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和日本考古文物、古代文獻、古史傳說來看，中國上古審美文化對日本繩文時代審美文化曾產生重大影響。這種影響可分為早中晚三期，早期影響表現為以山東後李文化為代表的“太昊時代”審美文化對繩文時代草創期、早期審美文化的輻射；中期影響表現為以大汶口文化為代表的“少昊時代”審美文化對繩文時代前期、中期審美文化的滲透；晚期影響表現為商周時代青銅、玉雕等審美文化因素在繩文時代後期、晚期審美文化中的凝聚。由於接受了中國上古審美文化的影響，日本繩文時代無論是在太陽崇拜、火崇拜、鳳鳥崇拜、雞崇拜等深層文化觀念方面，還是在整體造型、陶塑裝飾、抽象紋樣等審美形式方面都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從而呈現出由神秘古拙到神奇華美再到莊重秀雅的風格轉換。
2001年，筆者曾參觀考察過東京國立博物館、東北歷史博物館、仙臺市博物館中展出的繩文時代文化藝術品，在日本東北大學圖書館、仙臺市國際文化中心圖書館、仙臺市圖書館閱覽和借讀過關於日本原始社會史和繩文時代文化藝術史方面的書籍圖片資料，回國後又翻閱查證了相關的古代文獻、古史傳說和考古資料，經認真研究，認識到中國古史傳說中的“太昊時代”、“少昊時代”以及商周時代的上古審美文化都曾對日本繩文時代審美文化產生重大影響。正是由於存在著這種影響，日本繩文時代的審美文化無論是在深層文化觀念方面還是在審美形式方面都發生了相應變化，從而呈現出由早期的神秘樸拙到中期的神奇華美再到後期的莊重秀雅的風格轉換。
日本考古界所發現的繩文時代草創期陶器，最初是指在長崎縣北松浦郡福井洞穴文化遺址以及鹿兒島縣、青森縣、岩手縣各文化遺址出土的以隆起的細繩紋 (日本稱“隆起紋”)為主，並伴有篦點紋、波折紋、指甲紋、戳點紋等紋樣的陶器群。後來，又在長崎縣佐世保市泉福寺洞穴的隆線紋陶器層下發現了更早的“豆粒紋”陶器。這些陶器出現在距今約1.2萬年前，其時代之古老曾轟動世界。同樣讓世界震驚的是，2001年8月14日《人民日報·海外版》曾刊發這樣一則報導：“歷時3個月的廣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遺址二次發掘日前又有重大發現，其中最令中外考古界矚目的是，發現了距今約1.2萬年前的素面夾砂陶器，這是目前我國發現的最古老的陶器。”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最古老的陶器都出現在距今1.2萬年前，一種是素面夾砂陶器，一種是豆粒紋陶器，依據目前有限資料，還看不出二者的聯繫，應當說它們是屬於由海洋環境間隔開來的兩個陶器文化系統。這兩個陶器文化系統最初是並行發展的，直到距今9000年左右繩文陶器由草創期向早期轉換時，情況才發生了值得人們關注的變化。
從距今約9000年開始到距今6000年左右，為繩文早期陶器發展時期，也是中國上古審美文化開始對繩文時代審美文化產生影響的時期。這一時期，在以鹿兒島縣上野原文化遺址、北海道中野A文化遺址為代表的許多繩文早期文化遺址中，發現了一種頗有特色的以筒形釜(日本稱之為“深缽形土器”)為代表的由釜、壺、罐、缽等組合而成的陶器群。這些筒形釜多為紅褐色、黃褐色，其口沿外側、頸部多施加細繩紋、刻劃紋、折線紋、戳點紋等紋樣。這一時期偏晚的某些筒形釜的口沿上多施加波浪形堆紋，還有一些筒形釜或者口沿上有狀若鳥頭的鈕，或者頸部有數周附加堆紋，或者在口沿外側、腹部有半圓形耳、近似雞冠狀的鈕。比起草創期的繩文陶器來，它們的審美因素明顯增強，裝飾意味和文化內涵越來越多，從總體上看顯現出一種神秘、古樸、稚拙的風格。值得關注的是，這些早期的繩文陶器與我國考古界在泰沂山區的後李文化遺址、遼西和內蒙古東南部的興隆窪文化遺址、安徽北部宿縣和濉溪一帶的小山口文化遺址、太湖一帶的馬家濱文化遺址中出土的以筒形釜為代表的陶器文化群的特點非常相似。
