘水的怒吼，震得小船歪歪倒倒，顛上顛下，隨時隨刻都會翻倒。只聽得船轟通一聲，就在灘窩裏陀螺似地旋轉，船裏人摔得七倒八歪。母親一把將幾個孩子摟在懷裏，不斷念著：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
過了“鬼門關”，江面闊了，山坡緩了，三鬥坪鎮到了。三鬥坪河壩停著大大小小的木船，都是從下游的宜昌來的。木船運貨，也載人。力夫們從船上卸下大包小包的棉花布匹，或是抬上一捆一捆灰布軍裝。也有力夫從船上抬下躺在帆布架上呻吟的傷兵。壩上人人背著竹編背簍，男人背著在鎮上買的雜貨，女人背著孩子。新到的船一靠岸，全湧上來，看稀奇古怪的“下江人”。
從河壩走上去，沿山坡一溜土砌臺階，進入一條石板路，就是三鬥坪鎮。聶華苓一行暫時住在鎮上一棟兩層樓的房子裏，當地人叫洋房。
本來聶華苓母親的外婆家就在三鬥坪，當時只剩下兩個舅媽和兩個表弟兩個表妹了，他們仍然住在鄉下田間老屋裏。陳氏家族是當地有名的大家族，當知道孫大姑要來了，紛紛邀請孫大姑。陳氏家族叫聶華苓的母親為孫大姑。
洋房房主姓陳，門店開有花紗行。正屋後面幾間房住著另一家姓陳的，也是從漢口來的。聶華苓母親早在漢口就認識。陳家主人也是醫生，陳大夫隨漢口市立醫院撤退到長沙後，陳夫人遊興華攜子女回老家三鬥坪。陳家有兩個兒子，三個女兒，大女兒娟娟與聶華苓同歲。
聶華苓在回憶錄《三輩子》文中寫道：“我和娟娟形影不離。我們赤腳在溪流中一個石頭一個石頭跳過去，再一個石頭一個石頭跳過來，坐在溪邊草地上，談著鎮上的年輕軍官，評頭論腳，拿他們來取笑，給他們取綽號：大耳朵，齙牙齒，大喇叭，湖南辣子，下江油條。有時候我跳到對岸，爬上山，在樹林裏找野花，爬上樹摘桔子。我們喜歡打麻將。母親和她奶奶打牌，我倆各自站在她們身後等著，一有機會，就馬上坐下來代替，樂得咯咯笑。我賭博是孤注一擲，娟娟卻謹慎小心”。
關於聶華苓在洋房裏住過一段時間，陳劍虹有一篇《冷卻不了的記憶》，發表在1989年第1期《昆侖》上，文中得到證實。陳大夫就是陳抱慈（陳泰科），早年畢業於漢口中山醫科大學，在漢口創辦“崇德醫院”。後在抗日前線擔任 56 軍醫院院長，終因積勞成疾，1944 年初夏病逝於湖南衡陽，時年 41 歲。娟娟就是陳抱慈的女兒陳錦雲，陳劍虹就是陳抱慈的小兒子。
聶華苓比陳錦雲、陳劍虹高一輩分，陳叫聶華苓為表姑，叫她母親為孫姑婆婆。陳劍虹文章仲介紹，洋房子在三鬥坪街上最搶眼，當時還開有“怡和藥行”。同住一棟房子裏，母親他們早已認識，聶華苓與錦雲又都是同齡人，很快消除了從漢口大城市到三鬥坪小山鎮的種種不適應。陳家有風琴，寂寞之中，聶華苓常常去彈風琴，她們你唱我彈，你彈我唱。一唱就是那首《燕雙飛》：“燕雙飛，畫欄人靜晚風微，記得去年門巷，風景依稀，綠蕪庭院細雨濕窗臺”。他們真像一對燕子，飛進飛去，唱個不停。漸漸地聶華苓喜歡這個地方了。
在三鬥坪，聶華苓喜歡吃椿芽炒雞蛋，豆幹炒肉。
在洋房子住了一段時間，聶華苓就搬到文昌閣了。文昌閣在秭歸縣茅坪三溪村，文昌閣早已蕩然無存，現在留下的只有文昌閣電站這個名字了。文昌閣與三鬥坪接壤，因為修建三峽電站附壩，那個地方已經征占了。
在文昌閣，聶華苓是這樣寫的：從三鬥坪步行十幾裏蜿蜒不平的石子小路，翻過一座山，就聽見潺潺水聲。溪水清澈，流過奇形怪狀的岩石。溪邊一棟古舊的二進房子，土牆黑瓦，門檻很高，方大爺三代人住在那兒。他居然騰出後院一邊廂房給我們，只因為母親是漢口來的陳家外孫女孫大姑。方大爺大塊頭，一撮濃厚的灰鬍子，兩條濃厚的灰眉毛，走路大搖大擺，說話聲音洪亮。方太太一年四季躺在床上哼哼唧唧。他們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因為娶了個離了婚的下江婦女，被方大爺趕出家門，被迫在另外地方安家。小兒子因為抽鴉片煙，體弱多病，抗戰勝利後死了，他的太太叫方家三嫂，她是三鬥坪最美的女人，纖瘦的身材，不老實的眼睛，說話聲音沙啞。丈夫死後曾和一名縣官相好，縣官因販鴉片被槍斃，後方家三嫂剃發為尼。
