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科技創新特別是原始性創新研究，已經有許多高論，有一次我參加某會議，一國內著名大學的校長公開發言稱：“中國傳統文化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人才不適合做創新研究，特別是原始性創新工作”。本博文闡述我對我國教育體制改革和創新人才培養的看法。中國人可以從事創新研究，包括原始性創新研究工作。但是，關鍵是給科技工作者“鬆綁”，科技工作者一方面要掙脫心靈的束縛，始終保持追求學術根本的境界，另一方面是掙脫現有的教育和科研體制的各種束縛，才有可能克服千難萬險達到理想的學術高峰。
掙脫束縛的翅膀才能搏擊自由的學術天空
教育具有很寬泛的內涵，絕不僅僅是指學校教育，或者大學教育，它甚至涉及了全部的人類社會活動，“三人行必有我師”嘛 ！大多數人受到的學校教育都是有限的，但是，毫無疑義學校教育是最基本、最集中、最高效的一種教育模式和過程，對人的一生影響是最大的。因此，學校，特別是高等學校特別地受到全社會的關注。
每個國家、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教育體系，而且也都在人類文明進程中互相取長補短，共同進步。一般而言，當時發達的國家或民族，都擁有當時相對先進的教育思想和體系，但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一直都能保持領先的社會文明和文化。簡言之，任何國家的教育體制都不可能獨立存在於整個社會體制之外，教育體制的變革進程是與國家的社會體制變革進展相適應的。例如，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獨有的“工農兵學員”是與中國獨有的“文革”相對應的，“文革”成為了歷史，“工農兵學員”也就成為了歷史。但是，真正推動人類社會歷史進步的永遠是教育文化的先進。例如，歐洲的“文藝復興” 和“現代大學制度建立”，導致了人類現代科學技術的萌芽和發展，催生和促進了人類社會工業化進程，推動了人類社會物質文明的迅猛發展，同時形成了一批發達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同樣的道理，從“五四”運動中國現代文化的啟蒙，到“文革”後恢復高考制度，都預示著很快隨之到來的中國社會制度的重大變革，而這些變革都是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
中國在恢復高考制度之後才真正開始探索建立自己的現代高等教育體制，例如，中國的“研究生和學位制度”是從那時開始創立的，也是從那時起國家的少數重點高等學校才真正開始引入“研究”的內涵，而之前幾乎就是純“教學”，即傳授“專業”知識，“教育”的功能與中小學相似。恢復高考後的近二十年內，中國高校師生的主要使命是“惡補” 文革造成的一代人遺失的或幾近空白的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和“填補” 文革造成的科技人才斷層。這與當時國家強烈地需要改變科技和教育水準和社會生產力整體水準嚴重落後狀況相適應的。我國現在各行各業的主要骨幹或精英大多是這個時期中國高校自己培養出來的，但他們的成長又絕不僅僅限於受到學校教育或者高等教育的影響，主要還是在社會變革過程中的自我成長。因此，客觀地講，中國高校自己培養的各種人才已經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主要建設者和成就者。
