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類認知活動一直存在著兩種爭論，一種是天賦論，從柏拉圖到康德，傳統理性主義認為，人的認識能力是天生的，但隨著近代自然科學的復興，經驗主義日益成為理解事物的主要模式，由此人們開始嘗試用經驗主義的模式來解釋人類的認識機制，這就產生了語言與認知的建構論主張，在當代這種思潮的主要代表是瑞士心理學家皮亞傑的工作，他通過對人類認識的發生學研究，認為人類的認識是後天建構的產物。”[1]語言能力天賦論與建構論之爭反映了歷史上唯理論與經驗論兩大傳統的對立 , 時至今日，這些問題正是語言哲學、心靈哲學與認知科學等學科關注的焦點問題。
先天論視角下的認知結構假說
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和心靈哲學家福多（Jerry Fodor,1935-）在經驗論的基礎上重新引入先天論的觀點，他們先後各自提出了關於語言學習和認知發展的假說，他們的學說復興了人類認知活動的先天論觀點，對於他們學說的梳理對於我們正確對待經驗主義語言學習觀與認知觀，以及探索人類語言與認知的秘密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基於這種考慮，本文將分別對他們的觀點進行梳理與檢視。
2．1喬姆斯基：刺激貧乏論與普遍語法
語言天賦論的觀點可以追溯到蘇格拉底、柏拉圖以及畢達哥拉斯學派，而笛卡兒和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豐富了語言天賦論的內涵，現在喬姆斯基又將語言天賦論的觀點深入到語法結構層面，從而使語言與認知的關係處於一種新的解釋階段。拋開他在1957年發表的《句法結構》中提出的轉換生成語法外，他的觀點逐漸完成了從經驗論向理性論的轉變。喬姆斯基1980 年在其著作《規則與表徵》（Rules and Representations）中首次使用了“刺激貧乏論”（the poverty of stimulus argument）這一概念，指出“‘極其貧乏’（highly impoverished）的語言環境與‘極其特殊和複雜’（Highly specific and intricate）的語言知識系統之間的差異，並完成了語言輸入缺陷說，即語言輸入是有限的，不提供同義關係、歧義及不合語法性等關鍵資訊。”[2]
喬姆斯基把兒童語言獲得的刺激貧乏現象稱為柏拉圖問題，指出兒童所能接觸到的環境（語言）輸入不能充分解釋這些語法規則的獲得，對於這種現象，他給出的論證是：“前提1.如果只通過正面證據學習自然語言的眾多範式，兒童是不能成功的，正面證據是通過對交談者的觀察和獲得符合句法的句子集合，而反面證據對語言學習者來說則是那些不符合語法結構的句子，舉例來說，當父母糾正孩子錯誤的言語，這時孩子就獲得了反面證據；前提2.孩子在學習的過程中所聽到的都是在語法上表述正確的句子；前提3.孩子在母語的學習中學習正確的語法。結論：應此，人必定天生具有某種語言學習的能力，這些能力為語言學習者提供了額外的知識。”[3]
從喬姆斯基的論證中，我們可以瞭解到，“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正面證據和反面證據對語言的學習都具有促進作用，尤其是反面證據對語言習得起著一種糾偏的作用。”[4]語言學習者能夠從反面證據中獲得正確的資訊，從而在以後的語言構建和重組過程中儘量少犯錯誤和不犯錯誤。然而，這裏存在一個矛盾，從嬰兒出生到能夠說話這段時間內，父母都是採用正確的語法和他們的孩子進行溝通的，並且這些句子都是簡單易懂的。刺激貧乏論是在認識論視角下對語言輸入與語言能力非對稱關係的論證，並指出在小孩學習語言的過程中，語法作為學習語言的規則是不可能通過語句傳達給孩子的，這是對傳統經驗主義語言獲取方式的駁斥。喬姆斯基指出：“如果沒有天賦結構，外部環境對語言發展的作用就無從談起，其語言機能就不可能達到決定其行為的成熟狀態。兒童有了天賦結構才能在後天經驗的刺激下發展語言能力。但是承認“天賦論”不等於承認天賦決定一切，也不等於否認外在環境的刺激作用。但是僅有環境這個外因是不能夠合理地解釋語言的發展的。”[5]比如，人類學家反復對黑猩猩進行語言刺激，然而黑猩猩並沒有發展出語言能力。