沒住多長時間，日軍機轟炸了三鬥坪鎮街和沿江民居，聶華苓再次被迫，搬遷到莊家老屋居住。莊家老屋在秋千坪。
莊家老屋主人叫莊宏富、莊其榮父子。當年有九個天井相連，是秋千坪最大的一處天井屋。據莊氏家譜記載，此屋修建於清道光年間。莊家人為了修建此房屋，專門從四川請來一位風水先生，在獅子包住了很長時間，仔細觀察地形才確定此屋地基的位置和房屋的座向。從留存下來的老照片看，房屋的大致佈局有九個天井和三個門兜子（三座山門）構成主體建築，臺階直接走進大門，進門便是一個大的宅院，宅院的兩側分佈著天井。旁邊有兩座小山門，分別進入房屋的偏房。房屋石雕、木雕、磚雕精緻精美，動物、植物、花卉栩栩如生。光潔的門檻，鏤空的窗棱，古色古香。
在莊家老屋右邊，是一塊面積約九畝的平地，這裏曾是為莊宏富修建的練武場，專供他跑馬射箭（所以叫跑馬丘）。後來此地成了秭歸、長陽和東湖縣的武舉考試場所。
聶華苓對三鬥坪的切膚之愛，還體現在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中。
《失去的金鈴子》是聶華苓 1960 年在臺灣創作的，出版後引起了熱烈的社會反響，成為其創作生涯的代表性作品。80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大陸出版。這篇小說，正是在抗戰時期十三歲的她，在她母親外婆家鄉三鬥坪住了一年左右時間，對往事追憶寫成的。
聶華苓是長江的女兒。她說：“我年輕的日子，幾乎是在江上度過的。武漢、宜昌、萬縣、長壽、重慶、南京。不同的江水，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哀樂。一個個地方，逆江而上；一個個地方，順江而下——我在江上經歷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戰亂”。聶華苓在《苓子是我嗎？》寫道：“抗戰時期中我到過三鬥坪，那時候我才十三歲（小說中的苓子是十八歲），沒想到多少年後，那個地方與那兒的人物如此強烈地吸引著我，使我渴望再到那兒去重新生活。也許就是由於這份渴望，我才提起筆，寫下三鬥坪的故事吧。在回憶中，我又回到那兒，又和那些人生活在一起了。我仿佛又聞到了那地方特有的古怪氣味——火藥、黴氣、血腥、太陽、乾草混合的氣味”。
小說《失去的金鈴子》把我們帶到了20世紀40年代的三鬥坪，為我們提供了富有峽江特色的風物風情畫和具有時代烙印的社會世俗圖。
小說開篇第一章，一種抗戰時期三鬥坪古老峽江小鎮特有的喧鬧、混亂和帶有血腥氣的氣氛撲面而來。“河壩上到處是茶館、面攤、小飯館以及賣纖繩的鋪子。河壩停著大大小小的木船，有的在卸棉花，有的裝上灰土布軍裝。一個女人站在一條船上，抖著一條濕漉漉的紅布褲子，連笑帶罵地向另一條船上叫嚷著。我一眼望去，看見那一條通往鎮上的土街，上上下下的，有吊著一只胳臂的傷兵，穿著漿硬的白布褲褂的船老闆，沉著臉的挑水夫，高談闊論、叼著旱煙袋到船上看貨的花紗行老闆……漠然流去的長江，夏夕柔軟的風，一股血腥、泥土、陽光混合的氣味”。在第九章，也對三鬥坪老街作了細緻描寫：“三鬥坪就只有那麼一條街，當地人叫做‘河街’。街上本都是木房子，戰後遭敵機轟炸，只剩下鎮頭一個舊祠堂，和街尾一幢方方正正的磚頭‘洋房子’。現在街兩旁全是臨時搭的草棚子，有茶館、雜貨鋪、花紗行、油行、當鋪、肉案……本鄉本土的人有根有底，多半已遷往四鄉，或是逃往上游地方，在街上做生意的多是逃難來的‘下江人’。他們節節逃亡，在生與死的夾縫中討生活，甚至還囤積居奇地撈錢。小鎮呈現著畸形的繁榮。破損的石板路上，永遠有一道道水漬子”。字裏行間，浸潤出聶華苓對三鬥坪的深深眷戀，她在為遭受日軍轟炸後的三鬥坪發出人性的呼喚。
