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應 寬
科技文獻資訊的開放存取涉及很多相關的法律制度，為實現開放存取，需要減少法規的限制並尋求法律的保護。研究了有利於促進科技文獻資訊開放存取的法律和制度，包括修訂著作權法有關條款，把合理使用的範圍擴大到非商業利用；制定與實施中國特色的出版物法定送存制度；制定和實施國家許可制度；建立防止資訊壟斷的機制；保護資訊網路傳播權，維繫資訊網路傳播權保護與資訊公共獲取的平衡,為開放存取的發展爭取更大的制度空間，實現傳播效益最大化。
通過開放存取實現文獻資訊共用需要作者“保存”與讀者“獲取”兩方面。作者與讀者分別位於開放存取運動的兩端，作者提供文獻，讀者獲取與使用文獻，即採取作者與讀者互動的“推拉策略”（Push-Pull Policy），作者主動推送，讀者積極拉動，雙方都採取主動才能達到科技文獻廣泛共用的終極目標［1］。要通過文獻資訊的發表、存檔、檢索、獲取與使用，實現資訊的自由傳播與廣泛共用，一方面需要規避現有法律法規的限制，另一方面還要通過制定或修訂法規，尋求法律保護。從版權角度看，開放存取就是以現行法律為基礎，在授權合約框架內作者自願讓渡部分版權，使使用者得到免費訪問權、獲取權和自由使用權的版權交易模式。要發展開放存取事業，必須研究和制定促進資訊開放存取的法律和制度，賦予開放存取應有的法律地位，同時提升全社會的道德水準和守法意識，保障開放存取的相關法律法規、許可制度、授權合約條款等得到切實的遵循與維護。由於開放存取在中國的研究和項目實踐都處於起步階段，有關促進開放存取的法律制度研究還鮮見報道。本文試圖探索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如何擴大開放存取發展的法律空間和尋求法律保障，主要涉及著作權法、出版物法定送存制度、國家許可制度、資訊反壟斷機制、資訊網路傳播權保護等。
1 修訂著作權法有關條款，擴大合理使用範圍
智慧財產權制度是用法律保護知識創新的制度，也是為了保護版權擁有者在進行版權貿易時其經濟利益不受侵害。智慧財產權制度是為了通過保護作者權益來鼓勵知識創新和科學進步，而不是要阻礙資訊的自由傳播。智慧財產權包括著作權和工業產權，前者包含鄰接權，後者包括專利權、商標權等。著作權法是指調整因著作權的產生、控制、利用和支配而產生的社會關係的法律關係的總稱。著作權，狹義上講，是指各類作品的作者依法享有的包括人身和財產方面的權利；而廣義的著作權，是指除了狹義著作權以外，還包括藝術表演者、錄音錄影製品製作者和廣播電視節目的製作者依法享有的權利。在中國，著作權法規定，著作權與版權是同義語［2］。開放存取主要涉及著作權的保護與使用。
版權法的作用之一是鼓勵新知識的創作和傳播。學術界的成員既是學術論文的創作者即作者，又是論文的消費者即讀者，作為創作者需要版權法來保護其作品的完整性，同時也需要通過借鑒並正確引用來合理使用別人的成果以創造新知識，產出新的論文。按照傳統，為了廣泛傳播其文章，作者將版權無償轉讓給出版者，在很多情況下作者需要付費或得到許可才能使用自己的成果。因此，為了發展知識，作者保留版權對其研究、教學和後續發表新成果很重要。同時，建立機制來維持保護版權擁有者的權益與用戶獲取使用之間的平衡，對滿足研究與教學需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保護智慧財產權，維護權利人利益，不僅是中國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促進自主創新的需要，也是樹立國際信用、開展國際合作的需要。要進一步完善國家智慧財產權制度，營造尊重和保護智慧財產權的法治環境，促進全社會智慧財產權意識和國家智慧財產權管理水準的提高，加大智慧財產權保護力度，依法嚴厲打擊侵犯智慧財產權的各種行為。同時，要防止濫用智慧財產權而對正常的市場競爭機制造成不正當的限制，阻礙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將智慧財產權管理納入科技管理全過程，充分利用智慧財產權制度提高科技創新水準。強化科技人員和科技管理人員的智慧財產權意識，推動企業、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重視和加強智慧財產權管理。
