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建國前出生的“知識份子”，餘秋雨履歷可謂豐富：上學時運動不斷，文革加入過寫作組，有過不算太輝煌的學術履歷，改革開放後致力於文化大散文，90年代活躍於電視媒體，新世紀以來論爭與訴訟時時相伴，其身份從學者到作家，其興趣從學術到文學，其研究領域從書寫戲劇到演繹文化，從文藝理論到城市美學，最後終於修成一枚“正果”，被上海市教委“掛牌”為一代“大師”，為其建立了大師工作室，還美其名曰“重大舉措”。其“掛牌”理由為：
餘秋雨先生早在三十年前我國教育文化事業百廢待興的關鍵時刻，獨立自主地著手建立全新的世界戲劇思想史、中國戲劇史、戲劇美學、觀眾心理學、藝術創造工程等一系列基本學科，所編寫的著作和教材長期被很多高校使用，並獲得了全國和上海市的多個最高學術獎項。近二十年來，他又以親身歷險的方式走遍了中華文明和人類其他古文明的遺址，具體而又雄辯地闡釋了中華文明的獨特生命力及其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在闡釋過程中，他又創造了“文化大散文”的文體而開啟一代文風。近十年來，他不斷地應邀在美國各大名校、國會圖書館和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演講中華文化史，還通過電視媒體向國內民眾講授，產生巨大影響。總之，餘秋雨先生是一個集“深入研究、親自考察、廣泛傳播”於一身的完整型文化學者。他在歷史轉型期出色地承擔起了守護和解讀中華文明的使命。多年來他在國內外獲得極多獎項，直到最近，還被全國線民投票評為“2007全國十大學術精英”第一名，又被亞太測評系統評為“影響世界一百年的百名華人”。
既然是闡明理由，當然是要多說其人的好處和成就，至於其陰暗面和不足就不要說了。這個誰都明白，因此，對於以上的“理由”我們只好付之一笑而已。
筆者對於上海的這個舉動本身並沒有多少興趣，雖然我很想對有關方面說“行不得也哥哥！”但一想像這樣“無常識”的政府行為你說它幹什麼？說了也是白說，白說不如不說。現如今的有些地方政府做起決策來比中央還牛，別說沒有錯誤，就是有錯誤他也會死皮賴臉硬撐著不改正（這樣的例子咱中國多了去了）。我感興趣的是餘秋雨這個“掛牌大師”是如何成長的？這個“大師”神話是如何一步步架構的。
總的看，餘秋雨“大師”的架構過程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先後經歷了“四個苦旅”階段，一為學術苦旅，二為文化苦旅，三為法律（論爭）苦旅，四為作秀苦旅。下麵分而述之。
學術苦旅
多數人對於餘秋雨的文化明星身份都很瞭解，但對於他此前所從事的學術研究工作並不熟悉，可以說餘秋雨在成為文化明星之前曾經經歷了很長時間的一段學術苦旅生涯。這個階段以戲劇研究為主要標誌，應該說此時的餘秋雨（不包括文革寫作組經歷，事實上那時餘秋雨的文章也算不上什麼真正的學術研究）還是比較踏實的，基本上保持了一個學者的嚴謹和寂寞。
餘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餘姚人。在家鄉讀完小學後到上海讀中學和大學，經歷過新中國的所有運動，特別是文革。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邊教書邊搞“學術”研究，先後在海內外出版過史論專著多部。
餘秋雨早期的藝術理論著作，也不是沒有得到過學術界的承認，只不過相對於後來的文化大散文來講，要寂寞得多。他在1983年出版的《戲劇理論史稿》，是中國大陸首部完整闡釋世界各國自遠古到現代的文化發展和戲劇思想的史論著作，在出版後次年，即獲北京全國首屆戲劇理論著作獎，十年後獲北京文化部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而另一本於1985年發表中國大陸首部戲劇美學著作－《戲劇審美心理學》，次年亦榮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獎。其學術研究由此可見一二。