那麼，為什麼目前的中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僅沒有得到充分的褒獎，而更多的是受到各種強烈的批評或指責呢？原因很簡單，現在的教育體制已經嚴重地不適應目前中國社會進一步快速成長的需要了。經過三十多年的“惡補”和“消化、吸收和改造”，無論是對科學知識的掌握和技術開發應用，還是中國社會的物質文明和國民的文化素質，都已經有了質的提升。更重要的是，過去三十多年的這種“引進、消化和改造”發展模式已經再也不可能成為中國社會和生產力“級跳”發展的強勁或者根本的動力源。中國新的發展階段的“躍升”，也就是國家宣導的“加快產業升級”，必須依靠國家最重要的核心競爭力――自主創新能力，特別是原始性的科技創新能力和水準。但是，原始創新能力的提升和原始性創新成果的產生絕對不是朝夕之功，特別是在教育和科技創新投入長期嚴重不足（國家教育經費到2012年的目標占DGP的4%，遠低於發達國家）的狀況下，目前更不可能立竿見影。這樣，自然就產生了“強烈需求”和“供應不足”的矛盾，這些表面上好象都是“高校擴招”、“高校行政化”等原因造成的，其實並非那麼簡單。“高校擴招”短時間內滿足了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社會急迫需求，本身沒有錯；現在的碩士和博士畢業生的科研能力和水準大多數也不會比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畢業生差，2008年我國發表的三大索引國際論文數已經從幾年前的世界第九位提升到第二位，這與國家實施“985工程”和“211工程”重點大學建設戰略有直接的關係，投入增強了，先進的科研設備和儀器改善了，研究人員參與國際學術交流多了，整體的科研水準就明顯提升了，這個提升幅度與我國社會經濟水準的提升幅度大體相當（GDP近世界第二）。但是，中國高等教育的問題和中國社會發展問題（如房價問題）一樣也很多，如學術腐敗，高校嚴重的官僚行政化趨勢，過於急功近利的科研導向等，都已經嚴重地影響了高校教學和科研工作的進一步健康發展。最可怕的危害是：教育的嚴重功利化趨勢，而對這一點，許多人沒有認識或者不願意承認。例如，每年諾貝爾獎頒獎的時候，許多媒體都發文在問同一個問題：“國家投入這麼多錢，為什麼還沒有諾貝爾獎得主？” 其實，國家對“研究型”大學的投入和建設真正始於1998年的“985工程”建設，至今不過12年左右的時間，而一項真正的原始性科技成果的產生和應用大都經歷幾十年的時間，例如，光纖的發明，雜交水稻技術的發明，等等。這個是科學研究本身的內在規律，必需遵循，它並不因為中國人心急了就會很快地出現。新的“科學發現”或“科學原理”的提出往往不能通過“某某工程”的方式在預期的時間內取得突破，例如“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的發表”，還有“光纖理論的提出”，等等，都是科學家的個體行為，並不是由國家組織科研攻關的結果。當然，一些大型的科研活動通過“某某工程”的組織形式可以大大地提高研究效率和進度，例如，由全球科學家協同進行的“人類基因組研究”活動，中國科學家完成其中的1%人類基因組測序工作，已經取得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這些成果之根本還是建立在“DNA雙螺旋結構” 之上。中國的原子彈、氫彈和航太工程在較短時間內取得成功，並不是“人定勝天”取得的科學成果，這些科研計畫基本上仍屬於“工程科學和技術創造”範疇，因此可以通過強大的國家組織力量在短期內攻關取得突破。但是，這些成果並不涉及新的科學發現或基本科學原理的首次提出。目前，我國還沒有出現“諾貝爾獎級”的原始性“科學發現”（如，DNA雙螺旋結構）、“基本科學原理”（如，廣義相對論）、“重大發明”（如光纖，原子力顯微鏡），說明我們短短幾十年建立起來的現代科研體制還不夠完善，科研基礎的積累還不夠，包括外部的科研環境和科研人員自身的學術追求境界都還有相當的差距，這是由整體的社會環境決定的。