距今約9000年到8500多年，泰沂山區的後李文化是與河南裴李崗文化時代基本相當，又略早於河北磁山文化的另一支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它的“陶器的器表裝飾以素面為主，有紋飾的數量甚少，較大型器物的口沿往往反疊成雙層，即為疊唇。或用一周泥條加固，其上再按壓成鋸齒狀或波浪狀，有的壓一周細繩紋或刻劃、戳印短線。融加固器物和裝飾於一體，從而成為後李文化陶器的一大特色。此外，還有在釜的口沿下飾錐刺紋和指甲紋，在器腹附加一、二周泥條堆紋，於頸下飾各種刻劃紋，以及在器口外側附設若干冠狀堆紋的現象”。釜是“後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類，數量甚多，約占全部陶器的2/3以上。基本形制為，整體近似筒形，深腹，圜底……有的還在口沿外側附加若干個素面或雞冠狀耳”。[1](P55)與後李文化時代接近的興隆窪文化、小山口文化、馬家濱文化，筒形釜、筒形罐數量甚多。從整體上看，這些陶器從形制到紋樣都表現出一種神秘、古拙、厚重的風格特點。
   為什麼這些陶器的器形和紋樣會與日本早期繩文文化陶器的形制和裝飾紋樣具有基本一致性?客觀的解釋只能是日本早期繩文文化陶器受到中國上古審美文化的影響。關於這一點，中國考古學家欒豐實指出：“我曾推定大地灣文化(或稱老官臺文化)晚期，隨著其自身的發展而開始向外擴張。由於關中地區的特殊地理位置，即南有綿亙東西的秦嶺，北是乾旱的黃土高原，西為起伏不平的山地，大地灣文化的居民自然選擇了東方這片具有無限發展前途的土地。正是在這種形勢之下，裴李崗文化居民迫於外來的壓力，舉部向東、南等不同方向遷徙。淅川下王崗一期仰韶時代早期遺存，就是裴李崗文化遷徙到南方後遺留下來的。而多數則向東越過黃淮平原，進入海岱地區，造成了東方的巨變。”“我們還假設，偏於海岱地區北部、東北部的部分後李文化居民，甚至渡海東去，首先到達朝鮮半島中、西部一帶，與當地居民融合，但始終保持著固有的筒形圜底釜文化。而其一部再輾轉南下，逐漸擴及和影響到九州一帶。”[2](P23，22)那麼，當時人們有沒有渡海東去的能力呢?考古學家已經在河姆渡文化遺址中發現了距今約7000年時的船槳和海魚的骨骼，這說明先民不僅具有”刳木為舟，剡木為楫”的能力，而且具有不可想像的航海能力。
   聯繫到中國古史傳說，與繩文時代早期相對應的當是“太昊伏羲氏文化時代”。“太昊時代”是一個太陽崇拜觀念非常強烈的時代，太陽崇拜、火崇拜、鳳鳥崇拜、雞崇拜等文化觀念對亞洲東部地區乃至整個泛太平洋文化圈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伏羲女媧皆為“風”姓，“風”通“鳳”，是由以鳳鳥為圖騰的氏族所生的意思。太昊之“昊”，是光明的意思，也是早晨太陽的意思。伏羲、女羲、羲和、常羲之“羲”，是早晨的意思，也是早上的太陽的意思。火為日精，火崇拜觀念中同樣內蘊著太陽崇拜的觀念。鳳鳥是太陽鳥，是原始先民以雉科鳥類如孔雀、錦雞等為原型，借助豐富幻想創造出來的神鳥，是他們在氏族部落融合的長期過程中，將各個氏族部落作為族徽的圖騰高度集中概括在一起而形成的更高層次的新圖騰。人們出於對鳳鳥這種太陽鳥的熱愛與敬畏，便到生活中去尋找類似於鳳鳥者，於是他們找到了善於報曉、迎接日出的雄雞。
