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權發佈呂啟祥文  黃安年的博客/2011年5月3日發佈
1948年，當胡適飛離北平之時，不得已捨棄了他的全部藏書，僅從中挑選了一部書作為這一百餘箱約一、二萬冊書的紀念。這—部書就是殘本的《紅樓夢》，亦即《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全編》第253頁）
這是一件意味深長的事，不僅出於他對長期收藏的甲戌本的珍愛,也說明胡適同《紅樓夢》結下的不解之緣。
胡適作為“新紅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不論人們是否完全贊同他的具體學術結論和研究方法，其在紅學發展中的歷史地位是確立無移的。因為像胡適這樣中國現代史上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他對文化的建樹常常表現在開風氣之先上。”紅學”也不例外。胡適所開創的紅學考證，不但為諸多新紅學研究家承繼和發展，其成果且為當代多數紅學研究者所承認和取用。
《紅樓夢考證》是胡適最重要的紅學著作，堪稱一篇力作，初稿於1921年3月，同年11月完成改定稿。它廓清了索隱派的種種迷霧，從作者家世、時代、版本等方面作了考證研究。1927年胡適發現並以重價購得甲戌本，著文介紹了這個僅存十六回抄本特別是所帶脂評的價值。其後三十多年間此本一直由胡適個人收藏，未能及早影印使世人得見真面，不能不是件憾事。然而胡適對脂本的重視和研究具有開創性，功不可沒。此外，胡適在講演和書信中也涉及《紅樓夢》，常把考證《紅樓夢》作為自己治學方法的一個範例。
新紅學的主要貢獻在於對“作者”和“本子”兩大問題作出了答案。許多今天看來是常識的事情，在當年卻要花費很大氣力才得以證實並被人認可。七、八十年前當索隱大盛之時，人們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影射時事，猜度秘聞的窼臼裏。如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指出的那樣，其共同特點是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去附會《紅樓夢》裏的情節。比如以為《紅樓夢》是影射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的，又如以為是記康熙朝宰相明珠家事的。影響最大的要數以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為代表的清康熙朝政治狀態說。蔡說以為《紅樓夢》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以“金陵十二釵”隱擬清初江南名士“寓痛惜之意”。此說影響同蔡元培的學術聲望和懷抱的民族革命的嚴正出發點有關，《石頭記索隱》不到十年間即出至第十版，其風行流傳可見一斑。因此胡適在《紅樓夢考證》及《跋》中用了較多的篇幅來分析批駁蔡說，指出其主觀隨意性之大：轉彎抹角之多。不啻教人猜“笨謎”。索隱諸家，從方法到例證的謬誤，足見“這種附會完全是主觀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是無益的。”
然而最終使索隱派退出歷史舞臺的，還在於胡適考得了《紅樓夢》的作者及其家世，這是《紅樓夢考證》最見功力的部分。胡適從袁枚《隨園詩話》的記載入手，依據多種清人筆記及史料，先考曹寅其人；又從《雪橋詩話》中得知雪芹名霑，為曹寅之子，並且順藤摸瓜，查得與雪芹交好的敦誠兄弟詩作數首。此外更以小說情節與上述史實材料互相印證比附，總結出關於“著者”的六條結論：一、《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二、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曹寅的孫子，曹頫的兒子，生於極富貴之家，身經極繁華綺麗的生活，又帶有文學與美術的遺傳與環境。他會做詩，也能畫，與一班八旗名士往來。但他的生活非常貧苦，他因為不得志，故流為一種縱酒放浪的生活。三、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於此時，或稍後。四，曹家極盛時，曾力辦過四次以上的接駕的闊差；但後來家漸衰敗，大概因虧空得罪被抄沒。五、《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破產傾家之後，在貧困之中做的。做書的年代大概當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書未完而曹雪芹死了。六、《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裏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
這樣的結論以其所據史料的切實和推導邏輯的合理而穩操勝券。相形之下，索隱派顯得蒼白無力，只能偃旗息鼓。雖則蔡元培個人並未被說服，索隱之作以後還時有出現；但作為一個學術派別，則已經被考證的新紅學代替了。
