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認識的目的是不僅要把握歷史的本質與規律，而且要反映人們對歷史價值的嚮往和追求，它需要人們把多種多樣的方法結合起來使用。歷史認識的主體性方法、邏輯分析方法、系統分析方法、理解方法和價值分析方法等，都蘊涵著人們如何才能獲得正確或合理的歷史認識的思考。
歷史認識的目的是不僅要把握歷史的本質與規律，而且要反映人們對歷史價值的嚮往和追求。歷史認識活動十分錯綜複雜，往往需要人們把多種多樣的認識方法結合起來使用。在這些方法中，既有我們比較熟悉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也有一些關於人們如何才能獲得正確或合理的歷史認識的思考，其中也蘊涵著方法問題。本文僅就歷史認識的主體性方法、邏輯分析方法、系統分析方法，理解方法和價值分析方法等作簡要的分析。
一、歷史認識的主體性方法
歷史認識的主體性方法，是指人們在歷史認識活動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從主體自身的求真、求善、求美等內在要求出發，主動積極地從合規律性、合目的性和合享受性（或合完美性）等方面全面地認識和評價社會歷史客體，並且能動地在觀念中創造和建構起社會歷史發展的未來理想圖景，從而為主體實踐地創造歷史提供理論指導和精神動力的一種科學方法。
主體性方法既可以體現在主體的實踐活動之中，也可以體現在主體的認識活動之中。在實踐活動中，人們作為主體，作為實際地支配一切自然力、社會力和社會關係的主體出現在生產過程中，根據自己的需要而按照人的方式作用於歷史客體，實際地改變對象的存在方式，使之發生對於自身有用的變化，並且在適合自己本性的形式上掌握和佔有它們，從而獲得對其的支配和主體地位。但是，人們在實踐中對於客體的改變和掌握，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客體對於主體活動的優先存在和外在地位，反而是以對於優先存在著和具有外在地位的客體及其規律性的遵循和服從作為前提條件的。人們通過實踐活動而對於客體的實際改變和能動創造之所以是有效的和可能的，其重要的主觀方面條件，在於人們能在實踐活動之前對於實踐目的及其實現途徑等進行觀念的認識和建構，在實踐地掌握對象之前預先地對其進行觀念的掌握。這樣，人們作為歷史認識主體而觀念地掌握、評價和再現歷史客體，對於人們作為歷史實踐主體而實際地變革、改變和創造歷史客體來說，既是一種必然的需要，也是一種重要的條件。而且，人們觀念地掌握歷史客體的全面性、正確性及其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人們實踐地掌握歷史客體的合理性、有效性及其程度。而人們在歷史認識上的片面性、虛假性，則必然帶來人們實踐活動的盲目性、無效性，甚至帶來破壞和危害主體利益的反主體性效應。因此，主體盡可能真實完整地以觀念方式掌握歷史客體，以便盡可能合理有效地以實踐方式掌握客體，從而在對於先在於和外在於自己的外部世界的絕對依賴前提下去尋求限定中的超越，達到對於歷史客體的全面掌握和佔有。［１］
人們在歷史認識活動中要實現自身的主體性則必然採取多方面、多維度的具體形式。首先，從歷史認知的角度來說，要求主體對於歷史現象具有真理性認識。歷史認識的對象是歷史，是社會人的存在及其活動的過程和結果，因此，歷史認識的真理性就是指人們關於歷史的思想、觀念與其歷史對象的一致、相符關係。或者說，追求歷史的真理就是人們盡可能通過自身的自覺能動的認識活動而使自己對於歷史本質與規律的觀念掌握和再現達到真實、全面和準確的程度。其次，從歷史評價的角度來說，要求主體對歷史對象具有合理性的價值評價。歷史認識中的價值評價，是指人們從一定角度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等歷史現象的作用、功能和意義等的評估或判定。人們對於歷史客體的興趣，本質上都是對其能夠滿足自己一定需要的那些功用的興趣，是對其與己有關的那些價值屬性的追求。因此著力於盡可能充分地發現、發掘和利用歷史客體的各種價值屬性，是人類作為主體而從事歷史活動的重要動力。人們在歷史活動中要協調和處理各種性質和形式的價值關係，其前提是正確地進行價值認識和合理地進行價值評價。