由於著作權法在保護著作權人和傳播者利益的同時，還必須兼顧社會公共利益，防止權力被濫用，阻礙和束縛科學技術的進步和文化的繁榮。因此，世界各國著作權立法，無不對著作權予以一定的限制。著作權與財產權不同，就其法律保護而言，著作權已受到了時間和地域上的限制，此外，還受到合理使用、法定許可、強制許可等制度的限制［1］。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一條規定：為保護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作者的著作權，以及與著作權有關的權益，鼓勵有益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的作品的創作和傳播，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和科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根據憲法制定本法［3］。可見，著作權法的最終目的是要“有益於創作和傳播，促進文化和科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而為達到此目的，必須以“保護作者的著作權以及與著作權有關的權益”與“調和社會公共利益”為手段。著作權法首先賦予作者著作權，但為了公共利益考慮，又以“合理使用（Fair use）”的規定形式來限制著作權的行使。《伯恩公約》是關於合理使用的最早且最重要的規範，1971年巴黎修訂版的第九條第2項所規定的“三步驟檢驗（three-step-test）”, 即複製權的限制與例外應符合以下條件:①僅限於相關特定條件下；②未與著作之正常使用相衝突；③不至於不合理地損害著作人的法定利益［4］。此“三步驟檢驗”原則隨後分別為1994年通過的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中的“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第十三條、1996年通過的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WIPO Copyright Treaty)第十條及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表演及錄音物條約(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第十六條所接受, 並推廣到所有該條約所提供保護權利的限定與例外規定，不再僅限於複製權，亦即只要“在相關特定條件下”，“未與著作之正常使用相衝突”和“不至於不合理地損害著作人的法定利益”，各國著作權法應允許使用人不必經過著作權人及其相關權利人的授權，使用著作或受保護的客體。至於具體法律條文表述，則由各國以法律規定。
 促進中國科技文獻資訊開放存取的法律與制度研究促進中國科技文獻資訊開放存取的法律與制度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第十條除規定保護著作權人人身權和財產權等十七項權利外，也通過合理使用、法定許可等制度限制來保護公共利益。其中，著作權法第五條法定許可了三項本法不適用的範圍：①法律、法規，國家機關的決議、決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質的檔，及其官方正式譯文；②時事新聞；③曆法、通用數表、通用表格和公式。