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智光      
人說男兒有淚不輕彈，可是在弔唁美學大師周來祥先生時，站在和藹可親的先生遺像前，我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悲痛，熱淚奪眶而出。頭天晚上，在夢中還見到先生呢，真不敢相信把美學事業視為生命的恩師已經溘然長逝。我總覺得，先生沒有走，那一樁樁難以忘懷的往事，不斷浮上心頭。  
周先生不只是我考取山東大學首屆美學和文藝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後的導師，而且是我1962年考取山大中文系本科後，把我引上美學之路的導師。由於受父親從事美術創作與教學的影響，我自初中時起就喜歡語文也喜歡美術，特別是喜歡詩書畫印融為一爐的中國繪畫藝術。考進山大後，在中文系東風宣傳組搞美術時，還不大明白美術與美學的聯繫與區別，一聽美學二字就格外喜歡。後來聽說周來祥先生是主教美學的老師，是參加過五十年代後期全國性美學論辯的著名美學家，就有一種肅然起敬的感覺，便利用課餘時間前往先生家中拜訪求學。六十年代初期，由於連續三年自然災害，高校教師生活條件相當困難。記得周先生家住房很小，室內擁擠，傢俱簡陋，且光線昏暗，書房與臥室是合用的，擺在牆腳裏的小書架不夠用，圖書雜誌撂到天花板，連床頭床尾也堆得滿滿的。後來，讀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說到陳景潤幾麻袋演算紙堆滿狹小房間時，我就聯想到周先生的斗室裏到處塞滿圖書的情景。正是在這個簡陋的房間裏，周先生閱讀了大量哲學社會科學原著，寫出許多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美學論著。面對前來拜訪求學的年青學子，周先生滿面春風，侃侃而談。他說我喜歡文學與繪畫是好事，對學習美學相當有利，因為美學研究的總體對象是審美關係，可在它的具體研究對象中，藝術是主要對象，黑格爾、朱光潛等美學名家都把藝術視為美學研究的主要對象。他還說到，搞文學創作，繪畫創作，形象思惟能力強，而學習美學理論則需要有較強的邏輯思惟能力，所以在辯證思惟能力的培養上尚需加強，要認真閱讀康德的《判斷力批判》，黑格爾的《美學》、《小邏輯》，馬克思的《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列寧的《哲學筆記》等論著。聽了先生一席話，有頓開茅塞之感。後來，我在山大書亭買來兩部厚厚的哲學著作，一是列寧的《哲學筆記》，一是黑格爾的《小邏輯》，一讀才知道非常抽象，有些地方能明白一二，不少地方如墮雲霧，不知所云。帶著這些問題再去請教，周先生先是鼓勵，說窮學生能攢錢買書是好事，而後便提出知難而進的要求。他說，書讀百遍，其義自現。哲學論著都抽象，不好懂，很正常。要是好懂，一看就明白，那就不需要科學了。說實話，我雖下功夫去讀，有些心得，但到大學畢業時也沒能完全讀懂它們。要說明白多一些，理解深一些，那是考取研究生，經過系統專業學習後的事。
1979年，我從東北考回山大，成為首屆美學和文藝學專業的研究生。周先生在系統講授美學專業理論和基礎知識時，還從美學原理、中國美學史、西方美學史等角度，從哲學、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文化學、心理學、倫理學等方面，為我們開出系統的閱讀書目。為了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誤了的學習時間再搶回來，我們這些鬍子拉碴、拖兒帶女的“趕末班車”的老學生，都鉚足了勁，不用揚鞭自奮蹄，不論是在課堂上，在圖書館、閱覽室裏，還是在宿舍內，都在勤奮讀書，深入思考，努力掌握先生講授美學專題的基本內容，深入領會中外美學史上那些美學大家的學術思想。周先生深夜苦讀和筆耕是出了名的，大概受到這種影響吧，我們這些研究生不管是烈日炎炎的夏天，還是風雪交加的隆冬，都把夜讀筆耕視為一大快事，有時通宵達旦，再苦再累，也樂在其中。