而價值評價的標準以評價主體的內在需要和利益為基礎，受主體的情感、意志、興趣、願望的影響。第三，從歷史審美的角度來說，要求主體在歷史認識中對歷史現象具有審美觀照和追求。審美觀照和追求是人作為認識主體觀念地掌握外部世界的又一重要標誌。對美的追求和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是人的創造性活動與動物式本能活動的本質區別之一。從實質上說，歷史認識中的審美觀照和追求，是主體對於歷史運動中的美好、完善、和諧因素的一種認識、發掘和體驗。一般來說，人們對社會生活和歷史發展的美好理想追求中，都體現著、張揚著自由的美。
總之，在歷史認識活動中，人們對真理的認識、對價值的探求和美的創造是實際地融為一體的。三者都是人的主體性的本質體現和表現形式。只有做到了這三者的統一，人們才能實現對歷史客體的全面的正確的認識和觀念把握。
二、歷史認識的邏輯分析方法
對歷史現象進行邏輯分析，是人們進行歷史認識活動時比較常用的一般方法。它的特點是側重於歷史認識中的認知方面，較少或基本上不涉及評價方面。歷史認識的邏輯分析方法是一種根據事實材料，遵循邏輯規律、規則來形成概念、做出判斷和進行推理的方法。有分析、綜合、抽象、概括、演繹、歸納等。早在古希臘時，亞裏士多德全面地研究了形式邏輯的許多理論問題，建立了以演繹法為主的形式邏輯體系，成為形式邏輯的奠基人。到近代，英國人弗蘭西斯·培根又著重研究和提倡歸納法，成為現代歸納法的創始人，從而發展了形式邏輯。以後，人們在形式邏輯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了辯證邏輯，彌補了形式邏輯的某些弱點與局限。數理邏輯則完善了這一體系。邏輯學的形成和發展，使人類的思維方法發生了巨大飛躍。我們這裏所說的邏輯分析方法主要指形式邏輯。
在歷史認識活動中，邏輯分析方法成為人類歷史認識的重要工具。它作為歷史思維中的一種方法，與運用於自然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中的邏輯分析方法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中最突出的特徵就是要嚴格將自己限定在已經發生過的各種歷史事件範圍內。邏輯的分析與綜合、抽象與具體、演繹與歸納都必須在已經發生的歷史事蹟內進行。因為歷史認識主體與所認識的歷史對象不能直接接觸，不能直接觀察。歷史不能實驗，也不能重演，這是由歷史的過去性所決定的。歷史認識的唯一途徑，只有依靠史料所提供的資訊去認識客觀歷史。史料的搜集、整理、鑒別、辨偽、考證這一整套處理史料的過程，就是為了獲取真實可信的歷史資訊。佔有史料以後，還要準確分析史料，科學理解史料，並能認識史料的價值，然後才能正確運用史料。從搜集史料到運用史料這一全過程都需要採用邏輯分析方法才能完成。不僅如此，歷史認識不能停留在搜集史料、研究史實、重構歷史圖像上，還要深入揭示歷史現象的本質與規律，預見歷史的發展趨勢。歷史運動不僅具有個別性、具體性、多樣性、偶然性，而且個別性之中存在著重複性，具體性之中容納著必然性。要從個別性當中發現重複性，從具體性當中把握常規性，從多樣性之中認識統一性，從偶然性當中揭示必然性就必須依靠邏輯分析方法，借助於概念、判斷、推理，經過抽象與比較、歸納與演繹、分析與綜合才能實現。這些方法既有自己的特有功能，又相互聯繫、不能孤立運用，同時是環環相扣的。
在歷史認識中運用邏輯分析方法，還有兩個問題必須給予重點關注和把握。一是要充分發揮邏輯分析方法在歷史認識中的作用，關鍵在於要保證有正確的推理和論證。歷史認識實際上是一個從具體到抽象、再由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過程。這一過程可以使人們把本來較粗淺和零碎的認知上升為較為深入和完整的認識，這是邏輯分析方法的最主要功能。邏輯方法的力量在於論證，論證是由推理構成的證明和反駁。二是要注意邏輯分析方法在歷史認識中的作用是有局限性的。雖然邏輯分析方法是普遍有效的，其應用範圍也是沒有局限性的，但它在認識中包括歷史認識中所起的作用，又是有局限性的。這種局限性主要表現在：（1）邏輯分析方法撇開了思維的內容，撇開了思維的發展，它所能提供的知識只是關於思維形式方面的知識。