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明確規定了“合理使用”的十二種情形，使用人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使用作品，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並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權利［3］。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還強制性法定許可了為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和國家教育規劃而編寫出版教科書對作品的使用，但應當按照規定支付報酬，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並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權利。對著作權的這些限制規定，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公共利益，有利於作品的傳播和使用。
但是，中國的著作權制度歷史較短，許多方面還不完善。特別在網路資訊資源分享中的很多環節，如網上資訊檢索、聚類、連結、下載、複製、再傳播與再利用等，均受到版權法的制約，著作權法在網路環境下的過度擴張一定程度上已成為科技資訊開放存取的障礙。因此，為了推進開放存取，促進資訊資源的傳播與共用，使資訊傳播效益最大化，必須改革和完善著作權法的有關條款。
傳統版權體系在作者及其他控制和使用作品權利人利益與社會資訊自由流動和傳播知識利益之間保持著一種微妙的平衡。可以說，利益平衡是版權法的根基。然而，每一次複製和傳播技術的進步都打破了版權法舊有的平衡。為適應技術進步，確立新的利益平衡，必須不斷修訂版權法。具體做法是：賦予版權人與新技術相應的權利以彌補技術發展給權利人帶來的損失，同時給這項新的權利附加相應的限制以保護公共利益而不至於造成版權人的壟斷。建議修訂版權法的有關條款，以維繫版權保護與合理使用的和諧統一。按照國際慣例，補充規定，作者擁有版權，只要“在相關特定條件下”，“不與著作的正常利用相衝突”和“不至於不合理地損害著作人法定利益”，應允許讀者和用戶不必經過著作權人及其相關權利人的授權，不向其支付報酬，可以使用著作或受保護的客體，但應該指明作者的姓名、作品名、文獻出處，正確引用與致謝［1］。同時，還應該明確規定，受公共資金資助的研究專案成果除保密或產生專利或版稅收入的成果外，首先應該免費向公眾開放，而不受版權法的限制。對於學術期刊發表的研究論文也應該逐步向公眾開放。通過修訂和補充現行的法律，制定專門的法規和頒佈有關法規文件和政府規章等形式，把“合理使用”的範圍擴大到非商業性利用，逐步完善資訊開放存取的政策環境，為公眾依法公開平等的獲取資訊提供法律保障。網路技術的迅猛發展促進了網路資訊共用，關於資訊網路傳播權的保護與限制將在後文詳細論述。
2 制定與實施中國特色的出版物法定送存制度
出版物法定繳存，有的也稱作出版物法定送存、出版物法定寄存、出版物法定存儲、出版物法定倉儲、出版物法定呈繳等。法定送存是一種法律義務，規定任何商業機構、公共機構或個人，只要以大量副本製作任何形態的文獻，都有義務送存一份或一份以上到指定的國家機構。法定送存是一種國家公共政策，也就是以法律形式保障國家文獻的收集、記錄、保存與使用，目的是保存國家文獻、編制國家書目和提供學術研究［5］。送存品應免費提供給讀者使用。出版物法定繳存制度起源於1537年法國國王佛朗西斯一世頒佈的皇家法令《蒙彼特埃敕令》，規定任何新出版的圖書，必須向王室圖書館呈繳一部，否則禁止銷售；最初的目的在於充實皇家圖書館的館藏，後來又衍生出其他目的，如書刊出版品交易核可、檢查的途徑，取得著作權保護的方法等［6］。在1886年訂立伯恩公約前後，法定繳存制度幾經廢止與恢復，根據1990年Jan T Jasiond的調查統計，全世界共有139個國家有法定繳存制度［7］。法定寄存制度是一個國家完整收集、記錄、典藏該國文化資源最重要的依據，也是平衡社會大眾知識貧富差距的重要途徑，儘管寄存的目的、出版物的定義與範圍隨著時代變化，但法定寄存制仍是各國為子孫後代典藏過去及當代知識智慧的良好制度，而被各國廣泛建立實施。隨著電子資訊技術的發展，電子出版物盛行，法定寄存制度在法令、技術實現、保存長久性、內容正確性、使用平等性、組織合理高效等方面都遇到了新挑戰［8］。