    雞本屬雉科，新石器時代早期經人類飼養馴化而為家禽，所以它與“鳳鳥”有親密的“血緣關係”。在後李文化、興隆窪文化、小山口文化、馬家濱文化中，那些筒形釜上的波折狀附加堆紋，特別是那些雞冠狀耳之所以會大量出現，就是因為它們反映了人們對雞的一種特殊感情，它們是當時普遍存在的太陽崇拜和鳳鳥崇拜文化觀念的載體。太昊時代這樣一種巫術文化觀念和審美文化觀念，經過移民活動輻射到日本列島。繩文時代早期筒形釜上所發現的集裝飾與實用於一體的雞冠狀耳，同樣是作為太陽崇拜、鳳鳥崇拜和雞崇拜文化觀念的載體而存在的。從整個人類文化發展史來看，上古時代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太陽崇拜文化觀念，但是採取何種巫術文化方式表達這種觀念卻有不同。通過鳳鳥崇拜的方式，雞崇拜的方式，來表達太陽崇拜的文化觀念，應當說具有濃重的中國上古審美文化特色。
距今6000年左右到4000年前，中國上古審美文化對於日本繩文時代審美文化的影響進入中期階段。這一時期對於日本考古文化來說相當於繩文文化的前期和中期，對於中國考古文化來說相當於仰紹文化(中期和晚期)、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龍山文化時期；對於中國古史傳說相當於“少昊文化時期”，對於日本古史傳說則相當於“日照大神時期”。
繩文前期陶器上承早期陶器的造型和紋飾而來，又有新的發展，具體表現在以筒形釜為主的陶器群口沿上的裝飾紐漸漸突出，器體上的附加裝飾逐步增多等方面，如各種內蘊圖騰崇拜觀念的雞冠形耳、蛇首形耳，以及含有自然崇拜觀念的獸面紋把手等屢見不鮮，從而形成向繩文中期陶器的過渡。繩文中期陶器作為整個繩文文化藝術發展的高峰，可以說是繩文人想像能力、創造能力、理想願望的集中表現，是整個繩文時代審美文化水準的最高標誌。儘管繩文中期的審美文化遺物遍佈日本列島，但最為典型者首推新潟縣馬高文化遺址、神奈川縣勝阪文化遺址、長野縣曾利文化遺址等出土的火焰紋陶器和大隆帶紋陶器，可以說它們是繩文審美文化的突出代表。
   繩文中期文化陶器的創造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精神內涵的深化，二是形式抽象的強化。從精神內涵的深化方面來看，早在繩文早期，前期陶器中就已有表現的太陽崇拜、雞崇拜、鳥崇拜、火崇拜等巫術文化觀念，此時已經完全成熟。它們遏止不住內在的生命衝動，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特別是新潟縣一帶的繩文中期陶器口沿、頸部、肩部的大型堆塑裝飾，若日升起，若火升騰，若鳳翻飛，若雞高鳴，亦真亦幻，亦實亦虛，形成一個充滿動感的神奇世界。值得注意的是，這時的太陽崇拜觀念已經不只是借助火崇拜、鳳崇拜、雞崇拜表現自身，它還直接通過人面太陽神的形式進行傳遞。不少筒形釜口沿上面堆塑有祖先太陽神的裝飾。人面多為正圓形，不少人面突出眼睛和眉毛，炯炯有神；有的口部較大，給人以威嚴感；有的口部和鼻子較小，仿佛端莊的少女；有的概括性很強，往往只畫出眼睛和嘴，流露出和藹可親的表情。在近乎正圓形的人面四周，則飾以狀若寶冠的太陽光芒紋樣。這樣一種人面太陽神表現形式，與中國寧夏、甘肅、內蒙一帶岩畫中的人面太陽神形象非常相似，與良渚玉琮上面的太陽神形象亦有相近之處，體現的都是太陽崇拜與祖先崇拜、人界與神界的統一。
