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歷史性成就、格局性變化舉世矚目。“雙一流”建設的顯著成效有目共睹。在ESI等國際可比指標上，我國高校的改善與進步令人鼓舞。自然指數年度榜單中，我國高校首次超越美國，位居榜首。[1]但是，處於“兩個大局”的歷史方位，面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目標和人民群眾的熱切期盼，短板與瓶頸也顯而易見，高等教育品質水準的提升成為主要矛盾。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及時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深化教育綜合改革”。改革就是解決矛盾、突破瓶頸。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首先要聚焦直接影響核心學術生產力和競爭力的相關要素，加快建設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統籌推進育人方式、辦學模式、管理體制、保障機制改革，破除制約大學發展和創新活力的體制機制性障礙，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2]，為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開拓道路。
一、堅持“綜合改革”與“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統籌實施，突破體制機制性障礙
《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深化教育綜合改革。加快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統籌推進育人方式、辦學模式、管理體制、保障機制改革”，同時提出“分類推進高校改革”。高等教育綜合改革基於全面創新的本質與教育的規律性，“更加注重系統集成”，強調改革目標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基於教育的複雜性與高校的差異性，強調改革舉措的靶向性和科學性。戰略目標上“綜合”，即統籌聚焦改革目標，形成合力，綜合施策，系統治理；策略方法路徑上“分類”，即針對問題、直擊要害，抓住改革的關鍵和突破口，使問題迎刃而解。世界的統一性在於它的多樣性。高校中既有“田賽”，又有“徑賽”，需要“全能選手”，又要有“單項冠軍”[3]，不能所有人在一個賽道上混著比。沒有精准分類，就沒有科學評價，遑論科學發展。科學評價、科學發展機制的前提是分類管理、分類評價。1960年，美國加州高等教育規劃建立層次分明、職能清晰、高效率的公立高等教育體系，以長效機制解決了高等教育同質化和無序競爭問題。可以說，加州大學的成功乃至美國高等教育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高等教育分類體系的成功。我們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高等教育領域也要“去杠杆”。毋庸置疑，特定歷史時期，院校升格改制、競增學位點，對高等教育規模擴張確實發揮了激勵作用，但現在是時候適度降溫和“去杠杆”了。
構建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亟待建立中國特色的高等院校分類體系、教育分工體系，“橫向分化、縱向分層”[4]，優化高等教育佈局，明確各類高校發展定位，分類管理、分類評價、“分類推進高校改革”[5]。宏觀有序，以確保目標錨定；微觀搞活，以激發創新動力。堅持“有效市場、有為政府”[6]的辦學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綜合運用“計畫”和“市場”兩種手段，強調政府在高等教育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以引導高校服務國家戰略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發揮市場在教育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以激發高校辦學活力，辦出特色和水準；引導不同類型高校在不同領域、不同賽道塑造併發揮自身優勢，追求卓越、辦出特色，從“金字塔”轉向“五指山”，形成多列縱隊。[7]從而叫停無序無休止的升格改制等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形成正常的教育發展生態，把政府、學校、教師從無序競爭的怪圈中解脫出來。只有當大家都不用再“卷”了，才能真正實現高校科學定位，各安其位，特色發展；學校領導才可以靜下心來，專心致志辦學治校；教師才能夠堅於職守，潛心育人，從而加快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學和優勢學科，推動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高質量發展。
二、堅持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深度融合，構建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技創新靠人才，人才培養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內在一致、相互支撐。”[8]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加強基礎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建設和拔尖人才培養”，“強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協同”。[9]學校教育是人才自主培養，特別是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的主管道。要建成教育強國、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亟待深化高校育人模式改革。