因而僅僅運用邏輯分析方法並不能解決認識社會現實和歷史真理問題。它只是人們認識現實和歷史的輔助性工具，而不是主要方法或主要工具。（2）邏輯分析方法與實踐相比只能是第二位的，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之上並接受其檢驗的。即使經過十分嚴密的邏輯論證，所得的結論仍需要回到實踐中檢驗它是否具有真理性。（3）邏輯分析方法本身還存在一些未能解決的問題，有待於人們不斷完善和發展。例如，歸納法無法說明所得出的一般結論的普遍必然性，無法解決從特殊怎樣上升到一般的問題，而演繹法則存在著大前提的可靠性和難以提供新知識這兩個致命的缺點。儘管許多哲學家都試圖加以解決，但時至今日，並未真正有效地解決。
三、歷史認識的系統分析方法
對複雜的社會歷史現象進行系統分析，也是人們進行歷史認識活動時比較常見的方法。系統分析方法是指運用系統觀點來分析和綜合事物的一種方法，是把對象作為多方面聯繫的動態整體來研究的思維方法。它以系統論為其理論基礎，同資訊理論方法、控制論方法密切聯繫，互相貫通。系統在橫向空間上是由各部分組成的有機整體，在縱向時間上是自身演進過程的整體。
歷史認識的對象是過去的社會，而社會是由若干互相關聯的部分組成，實際上也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構成，是一個有機的系列層次，這就決定了運用系統分析方法進行歷史認識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在社會這一系統中包含著無數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繫，既相互分離又相互制約的實際社會要素和方面，這些要素和方面又各自以特有的方式成為相對獨立的系統。社會歷史發展就是在它們之間的實際相互作用中展開，並作為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而得到實現的。因而，系統分析方法是我們認識社會歷史的重要方法。這一方法的實際具體運用貫穿著或要求遵循整體性、相關性、有序性和動態性等原則。（1）整體性原則要求人們如實地把社會歷史當作整體來認識。在歷史認識中要對歷史上的一定社會進行系統結構分析，揭示一定社會諸要素的結構即特殊的結合和聯繫形式，從而確定這一社會的性質和歷史規定性，說明一定歷史過程的質的穩定性。(2)相關性原則要求人們說明歷史上不同的社會系統同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外部歷史環境和內部歷史環境）的相互作用的性質，揭示環境對各國社會結構特點、發展方向和速度等等的影響。歷史是在錯綜複雜的聯繫中不斷運動發展的，任何歷史事物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與環境發生著多層次、多角度的聯繫。歷史事物不僅是它本身，而且還是與它相聯系著的事物的反映，離開了聯繫，歷史無疑就成了空殼。(3)有序性原則要求人們對社會歷史過程進行系統分析，說明人類歷史是怎樣隨著社會結構的性質的變化而有序地、有規律地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當年馬克思恩格斯創立唯物史觀，就成功地運用過有序性原則深入地解剖資本主義社會。(4)動態性原則要求我們充分認識到歷史實際上是由許多要素及其各個側面構成的、處在不斷的活動發展過程中的動態系統。歷史進程有其內在的邏輯，某些重大歷史事件，不僅僅是過去，而且是現在，甚至是和未來相聯系的；某些重要歷史人物也不僅僅是他們個人，而且是集體的象徵，甚至是精神的代表。它們超越了時空，以積澱、滲透、影響的方式與現實緊密相連，並在與各種聯繫的互動中發展，開闢未來。