   從形式抽象的強化方面來看，大量繩文時代中期陶器都有比較充分的體現。距今五六千年前，人們的藝術抽象能力有了新的飛躍，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這不僅可以在中國的半坡文化、大河村文化、馬家窖文化等高度發達的陶器幾何紋樣上看得出來，而且也能從日本繩文中期陶器抽象紋樣上獲得真切的感受。新潟縣馬高文化遺址出土的那些陶器上堆塑的火紋、鳳紋、雞紋等，雖然有不少具象因素，但是這種具象因素也是抽象性的具象，而不是寫實的具象。那些堆塑出來的波折線，似雞冠、似羽毛、似火焰，日神與人神，鳳鳥與雄雞，火焰與氣旋，多種表像混融在一起，具有不確定性。如果說馬高遺址出土的裝飾著火焰紋、鳳鳥紋、雞冠紋的陶器尚有不少具象因素，能讓人聯想到一些相關事物，那麼在所謂“大隆線紋”陶器、“撚絲紋”陶器、“卷渦紋”陶器等具體類型中，儘管也有類似龍紋、蛇紋、蛙紋的具象性較強的裝飾，但抽象性裝飾仍然佔有突出位置。這些幾何紋樣的文化內涵已經深深融化在形式中，可以說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如蛇似龍的起伏流動的線條，衝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讓人感受到生命自由的活力。從總體上看，這一時期的繩文陶器具有一種與過去那種古拙厚重的陶器有聯繫又有不同的神秘豪華風格。
　　如果說中國的祖先崇拜觀念早在距今8000年前後的後李文化、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臺文化就已產生，裴李崗文化賈湖遺址出土的用於占卜的龜甲、類似甲骨文的刻符以及用禽骨製作的笛子等，很可能屬於古史傳說中作八卦、制契刻的人文之祖伏羲時代的文物，而當時日本原始文化觀念中更多的還是自然崇拜文化觀念，那麼當距今五六千年時，中國已由“太昊時代”經“神農時代”進入“少昊時代”和“黃帝時代”，而日本則開始進入繩文中期的“日照大神時代”，那些陶器上的人面太陽紋形象有可能就是繩文人心目中的祖先神“日照大神”。“日照大神”雖屬神話傳說中的人物，但可能也有些歷史的影子，並且與少昊部族對少昊金天氏這位太陽神的信仰有些關係。按照一些日本學者的看法，現代日本人的祖先是距今2300多年前從大陸渡來的彌生人。彌生文化征服並取代了繩文文化，為以後古墳時代文化的發展作了鋪墊。就是說，彌生文化與繩文文化差異較大，屬於兩種不同性質的文化。那麼，繩文人從何而來呢?日本學界有多種看法，有北來說，南來說，西來說，以及綜合北來說、南來說和西來說的混合說等。前面，我們已經論述過中國後李文化、馬家濱文化、小山口文化與日本繩文文化(草創期、早期)的關聯。其實，這種聯繫一直到距今五六千年間也未斷絕。根據對河南濮陽西水坡文化遺址遺物的分析，我國有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認為6000年前我國中原地區已經進入父系氏族社會。依據對距今6100年到4600年左右的中國東部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的考察，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唐蘭認為至少在距今5500年前中國已經進入奴隸社會。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物質財富的積累，使部族戰爭成為可能，炎黃聯軍打敗少昊部族的古史傳說，就證明了這一點。