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本夫是中國新時期文學的重要作家，從1981年發表短篇小說《賣驢》並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以來，在近30年的文學創作中，先後創作出版了中短篇小說《絕唱》《天下無賊》《鞋匠與市長》《即將消失的村莊》，長篇小說《刀客與女人》、“地母”系列《黑螞蟻藍眼睛》《天地月亮地》《無土時代》，四卷本的《趙本夫文集》等300餘萬字的作品。他的作品多次獲獎，許多作品被翻譯成多種文字介紹到國外，《天下無賊》等被改編成影視作品，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作品翻譯成英，俄，日泰，挪威語等多種文字，收入國內外四十多種選集。現為江蘇省作家協會專職副主席，《鐘山》雜誌社主編，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2008年1月，其新作《無土時代》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2月29日下午，著名作家、江蘇省作協副主席趙本夫來到了徐州師範大學，為廣大師生作了題為《文學的理想》的報告。筆者在聽取報告之後採訪了趙本夫，與他對話文學的現狀，暢談文學的理想。
寫作的精神高度
葉煒：趙老師，您在報告中談到了文學不斷邊緣化的現狀，並且認為文學在社會中的位置很正常，為什麼？
趙本夫：今天的文學在社會中的位置是正常的，文學本來就是寂寞的事業。文學的邊緣化從許多方面可以看出來。拿我任主編的江蘇省作家協會主辦刊物《鐘山》來講，其發行量比80年代減少了許多。這不是一家刊物問題，而是普遍的狀況。但文學的邊緣化並沒有影響到文學的品質，文學依然是高尚的事業，因為文學關注的是人的靈魂。五六十年代文學為政治服務，產生轟動效應的作品多，現在很難有公眾都叫好的作品。這恰恰證明了文學的進步。每個人的審美取向是不一樣的，這決定了文學口味的多樣化。文學需要自由生長，不能像盆景那樣任人擺佈。我們有一批很有才華的作家，因為沒有擺脫時代的束縛，使自己的作品成為經不起檢驗時代“廢品”，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現在的作家不要走這樣的老路。
葉煒：我想到了剛剛去世的作家浩然先生，他是一位很有才華的作家，因為被錯誤的時代所耽誤，浪費了許多寫作才華。對此，媒體進行了許多討論。
趙本夫：四次全國文代會上，許多老作家抱頭痛哭，一方面是哭所受到的委屈，更哭自己的作品為時代所廢。作家對自己要有信心，不要浮躁，不要受到不好思潮的影響。西方也有許多浮躁的所謂漢學家，我對於個別學者所說的中國當代文學垃圾說不敢苟同，在沒有讀透讀懂作品之前，不能貿然全部否定，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本身就是浮躁的行為。中國作家要進行自己的書寫，進行東方式書寫。文學的本質是理想主義的，文學之所以存在，人們之所以需要文學，是因為現實有缺憾，國家的、社會的、個人的缺憾，文學可以說是一種補償，給人以希望的補償。人如果沒有了希望，就只能剩下絕望了。
葉煒：這似乎涉及到了文學的精神和高度問題，您說過看一個作家能否走得更遠，最重要的就是看他的精神高度。
趙本夫：看一個文學藝術家能走多遠，從技術層面上講，有技巧、語言程度、知識多少、閱歷如何，但決定性的因素是精神高度和作者內心的自由度。自由有兩種：一種是外部的自由，一種是作家內心的自由。作家應當自己讓自己內心自由，心靈不要被迫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要被扭曲，自己要活得有尊嚴，要有自由的靈魂。有了這樣的高度和自由，現實生活中任何題材都可以進入文學作品，不在於寫什麼，而在於怎麼寫。要警惕兩種語言：一是官方語言，一是民間語言，這兩種語言都需要審視，作家寫作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角度，文學書寫注重更深層次的東西。
葉煒：您談到了文學的表現對象，您在報告中用“人生、人類”對此作了概括。您目前還身兼大型純文學刊物《鐘山》雜誌的主編，雖然不過問具體的編輯業務，但卻以自己的敏銳目光和文學理想為雜誌提出了“原創、拒絕、遠行”的辦刊主張。看似簡單的六個字，每個片語卻都可以寫出洋洋灑灑的文學論文，每個片語都滲透著一種守護文學精神的堅韌和孤絕。
趙本夫：可以說這是一種對文學理想的期許，更是對自己的一種鞭策，也許永遠達不到這樣的高度，但是我們一直在努力。
給人希望的文學
葉煒：《天下無賊》這樣意蘊悠長的小說題目就足以讓我們反復玩味。您的小說在不經意中給人以希望和力量。在您的筆下，好像沒有絕對的壞人，您總是願意從善良的角度去發掘人性的光輝。《天下無賊》被馮小剛改編成同名電影以後，反響非常強烈。