由百度搜索還可以得知，餘秋雨曾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榮譽稱號。做過幾年上海戲劇學院院長，辭職後潛心寫作，在繁多的頭銜中比較重視上海市寫作學會一職，因為這個學會由全上海各大學的寫作教授們組成，專門研究“寫作”究竟是怎麼回事。近年來在教學和學術研究之餘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後獲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成果獎、臺灣聯合報讀書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上海市出版一等獎等。
餘秋雨學術生涯沒有像今天這樣紅得發紫，一方面是學術工作本身的冷清，另一方面也是他所從事的專業所限。戲劇研究相對比較偏僻，恐怕只能在行業內為人所知，要想走向大眾，文化大散文的路子不啻為一條捷徑。餘秋雨當然不會放過這樣的可能。這一點從餘秋雨“參加”文革寫作組可以得到證明，謝泳在文章《總能和時代達成妥協的餘秋雨》中說，餘秋雨生活的時代，一個有才華的青年想要出人頭地，沒有別的辦法，只有一條現成的道路，這個道路我們姑且稱為是“兩個小人物的道路”。這兩個小人物就是五十年代因批評紅學家俞平伯而成為學者的李希凡和藍翎。
從五十年代以後，對一個在文史和寫作上有才能的青年來說，他們都希望能走一條“兩個小人物的道路”。這條道路的特點，簡單說，就是有強烈的企圖在一夜之間成名的渴望，所以他們通常選擇的心理動機都是以能讓最高領袖突然認可為企圖的。恐怕這也是餘秋雨為何要（被動？主動？）加入寫作組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樣，他後來選擇文化散文明星學者的路子，也和這樣的心理有關。謝泳說餘秋雨看起來是一個什麼好事都趕上了的人，但我們換一個角度看，又可以說他是一個生不逢時的人，他早年的教育背景決定了他不可能是一個有堅定信仰的人，他總是能和他所生活的時代達成妥協，這是他的最大優點，也是他的最大局限。他是一個永遠生活在當代的作家和學者，他不大考慮未來。
“不大考慮未來”的餘秋雨終於要重新出發，走上了“文化苦旅”的“光明”大道。
文化苦旅
這個階段是餘秋雨成長的最為關鍵的時期，可以說沒有“文化苦旅”就沒有餘秋雨的今天。這個階段以餘秋雨在收穫開設“文化苦旅”專欄和出版《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冷長河》等文化散文著作主要為標誌。
從餘秋雨學者角色到作家角色的轉變來看，《收穫》雜誌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小覷的。那時巴金老人還擔任著這本雜誌的主編，不過巴金年事已高，雜誌具體工作由其女兒李小林先生主持，雜誌因此在國人心中的地位崇高，可以說是最權威的純文學期刊了。餘秋雨那時的身份還是學者，那麼《收穫》為何在那個時間選擇他在雜誌上開設專欄呢？而且一開就是一年？以至於後來還開設過後續專欄？
現在來看，餘秋雨“文化苦旅”的開設真是佔據了天時地利人和。首先，彼時學者散文寫作正處於方興未艾之際，《收穫》要開散文專欄，餘秋雨被選擇可謂是占了天時；其次，《收穫》雜誌在上海辦刊，餘秋雨則在上海戲劇學院，由上海學者在本地大刊上開設專欄正可謂占了地利；第三，據餘秋雨自己說，他和李小林是大學同學，以比較庸俗（往往又是實際的）的眼光來看，大學同窗不僅僅意味著可以近水樓臺，更意味著相互瞭解，知根知底，更容易促成專欄的開設，因此餘秋雨在《收穫》雜誌上開設專欄，又可謂是占到了人和。天時地利人和，這事可不就促成了。況且餘秋雨自身確實有開這個專欄的潛力，他由此開始了自己“甜蜜”的大文化散文“苦”旅。