在歷史認識活動中引入和運用系統分析方法的好處是毋庸置疑的。其一，它有利於克服過去歷史認識和研究中忽視整體研究的傾向。只有通過對一定歷史時代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法律、宗教、思想、藝術、民族、古老傳統、社會風尚、地理條件、人口狀況、外部環境以及個別歷史人物的活動等諸多方面的綜合研究，才能真實、準確、全面地揭示當時社會的本來面貌和演變規律。只有通過把縱向研究和橫向研究結合起來，把微觀研究和宏觀研究結合起來，才能開闊我們的視野，認識全面和整體，彌補我們歷史認識的缺陷和不足。其二，它可以大大加強歷史認識和研究中處理大數量史料的能力，並有助於克服簡單重複唯物史觀的傾向。在馬克思看來，一種科學只有當它達到了能夠運用數學工具進行分析時，才算真正發展了。而當代數學的發展，不僅可以研究事物或現象的數量關係，而且可以很好地表達事物或現象的性質。在過去的歷史認識和研究中往往不注意數量的研究，客觀上是由於中國的歷史資料浩如煙海，再加上歷史文獻資料的內容和分類方法的局限，要找出幾個基本的、精確的數據，有時確很困難，甚至不可能，這給歷史認識和研究運用數學工具帶來很大困難。但隨著現代數學的發展，系統分析方法中吸收了數學中的概率論、博弈論、排隊論等最新成果，以及數學模型建構等等，使得在高度理論概括（定性和定量的）基礎上的認識和反映歷史本質與規律的目標有可能成為現實。
系統分析方法在歷史認識活動領域的運用，也是有其局限性的。它們主要表現在：其一，儘管社會歷史認識和研究應當而且可以吸收自然科學發展的成果包括各種研究方法，但馬克思恩格斯不贊成將自然科學理論和方法直接用於社會歷史領域，主張對自然科學理論成果要進行哲學概括，從個別、特殊上升到一般，再用這些抽象出來的一般原理，運用於社會歷史認識和研究的實踐中。深層原因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包括歷史）的實際條件不同，用同一種科學方法進行研究，卻可以得出不同的理論結論，不能用自然科學領域的規律來抹殺社會歷史領域的特有規律。因此，這裏有一個從自然科學方法轉化為歷史認識方法的過程，系統分析方法也不例外。其二，系統分析方法在歷史認識活動領域的運用，不能超越人類社會歷史的基本特點。社會歷史認識的對象是人們的實踐活動，具有原子、分子、細胞等自然物體運動所不可比擬的高度能動性和低度的重複性。而系統分析方法一般來說只重視系統的整體質、系統質、結構—功能、有序性、動態性等，只重視系統的行為而不重視行為的原因，但這並不說明系統的行為沒有原因。如果離開社會歷史運動的基礎而單純地去研究“相互作用”，是不可能認識歷史運動的本質與規律的。因此，系統分析方法只能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作為認識歷史的一種具體方法。其三，系統分析方法還是一門發展中學科，有許多問題要解決。在社會歷史的認識和研究中，如果不能把社會問題抽象成為數學模型作定量研究，而只用系統概念做些定性分析，就不能算是系統分析方法。此外，可能還需要吸收心理學、生物學、社會學等各種學科的最新成果，建立起歷史現象的數量關係式，才能發揮系統分析方法在歷史認識和研究中的更大作用。
四、歷史認識的理解方法
歷史認識的理解方法也是人們在歷史認識活動中比較常用的方法，它的特點是側重於歷史認識中的評價方面。哲學史上，人們對“理解”和理解方式的理解和運用是有很大差別的，甚至是迥然相異的。就其觀點的極端形式而言，在現代哲學解釋學產生之前，主要有實證主義和心理主義兩大對立的派別。
在實證主義者看來，理解就是說明。理解活動就是把個別可經驗到的事件、現象歸入一個普遍的類，通過建立各種普遍法則加以說明。如在社會歷史領域，通過尋求普遍有效的因果法則、規律，將各個社會歷史事件和現象的內在聯繫揭示出來。因而，對歷史的解釋（說明）是客觀中立的、不帶任何主觀色彩的，正確的歷史解釋（說明）只有一個。其著名代表人物是亨普爾·懷特等人，他們提出的歷史科學的方法論範式是“覆蓋律”模式。其中心思想是：對特定時空條件下具體經驗事實（包括歷史事實）的解釋，就是將它置於某一或一組普遍規律之下。一旦我們成功地用普遍規律覆蓋了所欲解釋的具體事項，即找出了具體事件背後起支配作用的普遍規律，再附加上相應的先行條件或初始條件，以二者為前提，就不難推演出所欲解釋的具體事項，這也就意味著對該事件的科學解釋。可見，亨普爾等人認為，社會歷史領域的情形是近似於自然現象過程的，因而歷史科學不過是自然科學粗糙近似的複製品。在社會歷史領域中，人們完全可以採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論模式去加以歸納、概括和解釋。