關於版本，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首次提出“《紅樓夢》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之後始有百二十回的《紅樓夢》”。根據是程偉元和高鶚的兩篇序及引言，佐以張船山的詩及注，還採用了俞平伯研讀小說本身所得出的“內證”。胡適的結論為“《紅樓夢》後四十回確然不是曹雪芹做的。但我們平心而論，高鶚補的四十回，雖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確然有不可埋沒的好處”。這比後來完全抹殺倒後四十回的論者，要客觀、公允多了。
胡適對脂本的研究，大體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確立了脂本在《紅樓夢》版本史上的地位。由甲戌本的出現，認識到帶評的正是早期抄本，必定都稱為《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第二，比勘各本推考版本演變的歷史。比方推定戚本古於高本；甲戌本早於戚本，庚辰本可代表雪芹逝世前未經別人補改的狀況。第三，發現了脂評對研究作者生平家世的文獻價值。如據脂評提出了作者逝年的“壬午說”。第四，依據脂評研究《紅樓夢》的成書過程。如認為《風月寶鑒》乃雪芹初稿。第五，依據脂評推考不同於高續後四十回的情節和結局。第六，推考脂硯齋其人。從上舉諸項看，對脂本的重視和研究是具有開創意義的，但同時也強化了自傳說。
綜觀“作者”和“本子”的兩大問題。可以說，今天紅學研究的許多重要方面或曰重要分支，如曹學（作者家世生平研究）、脂學、版本學、探佚學等，在胡適那裏已經發韌或已具雛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確立了以考據為主要特徵的新紅學的歷史地位。
胡適《紅樓夢》考證的影響，不限於紅學本身，很大程度上帶有方法論的意義。這點在胡適是相當自覺的。他一再申明《紅樓夢考證》諸篇只是考證方法的一個實例。”在小說考證的文字裏，“我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度，一點科學方法。……科學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全編》第192、194頁)。應當說，胡適這方面的意圖很大程度是實現了的。引一段大家熟悉的有代表性的話：“紅學研究了近一百年，沒有什麼成績，適之先生做了《紅樓夢考證》之後，不到一年，就有了這一部系統完備的著作(按：指俞平伯《紅樓夢辨》)；這並不是從前人特別糊塗，我們特別聰穎，只是研究的方法改過來了。....我希望大家看著這舊紅學的打倒，新紅學的成立，從此悟得一個研究學問的方法。”(顧頡剛《紅樓夢辨·序》)胡適後來曾說，頡剛此段“最可以表示當時一輩學人對於我的《紅樓夢考證》的‘研究的方法’的態度”；“最可以表示當時我的‘徒弟們’對於‘研究方法改過來了’這一件事實，確曾感覺很大的興奮。”(《全編》第246頁)。
新紅學考證派的研究方法給當時的學界帶來如此的振奮不是偶然的，它反映著“五四”新思潮和新的文學觀念給學術研究注入的新機。歷來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話小說同正統文學一樣成了學術研究的對象。而疑古，求實的精神更激發人們對傳統觀念和流行見解進行反撥和重估。就如胡適在《紅樓夢考證》裏明確宣稱：“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嚮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正是這種科學精神和方法的體現。   
從中西文化的交會和中國學術的傳統來看，胡適的方法又淵源有自。胡適曾受教於實驗主義哲學大師杜威，他信奉並系統評介過實驗主義的哲學流派，關於假設求證的“兩步說”同杜威有系統的推理思考的“五步說”有明顯的淵源關係。但胡適的方法又並非全是“舶來品”，他在晚年說得十分清楚：“我是用乾嘉以來一班學者治經的考證訓詁方法來考證最普通的小說，叫人知道治學的方法。”“我對《紅樓夢》最大的貢獻，就是從前用校勘、訓詁考據來治經學、史學的，也可以用在小說上。”(《全編》第374、377頁)可見胡適的治學方法，既流灌著西方杜威哲學的血脈，又承接了中國傳統樸學的經驗。胡適屬於由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向現代知識份子轉型的一代，具備學兼中西、開拓創新的特質。因而，以他為代表的新紅學，既借助於近代西方科學方法，又打上了清代樸學的明顯印記。
平心而論，“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十字真言，揭示了科學研究中部分必要的思維過程，包含了鼓勵探討和反對武斷的合理因素，體現了尊重事實、尊重證據的精神。在胡適以前，中國學術史上還沒有人明白通俗地作過這種概括。他作《紅樓夢考證》就相當嚴格地遵循這樣的方法，銳意搜集事實、尋覓證據,不斷用新的更可靠的證據來替代原先那些不那麼可靠的間接的證據。胡適關於曹雪芹卒年問題曾五易其說便是一個顯例，充分體現了尊重證據、跟著證據走的精神；他的覓得《四松堂集》欣喜若狂，是因為找到了“原手的證據”而不是“轉手的證據”，足見看重第一手材料。正因為胡適的考證在方法上有科學的合理的部分，才能取得相當可觀的成果。
