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眼中，人文學者似乎應該老老實實地呆在自己的書齋中，默默無聞地做學問，不能像超級女生那樣被媒體和大眾娛樂化、明星化。按照傳統看法，人文學者是較具理性的群體，他們所作的工作就是從混亂的紛繁複雜的社會表像中作學術的梳理，以求讓世人更能夠把表像背後的本質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做這樣嚴謹工作的人似乎不大可能和明星、娛樂這樣的詞語聯繫起來，但近幾年來，一部分人文學者卻毅然決然地選擇（或者被選擇）成為了明星學者，他們像娛樂明星一樣在媒體（尤其是電視）上“招搖過市”，像娛樂明星一樣擁有一批數量不小的忠實Fans。如果要給明星化學者建立一個譜系，我想必不可少的人物應該有：把玩文化、娛樂歷史的第一學術明星餘秋雨、借助百家講壇紅透全國的易中天、劉心武、閻崇年、紀連海等，打著啟蒙旗號的偽精神界戰士餘傑，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名教授”張頤武，好發生活感悟的明星哲學家周國平……在這一譜系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餘秋雨、易中天、劉心武、閻崇年和餘傑。
考察一下這些學者被明星化的途徑，我們會發現他們的走紅幾乎都離不開電視等現代媒體。特別是後來頻繁出鏡的餘秋雨和從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走出來的易中天、劉心武、閻崇年、紀連海等，對於後面幾位而言，可以說沒有電視就沒有他們今天的走紅。對於依託傳媒迅速走紅獲得名聲的學者，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稱他們為“電視知識份子”——在電視上“挖一段時間”，靠媒介生存。他們借助電視對於公眾的號召力，利用大眾對專業領域的缺乏瞭解，贏得他們難以在專業領域得到的認可。雖然有人斷言：一個知識份子，離電視越近，離學者越遠。但這樣的斷言並沒有阻擋住那些想明星化的學者們的步伐，種種跡象表明，學者兼做明星在當下浮躁的社會思潮中已經成為一種時尚。做明星讓某些學者收穫了大量的名聲和利益，同時也“收穫”了數不清的非議和責難，但這些責難擋不住學者們向市場靠近的腳步，或許，正如謝泳所言，只要有好處在，學術明星就不會絕跡。
需要聲明的是，筆者無意於責問那些被明星化的學者，畢竟，在超級女生吸引觀眾眼球的當下，能夠讓一些學者走上明星化的道路，來吸引那些渴望娛樂的觀眾，無論如何都不是一件很壞的事情：與其讓超女娛樂大眾，還不如讓大眾娛樂學者。之所以苛求學者明星化，是因為我們站在學者應該扮演的引導輿論和精神啟蒙這個角色的立場上，學界之所以有質疑明星學者的聲音存在，主要是擔心學者明星化之後學者自身定位會產生偏移甚至改變，為學術的庸俗化、學者的媚俗化而心有擔憂。
應該看到，學者明星化的根本原因是體制的轉變，體制的轉變催生了部分學者的精神出走，他們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明星化道路。舊的學術體制在改變，學者的學術地位與社會聲望越來越成為衡量學者水準的重要指標，促使“得風氣之先”的學者積極和市場接觸，以此取得領先於別人的聲望優勢。央視百家講壇欄目由此成為學者們最容易接觸的“市場”，有人說百家講壇培育的是學者明星，不是學者；提供的是娛樂，不是思想和文化。百家講壇以“文化”包裹下的“娛樂”俘虜了觀眾，此壇不但是“講壇”，也是“秀場”，更是爭奪觀眾的“戰場”。
