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特別嚴肅的問題：這篇文章是我給“奴隸社會”公眾號寫的，我發在自己博客上算原創還是轉載？按學術界的標準似乎在那裏發表，那個地方就有著作權。這類非學術內容呢？哪位高手能解惑？
文中有個別表述跟奴隸社會的發文不一樣。
[一諾曾問我能不能以教育工作者身份寫寫教育，我知道這個坑很難跳。2017被教育新聞轟炸，我坐不住了。這些文字是我作為一個個體對教育的體驗、觀察和思考，普遍性有待考證。文中的觀點為我個人觀點，不代表我執教的大學。]
心靈逐客
我在廣東西南部的小鄉村長大，沒有上過幼稚園。小學一年級只上了一個月，是學年快結束了才插班進去的。那時候無所謂學位，就是教室裏加把長條凳的事情。期末考試語文數學都沒及格，但成績單意義重大，讓我成為了記錄在案的中國公民。那時我六歲半，在那之前我是計劃生育的黑戶，沒有出現在任何官方記錄中。
小學的記憶是老師經常拎著班裏調皮男生的耳朵從座位扔出去然後踹兩腳，特別鮮活的是一數學老師揪著某男同學的頭髮轉了幾個圈之後那撮頭髮連著頭皮掉下來的血淋林場景。那時我們不知道這些叫暴力行為，更不知道這是犯法的，只知道不聽話就該被揍。那些年對我來說教育的全部意義是聽話不被老師打罵。
到了初中，父母不時提醒我說要不好好學習就只能回老家挑糞種地了，教育似乎與個人的未來有了聯繫。初中課堂的記憶是喜歡惡搞的同學腦洞大開地回答老師問題之後被冷落或訓斥。我們只需要保證考試能把題目答對，不需要也不會去想和問為什麼。教育就是為了一份遠離挑糞種地的穩定工作，簡單、專注、冷酷。
初中畢業還算尖子生的我沒隨大流讀中專，而是讀了高中，不知道是不是為了成為從小被洗腦的科學家。高二入選理科競賽輔導小組，只有兩名女生，屬珍稀動物卻無比壓抑，因為總有老師說女孩不會有太大出息。那三年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黃岡卷，教育就是為了高考能考出一個榮耀學校和父母的分數。
我從不用“求學”一詞來描述我大學以前的教育，因為那些日子沒有讓我體驗過“求”字的主動性，學只是為了分數。在那不算漫長的十一年一個月中，課本、課堂和考卷上的文字冰冷，逐漸洗去了我對這個世界與生俱來的熱情和好奇，在懂和不懂之間築起了一股漠然的牆。所幸父母一直沒有因為成績不錯而放鬆對我生活上的要求，他們總認為書可不讀，生活卻不可辜負。
心靈訪客
高考沒發揮好，去了西安交大收留高考難民的專業科技英語。這個專業的好處是有很多兼職導遊的機會，錢能掙不少，但帶老外遊走西安常常因為答不上他們的為什麼而無比尷尬。我的歷史地理知識少得離譜，“三好學生”的我一直很聽話，不看跟考試無關的書，不問跟考試無關的問題。每一次尷尬都赤裸裸地將我的無知公之於世，我開始懷疑那個分數裝飾的人生，更擔心那個分數設計的未來。
老師給我們看了《心靈訪客》（Finding Forrester），片中Jamal的沉默總讓我淚流滿面，強烈共鳴了我在學校所經歷的無視、漠視和歧視。上文學課老師說，你們閉上眼睛念一下Plum這個詞，感受一下你張開嘴巴把一顆李子吸進去，咀嚼、品味然後慢慢咽下去這個過程的美妙。那一刻我忽然意識到世界不是卷子上的ABCD，而是品李子的感受。各種衝擊迫使我思考自己和這個世界的關係，慢慢地體驗和求知這兩個中國教育生態下的奢侈品才得以在我身上生根發芽。
隨後我讀了碩士並在高校大躍進年代憑碩士學歷謀得一份高校教職。教了兩年書我就黔驢技窮，去了新加坡國立大學讀博。我曾說讀博是因為“內心有一股求知欲把我煎得難受，除了讀博以外我似乎找不到另外一種方法滿足這股求知欲”。有人質疑：“一個普普通通的人，就‘為了內心求知欲’去讀博？反正我是不信。”簡單的一個不信，道出了求知和我們教育之間的仙塵路隔。這個質疑讓我幻想一個顛倒的教育，如果這股求知欲在幼年就開始煎熬我，而不是在大學以後，我的人生會有什麼樣的可能？人生沒有如果，歲月不可顛倒。