    在心理主義者看來，社會歷史既然是人的活動，社會歷史現象既然是人的作品，那麼把握凝聚在社會歷史活動和社會歷史現象中的人的因素，就是人文社會理解得以可能的基本條件，也是人文社會理解與自然科學說明區別開來的方法論依據。其著名代表人物是柯林武德、威廉·德雷等人，他們與哲學史上的狄爾泰、赫爾德、克羅齊、文德爾班、李凱爾特等歐陸思想家的歷史思想有內在淵源關係。柯林武德曾提出歷史解釋的“合理性”模式。其基本思想是：在對歷史事實的解釋中，我們不是也不可能像在自然科學中那樣，訴諸普遍法則或規律。歷史解釋的關鍵，是理解人們歷史活動的具體理由。這一理由，實際上也就是歷史主體在特定情勢下想什麼、怎麼想的，也就是所謂歷史過程內在的“思想”方向。一旦我們由外在歷史事實追溯出其後所包含的歷史主體的特定信仰、動機及他對所面臨的局勢和對自己可能採取的手段的看法，我們對歷史主體的行為及其所造成的結果就獲得了理解和解釋。因為，這時我們已發現了這一行動的“合理理由”。可見，柯林武德等人認為，社會歷史事件和現象不過是人在社會歷史中活動的結果，而人的社會歷史活動的真實意義，就在於它是人的思想動機的外化。理解和解釋社會歷史事件和現象，就是要把握在社會歷史中活動著的人們曾經經歷過的那些獨特的思想歷程。而準確復原社會歷史活動者的心理過程，是通達社會歷史活動及其結果的唯一途徑。
然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歷史理解和解釋問題上的實證主義和心理主義，儘管都有各自的某些合理因素，但從根本上說都具有各自的片面性。實證主義的理解模式過於強調歷史認識方法與自然科學方法的一致性，抹殺了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差別，以說明自然現象的方法來說明人的活動，從而導致人文社會科學人文價值和意義的失落，遠離了實際發生著的社會歷史活動，無助於促進人的生存發展。心理主義的理解模式則過於強調了歷史認識在方法上的特殊性，並且僅強調了人在歷史活動中的精神因素，忽略了社會歷史事件和現象與全部人的生存發展活動的更為廣泛的活生生的聯繫，忽略了這一聯繫的客觀的物質的方面，從而陷入了以人們的思想動機來說明社會歷史活動的歷史唯心主義的窠臼。
如何科學地吸收實證主義和心理主義各自的合理因素，揚棄二者各自的片面性和弊端，成了現當代哲學解釋學創立以來思想家的理論追求。其實，我們從馬克思對“理解”的大量論述以及在社會歷史研究實踐中運用的獨特的理解方法，是可以得出某種方法論啟迪的。（1）馬克思曾批評舊唯物主義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忽略了人的主體能動性，從而不能正確說明人的認識過程。與之相反，唯心主義則抽象地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僅僅從人的主觀思想的角度去規定認識對象，同樣不能正確說明人的認識。他認為，只有從人的感性活動、人的實踐出發，才能找到揭示人的認識的正確道路。“工業的歷史和工業的已經產生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於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人的心理學。”［２］既然“對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質力量和心理的外化，那麼，就應當而且也可以用理解的方式來把握。當然，這種對歷史的理解決不是可以脫離人的現實社會歷史活動進行的，它只能根植於人的改造社會的現實活動之中，並在這一活動中得以實現。（2）馬克思也曾精闢地指出，對歷史的理解總是要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就是從“片面的理解”經過“自我批判”達到“客觀的理解”。他認為，理解的方式和理解的秘密在於現實的社會結構，當一個社會缺乏自我批判機制時，“總是對過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對歷史上各種現象的“客觀的理解”，只有當現實社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的時候，或者“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做到。