讓學者成為學術明星百家講壇在三四年前曾經創下零收視率的尷尬業績，現在，打造出來學術明星之後，在央視國際網站上的300多個欄目中，百家講壇點擊率排在第二，僅次於《同一首歌》。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說百家講壇是中央電視臺最有娛樂精神的非娛樂欄目當不為過。易中天、劉心武、閻崇年、紀連海等一批學者在這個最有娛樂精神的舞臺上引經據典、幽默風趣地講述歷史，顛覆人物，隨著節目收視率一路飆升，他們也如李宇春、周筆暢、張靚穎等超女一樣，各自擁有了自己的忠實粉絲。放眼全球，這也並不奇怪，在英國，用電視來“佈道”的知識份子，其耀眼程度可以把人氣旺盛的美女和肥皂劇比下去，他們的著作可以作為聖誕禮物進入千家萬戶。在美國，在法國，很多知識份子的光彩，也被電視放大了很多倍。這一點也正在日益被百家講壇重演，在百家講壇露面的閻崇年，現在幾乎成為了正說清史的“大眾”權威，作家劉心武則被視為“草根紅學”的代言人，“品三國”的易中天更是在大眾中掀起三國熱。閻崇年在上百家講壇之前，研究了一輩子清史，出版了20多本學術專著和幾百篇學術論文，但其知名度僅僅局限於學術界，出的書也從沒有賣火過，但百家講壇卻讓他火了，《正說清朝十二帝》一書就發行了幾十萬冊之多，這樣的印數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因在百家講壇“揭秘紅樓夢”，劉心武成為不折不扣的明星，他的《劉心武揭秘紅樓夢》在紅學家的論戰中也是狂銷60多萬冊，第二部首發時，到場的讀者將圖書大廈大廳擠得滿滿當當，讀者看到自己心儀的偶像時也表現得興奮異常，“愛《紅樓夢》，愛劉心武”、“劉心武骨灰級粉絲”這樣的貼語隨處可見。而在百家講壇“品三國”的易中天則創造了一個“中國第一”：5月22日，上海文藝出版社以首印55萬冊、版稅14%的高競價多的易中天的書稿，此前，從來沒有一位國內大學教授僅靠講稿拍賣即獲得近200萬元之高的報酬。易中天新書《品三國》在北京舉行全國首發儀式及簽售會，蜂擁而至的“乙醚”們超過了想像，以至於不得不為安全起見而停止簽售活動。北京圖書大廈外眾多排隊等候的讀者非常失望，甚至有人當眾號啕大哭。據報導稱，當時現場隊伍長達400米，人數約3000左右，原價25元的簽名書在黃牛手中被炒到80至100元。紀連海在百家講壇講歷史之前，只是北京師大二附中的一名普通老師，此後，他成了明星。在上視紀實頻道《文化中國》紀連海觀眾見面會上，粉絲們慕名從四方趕來，那熱情猶如追一個大牌明星一樣。
百家講壇負責人萬衛稱，打造自己的“學術演講明星”是欄目的追求宗旨，因為演講明星本身就是欄目的標識。從閻崇年到劉心武，百家講壇推出的主講人基本上都火了，而、這些人多年的學問積澱也隨著走向了市場。但學術界對此並不買帳，他們對那些通過經常上電視火起來的明星學者們嗤之以鼻、不屑一顧。有人批評百家講壇是明星學者製造基地，其生產方式完全是工業化的，它用統一的模式製造出一個個大同小異的學者，然後把他們一股腦地兜售給觀眾，然後再和這些學者坐地分錢。筆者注意到，百家講壇所選擇的話題大多是獵奇的、有爭議的，而學者的講述方式也全部是懸疑的、評書式的，這在最大程度上調動了觀眾的興趣。百家講壇的學者們，也都沒有逃脫開講——出名——出書——暢銷這樣的規律。