少昊部族失利後，其中一部分人有可能乘船東渡到朝鮮半島，再由朝鮮半島東渡到日本，從而帶去了崇拜少昊金天氏這位太陽神的文化信仰。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也有這方面的傳說。宗左近認為，在青森縣津輕一帶，曾經生活著一個阿曾部族。[3]傳說距今5000年左右，中國的聖王伏羲氏族的一部分渡海移住到這裏，被稱為津保化族。這兩個部族曾經發生過戰爭，後來便出現了部族的混血與融合。我們認為這個傳說與中國古史傳說比較吻合。只是距今5000 年左右，當是“少昊時代”，而非“太昊時代”，所以有可能是少昊部族部分人渡海東去。還有，正像日本考古學家樋口隆康在《日本人從何處而來》一書中所指出的，繩文人存在的拔牙習俗不只是像有的學者所說與東南亞習俗有關，與日本列島距離最近的大汶口文化中也存在拔牙現象，二者的聯繫需要認真研討。[4]古史傳說的相互銜接，考古文化所揭示的拔牙習俗的認同，都證實繩文前中期文化確實受到少昊文化的很大影響。
　　少昊師太昊之道，奉行太陽崇拜，以鳥名官，為鳥師。少昊部族部分人東渡日本，對於繩文中期全力張揚太陽崇拜、火崇拜、鳳鳥崇拜、雞崇拜等文化觀念，真可謂如虎添翼。儘管以大汶口文化為代表的少昊時代審美文化與繩文前中期審美文化在陶器裝飾造型方面存在較大差別，但是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龍山文化玉器的一些主要紋樣，在許多繩文前中期文化陶器紋樣中多能找到自己的影子。比如，大汶口玉璧的圓形圖案，良渚文化玉琮上狀若兩只圓大眼睛對稱分佈於鴟吻兩側的圖案，以及那些光芒四射的太陽神圖案，在繩文前中期陶器紋樣中並不少見。就是說，東渡日本的少昊族人不只是帶去了太陽崇拜、火崇拜、鳥崇拜等巫術文化觀念，而且帶去了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龍山文化等考古文化中的玉雕紋樣，他們與日本當地居民一起創造性地運用泥條堆塑方式，通過巧妙借取中國玉雕紋樣，來表達上述巫術文化觀念，從而把繩文前中期審美文化推向歷史發展的高峰。
距今4000多年到2300年左右，中國原始審美文化對於日本繩文時代審美文化的影響處於晚期階段。這一時期對於中國考古文化來講相當於青銅時代，對於中國古史來說大約相當於夏商周這一階段。對於日本繩文文化藝術來說，則相當於其後期和晚期。
經濟生產和社會生活的演進，使繩文時代後期和晚期的文化觀念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革。當時的陶器製作，無論是在形制方面還是在紋飾方面，都是對繩文文化傳統的繼承和發展。所謂繼承，是說這些陶器造型和紋樣儘管較為簡潔單純，更加抽象化、圖案化，很少有繩文前中期陶器上的那些立體化造型裝飾，鮮有過去那種繁縟華美的風格，但是它們的一些基本紋樣，如用泥條堆塑的火紋、鳥紋、蛇紋、渦紋等，仍然保留著與繩文前中期陶器同類紋樣的一體性。所謂發展，是說這一時期的陶器與前中期陶器相比顯系兩種差異性較大的審美文化形態，如果說繩文前中期陶器群是一種更富有神秘性、幻想性、雄強性、豪華性、繁縟性的審美文化形態，那麼繩文後晚期陶器群則是一種更具有平易性、規範性、典雅性、秀麗性的審美文化形態。這種變化趨勢在陶器形制上的呈現有兩個方面，一是繩文中期那種想像豐富、裝飾華美的筒形釜越來越少，而經過圖案裝飾，變得雅致精美起來的壺、罐、豆、盤、香爐之類的日用陶器卻越來越多，生活化傾向的加強是明顯的；二是繩文時代前中期陶器多在口沿或肩部裝飾神獸或動物頭部造型的把手，多在器腹用泥條堆塑各種圖騰動物，很少見到將整個器體制作為動物形象者，繩文時代後晚期陶器與此不同，將整個陶器器體制作為豬形、鳥形、卷貝形等動物形象的已不鮮見，實用性越來越強。繩文時代後期和晚期在審美文化領域中的這種流變，幾乎遍及整個日本列島，以青森縣龜崗文化遺址出土的花紋圖案纖細而又華麗的繩文晚期陶器最為典型。