中國沒有出版物法定寄存的法令，但是有一個中國特色的稱謂，叫“出版物樣本繳送”。中國的出版物樣本繳送可溯源到漢代初年，800年前已有圖書呈繳制度，但時至今日還沒有法定呈繳本制度，現在的樣本繳送制度在1952年以政府部門規章的形式確立。2001年12月25日國務院頒佈的《出版管理條例》第 23條規定：“出版單位發行其出版物前，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向國家圖書館、中國版本圖書館和國務院出版行政部門免費送交樣本。”但是，實施情況不佳，問題很多，漏繳嚴重，雖有人呼籲通過強化宣傳和法律制約等措施，“健全書刊繳送機制，保障文獻保存體系”，但大範圍的執行難似乎看不到根本改觀的前景［9］。李國新博士認為中國現行出版物樣本繳送制度需要改革，改革制度首先需要解決兩個前提性問題：一是對制度本身的正確理解與認識，二是按照國際慣例，使制度走向法律化；並提出了具體改革措施，包括廢除“多頭呈繳”，建立單一的國家呈繳體系，建立出版物呈繳的補償機制，政府編印的非保密性出版物向所轄圖書館免費繳送，建立出版物呈繳的催促制度和國家公告制度，規範呈繳本的免費利用制度［9］。
  圖書館的基本功能在於資訊存貯、傳遞和服務。為了更好地提供資訊服務，應參考美國、英國、法國等制定實施的資訊寄存法令，完善中國的出版物樣品呈繳制度，條件成熟時可以制訂出版物呈繳法律，規定所有在中國出版的圖書、期刊、政府出版物、地圖、報紙、手冊等出版物，不論以何種媒介出版，都要呈繳一份給國家圖書館。同時應根據上文闡述的修訂著作權法有關條款，賦予圖書館以例外的複製權和傳播權，規範呈繳本的免費使用制度。
   外國的法定寄存法令和中國的出版物呈繳制度都是針對圖書館的文獻典藏的，呈繳者是出版機構，呈繳機構是圖書館，呈繳內容是出版物，對於出版物的界定主要指印刷出版物，範圍較小，這對電子資訊時代資訊的開放存取是遠遠不夠的。最新修訂的IFLA 2000年出版的《法定送存立法準則（修訂版）》（Guidelines for Legal Deposit Legislation, rev? ed），對法定送存進行了重新定義：法定送存是一種法律義務，規定任何商業機構、公共機構或個人，只要以大量副本製作任何形態的文獻，都有義務送存一份或一份以上到指定的國家機構［10］。該定義對送存者、送存機構、送存品等進行了重新界定，特別對送存品的媒介形態作了擴展，補充了電子出版物的法定送存，這為電子資訊時代重新制定或完善出版物法定送存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參照IFLA2000的法定送存立法準則，提出建立更廣泛意義上的中國特色的出版物法定送存制度，一方面完整保存國家文獻，另一方面提供永久免費使用的國家文獻，以保障公民自由使用資訊資源的民主權利。通過這種文獻提供、保存與使用的長效機制，滿足教育、科學研究和資訊交流的需要，為文獻資訊內容的開放存取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1］。
   中國的出版物法定送存制度中採用廣泛的原則，送存者不僅包括商業性機構如出版者、網路資訊提供商、網路出版者等和公共機構如政府部門、大學、研究院所、學術團體等，還包括作者個人，範圍很廣，囊括所有參與文獻出版的機構和個人。送存機構不僅僅是國家圖書館，也可以是其他公共機構，如各種專業資料庫、知識倉儲庫、專業圖書館等。送存品，即出版物，採用廣義定義，包含各種媒體，其種類與形態十分寬泛，包括圖書、期刊、報紙、小冊子、政府出版物、樂譜、地圖、靜態圖像資料、微縮資料、視聽資料、其他形態的資料等。