顛倒教育
現實不可顛倒，我唯有顛倒自己的行為。大學課堂按理說應該引導學生創造自我、指點江山，現實卻是我要絞盡腦汁激發他們的求知欲。我課堂口頭禪之一是“這個很有意思！”偶爾有學生會善意地提醒入戲特別深的我：“老師這沒什麼意思啊！”我知道這不是代溝的問題，是求知欲和感知力喪失的問題，於是課堂重心轉向如何讓學生覺得這個世界有意思。可悲哀的是意思還沒出來，一個學期的課就結束了，該說不見了。我想在作業中讓學生體驗一下什麼叫有意思，他們哀嚎一片，我只能連哄帶求地說，你們先做吧。當然最後交上來的作業往往是慘不忍睹。因此我經常自嘲，我不是大學老師，我是幼稚園老師。
每天的自嘲帶來的是一種深深的無力感。被無力感束縛得寸步難行之餘，我不時會想起自己以前那些漠然的日子，覺得學生也很無辜。他們在年幼時不曾被引導去體驗和感知這個世界的奇妙和複雜，又如何能期待他們自動重拾好奇心和感知力呢？很多問題是高等教育可以痛心、埋怨和批評，但解決問題的關鍵在基礎教育。我們的基礎教育總是不要這樣不要那樣，對於那些有明確該怎麼樣的，卻大多屬壓抑孩子天性之列，比如抄寫課文二十遍等。慢慢地孩子們也就成了木偶，也就感知無能了。
目前學界已達共識，嬰幼兒期是大腦和心理發育的重要時期，但可笑的是我們到了高等教育才使勁。博士到大學教書是名正言順，到幼稚園是屈才。我不知道如果大家明白當前的高等教育是在惡補學生的求知欲，還會不會覺得博士到幼稚園是屈才。這個顛倒似乎為我們近年動則過億的高等教育投入賦予了更大的意義，因為重拾被消磨掉的求知欲遠比幼年時期的激發和保持要艱難得多。我的孩子不到兩歲，不管戶內戶外的玩耍他都會不時用驚喜的聲音告訴我“媽媽看這個”；我的學生二十歲上下，課堂上我需使盡十八般武藝激發興趣，往往武藝炫完了他們依然冷漠，再度黔驢技窮的我無奈，甚至有些絕望。
荒誕現實
顛倒的教育帶來了很多荒誕的現實，比如培訓機構壓倒公立教育。我曾以為學而思掌控北上廣基礎教育是個傳說，直到有一天發現不少同事的孩子都上了學而思，現實給了我當頭一棒。將問題外包的習慣已滲入我們的骨子裏，高等教育工作者在為人父母這個角色中也無法跳出去而已。我還沒從學而思回過神來，又需直面學生的請假。他們理直氣壯地說要去外面培訓機構聽課，理由是他們的課比學校的有用。我有一次問學生，如果我也在那個培訓機構的上課，你們還會翹我的課麼？學生驚喜地問：“真的嗎？”那口氣滿是期待，暗示我培訓機構的聘書比高校職稱對學生來說要更權威。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培訓機構似乎成為了中堅力量，一些公立教育的價值慢慢淪落為提供學歷學位。
荒誕之二是應試壓倒素質教育。教育的核心目標之一是培養學生分析、定位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應試技巧只是解決問題能力的一個體現。但我們的教育和宣傳直接無視應試的本質是解決問題。南方人物週刊有一篇採訪李一諾的報導，提到有家長不敢把孩子送到一土教育，害怕將來無法適應國內主流傳統教育。這個擔心準確捕捉了教育現狀的痛處：應試和素質、公立和私立、傳統和改革是對立的。懂教育的人能明白一土出來的孩子不應該適應不了傳統教育，因為一土所提倡的內心充盈其實就是在不同環境下都能以積極平和的心態去面對並解決問題，考試不過是問題之一而已。可惜我們的應試話語鋪天蓋地，恐怕已經沒多少教師和父母能理解“內心充盈”這個詞的含義了。
荒誕之三是我們的討而不論。我們熱衷於繪聲繪色重現教育問題，偶爾提供一些隔靴靴撓的方案還常常跟商業捆綁，成功地製造了全民教育焦慮。很少能見到討論能夠深層次剖析教育問題存在的原因並基於不同成因的重要性和可改變性而提出可行的方案。這些討論總會讓我想起一個情景：我一大學同學談戀愛累累受挫，他的對策是每週四晚去西交大東花園的英語角，逮住一個人就用生無可戀的語調拋出Let’s talk about love。很多教育討論跟我同學的談愛情是“異曲同工”，目的不是為了給棘手問題尋找可行的解決辦法，而是為了給不滿和失落的心境尋找一個情緒出口。全民狂討導致我們的老師、家長和孩子集體失措，只知道這不對，那不對，卻不知道為什麼不對，也不知道什麼是對的。