因此，社會發展總是具有站在現實運動基礎上對歷史的理解過程，這種理解的片面形式和客觀形式又總是與社會的自我批判聯結在一起。換言之，只有在能夠對現實的資產階級社會進行“自我批判”的時候，人們才能對以往的封建社會、古代社會和東方社會的社會活動和社會結構有一個全局性的總覽，才能對人類以往的歷史進行批判性的反思，達到對歷史的“客觀的理解”，否則只能“作片面的理解”。［３］馬克思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來解釋這個方法，認為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徵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以強調理解現實是理解歷史的前提，對歷史的認識必須基於對現實的理解。
    現當代哲學解釋學從海德格爾把理解活動視為人的生存活動的一種樣式的生存論解釋學開始，伽達默爾正式創立哲學解釋學，確立瞭解釋學的普遍有效性，一直到利科爾將其推廣運用於人文社會科學方法的重新闡釋，開闢了繼實證主義和心理主義之後的第三種對歷史的解釋模式。他們認為，歷史解釋就是對歷史進行理解、對歷史的意義進行闡釋的一種過程，解釋在解釋者與被解釋者的相互“對話”中進行，解釋活動就是主體與對象的“視野融化”關係，合理的解釋可以有無數個並且同時存在。這實質上是強調了歷史解釋中的評價因素及其主體性特徵。顯而易見，歷史解釋具有不同於自然解釋的特徵。自然解釋的對象是在人之外的自在活動及存在物。這種解釋活動儘管包含著解釋者的主觀意圖，貫徹著解釋者的概念圖式，運用發揮著解釋者的意志、情感力量，但是，自然解釋的目標都是力圖在解釋的過程中把對客體的描述與評價分開，在認識結果中盡可能排除主體因素，達到對外界對象的客觀把握。與之相反，歷史理解的對象是包括了理解者乃至理解與解釋活動自身在內的社會歷史活動及其結果，其目標不在於排除理解者的主觀意圖和意志、情感的力量，而恰恰在於要揭示這一對象的不可取代、不可重複的人的意義。因此，認知與評價的相互交織和內在統一是歷史理解的獨特形式。其獨特之處就在於，在歷史理解中，人對歷史的認知必須包含著人對歷史的評價，反之，人對歷史的評價同時也包含著人對歷史的認知。但二者相比較而言，對歷史的評價或意義闡釋是歷史認識或歷史理解的主導性形式。
至於對歷史認識的理解方法的具體形式和內容，國內有學者已從不同於一般歷史認知方法的角度作過研究，提出“具體整體性方法”、“直覺體驗方法”、“歷史性方法”等種類。［４］具體整體性方法是指在理解活動中必須在揭示作為理解對象的社會歷史現象的獨特性的基礎上，探尋這些事件和現象在整個人的生命歷程中的意義的一種理解方法。研究具體整體性，就是要求把對象置於特定情境之中進行考察，從而情境因素得以彰顯和突現。通過對社會歷史或現象的情境因素的揭示和闡釋，映射出這些事件和現象的獨特性。直覺體驗方法是指運用源於人在社會歷史活動中未加反省的原始經驗即對自己生命活動限界和社會歷史客體意義的直接感受和體悟來理解歷史的一種方法。與強調實證分析的歷史知識不同，歷史理解作為歷史主體通過對歷史的理解而達到對人的自我理解，更注重“直覺體驗”的方法。歷史性方法是指歷史理解只能存在於時間之中，理解客體的意義也只能實現在時間之中，因而必須注重時間因素來理解歷史的一種方法。因而，當人們用歷史性方法去理解社會歷史客體並獲得了對這一客體意義把握的同時，又要從這一把握的歷史條件或情境因素出發，立足於人的存在的時間性，去領悟、把握自身的局限性和未定性，從而引導出新的意義闡釋的可能。
當然，歷史認識的理解方法也不是全能的，它不可能完全代替歷史認識的其他方法，只能說與其他方法是相互相容的。而且，理解方法本身從內容到形式還有待不斷發展，一方面要遵循側重於宏觀研究和綜合研究的唯物史觀的內在邏輯思路，另一方面，也要吸收側重於微觀研究和分析研究的現當代哲學解釋學的最新研究成果，以便在條件成熟時建構起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釋義學。