紙本出版物如期刊，如果另以電子方式出版則電子版也需要送存；對於電子出版物，無論是離線的還是線上的都需要與其附件（如安裝軟體、使用手冊等）一同送存。為了合理使用送存的資源，還應建立送存品免費使用制度，賦予送存機構例外授權，允許非商業性地提供用戶免費使用。依據此模式，以科技期刊為例可規定如下：凡在中國正式公開出版的科技論文，不論是紙介質媒體還是網路媒體，版權人必須在出版後的規定時間內（如30日），送2份紙介質文本或最終電子版文檔給指定的知識倉儲庫，如國家圖書館、國家科技圖書館、中國知識資源總庫等，同時建立催繳制度、補償制度和處罰制度。送存機構負責永久保存文獻資源，並供用戶免費獲取和使用。
出版物法定送存制度的建立與實施意義重大，不僅為完整收集和保存國家文獻資源奠定法律基礎，也為更廣泛的資訊資源開放共用提供保障。科技期刊論文的開放存取只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此制度框架下，科技文獻資訊的自由交流和傳播就可以依法進行，保障和加速科技成果的廣泛傳播與充分利用。
3 制定和實施國家許可制度
國家許可(National License)是指通過政府授權，出版商與協力廠商即非贏利性組織之間通過簽訂國家許可證允許其在全國範圍內使用資訊產品或服務，並由該非贏利性組織提供資訊獲取管道。獲得國家許可證後，在授權合約的規定下本國範圍內的任何公眾都可以接入、檢索、流覽、下載、列印或複印被許可使用的資訊產品［11］。國家可以通過轉移支付對作者、出版者和資訊提供機構進行經濟補償。國家許可證制度的實施包括對國外資料庫資源和國內資料庫資源許可利用兩方面。國內現在已實行的電子資源集團採購方式即是國家許可制度的體現。電子資源集團採購是指多個圖書館組織起來，聯合採購某種資源，以最優價格和最少的經費獲取最佳服務和最符合需求的資源。它是圖書館資源共建共用在網路環境下的產物，集團採購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包括：集團結構和組織模式、採購和價格模式、資源分享模式和資料庫訪問模式［12］。
作為全國最大的高校圖書館聯盟，CALIS（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體系）的宗旨是建設以中國高等教育數字圖書館為核心的教育文獻聯合保障體系，實現資訊資源共建、共知、共用，以發揮最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為中國的高等教育服務。其組織的集團採購專案實踐證實了以集團採購方式引進國外電子資源的優勢和效益，促進了圖書館的電子資源建設［13］。但目前集團購買的電子資源只提供集團成員內部使用，沒有加入聯盟的機構不能使用，公眾也不能使用，也就是沒有提供開放使用，其效益並沒有最大化。
顯然，單獨建設或購買電子資源的成本很高，如果以國家許可的形式購買，不僅可供全國的圖書館、大學、科研機構使用，只要可以上網的公民均可使用，而且花費的成本會比各自單獨購買低得多，使用效益也比集團購買高。此外，國家在與國外資料提供商進行價格談判過程中，可以統籌考慮，獲得優惠的價格，國家與國家之間還可以採用資料庫交換的形式購買。國內資料庫資源的銷售與授權許可存在同樣的問題，如國內中國知網、萬方資料、維普資訊三大期刊網，目前主要通過大學、圖書館和機構付費購買，或者讀者個人按頁面付費下載。單位購買都使用國家的資金，造成資金的重複浪費，還嚴重影響了公眾對期刊文獻資訊的獲取與使用。如果採用國家許可制度，國家每年統一支付給期刊內容提供者一筆經費，讓所有資源免費開放，許多問題都迎刃而解。但是中國各個單位、部門的業務歸口與行政隸屬關係錯綜複雜，如何統一規劃協調與組織實施，在操作層面還存在一些具體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解決。
事實上，如前面所述，政府直接投資支持開放存取期刊，也就相當於對開放存取期刊實施國家許可制度。國家把科技學術期刊的出版納入公益事業管理，通過科技事業經費撥款支援，讓期刊內容及時免費全文開放，提供開放訪問服務。筆者的問卷調查結果也表明，科研人員很支持（支持率高達86%）通過這種模式實現開放存取［1］。