文學大刊《收穫》雜誌的作用不可小覷，出版的打造更是威力無比。有了發行數量龐大的《收穫》專欄的鋪墊和渲染，加上時代氛圍的需要，餘秋雨系列文化散文的熱銷與流行一點兒都不奇怪。有人說，“餘秋雨現象”是20世紀最後二十年來中國學術界的一種急功近利病的爆發期，有很大的傳染性，是全國上下“一切向錢看”在學術領域裏的一種產物，它有市場，能欺瞞人，能名利雙收，才會暢行無阻。此說法自然是有道理的，但餘秋雨“文化苦旅”流行的背後，還有不明就裏的吹捧文字的推動。隨便舉個例子，在這些文字當中，就有筆者的一個朋友的“推動”，他當時還是一個大學生（現在已經博士後了），因為看了餘秋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從大學生的角度感受到了別樣的風采，就寫了一篇極力稱讚將餘秋雨文化散文捧的很高的文章《大中華的文化散文氣派——餘秋雨散文從<文化苦旅>到<山居筆記>印象》，諸位從這篇文章的題目就可以看出來，他對餘秋雨的評價有多高。這篇文章寫完以後，時為學生的他把文章拿到了本校學報，想尋求發表。但那時本校學報是不發表學生文章的。幸運的是，學報主編誤把我的這位朋友當成了老師（因為種種原因，他上大學的時候年齡很大，很老成），把學術論文給發表了。更為機緣巧合的是，這篇文章又被《新華文摘》轉載了。熟悉高校學術研究的人都知道，文章被《新華文摘》轉載意味什麼。餘秋雨的大文化散文這個命名隨著這篇文章以及其他研究文章的傳播被學術界廣泛知曉。雖說一篇研究文章可能起不到決定性的作用，但畢竟傳播廣泛。後來在餘秋雨遭受爭議之時，我的這位朋友的這篇文章因此屢遭詬病。如今這篇文章所提出的“餘氏散文所顯現的中國當代散文的大靈魂、大氣派、大內蘊、大境界”以及“餘氏散文是中國現當代散文史上的又一座高峰”等等論斷，還不時被作為餘秋雨的一個標籤。
總之，經過幾輪的吹吹打打以後，餘秋雨的“文化苦旅”終於被廣為傳誦，並風行一時。
法律（論爭）苦旅
這年頭，一味吹捧能讓一個人廣為人知，但並不能讓其大紅大紫，要想達到紅得發紫的地步，必須要有爭議，要論爭，甚至還要對簿公堂。餘秋雨成長的路線圖就是如此。當然，並不是一切都以餘秋雨的意志為轉移，但因為此前的對餘秋雨的過度拔高，才導致了這之後的一系列論爭的產生，直至訴諸法律。餘秋雨因此或主動或被動地走了一段法律（論爭）苦旅。這裏面有四個人最為關鍵，即蕭夏林、餘傑、金文明、古遠清。
蕭夏林是《北京文學》的編輯，也是筆者的一位朋友，對他多少是瞭解一些的。他是一個耿直的知識者，看不慣文壇上那些蹦蹦跳跳的兩幅面孔的人，他為此主編了一本批評餘秋雨的書《秋風秋雨愁煞人》。蕭夏林因為在文章《文化中的文化》中提到餘秋雨“為深圳揚名，深圳送他一套別墅”而“惹怒”餘秋雨，被其一紙訴狀告上了法庭。而餘秋雨狀告武漢學者古遠清的案件又成為其聲稱的一系列維護名譽和版權的官司的“訴訟表演”。從此，餘秋雨借助於法律（由此借重媒體的宣傳），更加推廣了其全國知名度，向著更加大紅大紫的方向狂奔而去。
一方面是主動對簿公堂，另一方面是被動應戰，此時期的餘秋雨可謂是全面出擊。圍繞餘秋雨文革期間的“歷史問題”，以及餘秋雨不懺悔的死硬態度，那時被標榜為“精神界戰士”之一的餘傑對餘秋雨痛下“懺悔殺手”，掀起了熱鬧一時的“二餘之爭”，在客觀上為餘秋雨的神話創造做了不大不小的貢獻。還有金文明一本22萬字的《石破天驚逗秋雨》，引爆了餘秋雨散文中126處文史差錯，這是第一本全面梳理和考察餘秋雨散文文史錯誤的專著。據說，為了這本書的出版，金文明先生當時費了不少周折，因為餘秋雨的名氣太大，出版社都不願意惹這個麻煩。書稿送給上海某出版社時，遭到拒絕，以後又連續遭到了六家出版社的拒絕，直到最後找到山西書海出版社才出了書。由此可見餘秋雨“大師”之威力。
此外，餘秋雨借助“自傳”（2004年）、“榮登中國作家富豪榜”（2005年）、“獲選中國十大學術精英”等契機，不斷引起爭議，其“大師”塑造的神話速度像中國鐵路一樣一再提速。
作秀苦旅
總算說到了餘秋雨的作秀苦旅了，其實縱觀餘秋雨神話的全過程，作秀之旅差不多貫穿了他的所有“旅程”。最典型的當然要數其在青歌賽的“秀場”表演，餘秋雨的每次出現，總能引起大家的興趣，不管是爭議還是吹捧，總之，在電視上時常見到餘秋雨那副不失儒雅的尊容，他總是以這樣的方式來挑戰大眾的審美疲勞。電視上的餘秋雨侃侃而談，展覽會上也有他的身影，他對著雕塑作品、攝影作品、繪畫作品指點江山激昂文字，就連他的搬家，也會有電視的跟蹤報導。這些，無不給人以作秀的感覺。
更讓人明顯感到做秀的還有餘秋雨的一再“封筆”之說。據網友統計，餘先生至今已經有過三次宣佈封筆的不凡經歷了，第一次是他宣佈不再寫關於戲劇理論和美學研究的著作，要走出書齋，踏勘文化現場，觸摸文化餘溫，建構文化人格。第二次是餘先生毀譽參半、此起彼伏，宣佈《千年一歎》之後不再寫散文，從此再也不為盜版集團做義工。誰知後來餘先生去了歐洲一趟，《行者無疆》又雨後破土，隆重推出了。接著他又一鼓作氣翻炒出了《笛聲何處》，還創造性地出了一本“記憶文學”《借我一生》，餘秋雨說這是他最後的文章，此後將永遠地告別文壇。大家懷著悲壯購買了這部帶著最後的“餘溫”的大作，同時也都在心裏嘀咕，這回該是真的了吧？哪里想到不久以後餘秋雨又要把在電視上做節目的講稿拿來出版。前一段時間餘秋雨出席青歌賽，有記者問餘先生不是已經決定封筆了嗎？餘秋雨卻說這是從來沒有的事情！對此我們只能說，您老拿我們讀者開涮呢！