五、歷史認識的價值分析方法
歷史認識的價值分析方法是指在掌握事實的基礎上，根據一定的價值標準對分析對象的價值有無、價值大小等進行分析和判斷的方法。價值表徵著主體需要與客體屬性的統一，其實質是客體屬性對主體生存和發展的意義和效應。在歷史認識中，價值分析方法是一種不可或缺的認識工具和手段，被廣泛運用。這是由歷史認識不同於自然認識的特殊性，即歷史認識中蘊含著人文價值和“意義因素”所決定的。歷史認識決不僅僅具有科學價值，作為一種人文學術，它具有與自然科學不同的存在依據。這個依據的最深的根柢，就紮在對終極價值的追問和對生存意義的深究之中，它不僅要幫助人知道如何去創造舒適的生活，而且要使人懂得什麼是有價值的生活。
隨著歷史時代的發展，人的主體地位和主體性越來越被人們重視和張揚，因而反映在人文科學中必然強調“價值聯繫”和價值功能，並且成為人文科學中的認識方法所關注的中心點。19世紀末，德國弗萊堡學派的代表人物文德爾班在《歷史學與自然科學》中明確提出，歷史學和科學是兩種不同的東西，各有其自己的方法。他認為，科學以總結普遍規律為目的，而歷史學則以描述個別事實為目的。他還把通常所說的科學比喻為“立法的科學”，把歷史學則比喻為“表意的科學”。他的目的在於提出一種主張，使歷史學家們擺脫自然科學的束縛。他的重要貢獻在於強調了歷史學的價值功能，認為歷史學家對個體所做的工作並不是要瞭解它或思考它，而是以某種方式來直觀它的價值。另一代表人物李凱爾特更把文德爾班關於自然科學與歷史學之間的區別，概括為前者採用普遍化的方法，後者採用個別化的方法，其關鍵在於後者必須用價值的觀點去考察對象，而前者則無須如此。他把“價值聯繫”上升為歷史研究的基本原則，“沒有價值，也就沒有任何歷史科學”。［５］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等人強調歷史認識和研究中的價值因素是具有合理性的，但由於他們對於價值的理解是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的，因而並沒有真正科學地把握價值分析方法的實質和功能。我們認為，把握歷史認識中的價值分析方法，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首先，要把價值分析建立在事實分析的基礎之上。客觀歷史包括事實與價值，相應地，對客觀歷史的分析也包括事實分析與價值分析。事實分析與價值分析是相互聯繫的。要認識一個歷史事物，首先得認識其事實方面，包括其性質、層次、結構、過程、關係等等，以求達到對它的真理性的認識；其次還要認識其價值，即它對主體的作用和影響，是有利、有害還是無關等等，以求達到對它的價值性認識。沒有對歷史事物的真理性認識，就不可能有對歷史事物的合理的價值性認識。因此，在價值分析之前，要盡可能全面掌握相關的歷史事實。
其次，確立相對合理的價值標準，是價值分析科學化的保證。人們在對歷史事物進行價值分析時必須運用相關的價值理論，可以說有什麼樣的價值理論，就會作出什麼樣的價值分析。不同的價值理論必然導致不同的價值分析，得出不同的分析結果，其關鍵在於價值分析的根本標準不同。價值標準一般由作為活動主體的人的內在需要和利益所構成，是馬克思所說的人的“內在尺度”的最基本內容。因此，在價值分析過程中一定要正確地選擇價值標準。
第三，價值是既可以定性分析，又可以定量分析的。價值定性分析即判斷對象價值的有無、正負、性質、作用等質的規定性。價值定量分析就是在定性分析基礎上，對其價值量作出計算，以使價值分析更完整更有效。可計量的價值自然地就可以相互比較，比較的結果就可以按價值的重要性給予排序，區分輕重主次，形成一個價值的層級體系。因此，在價值分析之後，我們要盡可能優先合理地選擇那些較重要的價值客體。
需要指出的是，在歷史認識中運用價值分析方法也是具有局限性的，它畢竟僅是諸多方法中的一種，絕不是唯一的方法，更不可能對每個歷史事物的分析都是最適用的方法。如有許多歷史價值（如人的精神價值、善的價值等）只適用價值定性分析，而並不適用價值定量分析。既然不能定量分析，也就不可比較，這種某些價值之間的不可通約性使得人們對價值分析方法也要抱慎用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