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學悔過錄
終於忍不住要對自己近五年來的研究生生涯作出一次狠狠地批判了。這五年間（包括1年半碩士和3年博士研究生學習時間），本人在學習生涯上幾乎交了一份白卷 ——一文未發，畢業遙遙無期！追究其原因主要是兩條：首先是沒有掌握正確的學習方法：包括目標不明確，沒有認清（特別是碩士研究生時期）攻讀研究生的目的，沒有很好的認識自我（套用上官子木先生的《反思：中國人成才障礙》的總結）即沒有很好的瞭解和把握自己的內在興趣和相對優勢之所在（Dixit先生在 American Economist上的總結）；其次是沒有拼搏的精神，雖然不是特別懶惰，但是肯定談不上勤奮，更不用說持之以恆的毅力了；文獻讀得倒是不少，而且在每篇文獻中都提了一些批判性的意見或者是進一步研究的可能性，但是沒有把這些東西很好的集中起來，並經常加以思索，因此弄到最後成了文獻的奴隸，而不知道學習 的本質目的便是學以致用——不是簡單的“擁有”灌輸進來的顯性知識（上官子木一書總結），而是帶著批判和質疑的精神（上官子木《反思》和王梓坤《縱橫談》）靈活地、甚至創造性地運用已有知識並試圖開發新知識。基於以上兩個主要原因，加上外部環境特別是隱性知識（即優秀學術前輩一對一的師徒式的傳授，源自上官子木《反思》P141李政道“費米物理研究所”的故事）的缺乏以及具體學術指導制度的缺失（具體學術機構缺乏總體的培養目標和培養程式），終於釀成了上述 ０成就的醜果！對此，筆者感到深深的羞愧與自責！五年時間說長不長，但是說短又絕對不短！這大好的五年時光原本可以幹多少事情啊！但是單純的懊悔無濟於事，還不如對五年間所作的具體事務來一個總體的回顧來的有用。
碩士一年半說不客氣點，就是一無所獲。在一個以定性甚至拍腦袋的環境裏成天與僵化的教材、專著而非新穎的學術論文打交道肯定是無法淘到閃閃發光的金子的，更不用說研究方法上的不規範甚至是缺失以及大量的“實踐機會”了（必須說明的是，如果方法得當，“實踐”不失為培養細緻觀察和獲得靈感、直覺以及鍛煉 轉換思維視角能力的好機會！）。博士第一年仍然沉迷於大量的關於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運營的中文專著中，這些中文專著幾乎無一例外地是“灌輸顯性知識”，鮮有經過作者獨立思考和嚴謹研究之後獲得的新結論，這樣的專著既缺乏營養，更浪費時間，並且使人不知何謂學術研究甚至危害人體‘健康’！
真正有所收穫的時期始自2006年11月份，天津大學張維教授的《科學的管理研究》報告將筆者逐步引導至經濟管理學術研究的正途上，接下來便是手中已有的《管理研究方法論》（李懷祖著）被一口氣讀完，而後又補充了賈懷勤、吳建南等人關於（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方面的專著，這些都是關於實證研究方面的方法論資料。然而2006年底至2007年初甘犁教授《微觀經濟分析》課上關於IV工具變數的討論是筆者覺得，既然明知計量經濟或實證研究中存在的對於解釋變 量外生性（exogenity)的高要求，而外生的IV的尋找又幾乎是“可遇而不可求”，因此放棄了搞實證研究的念頭！好慘重的損失，以前成天泡在研究方法論，四五天一口氣讀完一本研究方法論著作的努力便毀於一旦了。不過至少知道了所謂的“科學性”大概包括幾個要素，至今仍然記憶猶新：客觀，實證，規範，共同外加筆者自己所理解的可重複性指標；也知道了學術特別是學位論文的靈魂屬性：科學性、學術性、創新性與理論性。
之後幾天便是彷徨。一天偶然在一期刊上看到一位學長有一篇論文提及“使用罰函數法解非線性規劃”，便對《運籌學》長生了較為濃厚的興趣，因此一星期之內從教室到寢室，從寢室到餐廳，從餐廳到摩爾百盛超市的長椅上，隨手都帶著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運籌學》，一周之後，原理幾乎都弄明白了但硬是沒有找到使用的地方！筆者再一次被知識給奴役了！！
大概是2007年4月份左右，筆者便妄想學習人家怎麼開題。於是找老五在西安交大複印了王應洛、席酉民老師等人撰寫的《怎樣做好博士論文》一書，一天便讀完了，當時覺得頗有收穫，但事後才發現也只是囫圇吞棗而已，仍然停留在顯性知識的灌輸層面。接下來4月份經過4天便攻讀完畢的張維迎的《博弈論與資訊經濟學》也有同樣的感覺。