國家許可制度在全國範圍內實施的許可使用，可以避免各地區、各系統的資訊資源重複建設，並且有利於縮小國內不同地區之間的資訊差距；國家許可的實施可以有效地協調和解決非營利性組織與出版商之間的爭議；而且，國家許可對出版商進行合理的經濟補償，保障了出版商的經濟利益，能夠鼓勵資訊資源建設與資訊服務［11］。如芬蘭的FineLIB計畫就是由政府出資對ISI等15個資料庫實施了國家許可。挪威、瑞典、丹麥、冰島等國都建立了國家許可證制度。國家許可能夠有效地協調好出版商和公眾之間的利益，在促進網路資訊資源獲取尤其是資料庫的開放存取，消除數位鴻溝，實現資訊平等方面具有深遠的意義。
4 建立防止資訊壟斷的機制
資訊壟斷有多種形式，如行政壟斷、行業壟斷、超級企業壟斷。資訊壟斷必然帶來資訊產品價格壟斷，提高公眾獲取資訊的成本。政府部門對資訊的行政壟斷，例如國家對政府統計資訊的壟斷與封鎖就是阻礙資訊開放存取的瓶頸，是防止資訊壟斷機制的重點之一。
應該公開政府統計資訊，讓公眾免費使用。統計行為雖是政府行為，但統計資料卻不能為政府所獨享。因為政府利用納稅人的稅金生產出來的資訊和在政府行政管理過程中產生的資訊，都屬於全體公民所有，是一種公共產品，除少數涉及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機密資訊外，政府有義務向全體公民提供。而且，統計資料直接關係到老百姓的生活和福利。中國現行的統計法在統計資訊產品的歸屬、統計服務物件等基本問題上，沒有明確的規定。在實際統計工作中，實行的是以“政府為主、社會為輔”的方針，反映到統計設計上主要是考慮政府的需要，而很少研究企業和社會公眾的需要，甚至一些統計指標和分組設置是以政府部門的市場開發為目的的；在統計資料披露方面，實行先內後外、內詳外略的“政府優先”政策；與此相適應，制定了過於寬泛和嚴格的統計資料保密制度，對社會公眾獲取統計資訊設置許多限制。因此，破除統計資訊歸政府所有的傳統觀念，打破政府部門統計資訊壟斷和封鎖的局面，樹立統計資訊是公共產品、歸全民所有的新思想，也是當前統計制度改革的核心問題之一［14］。
2004年，科技部率先啟動了科學資料共用工程［15］。中國雖已積累了豐富的科學資料資源，但因缺乏開放共用的有效機制，這些基本資料大多數利用率很低，導致國家投入經費重複採集基本資料，造成嚴重的浪費。因此，實施科學資料共用已成為國家資源有效利用的必要手段和重要途徑，必須樹立科學資料是國家資源的觀念，不得私自佔有和封鎖。2006年，科技部宣佈實施了強制開放存取受公共資金資助研究產出的科學資料，其中80%的科學資料均可提供開放共用［16］。這是政府在消除行政壟斷，支援科學資料開放存取方面的重大舉措，具有非凡的意義。
歐美大型跨國期刊出版商對科學、技術和醫學領域期刊的壟斷導致了連續出版物危機和學術交流危機。中國大陸雖沒有私營出版商，但行業壟斷的情況依然存在。中國內地的出版社和期刊編輯部多為計劃經濟的產物，表現為在某一政府部門或與政府部門有相似職能的部門主管、主辦下，出版與該部門管轄範圍有關的出版物，帶有比較濃厚的行業壟斷特色。應改革准入制度，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打破行業壟斷，促使行業出版社和行業期刊在失去行業壟斷、行業保護的情況下，依靠自己的特色和品牌做深做新，做大做強。通過建立機制，打破對資訊生產和發佈的壟斷，消除資訊壁壘，為科技資訊資源的開放存取提供保障。創辦開放存取期刊，與傳統期刊競爭，也是反壟斷的重要措施之一。
5 維繫資訊網路傳播權保護與資訊公共獲取的平衡