身在峽江，聶華苓對三峽縴夫圖也傾注了濃墨。第八章寫道：“我一口氣跑到山路轉彎的地方，可以看見長江了。崖壁臨江，崖下的缺口有些小木房子。我坐在路邊石頭上，雨又紛紛落下了。我也沒戴起斗笠。微茫煙波裏，三兩只木船由上游流下，船夫在船頭兩旁搖著槳，唱著調情的小調，夾著粗野的話，對於四周翻滾的白浪視若無睹的樣子。船上晾著花布衣服隨風招展。而遠處，在下遊，十幾個縴夫拉著纖繩，半裸著身子，在陡峭的崖壁上匍匐著前進，身子越彎越低，幾乎碰著地面。河裏的木船像一把小小的鈍刀，吃力地切破白浪，向上駛來。這是“一場多麼莊嚴美麗的掙扎啊！”
使苓子的成長過程顯得更 “莊嚴而痛苦”的還是發生在三星寨的故事。
三星寨是小說虛構的一個地名，可能是根據三鬥坪的“三星伴月”地名而來。現實中的三星寨在哪里？應該是秋千坪。苓子和她母親住在三星寨的黎家。表面上看，小說重點寫了一個發生在苓子、楊尹之和巧姨之間的愛情故事，但作者的本意是要借此“寫一個女孩子的成長過程”。苓子說:“自從到三星寨以後，我只做了一件事——靈魂的探險”，苓子來到三星寨不久，就暗暗地愛上了比她年長的表舅楊尹之（沒有血緣關係），但在後方傷兵醫院工作、帶著些叛逆性格的這位年輕有為的醫生卻只把她當作有共同語言的大孩子，而和端莊美麗的山村寡婦巧姨相愛了。當然，小說除少女暗戀的情懷外，還有守節女子的苦澀，妻妾之間的爭鬥，女性對自由的憧憬，被一一細膩地、舒緩地展現出來。
文章中的三星寨，是充盈風土人情、民間習俗的三星寨。如正月十五看玩燈，打“上大人，孔乙己”花牌，玩竹籃金鈴子，生孩子打喜，舊俗婚禮，給亡人燒紙錢等，都是濃得化不開的鄉愁。
1939 年，聶華苓在三鬥坪住了一年左右時間，她的媽媽說，你不能再玩下去了，一定要上學讀書。聶華苓在武漢紫陽橋一女中讀書，逃難到三鬥坪後，學業就中斷了。到哪里上學？到恩施，當時湖北的中學都搬到恩施去了。正好，一個叫陳懷廣的舅舅在恩施讀高中，回三鬥坪家，聶華苓就隨陳懷廣，坐著小火輪（船）到巴東，然後乘汽車到恩施，又坐滑竿到屯堡，就讀於深山裏的湖北省立聯合女子中學，讀初二。那年聶華苓十二歲。聶華苓回憶：“天剛濛濛亮，跨過那幽暗卻溫暖的莊家大院的高高門檻，我就流浪下去。母親送我到鎮上上船。娘兒倆流著淚，在連綿起伏的山路上走，母親頻頻叮囑，冷暖小心，多多寫信，不要掛念家，專心讀書。母親對我斬釘截鐵地說，你捨不得媽，媽又何嘗捨得你？不舍也要舍！我就靠你們以後為我揚眉吐氣了。那最後一句話，決定了我的一生”。
1941 年，聶華苓考取位於重慶長壽的國立十二中學讀高中，1943 年，考取重慶的中央大學外語系（抗戰結束後中央大學遷回南京）。
1940 年 6 月，日軍佔領宜昌。聶華苓母親也離開了三鬥坪，帶著華桐華蓉，還有母親的後母逃難到四川萬縣。1943 年，華苓的弟弟漢仲也考取重慶國立十二中，當時大哥（同父異母）就讀重慶大學，他們一同去看望了萬縣的母親。
時間到了 1946 年，抗戰勝利後，聶華苓一家結束了顛沛流離的生活，他們決定回武漢。聶華苓在萬縣接了華桐後，想看一看在宜昌的張德三。
船經過三鬥坪，往事歷歷在目，那三鬥坪河壩上少了一些繁華，那“鬼門關”也不再害怕。聶華苓沒有下船，直至宜昌。