我從事新嚙合原理齒輪機構的發明和理論研究工作前期在是沒有任何資助的情況下做的，我1995年博士畢業工作後10年時間內沒有得到過一分錢的國家科研經費資助，2004年公派留學回國後在2005年才得到第一筆2.5萬元留學回國人員科研啟動基金資助。很長一段時間內有這麼一種現象，國內學界同行評審基金專案的時候大多會問“這個東西外國科學家做過嗎？做得怎麼樣啦？”如果沒有，一般就槍斃，所以，過往的基金專案大都是支持已經發表過許多文章的“有基礎”的專案，這些毫無疑問都屬於跟蹤性的基礎研究，而對中國學者自己提出的新原理或者新方法探索的東西同行專家往往因為沒有足夠的學術判斷能力就很簡單地提兩條理由給槍斃了，例如，“該專案具有一定的創新性，但具體理論研究不夠”，如果理論研究都“夠”了還需要基金支持研究嗎？究其根本原因，是因為國家對科研經費資助遵循“錦上添花” 而不是“雪中送炭”原則，在這個指揮棒下，同行專家的評審意見主要是關注“對研究成功的把握性”，而對 “學術的原創性” 關注不夠，因而評審工作主要看申請者已經過發表的SCI論文，當然，這個問題也並非這麼簡單，如果有機會我再另文詳論。
目前，國家科研經費總的體量不斷增加，那麼，是不是可以適當地改變一下長時間以來堅持的“錦上添花”經費支持原則？因為這個原則是基於“經費嚴重短缺”和“主要依靠引進消化改進的發展模式”前堤下制定的。能不能改為適當地 “錦上添花”與 相當部分的“雪中送炭”相結合的原則？
在國家的科技研發經費投入導向方面，有一些認識上的問題需要討論。技術開發和技術集成創新的主體是企業，但是，推動科學進步的科學家主體絕對不是在企業。對於企業（如華為），由於科技創新活動的主要受益者是企業本身，政府在前期扶持後，其企業發展的科技投入還是要主要依靠企業本身。另一方面，真正的原創性研究工作才是代表國家利益，而且它往往不是可以用經費“砸”出來的，如果國家還是堅持過往的用“大錢”來“砸”出大成果的思路，恐怕會適得其反，現在許多科研單位和個人已經被引導到“爭取大專案和大經費”道路上（上海交大的陳進事件是其典型實例），而忽視了學術價值追求本身的內涵和境界，這樣很難讓學者靜下心來做大學問（做一些根本性的原理創新，科學發現或重大技術發明）。目前各高校普遍存在的對教師的科研經費考核制度，使得那些極少數的、因堅持原始性研究工作而得不到資助的科研工作者們更加雪上加霜，這是外在科研環境的問題。
另一方面是科研人員的內在的學術追求境界問題。常人很難象陳景潤那樣斗室之內獨身堅持數十年的刻苦鑽研，這才是最重要的科研品質，因為原創性成果的產生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或許你畢生投入都不會有結果。因此，我並不宣導大多數人都投身於高起點的原創性研究。而更重要的是，宣導社會大眾對科學研究的真正尊重，對科學家本人真正的尊重，同時，盡可能地為他們創造一些條件，這就可以了。其實，真正的科學家都不會以擁有多少物質財富作為人生的追求目標，他與企業家不同，社會分工也不同，能力表現也不同。因此，目前片面宣導的產學研浪潮值得反思。
總之，我個人認為，中國人並不是不會做科學研究，也不是不能做出原始性科學和技術重大創新成果，而是我們國家要真正地重視並實際地做一些事情，千萬不要簡單地說“中國不需要諾貝爾獎”（某媒體轉載的某著名高校副校長語錄），因為國家的需要和人的需要一樣是發展變化的，國家很窮的時候，第一需要就是快速提升經濟水準，一個很窮的人並不是“不需要”開寶馬，而是說解決衣食等基本問題是第一需要，如果他後來有能力住高級別墅了，他就“需要”開寶馬了！一句話，目前中國是渴盼多少年內有自己的“諾貝爾獎得主”，因為那是一個國家深厚科研基礎（包括優越的科研條件和科學家學術素質）的外在表現，絕對不是不需要！但是，那是長期積累自然產生的結果。
對目前的高等教育改革問題，也是一樣的道理，不能指望一蹴而就。首先就是要改變嚴重的教育功利化趨勢。許多家長都認為，自己的孩子今年考上大學，四年後畢業就一定要能在大城市找到高薪的工作，那才是好的高等教育，同時，許多用人單位（特別是一些中小型企業）都希望應屆本科生一來就可以馬上做重要的技術開發工作，而忽略企業自身的職業培訓義務和功能。這樣的社會教育功利化追求目標，肯定會把普通高校逼向“職業培訓機構”的行列，特別是不利於研究型大學的發展。高等學校面對建設創新性國家的目標需求，應該建立和完善培養符合不同層次創新需求的人才培養體系，大體包括“研究型”、“研究教學型”、“普通教學型”和“高等職業教育型”高校。目前，第二種，特別是第三種類型的高校在數量上占中國高校的絕對多數，這是長期以來我國高校千校一面的“同質化”培養模式和國家“引進消化改進”發展模式的必然結果。