“超女”的神話歸功於湖南電視臺的強大策劃，而明星學者的奇跡則得益於中央電視臺的百家講壇。總結節目“學者成星書”，負責人萬衛並不否認其背後的商業策劃，不否認靠迎合和爭議來吸引觀眾的“良苦”用心。對此，有批評者認為，學者在通過電視媒介走向大眾的過程中，也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不應該一味迎合觀眾和市場，更不能講述未經學術和實踐檢驗過的知識。作為電視媒體，不能只注重滿足觀眾的獵奇心理，為了提高收視率，過多選擇權術謀略、宮廷爭鬥、稗官野史、揭私探秘等方面的內容。
其實，除電視媒體外，還有大多數學者通過報紙、雜誌和網路討論話題、分析事件、指點江山、縱橫捭闔。這一些數量更加龐大的學者媒體雖然不比在電視媒體露面的那些學者風光，卻更有自由度，所討論的話題範圍也更加廣闊，他們對社會上的大多數重要事件都發表觀點，他們雖然並不如電視學者明星有名和搶眼，但他們的影響力，卻要大得多。這樣的學者就是我們提到的餘秋雨、餘傑、周國平等。
開學者明星化風氣之先卻並沒有成為明日黃花、至今還活躍在中央電視臺青年歌手大獎賽上的餘秋雨，可以說是建國後學者明星化的第一人。其《文化苦旅》出版以來，炒作一直就沒有消停過，他身體力行《行者無疆》，累了就搞點《山居筆記》，直到《霜冷長河》，沖上電視媒體，頻頻亮相，再到官司纏身，炒作大潮後浪推前浪洶湧不斷，當餘秋雨星味兒越來越濃，我們看到其文化品位越來越膚淺，在讀者和記者的質問中手忙腳亂，王顧左右而言他。許多熱衷於批評餘秋雨的人因此越來越多，有的人借此暴得大名，自己也成了名人。就像劉心武的突然躥紅引起紅學界的“抵抗”的情形一樣，幾乎所有的紅學家都對劉心武口誅筆伐，恨不能和他來一次決鬥，而所有罵劉心武的紅學家，他們的新書舊作，也隨之暢銷。看來，從開罵餘秋雨到指責劉心武，以一貫之的是“一人得道，雞犬不寧”。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餘秋雨走紅的方式和易中天、劉心武不同，和餘傑、周國平也不一樣。餘秋雨開始時是通過圖書炒作悄然走紅，後來又因官司不斷吸引讀者眼球，直到他走上電視媒體。而易中天、劉心武們是先通過電視走紅，然後再回到圖書出版。餘傑和周國平則是純粹憑藉圖書出版和書商炒作以及大小的官司來實現明星化的。吊詭的是，餘傑因餘秋雨的文革錯誤一再發表文章予以指責，搞得餘秋雨一度狼狽不堪。被稱之為“二餘之爭”的這一文化事件讓爭論的雙方都得到了好的“收益”，兩方的書都賣得相當火。作為在明星道路上的“後起之秀”，餘傑很聰明地借助了“老前輩”餘秋雨的巨大聲譽，在與出版商的合謀中完成了明星化學者的鍛造。在所有被明星化的學者中，餘傑的明星化和出版商的關係最密切。賀雄飛的“黑馬文叢”和“草原部落”在賺取讀者青睞的同時，也成功地推出了餘傑等一批所謂的繼承了魯迅精神的“戰士”。對於餘傑的明星化過程筆者有專文《扛著啟蒙大旗的學術文化明星》論述，此不贅敘。
學者明星化是一種深刻的娛樂現象，這種深刻的娛樂來自於媒體的炒作，也來自於轉型期學者們的浮躁，媒體和學者的合謀成就了今天跳躍在各種場合的眾多明星學者。本文並不願意過多苛責學者明星化以及製造明星學者的電視媒體，除了筆者前文所談到的“與其讓超級女生吸引觀眾的眼球，還不如讓明星化學者吸引他們目力”的原因外，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中國的學者一向清貧，在中國如果能有一批學者進入“先富起來”的行列，我想這終究不是一件壞事。唯一的願望是這些明星學者能夠在奔向財富的征程中再多一點人間關懷，多一些責任和道義，畢竟，你們和那些淺薄低俗的明星們不一樣，好歹你們的頭上還戴著學者這頂雖不時髦卻很有分量的能夠遮顏過鬧市的“破”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