在聶華苓印象中，張德三一位忠誠老實的好管家。他早年在河南被拉夫充軍，在直系軍閥吳佩孚軍隊服役，後輾轉武漢。1925 年，革命軍圍城，取得勝利，得武漢，收編吳佩孚部隊，張德三不願投誠。於是在 1927 年，張德三到聶家當了管家。不管聶家如何順境逆境，張德三總是在關鍵時期做出正確抉擇，為聶家所擁戴，不管逃難到哪里，聶家總是離不開張德三。抗戰結束後，不再為逃難而奔波了，母親就把張德三介紹給了三鬥坪的花紗行老闆，在店裏打雜，後來花紗行搬回宜昌。聶華苓在宜昌找到了張德三：“見到張德三時，他一頭白髮，一把小山羊鬍子也白了，一手抱著花紗行老闆的小兒子，一手摸著華桐的頭，眼淚汪汪。臨走時，他抱著嬰兒到碼頭送別。輪船漸行漸遠，張德三在煙霧濛濛中逐漸消失了”。
1978 年 5 月，聶華苓應邀到中國大陸講學，從美國愛荷華回到了闊別三十年的武漢。她仍然惦念在三鬥坪的日子。
一下榻東湖賓館，就想起來兒時在三鬥坪的玩伴娟娟，也就是陳錦雲，立即打聽陳的下落。當得知陳錦雲在武漢時，立即拿出中國旅行社印製的“灕江風光”明信片寫了一封信：“錦雲：我和安格爾已於七日抵達武漢，非常想立即見到你們，請立即打電話到 7436——轉翠柳村114 號房間。華苓，五月八日”。文字很簡短，字跡潦草，可見聶華苓當時之心情。三十年後的錦雲該是什麼樣子呢？幫忙聯繫的人回音說，錦雲到外地出差了。可是聶華苓等了一個月，仍然沒有錦雲的消息。
聶華苓茫然了，帶著遺憾和疑惑回到了愛荷華。
其實，錦雲並沒有出差，她就在武漢，幾次拿起電話，又放下了。聶華苓似乎隱隱察覺，她最想見到的人始終沒有見到，她們是心有餘悸。
陳錦雲與聶華苓同歲（1925 出生），都出生在宜昌，幼時都在武漢生活，逃難時都在三鬥坪，都考取重慶學校（聶華苓考取重慶國立十二中學，陳錦雲考取重慶北碚立信會計專科學校）。畢業後陳錦雲曾在三鬥坪小學任教，後到省立宜昌醫院任職，解放後一直在武昌公安局工作。
1986 年夏天，聶華苓第四次回國。在北京接受了廣播學院名譽教授後，到重慶，順江而下。6 月 4 日，聶華苓和她的弟弟聶華桐，在重慶市文聯主席黃濟人陪同下，自渝來宜。
到宜昌後的第二天，聶華苓和聶華桐就到了三鬥坪，一起去尋找那條河街，那條石板路，那排板壁屋，那棟“洋房子”，那怡和藥行。過去很顯眼的洋房，已經沒落了，顯得低矮，成了一間裝著雜物的倉庫。聶華苓觸摸木制樓梯，仿佛兒時的腳步聲在迴響，還有意念中的風琴，也在低聲吟唱。聶華苓一邊走，一邊和弟弟回憶往事。當時聶華桐才四五歲，是姊妹中最小的一個，小時候就是跟著姐姐一起玩耍。現在聶華桐已經是清華大學教授、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研究院的研究員。
在文昌閣，山還是那山，水還是那水，但文昌閣已經蕩然無存，只有幾塊斷垣殘壁和寂寞的石墩子橫臥在那裏。聶華苓獨自站了許久，想起了方家三嫂，想起了三嫂死了丈夫後，與一個縣官相好，縣官因販鴉片被槍斃，三嫂削髮為尼的命運。
最難忘的是秋千坪，《失去的金鈴子》中的三星寨就是秋千坪。據陪同聶華苓一行的秋千坪村原支部書記莊世福回憶，當時聶華苓已經六十二歲了，不顧自己有腰疼的老毛病，仍然堅持爬到山間的莊家老屋舊居前。聶華苓找到一位七十歲的老婆婆，聶華苓問，您還認識孫大姑嗎？孫大姑，記得記得。這個老婆婆叫陳興科，在聶華苓一家居住秋千坪的時候，陳興科為他們洗衣服，打短工。聶華苓緊緊抱住陳興科，淚流滿面。當然，聶華苓看到的莊家老屋的主人不再是原來的莊姓人家，“屋是人非”了。取代的有姓陳的、姓屈的、姓張的、姓韓的、姓石的、姓王的等十戶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