趙本夫：關於電影改編，我不想深談。我一直堅持一個原則：既然同意改編，就不要說三道四。我曾經說過：小說是我的，電影是馮小剛的。我不是在第一時間看的電影，在南京電影檔期快結束的時候我才去看，說實話，我總體上對這部電影還是比較滿意的，改編以後基本上沒有偏離我的小說主題。但有一些細節不應該丟棄，在我看來，有些很好的能表現人物的細節可以保留。不過可以理解，這是電影改編的需要。
葉煒：有人說《天下無賊》是理想主義的寫作。
趙本夫：我說了，文學的本質就是理想主義色彩。說天下無賊就真的天下沒有賊了麼？不可能的。誰信了誰就是‘傻根’！我寫《天下無賊》並不是說天下真的無賊了，正是因為我太知道天下有賊了，這是一種呼喚，是對善、對美的呼喚。
葉煒：剛剛出版的《無土時代》受到讀者廣泛好評和關注。作為《地母》三部曲的終結篇，《無土時代》以人與土地、人與自然的關係為主題進行創作，反思並探討了城市發展和生存問題。
趙本夫：《無土時代》是我苦心經營的《地母》三部曲終結篇，歷時八年構思，幾易其稿兩年寫完，這部作品1984年我在魯迅文學院時就開始思考，遲遲沒有動筆，寫作中許多奇妙的細節都是自然流出。可以說《地母》三部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總共寫了23年。前兩部曲《黑螞蟻藍眼睛》《天地月亮地》分別探討的是文明的斷裂與秩序對人性的束縛。寫完前兩部後，我突然感覺再寫第三部就很難了，它的基調或者立意不能是塌下來的，而是要充分地揚上去，所以寫作慎之又慎。現在看來，還是比較成功的。
葉煒：您在《無土時代》中寫道：城市文明越是高度發展，城市文明病就越多，如厭食症、肥胖症、性無能、禿頂、肝病，以及無精打采、焦慮失眠、精神失常、互相攻訐、窺視等。在城市文明的誘惑下，不同地方的人迅速湧到一塊兒，人心卻因人與人離得更近而更遠，與農村人與人離得很遠，心卻離得很近形成強烈反差。大地就是一個能吸納、包容、消解萬物的無與倫比的巨大磁場，但在城市裏，一層厚厚的水泥地和一座座高樓，把人和大地隔開了，就像電流短路一樣，所有污濁之氣、不平之氣、怨恨之氣、邪惡之氣，無法被大地吸納排解，在大街小巷遊蕩、發酵，瘴氣一樣熏得人昏頭昏腦。
趙本夫：我寫這部小說並無意否定城市文明與城市化建設，我只是通過石陀、天易、天柱們的故事對現代文明進行一次深刻的解構和反思。他們種種讓城市回歸自然的做法未必就是正確的，但至少能引起執政者、公眾對城市文明的思考，為城市發展提供另一種可能性。
本色趙本夫
葉煒：我聽說您現在還堅持傳統寫作方式，拒絕電腦？
趙本夫：我的寫作方式還很傳統，仍舊堅持手寫，面對稿紙，讓自己有一種親近感和寫作的莊嚴肅穆。創作不是碼字。慢工出細活，作家要靠作品說話，作品不在數量在品質，寫作從從容容，這樣的寫作，純粹，簡單，雖然辛苦，但是沒有額外的心理負擔，這種狀態，很好。作品需要讀者的認可和時間的檢驗。如果我們耐不住寂寞，迫於這樣那樣的壓力，去迎合、緊跟各種風尚，結果時過境遷，短短的幾十年，作品都成了廢紙一堆，這樣的慘痛教訓，我們見到的還少嗎？
葉煒：在浮躁的文壇，您的寫作姿態令人尊重。您一直是不急不慌地寫作，你說過作家有時候需要愚笨？
趙本夫：對。作家都很聰明，但僅靠聰明不夠，成就大作家好作品，還需要愚笨，一種堅守。寫作不要求快，多發一篇少發一篇都不當緊。每一部認真寫，對得起自己，對得起讀者。我不是處於讀者和評論界關注中心的作家，我對自己的認識比較清醒，讀者通過作品應該知道我是認真和從容的作家。我不追求表面的輝煌，作家能達到自己所能達到的高度和水準就夠了。如果哪里時尚哪里去，肯定出不了好作品。重要的是作家必須明白你自己在做什麼。
葉煒：除了寫作，您大量的時間都用在了思考和閱讀上面？
趙本夫：我喜歡思索一些問題，經常閱讀一些歷史書籍。我覺得作家必須讀一點歷史，不了解歷史的作家很難寫成厚重的作品。我喜歡在大自然行走，我現在的住處就在紫金山旁邊，可以看到藍天白雲，附近還有一個農場，我經常去那裏散步。
葉煒：我聽說您很喜歡足球。
趙本夫：不只是足球，我喜歡所有的體育運動專案，常看體育頻道。還喜歡圍棋，常常一個人在家裏擺弄圍棋，一方面是休息，一方面是樂在其中。
葉煒：看得出來，您一直保持著自己的本色，我記得黃毓璜老師寫過一篇文章叫《野性趙本夫》，我覺得這種“野性”說出了您寫作的一些特點，其實您內心裏有很強的土地情節，這從您的“地母三部曲”也可以看出來。汪曾祺老先生說得沒錯，“相逢屠狗毋相訝，依舊當年趙本夫！”最後，您能否談談對徐州文學的看法？
趙本夫：徐州應該是一個出作家的地方，這裏文化底蘊豐厚，人傑地靈，物華天寶，深受楚韻漢風的浸染，作為古九州之一的徐州，作為帝王之鄉，作為古黃河文明遺風的承載者，是應該出現大作品的。而事實上，徐州自古以來就不缺乏大文學家，這一點勿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