目前，作為第四類高校培養目標的生產一線的創新型高級技工和第一類高校培養目標的創新型科技工作者都是國家急迫需要的人才，其數量和品質都無法在短期內滿足中國社會進一步快速發展（“產業升級” ）的需要，而第二類和第三類高校培養的學生則“相對過剩”，但絕對不是真正的過剩！因為國家的人才戰略目標不能僅限於功利性的“產業升級”這種工業化生產需要，而更重要的人才戰略目標是通過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提高全體國民的整體素質！因此，第二類和第三類高校也絕對不是不需要，而是需要社會各界清楚地、客觀實際地認識到，中國高等教育的基本任務已經從為“單純為國家建設培養精英人才”轉變為“培養精英人才”和“提升全體國民的整體素質”並重的目標。因此，其突出的矛盾就轉變為國民對高等教育大眾化和公平性的追求以及國家對拔尖創新性人才的急切需要。不同模式或類型的高校，其人才培養或成長的模式是不同的。例如，第四類高校的人才培養注重於實際操作性的培訓和技藝創新，而第一類高校的人才培養則更需要潛心學術探索的境界和“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過程，而同屬“第一類”的“工科高校”和“理科高校”又不同，因為“工程科學與技術”和“基礎科學”的培養模式不同，“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人才培養模式更不同。總之，“創新型人才”的培養，首先在於“培養模式”的創新，而“培養模式”的創新者是高校教師，其載體是高校。
“自主是創新的前堤 自由是學術的靈魂”。“創新”最重要的前堤是“自主”，離開這個前堤根本談不上創新。“自主創新”是國家一直宣導的，但在實際的操作中卻往往是背道而馳的。請問：中國哪一所高校可以“自主招生”（選才是不同類型高校的第一個起點）？哪一所高校可以完全不按教育部的“專業設置”而自主設置自己的專業課程體系”，同時讓教師自主選用教材而不是統編的“規劃教材”？（教學培養方案和內容嚴重趨同）？更重要的一點是，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學）的教師有沒有可能不把大多數的精力用於按“各種專案申報指南”填寫專案申請書（絕大多數沒有結果），而是按照自己選定的研究方向 “自主選題”地從事研究工作？如果研究型大學的教授都不能實現“自主研究” （有適當的科研經費來源），那麼，“自主創新” 的研究工作和人才培養模式只能是空中樓閣！科研主管部門或者少數權威對科研經費的控制或壟斷，目前已經成為制約大多數科技工作者從事自主創新的瓶頸問題，因為過度的強調向重點學科和重點實驗室傾斜的科研經費拔款政策，使得少部分人科研經費多的花不了，而相當部分有能力從事科技創新工作的人一點經費都沒有。最原始的創新研究工作往往是“最不成熟”或“最冷門”的領域，也是最容易被扼殺的，這符合最基本的哲學原理“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剛開始時總是弱小的”，原創性學術思想在開始時聲音總是弱小的。無論是“光纖原理”還是“鐳射照排技術”最初時都是被認為“天方夜潭”，這也是原創性科研工作的一般規律，特別是對工程科學領域，基本上都需要相當長時間的探索和驗證。象“宇稱不守恆定律”提出來不久就被學術界認可，其發表者很快獲得諾貝爾獎的畢竟是少數，它屬於基礎科學領域。現在，我國的科研管理體制如何正確對待這些原始性科技創新工作，值得深入探討。其實，許多領域的原始性科技創新工作（特別是原理性問題研究）的初期並不需要太多的經費，只需要基本的實驗費用和學術交流費用，國家完全有能力資助的！現在許多地方政府為了“某某工程”一下子就投入幾十億甚至幾百億都很大方，而教授們幾萬元的科研基金申請往往在“能否在三年內完成多少經濟效益或者幾篇SCI論文指標”的拷問下被否決！一般而言，原創性成果的最初探索期是最需要資助的，其探索的結果也最具不確定性，在所謂“效益優先”和“錦上添花”的科研資助評審原則下，這些專案首先就被槍斃。這個問題，本質上就是國家和地方“長遠利益目標”和“短期效益目標”的設定與平衡問題，也是各級領導短期責任制的必然結果。未來幾十年才能產生效益的研究專案與現任領導有多少關係呢？按現在的政績評估標準沒有任何的關係！目前的中國，企業無論大小都不可能去投資做這些基礎研究。所以，我國目前沒有大批的基礎性原創成果的湧現是科技管理導向和科技投入的正常產生，一點都不奇怪。“學術思想”、“科研條件”和“科研成果”之間的關係是“米”、“炊”和“飯”之間的關係，“無米之炊” 和“無炊之米”都不可能變出“飯”。