　　繩文後晚期文化陶器與前中期文化陶器之所以會呈現出兩種不同的審美文化形態，從造形裝飾與器表美化兩大方面都表現出重大變化，既有內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從內部原因來看，審美文化的這種變化緣自日本列島社會性質的變革。繩文前中期從整體上說屬於母系氏族社會，雖然已有從母權社會向父權社會轉化的跡象。母權社會受生產力發展水準的限制，特別重視血緣親族關係，重視對圖騰神靈以及自然神靈、祖先神靈的敬奉和依賴，所以當時的居民在製作以筒形釜為主體的陶器文化群時是把祭祀和敬奉圖騰神靈以及自然神靈、祖先神靈的需要擺到極為重要地位的。到了繩文後晚期，日本列島已經進入父系氏族社會，儘管在某些方面也還保留著母系氏族社會的痕跡。這時社會生產力有了較大發展，由於出現貧富差別，部族之間的戰爭在所難免。這種情況，可以從出土的人形陶塑中有許多身著“盔甲” 的神靈得到證明。父權社會的到來，部族首領地位的重要，使自然神靈和圖騰神靈退居次要地位，父性祖先神靈日益顯赫起來。從這一方面看，那些神秘強勁、裝飾華美的筒形釜群漸漸退去，而身著“戎裝”的男性祖先神陶塑越來越多，就不難理解了。
　　從外部原因來看，審美文化的這種變化主要是由於受到來自中國商周以來的文化影響。距今四千多年前，夏朝的建立標誌著中國開始進入王朝文明時代。商末周初，中國社會曾發生重大歷史變革。武王滅紂，商朝軍隊殘部一部分人隨箕子移民朝鮮半島，建立“箕氏朝鮮”；可能還有一些人乘船渡海到日本列島。關於這一點，既可以從繩文後晚期勞動生產中出現一些與山東半島石鐮基本相同的所謂“石庖丁”，從生活中出現與中國三代古陶文化相近的鬲形陶器看出；也可以從繩文後晚期文化陶器上的某些圖案紋樣與中國商周青銅器上的蟠螭紋、雲雷紋、卷草紋有些相似，從有的動物陶器整體造型、器表裝飾與商周青銅動物犧尊亦有相近之點看出。從西周到東周，這種上古文化藝術交流可能多次發生過。宗左近在《日本美——繩文的系譜》中就說，距今大約2750多年到2200多年時，從周王朝至戰國時代末朝，又有部分中國人渡海來到日本。[3]他們將已處於王朝文明時代的中國先進文化不斷地帶到尚處於父系氏族社會的日本列島，從而使繩文時代後晚期的審美文化蓬勃發展，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總之，中日兩國上古審美文化交流具有相當久遠的歷史。日本繩文時代的審美文化從整體上看是一個具有自身相對獨立性的審美文化系統，可是它又不是孤立的封閉的系統，而是不斷接受外來文化藝術影響，特別是來自中國上古審美文化影響的動態發展系統。在繩文文化歷史發展過程中，它從草創期和早期，到前期和中期，再到後期和晚期，先後受到來自中國的“太昊時代”審美文化、“少昊時代”審美文化和商周時代審美文化的影響。正是由於主要接納、吸收和發展了來自中國的上古審美文化因素，日本繩文時代的審美文化才在相對獨立的演進過程中創造了自己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