最近，“總能和時代達成妥協”的餘秋雨又和上了時代主旋律的節拍，針對汶川大地震“含淚”寫了“與時俱進”鴻文，奉勸那些因為房屋品質而示威憤怒的災區人民不要“節外生枝”，文曰：
你們所遭遇的喪子之痛，全國人民都感同身受。十三億人在同一時間全部肅立，默哀三分鐘，這肯定是人類歷史上最浩大、最隆重的悼念儀式。悼念對象，就有你們的孩子。在全國哀悼日，一位佛學大師對我說，有十幾億人護持，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薩，會一直佑護中國。我想，你們的孩子如果九天有靈，也一定已經安寧”，餘秋雨“大師”進一步向災民指出：“你們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這種動人的氣氛保持下去，避免橫生枝節。一些對中國人歷來不懷好意的人，正天天等著我們做錯一點什麼呢”。災民能做錯一點什麼呢？不要破壞穩定？還是民不要告官！有人說這篇文章是餘秋雨在為“民”請願，要我說，其實質還在於“為國”分憂。
餘秋雨這篇“為國請願”的鴻文引起爭議這毫不奇怪，有網友為此甚至提議：封餘秋雨為汶川城隍！其理由如下：
查下界四川之汶川,久無城隍,致此次山崩地裂,生靈塗炭,上蒼有好生之德,故在三界之內,遍訪賢良。近日神人公舉,所薦者惟餘氏秋雨也。此君文采出眾,儀態雍容,更為難得其能識破天機，道出蒙難之學子眾生已忝列仙班,此言不僅掩為政者之過失,亦為上天添光華。其含淚奉勸學子父母勿再添亂,殷殷之切,感天動地,故天庭順應民心,著封餘秋雨為汶川城隍正堂,即日起十五日內自行了斷,諒其必能拋棄俗世富貴,欣然上任,過時即由閻君帳下黑白二煞拘拿履新。從此以後,汶川當能風調雨順,文人輩出,保萬世之基業。汶川之黎民當在重建之際,擇山川秀麗之處,危岩流石之地,立廟祭祀。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對此，我們只好在爆笑之餘深長思之了！
無論怎麼說，“大師”是有標準的，最起碼應該有一個底線，武漢大學原校長、教育基金會會長劉道玉認為，這裏的兩個條件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巨大成就”，這顯然不是指一兩項發明或幾本著作而言，非“著作等身”或“學富五車”的學者是絕不可能企及的；二是學術成就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為人所宗仰，不是一部分人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人所景仰。具體來說，大師至少要具備四個條件：第一，學術上博大精深，博古通今，是學術多面手，重要學術著作豐碩；第二，要做出創造性的貢獻，其成果對科學技術發展具有革命性作用；第三，必須是一個學派的首領，桃李滿天下，擁有眾多的擁戴者；第四，作為大師不僅學問高深，而且道德、人品堪為人師，對後人具有楷模作用。按照這樣的標準，真正能稱之為“大師”的季羨林先生卻堅決要求摘掉他頭上的三頂桂冠：大師、泰斗和國寶。他說，自己不是研究國學的，充其量只是個國學小師，所以這些稱謂對他都是不實事求是的。許多人都讚賞他的高尚品格和君子之風。也許，季羨林先生對炒作“大師”實在是看不慣了，所以才表明要摘掉人們給他戴上的三頂桂冠。
對於掛牌“大師”，據說餘秋雨也謙虛過，但最後還是半推半就地“從”了。與季羨林先生的低調相比，餘秋雨被“掛牌”為“大師”更像是一場眾神的喧嘩，真正的大師往往是淡泊名利、甘於寂寞的，經常處於輿論喧囂之中的往往不是什麼“大師”。在“大師”稀缺的年代，靠掛牌是掛不出大師來的，上海市教委要製造餘秋雨的“掛牌大師”神話，對此，我們最好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