一要“完善人才自主培養機制”[10]，建設高水準人才培養體系。蔣南翔同志說過，“如果我們不能主要依靠自己來培養在科學文化方面的‘登山隊’，那麼嚴格來說就是教育不能獨立”[11]。針對在知識和能力上高“均值”、低“方差”；在人的素養方面低“均值”、高“方差”的問題[12]，緊扣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時代新人的目標，遵循教育規律，深化高校育人模式改革，完善和落實立德樹人機制，健全德智體美勞全面培養體系。合理佈局高校學科設置，超常佈局急需學科專業，超前佈局面向未來服務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學科基礎；大膽調整和創新傳統學科設置。要準確理解把握並大力推進學科交叉融合、多學科綜合，避免泛化交叉學科，形成新的固化的學科邊界。完善學生實習實踐制度，儘快制定學生實習法，促進產教融合、產教協同育人，在實踐中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和動手能力。注重大學文化和思想引領。天津大學老校長趙天麟有一句話:“形上形下、達材成德”，後來作為辦學理念寫入經教育部核准的《天津大學章程》。“形上形下”既有理論聯繫實際的內涵，也有文理交叉融合的意思；“達材成德”源自《孟子》，是砥礪品德、培養才幹之意。[13]“強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協同”[14]，著力提升學生科學素養與人文底蘊，注重培養創造力，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厚植愛國情懷、堅定理想信念，培養具備良好科學素養和人文素養，具有家國情懷的優秀人才。
二要著力加強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在培養目標上，針對學科領軍人才隊伍的短板，聚焦國家重大戰略需求與科技發展態勢，立足於增強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採取超常舉措，加快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在選拔機制上，靈活自主，綜合考查，早期發現，科學甄選；在培養方式上，堅持全面發展，尊重個性，因材施教，發掘發揮潛能，採取學部制、導師制、小班化、個性化、國際化等培養措施，強調跨學科教學，知識有機融合，掌握學科前沿最新知識，早進實驗室，參與實踐和研究專案，強化培養創新思維、創新能力；在推進方式上，雙管齊下，國家實施基礎學科拔尖人才培養戰略行動、“珠峰計畫”“強基計畫”，鼓勵高校先行先試，大膽探索；在政策環境上，不拘一格，拔擢英才，鼓勵冒尖，激勵創新。
三、堅持有組織科研與高水準自由探索有機結合，完善高校科技創新機制
高校作為基礎研究的主力軍、重大科技創新突破的策源地，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立下了汗馬功勞。《決定》強調要“優化重大科技創新組織機制，統籌強化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推動科技創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隊伍體系化、建制化、協同化”。加強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建設，實現高水準科技自立自強，高等教育應當發揮獨特優勢。有組織科研與高水準自由探索有機結合，在底層邏輯上，是“認識論高等教育”與“政治論高等教育”[15]的辯證統一，問題邏輯、社會邏輯與學科邏輯的辯證統一。有組織科研與高水準自由探索兩者並非絕對對立。如果將自由探索理解為科學精神，它是所有研究探索的動力源泉即好奇心的驅使，與有組織科研並無齟齬；如果將自由探索理解為科學發現的途徑，它與有組織科研恰好形成互補。[16]在體制機制上，加強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雙輪驅動”[17]，深化科技創新與科技成果轉化體制機制改革，提高創新能力與成果轉化效能，著力激發創新，創造活力。在組織創新上，宏觀上推進國家科研系統與高教系統深度融合，“加強創新資源統籌和力量組織，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18]，充分發揮大學在科研創新尤其是基礎研究方面的獨特優勢，高度重視科研創新與創新人才培養的內在聯繫與雙向支撐，積極推進院校協同。領會《決定》的改革思路，部分科研類事業單位(特別是省市兩級)除必須獨立設置的之外，部分轉制為企業或“探索實行企業化管理”[19]，部分也可以併入大學。科教深度融合的核心是形成科教協同餘人機制，科教協同創新機制，以高水準科研支撐高質量人才培養，一流科技成果同時是一流人才培養資源。微觀上深入推進高校基層教學科研組織方式變革，形成問題導向與學科導向相結合的矩陣結構。在政策支持上，優化高等教育佈局，著力強化高校有目標有組織的人才培養、科技創新和社會服務，提升基礎研究的組織化程度，以重大任務為抓手促進科教融合，引領學科交叉融合，產出更多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成果；通過穩定支持、長週期評價，引導支持優秀拔尖創新人才，開展高水準自由探索，挑戰科學“無人區”。建立非共識專案專家實名推薦篩選機制。“健全保障科研人員專心科研制度”[20]。風險投資要有“耐心資本”。對基礎研究要建立支持“十年磨一劍”的制度安排。深化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改革，鼓勵引導高校按照先使用後付費方式把科技成果許可給中小微企業使用。一些高校只使用不付費形成良性迴圈的科技成果轉化方式也值得借鑒。支持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推動高校和企業“雙向奔赴”，促進高校科研成果高水準創造、高效率轉化，助力發展新質生產力。
四、堅持教育改革與人事改革協同聯動，形成支持全面創新的人事人才體制機制
《決定》強調“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人才是第一資源。強教必先強師。治事用人。用對人，才能做成事。近者悅，才能遠者來。沒有人事制度改革同步配套實施，綜合改革不僅名不副實，改革舉措也終將事倍功半，或者不可持續，甚至無果而終。要深化人事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形成人才培養、使用、評價、服務、支持、激勵的有效機制。要落實中央關於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三個優先”。高度重視並通過系統改革，著力改善高校教師隊伍品質建設的關鍵指標。在思想引領方面，要以教育家科學家精神引領高素質專業化創新型教師隊伍建設。健全師德師風建設長效機制。深化教育評價改革，強化“教育報國”的理想教育與“勤學篤行、求是創新”的政策導向。在“又紅又專”方向上實現“兩種人會師”。