5月20日，筆者在google搜索引擎上以“公共工程”為搜索項偶然搜得一篇臺灣馮正民等人寫的關於公共工程私人與政府出資比例的學術論文，這是筆者第一次認認真真地閱讀本領域內的有關學術論文。臺灣學者所著論文中嚴謹的八股式的論文結構特別是其特有的“研究動機”（research motivation)交待深深的吸引了我：原來做學術論文並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明顯的動機支撐著作者的！雖然意思基本相同，但筆者總覺得臺灣學者的“ 研究動機”比大陸空洞的“理論意義與實際意義”來的實在（類似地，後來筆者覺得英文文獻中的“the (new) contribution of the paper”也比大陸模糊抽象的“論文創新點”更加具體和親切！）；而該文從政府和私人兩個視角而非單個視角（作者們前兩年各有一篇論文分別從政府和私人視角研究出資比例）來研究公共工程公私出資比例問題，這既是文章的“研究動機”也是paper的new contribution，同時筆者第一次實實在在的目睹了具體的通過（而非以前老師所抽象和總結的）轉換視角（perspectives)的案例。正是這一次體驗使筆者切實感受到了什麼是規範的經濟管理研究。（雖然後來筆者覺意識到臺灣學者在研究問題時，喜歡從管理學的角度切入——只注重明確的財務分析 ——而不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從社會效用特別是消費者剩餘的角度分析公共工程的社會效益問題是存在顯著缺憾的）
    接下來兩天，便一口氣讀完了《管理工程學報》等期刊上關於BOT的文獻，從5月23日起，便開始以5篇/天的速度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conomics等建築學頂級期刊上閱讀與BOT的相關論文，直至6月底。這是第一次接觸規範的國際性論文，收穫自然不少。然而受《管理研究方法 論》、《博弈論》、《運籌學》等專著關於規範的實證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思想的影響，筆者覺得在這些建築期刊上所閱讀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採取一種不規範的 “實證方式”進行的,既沒有採用李懷祖老師等提出的實證分析方法，也沒有採用周廷銳教授講授的結構方程模型方法，而是編制一份所謂的“您認為下列哪些因素是BOT專案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等類似的“調查問卷”發放給BOT領域內的專家，根據專家的回答進行簡單的“相加”或“相除”便構成了作者的研究結論發表在期刊上（當然，Yang & Meng等人在Transportation Research上所發表的關於交通網絡與擁擠成本以及投資規模和收費水準之間關係的論文以及肖條軍老師在《經濟數學》上的類似論文是相當嚴謹的）。雖然本人對實證研究相當不感冒，但是根據結構方程模型的基本要求，這些調查問卷既沒有經過“效度”檢討，也沒有經過“信度”檢討，筆者相當懷疑這些所謂實證研究的規範性。無獨有偶，臺灣學者Ho S. Ping博士對這些期刊上的研究方法也不以為然，他在美國講學時多次提到“如果世界上有這麼多的BOT專家（experts)，那麼幹嘛還去調查他們呢， 讓他們直接寫文章好了嘛！”，以示質疑。他還採用經濟學的方法特別是其中的博弈論研究在考慮政府更換代理人成本、政治成本何法律訴訟費用及其賠償問題的情況下，BOT專案中的破產與重新談判(renegotiation)問題，並且將文章發表在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上。
    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部分經濟學期刊也在討論BOT（PPP)的問題，他們有的從是否將公共工程建設和運營捆綁入手分析BOT的適用範圍，有的從Hart 等人提出的剩餘控制權的角度研究PPP模式的效率問題，有的從關於不可觀察的品質的道德風險（建設運營成本的降低有可能降低工程不可觀察的品質以Hart 1997.2003為代筆）激勵角度研究PPP問題；有的從"市場內的競爭還是市場的競爭”competition in the field or competition for the field的角度研究這個問題（以Chadwick1859，和Demsetz1968為代表），也有的從各種收入擔保和風險規避的角度研究(以Lin Mincheng,2001為代表）,還有的如法國部分學者以水務工程為例分析兩階段建設工程中建設努力程度與工程品質(漏水率，受初始投資成本和時間影響）之間的關係，另外還有一些人從各種形式拍賣（一級密封，二級密封或英式拍賣、荷式拍賣）的角度對該問題進行分析。