有人會抗議：你太無知了！我們的專家一直在努力！是的，我們不缺努力的專家，但努力的效果呢？專家的話老百姓能懂嗎？能落實到日常中去嗎？困境重重之下我們不缺乏仰望星空的情懷，卻缺乏能讓情懷落地的乾貨。舉個例子，這是一段從檔中摘錄的話：“我們需要正確的科學教育，既要教科學知識，也要教科學史、科學精神和科研方法，這樣我們下一代的人才會具有邏輯思辨能力、獨立思考能力和主動學習能力。”這句話讀起來不覺得難懂，但將這些話落到實踐中的難度遠大於我們所能想像！比如“科學精神”這個詞很多老師都雲裏霧裏，他們能怎麼教呢？現實中教育界滿是這種紅頭文件，卻極度缺乏能讓最直接參與人明白並且可行的配套‘落地’材料，導致一些教育改革無法前行。
我們的教育改革總是動不動就號稱顛覆性，可結果往往顛而不覆。空穴來風的改革都是看起來很美，有可持續性的改革應該是基於現狀，分析尋找合適的切入口，循序漸進地往前推。一土學校說他們用傳統教材，在所有私立學校都撇清與公立教育界限的年代，這個細節讓我特別感動，因為這是基於現狀尋求改革的思路。我初站講臺時經歷過一個特別糟糕的階段，被學生對大學英語的負面情緒帶偏而天天和他們一起吐槽制度和人生，措手無策求救於一位前輩，她說：“認清現實、放下情緒，要巧幹而不是蠻幹，更不能對著幹。”這番話對我影響深遠。
我們總是想顛覆，不注重刨根問底的訓練，總停留在日常表像而不深入挖掘分析背後的原因和機制，導致目前不少各行各業的在崗人員只會聽指令蠻幹，無法基於現實巧幹。很多讓我們痛心疾首的新聞事件都是蠻幹的苦果，不少初衷不壞卻惡果累累。前陣子的京城大清理事件的狠和絕情讓我們出離憤怒，如果去看那些執行者的受教育經歷，或多或少他們都經歷過毫無準備的顛覆。我跟一位好友說，清理事件帶給我們教育工作者的意義是：“願你被溫柔以待，而後溫柔待人”。
矛盾行為
荒誕得太多就是一場全民分裂，一邊唾棄一邊繼續。現狀讓人不吐不快，但很多吐槽不過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道德執照”（moral license），讓我們更心安理得地繼續那些唾棄的行為。通俗一點說就是胖人在嘲笑了別人吃巧克力之後自己會吃得更坦然些。我們討伐學而思來攢點贊數減免報名費，宣洩情緒的討伐解決不了問題，卻可能會減輕我們想搞明白這個荒誕現實的執念。我們轉載別人被逼無奈送娃出國的推文，各種妒忌恨之後，很多有條件的人會更努力把娃送到國外。有錢人送出國，沒那麼有錢的請家教，再下一個檔次的送學而思，底層的就破罐子破摔。這些個人選擇是非常現實的逃路，每一條逃路都減少一份直面教育問題的力量。可教育的問題最終誰來解決呢？就像最近的虐童事件，沒有一個人可以成為一座孤島，或多或少總會被牽涉進去。在教育面前，我們無處可逃。
Be the change we can.
碼字間隙我跟十年前的一名學生吃了頓飯，他在廣東的一所外國語中學當老師，回來跟我分享這些年作為一名英語學科組長的經歷。他過去幾年堅持讓科組的老師和學生將閱讀變成日常生活的一個習慣，學生在考試和賽事中表現優異，為他的前行提供了有力支持。他跟我分享各種細節，不時問我老師你覺得這個可以怎麼改進。話語間那股年輕人對探索教育未知的竭盡全力讓我感動，我們約定從下個學期開始合作開展一些教學改革實驗。告別之後我幻想：如果有一天大批這樣的畢業生能到幼稚園或者小學，帶著同樣對教育的虔誠、熱情和幹勁回來跟我分享他們的日常，很多社會問題都能迎刃而解。
如果有一天我去當幼稚園老師，請不要驚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