《資訊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17］的出臺，客觀上加強了互聯網環境下的版權保護，擴大了權利人對作品網路傳播的控制權，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資訊的快速傳播與廣泛共用，但同時也通過“合理使用”和“法定許可”對資訊網路傳播權附加了種種限制［18］。此外，只要獲得權利人的授權許可，其個人的作品仍然可以按照其約定的方式（如創作共用授權合約CCAL）傳播和使用。而開放存取的資訊大都是通過獲得著作權人的授權許可提供網路傳播和使用的，同時《條理》還提供了相對寬容的“避風港”條款［19］，因此《條例》對版權的保護不會也不應該束縛包括科技文獻在內的作品的創作、傳播與共用。但必須明確，作為版權法中最重要的權利人應該是作者和創作者，這就要求在發表作品時作者和創作者應該保留版權，而不應將版權轉讓給出版商，致使出版商成為了網路傳播權的控制者。《資訊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解決了權利人與使用者之間的矛盾，保持權利人、網路服務提供者、作品使用者三方之間的利益平衡，充分發揮網路傳播作品的潛能，非但不會阻礙科技文獻開放存取的發展，還為科技文獻的開放存取提供了法律保障。
   《條例》是著作權制度在網路環境中的拓展和延伸，其中合理使用制度的規定對資訊網路傳播權的限制進行了詳細界定，是新環境下對著作權法“合理使用”原則的擴充和調整。《條例》一方面以法律形式對著作權人的資訊網路傳播權進行規制，限制了著作權人權利在數位環境下的無限度擴張；另一方面詳細地規範了作品的傳播者和使用者在利用數位化作品方面的權利，保障了社會公眾能夠廣泛地訪問網路世界中的作品，協調了作者、傳播者與使用者三者之間的利益，體現了著作權法保護個人、保護弱勢群體、保護公共利益的立法精神，從而使著作權人與作品使用者之間在數位網路環境下達成新的利益平衡，充分實現網路傳播與公共利益的協調，在促進社會資訊的廣泛交流的同時，增進社會文化產業的整體進步［20］。
  《條例》固然有很多進步之處，但也存在不少缺陷，如網路服務提供者難以通過使用者註冊資料提供涉嫌侵權的服務物件，沒有規定著作權人向網路服務提供者的查詢權等，難以依據《條例》解決資訊網路傳播權中的所有問題。這些缺陷不僅會給著作權人維權帶來困難，也會給網路服務提供者正確審視自己的商業模式帶來困惑。為了促進資訊的網路傳播與利用，維繫網路傳播權保護與公共利益的協調，在貫徹執行《條例》時，一方面應充分利用《條例》所規定的“避風港”條款，另一方面，還應盡可能地擴大“合理使用”與“法定許可”的範圍，為開放存取出版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實現知識和資訊傳播的社會效益最大化。《條例》在限制規範資訊開放存取的同時，也為開放存取提供了法律依據。
開放存取是一種理想的模式，理論和實踐證明，開放存取在法律、技術、經濟和商業模式上都切實可行。開放存取在國外發展很快，免費獲取與使用學術資訊已經部分成為現實。開放存取在世界各國的發展不平衡，而中國的開放存取的發展才剛剛起步，政府主管部門在政策與法規層面的重視與推動十分有利於開放存取的發展。研究表明，可通過修訂著作權有關條款，制定版權許可和使用協定，尋求版權保護與廣泛傳播使用之間的妥協，將開放存取出版置於智慧財產權法的框架內，消除兩者之間的矛盾。法定送存與國家許可制度均有助於資訊的開放存取。由於擁有版權，作者的態度至關重要，決定作品是否開放和開放的程度，因此在沒有法規限定的情況下，建議中繼資料生產者、期刊出版者、資訊提供商等需要與作者簽訂版權使用授權合約，明確標示所提供文獻的版權狀況與使用許可範圍，並以機器可讀取形式盡可能使之標準化［21］。版權所有者表示支持開放存取的最容易、有效和日益普遍的方式就是“創作共用授權合約（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22］，版權人可根據自己的需要為其作品提供靈活的授權機制。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探索提出的促進科技資訊開放存取的法律與制度，可為政府決策部門和立法機構提供參考借鑒，以期推動發展適合中國國情的科技文獻開放存取機制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