如果說刺激貧乏論論證了人類學習語言的天賦性，那麼孩子在學習母語的過程中，那些包含錯誤語法結構的句子是根據什麼建構的呢？因此，喬姆斯基在 “刺激貧乏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富有爭議性的假說，他認為：“人類的大腦中天生就具有一個有限規則集合,並通過這個集合人類完成語言的組織工作，喬姆斯基把這個集合稱作普遍語法，這個觀點可以追溯到培根，據培根的觀察和研究,所有的語言都是建立在一個大體相似的共同語法上的,而達爾文把語言描述為人身體中的一種本能，就像我們能夠垂直站立一樣。”[6]，普遍語法假說包括四個相互關聯的特點：領域特殊性，普遍性，天賦性，自主性。領域特殊性（Domain-specificity）是指語言獲取受到語言特有的表徵或原則的影響；普遍性（Universality）是指這些語言特有的表徵或原則具有普遍性，是每個人都具備的；天賦性（Innateness）是指這些表徵或原則是與生俱來的；自主的句法（Autonomous syntax）是指這些表徵或原則會對語法進行參考，但並不是完全依照語法，喬姆斯基將每個人所掌握的具體語言的語法和辭彙稱之為個體語法，普遍語法是生成個體語法的基礎，但是僅有普遍語法並不能自發地生成各種具體的語言，只有普遍語法轉變為個體語法才能講具體的語言。
關於認知活動，喬姆斯基還提出了語言獲取機制假說，語言獲取機制是大腦中處理語言符號的特定區域，他認為語言獲取機制的有效工作應該包括五個構成部分：第一、必須具備對輸入信號進行表徵的能力；第二、具備對輸入信號的結構進行表徵的方式；第三、具備對語言結構進行最初界定的能力；第四、具備關於每個句子相關假說的理解；第五、通過與輸入信號進行比較，能夠選擇合適的假說。在具備了以上這些能力之後，語言獲取機制是這樣進行工作的：
“語言獲取機制在各種語言結構假說中進行搜尋，並在一定範圍內選擇與輸入信號和結構資訊相適應的假說，這些輸入信號和結構資訊都是從最初語言數據（primary linguistic data）中獲得的；
語言獲取機制通過對每個假說的理解對句子的相容性進行測試；
當一個假說或語法與最初語言數據相一致時，語言獲取機制就會做出選擇。”[7]
在語言的學習和認知的發展過程中，普遍語法和語言獲取機制就像棋盤和棋子，都是必不可少的，並且是人類所獨有和每個正常人都具備的，如果缺少了普遍語法，那麼，即使具有語言獲取機制他也不能正確的進行表徵，相反，如果只具有普遍語法，而沒有語言獲取機制，則無法形成表徵。
喬姆斯基提出的“刺激貧乏論”和普遍語法很好的解釋了語言學習的初步過程，語言的天賦結構是語言學習的基礎，但是，語言獲取機制的具體工作方式與組成結構，喬姆斯基並沒有給出很好的說明，這就使得這一很有創見的假設的解釋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約。而且喬姆斯基提出的語言獲取機制的工作機理在解釋語言的習得的實踐中也存在一定的矛盾，如果語言獲取機制按照普遍語法來產生假說的話,那麼普遍語法與語言獲取機制二者之間又是如何聯繫起來的，在語言的學習與認知發展過程中,二者又是怎樣協同發揮作用的，他並沒有給出很好的解釋，從這個意義上說，喬姆斯基作為一位語言學家，他提出了語言學習的一種假設機制，但是人類獲得語言不僅是為了交流的需要，還有一種更為重要的任務，那就是通過語言的習得來完成認識世界的功能，那麼語言是如何與人類的認知結合起來的，這個工作就是美國哲學家福多關注的主題。
2．2福多：思想語言與心理模組
美國心靈哲學家福多也是一位天賦論的堅定支持者，其作品在認知心理學、語言學和哲學三大領域都有很大的影響力，他的作品主要包括《思想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Thought (1975),）《心理模組》 The Modularity of Mind (1983), 《心理語義學》Psychosemantics (1987),《觀念：認知科學在哪里出錯了》 Concepts: Where Cognitive Science went wrong (1998)等。在福多眾多著作中，不論是關於心理機能的研究還是心理表徵的工作方式都是以天賦論為基礎的，下麵將以天賦觀為引線對福多的觀點進行闡述。
如果說喬姆斯基的“刺激貧乏論”向我們論證了語言知識的天賦性的話，那麼福多的學習悖論則向我們論證了認知活動的天賦性,他認為:
1.一個人只有在識別某件物品後，才能對這件事物進行學習；
2.學習一門語言之前往往需要對這門語言進行分辨和識別；