新紅學考證所得的全部積極成果最終幾乎都結穴到一點，即《紅樓夢》是作者的自敘。自敘傳的說法把人們的眼光引向小說創作的生活素材，引向作品內容與作家生活經歷的不可分割的關係，自有其合理的方面。但它將兩者混同，疊合，翻轉來以《紅樓夢》的故事情節甚至片言隻語去附會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填補史料的空白，則又陷入了困境，走上了和索隱派同樣的穿鑿附會的老路。
對於“自傳說”的謬誤，幾十年來受到持續很久、規模很大的批判，已廣為人知，不必贅說。其實，新紅學的另一位主將俞平伯早在1925年發表的《<紅樓夢辨>的修正》對此就曾作過深刻的自省和相當徹底的修正。認為將小說與信史混同簡直是一種常識性的錯誤，覺悟到“我們說人家猜笨謎；但我們自己做的即非謎，亦類乎謎，不過換個底面罷了。”十分可貴的是俞平伯在這裏以文學的眼光去體察《紅樓夢》，強調“一切真文藝皆為創造的”是“經驗的重構”，《紅樓夢》在文壇上是“一篇不可磨滅的傑構”。他希望胡適亦能“以此眼光看《紅樓夢》，覺得發抒活的趣味比依賴呆的方法和證據大為重要，而淨掃以影射人事為中心觀念的索隱派的‘紅學’。”
遺憾的是胡適並沒有重視和接受俞平伯的這一希望，一直堅持他的自傳說。1952年12月在臺灣大學講演時，又以此作為治學方法的範例介紹給青年，足見自傳說的不可改易同他的研究方法的固守舊轍是緊密相連的。
自傳說的困境暴露了胡適方法的缺陷和消極方面。他不適當地將史學的方法侵入到文學領域裏去，企圖以史學的批評包括和代替文學的批評。何況，即使在史學範圍內，“十字真言”也決非萬靈。它強調假設來源於頭腦中已有的學問、經驗和靈感，把求證簡單地歸結為尋找例證，這就遠遠不能概括科學研究全部的複雜過程，不能揭示現象的內在聯繫和發展規律。十字真言完全沒有超出形式邏輯的範圍，在稍為複雜的社會歷史問題面前，就難以奏效了。正如唐德剛指出的那樣，胡適的治學方法“只是集中西‘傳統’方法之大成。他始終沒有跳出中國‘乾嘉學派’和西洋中古僧侶所搞的‘聖經學’的窠臼。”(《胡適口述自傳》注，見該書第137頁)。這一方法不僅表淺、狹隘，且已陳舊,面對像《紅樓夢》這樣豐富複雜的精神產品，一涉及社會歷史內容，胡適的方法就立即破綻百出、無能為力了。
在很長一個時期裏，紅學的內容一直是史學重於文學，這同以考證為主體的新紅學是直接相關的。與考證史實相比,胡適論及《紅樓夢》的文學價值的地方很少,但也並非沒有。比如他認為“《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其“真價值正在這平談無奇的自然主義的上面。”這觸及到了《紅樓夢》的藝術特色和創作風格，是有眼光的。但他又說這是“過分讚美”(《全編》第289頁)，並且一再說“《紅樓夢》不是一部好小說”，“因為《紅樓夢》裏沒有一Plot(有頭有尾的故事)。”(唐德剛《胡適雜憶》第64頁)。這就不能不是對《紅樓夢》的貶抑了。胡適對後四十回的悲劇結局頗為讚賞，說它“打破中國小說的團圓迷信”，“居然替中國文學保存了一部有悲劇下場的小說！”(《全編》第117頁)，認為勝過高續以外的種種續書，這也是從文學角度所作的評價。此外，胡適從各本文字的校勘中論證“脂本的文字勝於各本”，並且重視“活的語言”和“俗字”的創造,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他在文學語言方面的功底和識力，至今仍然是校勘新本的重要依據和參考。
就胡適個人的學術生涯而言，創立“新紅學”應當是很值得回憶的一頁。不僅在於學術建樹本身，師友之情也是值得懷念的。蔡元培和胡適雖為論辯的雙方，但都能相互尊重,表現出學者的氣度，堪稱紅學史上的佳話。顧頡剛和俞平伯兩位，協力搜集材料，研究探討，襄助胡適共同創建了新紅學。三十多年後，胡適借得《紅樓夢辨》，睹物思舊，特志“紀念頡剛平伯兩個紅樓夢同志”。（《全編》第243頁）。在海峽兩岸完全隔絕的年代，不論在美還是在臺，境遇是升還是沉，胡適對《紅樓夢》的資訊仍不時關注，無論版本的發現,還是論著的出版,在他的書信、言論中都有反應。只要別人一提起《紅樓夢》，仿佛提起了他的“舊戀”（《全編》第273頁），足見他同《紅樓夢》緣分之深了。
20世紀二十年代是胡適學術上最活躍的年代，他涉足的領域很廣，大多皆有開創性建樹，以後由於主客觀方面的原因，限制了學術上的成就。即以“紅學”而論，他的起點幾乎就是頂點，《紅樓夢考證》以後，除去有關版本和辨偽的幾篇重要論著外，整個學說已經凝固，幾十年中在口頭或文字上雖時常提及，不過反復申說，舊調重彈。而同為新紅學開山人的俞平伯，經歷了半個世紀的風雨滄桑之後，回過頭來審視索隱、自傳兩派的異同得失，表現出更為超脫的態度和深邃的目光。相形之下，胡適晚年仍固守成說，未能超越，這是值得深長思之的。半個多世紀以來，大陸少有從學術的立場出發對其思想學說的評析，“紅學”作為他治學的一個範例和典型，加以研討，或能引起海內外學人的興趣和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