此外，8月份左右還閱讀了韓國學者關於部分私有化（partial privatization)的文獻，以及Sheilfer(1998)等人關於私有化的綜述性文獻等角度，2007年12月25日Amstrong(2006)等人關於規制與公共工程之間關係的綜述性論文，以及2007年6月初次涉及，2007年11-12月份再次細讀的偉大的Laffont J.J. and Tirole J.的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Regualtion and Procurement的巨著。2007年11月3日，本人讀到有史以來筆者投入時間最多的一篇working paper（作者EFG，曾經與1997、2001分別在AER Papers and Proceedings和JPE上分別發表關於LPVR拍賣機制的文獻）：The Basic Public Funds of PPP，作者認為PPP專案最佳的拍賣結構是包含一個擔保下限和一個擔保上限，這與實際生活中所見到的各種PPP合同大相徑庭；該文考慮了公共資金的影子成本（Lamad，The shadow cost of public funds，在Laffont J.J. and Tirole J.等人的論文中屢次提及，但是他們都假定公共資金的邊際社會成本是恒定的，不過筆者卻懷疑像其他成本一樣，公共資金的邊際社會成本也應該是遞增的，試想一次性發行1000萬美金國債與發行10萬美金的成本怎麼可能一樣呢？為此，筆者又閱讀了AER上許多關於公共資金影子成本的文章，也讀了許多關於稅收成 本的文章，包括Stiglitz等人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有關經典論文）；當然也包括世界銀行大量的公共工程從國有——〉私有（特許）——〉國有——〉私有的迴圈規律研究(2007.10.8左右）的有關研究（筆者認為世界銀行的這些研究也不甚規範）以及2008年2月份閱讀的有關公共工程產品非線性定價與低收入家庭的支出負擔、政府的政治成本之間關係的論文。在閱讀Laffont J.J. and Tirole J.巨著時由於對最優控制理論的不理解曾於2007年8、9月和12月猛攻蔣中一教授的《動態最優化基礎》一書（書中諾德豪斯20世紀70年代發表的“失 業——通貨膨脹政治商業週期”一文讓筆者痛快地感覺到了什麼是真正的有趣的經濟學研究）；同時涉及的還有蔣先生的《數理經濟學基礎》一書，書中關於數學在 經濟學研究中的四個作用——表述上的簡潔、已有公理的應用、邊界條件的清晰界定、處理多維問題闡述得非常經典（2008年8月或9月筆者又閱讀了 Samuelson關於"Mathematics is language的原文，較之蔣先生的觀點更為透徹）！同時蔣先生《數理》一書上關於最優化理論（同時下載了復旦大學馮曲的簡潔版講義和最優化理論和Dixit關於最優化理論的小冊子）、矩陣的運用等方法進行 了深入淺出的分析。
    為了弄清楚消費者剩餘的問題，2007年年底2008年年初筆者閱讀了MWG高級微觀經濟學的前一部分，並且為了弄清楚補償性需求曲線，甚至閱讀了Hicks20世紀40年代發表在RES上的好幾篇原始論文！
    2007年間筆者曾經因為隱隱約約感覺BOT擔保問題與供應鏈中不確定的需求情形有著明顯相似之處，甚至閱讀了一部分供應鏈(supply chain）的問題，而且感覺目前的研究沒有考慮價格及需求的期權問題，便於2007年6-7月間涉及過期權(期權期貨與衍生產品)和實物期權（兩本著作：實物期權分析、實物期權）的有關著作，但是因為太抽象而不得不放棄！2008年在地震期間斷斷續續地閱讀了Dixit and Pindyck的Investmen Under Uncertainty，並準備將BOT與實物期權結合起來作為論文題目，但後來由於形勢的變化不得不暫停。此外，2007年10月23日筆者花一天的時間閱讀了美國人唐.埃思裏奇寫的《應用經濟學研究方法論》。
　　最近即2008年9-10月份突然對一般的創新產生了興趣，便閱讀了有關《科學發現縱橫談》、《反思：中國人成才障礙》等一般性而非專業性書籍（甚至連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也沒有放過），但是感覺收穫還是不少，對於創新的要件（內部要件：興趣、相對優勢、科學的學以致用的學習方法和勤奮、毅力；外部要件：自由的創造環境）有了一個新的瞭解。
    文獻雖然讀了不少，但是存在兩個最致命的缺陷導致筆者一直圍繞文獻打轉，甚至成了文獻的奴隸而不能自拔：第一，沒有明確的目標：自己的興趣和相對優勢沒有把握，也沒有對這些文獻質疑的地方加以深入的探討，雖然不算懶惰但是缺乏恒心和毅力；第二，為了學習而學習而不懂得學以致用，這大概是這五年來“擁有”或 “曾經擁有”的知識與日俱增但是最終碌碌無為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