3.因此，識別和分辨是先於學習的。
根據福多的觀點，在人們學習語言的過程中，單單靠經驗和環境還不足以對這個複雜的過程進行有效的證明，他認為在人們受到社會的洗禮之前,人類的大腦已經先天具備了許多認知的功能和結構，福多所提出的思想語言假說和心理模組假說為他的先天理論提供了支持，思想語言就像電腦運行中的二進位代碼，而模組則是電腦的硬體系統，只有思想語言和模組的通力合作，我們才能進行有效的思維和認知活動。
思想語言是一種關於思維運轉媒介的假設，並且是人類大腦能夠直接處理和計算的語言，它的存在是由於人類的特殊基因而決定的。按照福多的觀點思想語言是指：“思想的媒介是一種天生的語言，它與所有的口語都不同，而且它是完全地語義表達的。所謂的心理語言（mentalese）被認為是一種天生的語言，它包含了用於任何命題的所有必要的概念資源，而且人類能夠掌握、思考與表達它，總之，它是思想和意義的基礎。”[8] 福多相信，由於語言是表達思想的唯一方式，所以日常語言的基本特徵與思想語言的基本特徵具有相似性，那麼我們日常語言中的生產性，系統性和推理的融貫性這些基本特徵，思想語言也應當具有，正是這三種特點保證了人類認知過程得以實現。
“第一，生產性(productivity)。這是指我們能說出的完全形式化的語言表達(well-formed linguistic expressions)是沒有限定範圍的。”[9]語言的表達並不是簡單的記憶、複寫過程，我們能夠在不同的環境和背景下，對有限的辭彙和語句進行不斷的改造；
“第二，系統性(systematicity)。這是說我們能說出，能瞭解某句話的能力基本上會扣連到我們能說出，能瞭解其他和該句話語義相關的句子的能力。”[10]在日常語言中，同一個語義卻有很多種表述方法，語言的系統性是指在我們對某個句子理解後（這個理解包括三個部分，句子本身的形式，句子的語義以及特定語境下的語用），能夠說出與該句子語義一樣而結構卻不同的句子，比如，你有能力說出和理解“張三與李四幹了一架”，你就有能力說出“張三和李四打了架”。
“第三，推理的融貫性(inferential coherence)，是指語言的使用隱涵著許多我們賴以思考的相互協調一致的推理形式(inferential patterns)。例如，如果你能從‘John and Mary went to the store’推論出‘John went to the store’，你就有能力從‘John and Mary and Susan went to the store’推論出‘John went to the store’。”[11]
可是單單有思想語言並不能解釋思維處理的整個過程，就像電腦光有功能強大的軟體是不足以完成工作的，在福多看來，主導這心腦歷程的機制是一種計算歷程的機制，這個心腦電腦制和思想語言必須相互配合。於是福多於1983年發表了《心理模組》一書，提出了心理模組理論，福多認為：“心理內容是由遺傳上領域特殊的、獨立的功能模組所完成的,並提出心理模組具有八個特性：‘領域特殊性’、‘ 強制性操作’、‘ 受限制的中心存取’、‘快速’、‘ 封裝性’、‘ 表層輸出’、‘ 硬體化’以及‘特定的發展速度和順序’”。[12]其中，模組的“封裝性”特性對“刺激貧乏論”發起了挑戰，福多認為：“‘刺激貧乏論’將知覺的封裝性與推理的複雜性混淆在一起了，福多用繆勒-萊爾錯覺論證了他的觀點，因為即使被試者在被事先告知帶有相反方向箭頭的線段實際上是同樣長度，繆勒-萊爾錯覺同樣會產生。”[13]這就表明了，並不是所有的知覺過程都受到被試的知識和信念等或背景知識的干擾，在他看來，“知覺像認知那樣聰明，因為它通常是會推理的；卻又像反射那樣笨，因為它通常是封裝性的。”[14]知覺活動不受背景知識的干擾是因為認知模組具有資訊封裝性，而刺激貧乏論認為機體必須提供資訊來完成整合，即強調認知滲入性。福多通過上面的實驗證明了認知滲入只是部分的，那些原始刺激所不具備的資訊是通過知覺推理得來的。“他認為，這種具有推理性和封裝性的知覺過程，就是由許多不同的模組構成的。”[15]