[21]在培養使用方面，著力推進競爭性與穩定性相平衡的用人機制改革，准聘與長聘相結合，不斷提升教師整體素質與教書育人能力。在評價、激勵方面，堅持先立後破，強化人才激勵機制，建立以創新能力、品質、實效、貢獻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系。為人才成長營造良好的環境。儘快推進“深化高校、科研院所收入分配改革”[22]。教師評價考核機制改革與高校薪酬制度改革協調推進，高校教師系列聘任制度改革與職員制度改革協調推進；在服務、支持方面，實施更加積極、更加開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向用人主體授權、為人才鬆綁，著力培養造就戰略科學家、一流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加強青年教師人才培養。“完善青年創新人才發現、選拔、培養機制”[23]。更加關心保障青年教師待遇和職業發展。尊重首創精神，鼓勵基層探索，推進改革試點，形成支持全面創新的人事人才體制機制。完善人才有序流動機制。學校教育中的人才培養與隊伍建設意義上的人才培養都需要良好的政策環境，學校與教育部門每每心有餘力不足，需要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全面支持。宣導發揮高校人才聯盟機制的橫向作用。完善海外引進人才支持保障機制，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制度體系。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資源和創新要素，加快教育強國建設。為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撐。
五、堅持高等教育與整個教育體系相互支持，建設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
教育部部長懷進鵬強調，要跳出教育看教育。要確立大教育觀、大科技觀、大人才觀。建設教育強國，基點在基礎教育，龍頭是高等教育。沒有好的基礎教育就沒有好的高等教育，而好的基礎教育也需要高質量的高等教育的支持。第一，實現更加公平更高質量的教育目標，還要持續努力。保障基本公共教育服務供給，推進義務教育優質均衡，高等教育要作出更大貢獻。第二，普職融通的破題需要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體系的頂層設計，各級各類教育的協同努力，需要高等教育改革關鍵舉措的引領。第三，高等教育評價改革、高考制度改革將進一步發揮指揮棒的作用，為基礎教育發展和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提供有力支持。第四，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積極推進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改革創新，不斷提高思政課的針對性和吸引力。高等教育要在“思政課程”與“課程思政”改革方面發揮引領示範作用，並以人文社會科學最新研究成果為思政課一體化改革創新作出新的貢獻，注入新的活力。第五，現代教師教育的主體是高等教育。建設中國特色高質量教師教育體系，辦好教師教育，培養高素質專業化創新型教師對各級各類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將是最大的支持。要持續實施“國培計畫”“特崗計畫”，擴大實施“公費師範生教育”“優師計畫”“國優計畫”，依託“雙一流”等高水準大學為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培養優秀教師。第六，推進國家教育數位化戰略行動，建強用好國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務平臺，打造中國版人工智慧教育大模型，為數字賦能高質量教育體系和學習型社會建設作出高等教育的新貢獻。
六、統籌做好“引進來”和“走出去”兩篇文章，形成高水準教育開放格局
完善自主人才培養機制，實現高水準科技自立自強。面對逆全球化和美西方打壓，我們必須把教育和科技的主動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而絕不是關閉改革開放的大門。《決定》強調“推進高水準教育開放”。高水準教育開放是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重要內容，是推進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要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用好兩種資源，做好“引進來”“走出去”兩篇文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資源和創新要素，使我國成為具有強大影響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24]。推進教育強國建設，一是學習借鑒；二是交流合作，大力推進“留學中國”並鼓勵國外高水準理工類大學來華合作辦學；三是積極參與全球教育治理，增強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為促進文明交流互鑒，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貢獻。
七、堅持守正創新與狠抓改革落實的責任擔當，把全面深化改革貫徹到底
學習貫徹好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論述，要敢闖敢創，更要推動改革舉措落地見效。針對改革不落地不落實的問題，加大改革抓落實力度，“完善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落實機制”[25]，“以釘釘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實”[26]。堅決反對一切形式主義。為改革開道，為教師減負，把寧靜還給學校，把時間還給學者。聚焦教書育人，聚焦辦學治校，最大限度地解放學術生產力。“健全預期管理機制”[27]，引導協調和穩定社會預期。“完善改革激勵和輿論引導機制”[28]，營造支持擔當作為、激勵幹事創業、推動創新發展的良好改革氛圍，形成持續努力和改革落實機制的有力保障。以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不懈努力與顯著成效，推動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