從創新型國家的建設目標出發，“青年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勢必成為高等學校“精英教育”新的內涵，同時，大眾化的普通高等教育目標也是國家實現培養大批合格的高素質勞動者的需要。“精英教育”肯定是“少”而“精”的，由高素質的創新型教師和具創新型潛質的學生構成為主體，以研究型大學為載體。那麼，只要瞭解一下當下中國的“研究型大學”有多少“辦學自主權”（包括教學和研究）？教師和學生有多少“教學和科研自主權”（注：具體地指自主學習、自主選題和必要的經費支持）？你就不難判斷目前中國高校為什麼沒有一所高校是錢老所期待的“培養大師的大學”了。華南理工大學生物創新班本科生在《Nature》和《Science》雜誌上連續發表多篇論文，我指導二年級本科生楊宇峰以第一作者身份申請並獲得國家發明專利授權，等等。這些個案說明，只要創造一定的條件，採用合適的方法，國內高校也是有能力培養青年研究型創新人才的。這些個案的共性特點是“優秀導師制” （人）和“科研條件”（物）的優化組合成為人才培養的外部條件。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科學大師或思想大家是通過學校設定的固定程式“培養”出來的，都是他們自己“成長”起來的。學校只需提供適當的“條件”和“氛圍”，就象適合不同苗子生長的“土壤”和“空氣與陽光”。由此可見，中國哪一所高校有能力為具有高素質或潛質的教師和學生提供足夠“肥沃的學術成長的土壤（科研條件）”和“自由的學術空氣與陽光（氛圍）”，那麼，這所高校就距離世界一流大學水準不遠了。
另外，談到高校成才的“條件”和“氛圍”問題時，繞不過去的一個問題就是人才的評價或高校學術水準的評估體系問題。在對待高校人才（教師）的問題上，目前國內高校在國家政策引導下，總是不斷地陷入以爭取科研資源為導向的引進高端人才的爭奪戰中，對本土培養的人才總是多少帶有岐視的政策或者不舍得投入培養。對具有“科學性”特徵的拔尖人才培養和選拔問題總是喜歡用各種“某某工程”的方法來解決，例如，按“40歲或45歲的年齡界限”，按“SCI數量及其影響因數”作為唯一的硬杆杆來選拔和造就“傑青”或“長江”學者等各層次高端人才，進而又根據這些“人才層次”來分配科技資源。這種做法在國際學術界也是獨有的現象，這很容易造成片面性和教條化傾向，很容易使得表面上很公開、公平和公正的評價方法實際上失去它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例如，影響因數為1.5左右的SCI英文期刊，在工程科學領域已經是屬於Top Journals系列了，而在生化與生物工程科學領域只是很一般的期刊，而生化與生物工程科學領域影響因數最高的SCI期刊是一本綜述性學術期刊（這種期刊論文具有學術研究價值，但論文的內容不具有科學創造的價值）；在機械工程領域發表一篇TOP JOURNAL 的SCI期刊論文可能比材料學科發表十篇SCI論文都更具有難度。具體的例子是，《Journal of Mechanical Design》是機械工程TOP JOURNAL之一，全世界每年只發表180篇左右該領域的研究論文，而該領域的教授僅中國高校就不少於三千名。總之，工程科學家是工程學科領域極少數人才能達到的學術高度，而絕大多數是工程技術研究和開發人員，他們解決實際的工程設計和製造問題，是社會生產力進步所急需的人才。所以，如何制定科學的人才和學術評價體系是引導科技工作者走向正確科研方向的指揮棒。
總之，“科技工作者堅守學術根本體現他的追求和境界，科研管理部門科學地評價學術成果和學術人才則體現它的責任和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