福多的心理模組思想本質上是“功能主義”的，他把心－身(mind-body)從功能的角度劃分成三個非常不同並且相互獨立的部分：感測器、輸入系統和中心系統。感測器主要行使資訊的傳遞作用，而輸入系統作為感測器和中樞系統的仲介，它的功能是將感官所接受的刺激資訊轉換為對外部對象的表徵，使之成為適合於中心系統能加工處理的資訊，這也是人類認知的基本過程。其中的細節非常複雜，最難以處理的問題是：在形成具體表徵之前，句法與語義的結合，只有完成這個工作，表徵才能反映思想語言的內容。正如福多指出：“我們現在處於理性主義認識論的延伸部分，它強調從貧乏的刺激到認知內容的結論的推論是先天的。並且，我們具有了理性主義心理學的附加物，即重構了心理狀態既具有邏輯形式的見解，又把這種觀念看作是被因果力量決定的觀點。在這個基礎上，通過假定心理表徵具有句法結構，思想的邏輯形式隨附在相應的心理表徵的句法形式上，進而心理過程在計算的特有意義上是計算性的，它開啟了句法的因果驅動關係。”[16]如果把大腦內部的認知系統分為兩部分，即作為領域特殊性輸入模組與作為資訊加工處理的中樞神經系統，那麼在模組內部的表徵與計算是具有局部性的；而中心系統的功能則是專司演繹推理、計算等，它的計算則具有全局性。從功能角度來說，輸入系統的功能就像一個個轉換器，把外部的資訊轉換成我們大腦可認知可獲取的編碼形式，通過輸入系統所收集的所有的資訊都是經由各特殊模組的處理，然後傳送到中樞系統進行編碼，以此來指導人的活動。其實這裏還需要指出的是，可以把福多的模組作為轉換器的物質載體，雖然目前還沒有辦法找到模組的具體生理學位置，但是作為一種合理的假設，這種理解是合理的。對於轉換器的工作狀態，加拿大認知科學家P派利夏恩特別強調：“轉換器輸入必須在物理學語言中表述。”[17] 之所以強調物理學語言，是因為我們所有的與外在世界發生的感官刺激都是可以用物理學語言來描述的，而且物理學定律能夠很好地形式化，這也是表徵的基礎。福多通過對心理模組各個不同功能的闡述，對人類認知活動提供了很好的說明。
關於認知結構的研究是當代語言哲學、心靈哲學與認知心理學等學科關注的熱點問題，本文基於喬姆斯基與福多的一些大膽假設，嘗試對於語言學習與認知發展進行一些探索，喬姆斯基與福多都認為，人先天具有學習語言的機制，並且認知機制是學習語言的基礎，而且這種機制具有某種編碼形式，能夠按照某種語法規則把從外部接收到的資訊進行表徵，從而通過心靈的計算特性對資訊進行處理，句法與語義的結合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完成的，但是關於句法與語義具體的結合方式他們並沒有給出令人滿意的說明，美國著名心靈哲學家塞爾在1980年曾用“中文屋”思想實驗證明了語義在人類思維過程中的重要性，如果脫離了語義，思維將變得毫無意義。根據福多的觀點，“感測器的輸出通常可以解釋為描述了機體‘體表’上刺激的分佈情況，而輸入系統所傳輸的表徵通常可以解釋為歸納了世界上的物體的排列特性。” [18]由此我們不難推出，福多認為句法結構與語義的結合在輸入系統之前就已經發生，因為缺乏語義資訊，輸入系統將不能對世界上物體的特性進行正確的有序的排列，福多又認為：“輸入系統的功能是讓資訊進入到中樞加工器，通過對心理表徵的編碼來為中樞機制提供範圍。” [19]而中樞系統處理的資訊包括兩個部分，輸入系統提供的資訊和提取記憶中的資訊，記憶中的資訊是完整的、包括語義的，思想語言作為在模組中運演的唯一方式它與日常語言的基本特徵具有相似性，如果輸入系統所提供的資訊只是排列後的表徵資訊，不包括語義資訊，那麼將存在一個矛盾，因為兩類完全不同格式的資訊是不能進行同時處理的，所以根據福多的觀點，語義與句法的結合在輸入系統之前已經發生。語義與句法的結合在輸入系統之前是否已經發生，還存在一些有待探究的問題，根據本文的研究，認為它應該是一個不停加載的過程，句法是特定的、不變的，可語義是隨著環境的不同、背景的不同而隨時變換的，是一個不斷更新的過程。語言的系統性向我們說明了，語言是不能脫離背景、文化而單獨存在的，對語言的理解需要詳細的背景和文化知識，因此，語言作為輸入系統的一種，其語法與語義的結合在輸入系統部分就應該開始進行了，另外，正如福多指出：“生產性不僅僅對自然語言來說是唯一重要的品質，而且對於表徵系統決定做什麼的被開發過程也是重要的。” [20]
綜上所述，以喬姆斯基和福多為代表的先天論者為我們提供了一條不同於經驗主義、行為主義的新路徑，本文基於喬姆斯基與福多的一些大膽假設，嘗試對認知結構進行一些梳理。在承認人具有先天認知能力的基礎上，結合已有的研究，分析了語言學習與編碼中存在的問題，進而探討了心靈的計算特性以及句法與語義的結合問題。希望這種研究進路對於我們理解人類的語言學習與認知發展還是具有一定的啟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