我在本科階段向周先生求學美學時，他就要求加強辯證思惟能力的培養，到了研究生階段，這種要求更高了。先生常說，對科學研究來說，方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特定情況下，新的科學方法往往會給整個學科帶來重大變革。所以，他要求弟子一定要堅持以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基本原理指導專業學習，用唯物辯證法來觀察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在他看來，只有自覺運用辯證思惟方法把握對象，才能透過紛紜複雜的現象，抓住對象內在的本質規律。先生不只是要求弟子這樣做，他自己就率先垂範，身體力行，運用辯證思惟方法來進行美學理論教學，進行和諧美學體系的建構。我們不會忘記，他運用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從古今中外大量美學現象中抽象出“和諧”的理念，以它為邏輯起點展開環環相扣的螺旋上升過程，展開越來越具體的自運動自發展過程；我們不會忘記，他運用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來審視對象，把美的形態的歷史演進與人類社會形態的歷史發展內在聯繫起來，把美的創造階段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階段有機聯繫起來，把整個人類美學思想的歷史演進視為由古代素樸和諧美，到近代崇高美，再到現當代更高層次的新型和諧美即社會主義和諧美的辯證否定的發展過程；我們不會忘記，他運用理論與實踐對立統一的方法，從掌握和分析大量古今中外文藝創作經驗，深入剖析主觀與客觀、再現與表現、形式與內容、現實與理想等矛盾關係入手，對東西方藝術進行比較研究，從而對其異同點進行科學的說明。我們深深認識到，正因為周先生能自覺運用辯證思惟方法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他才能通過長期執著的探求，嘔心嚦血的思索，創造性地建構起和諧美學的大廈；他才能在數十年來的課堂教學中，在國內外一系列學術會議上，高層建瓴地講述人類美學思想的歷史演進，東西方美學的異同，審美理想與人類文明、時代精神、民族文化的關係，社會主義新型和諧美與古代素樸和諧美的聯繫與區分，創造和發展社會主義新型和諧美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是那樣睿智，那樣博學，不論是講課還是作學術報告，廣征博引，非常自由，思路清晰，特別透徹，充滿學術的自信和邏輯的征服力量，我們聽起來簡直就是一種精神享受。
周先生常說，學習辯證思惟方法非常重要，更需注意的是要把這種方法自覺運用到科研活動中去。所以，他要求弟子在認真閱讀美學名著和努力掌握課堂所學美學理論的基礎上，要努力把它貫徹到閱讀、思考、探索、分析、寫作的整個過程中去，一定要避免形而上學的靜態把握，避免那種極端性的思惟方式。記得1980年，我寫過一篇《論藝術真實》的論文，主要是從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形象真實與情感真實的辯證關係入手探索藝術真實的本質、形成和基本特徵等問題（該文入選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年會論集《新時期文學探索》，1981年由灕江出版社出版）。周先生閱後，鼓勵說，還不錯，用辯證思惟方法思考問題，這是個開始，還要多讀多寫。1981年，我又寫了一篇題為《高爾基文學真實觀初探》的論文（載《俄蘇文學》總第5期，1982年7月出版）。先生閱後，高興地說，有進步，從現象與本質、共性與個性、主觀與客觀、現實與理想幾方面的辯證統一來論述，比較全面。他特別指出，論文中的“文學是審美的意識形態，是藝術家對社會現實生活的主觀能動的審美反映。所謂文學的真實與否，實質上就是藝術家的這種審美反映與客觀現實生活是否一致。在審美反映過程中，這種主客觀矛盾的特殊性決定著文學真實的性質”這段話涉及到文學藝術的本質問題，是一種創見，頗有新意，好。周先生的肯定是對我莫大的鼓勵和支持。這段關於“審美反映”和“審美意識形態”的論述，實質上是新時期以來首次提出的關於文學藝術本質的嶄新看法，是從審美性與社會意識形態性的統一角度來界定文藝本質的理論主張。後來，無論是在我的碩士學位論文《論藝術時間與空間的本質和規律》（這篇論文分為《論藝術時間與空間的本質》和《論藝術時間與空間的規律》兩部分，第一部分以《試論藝術時空》為題，發表於《文史哲》1982年第6期；第二部分以《論藝術時間與空間的規律》為題，發表於《文苑縱橫談》第9期，1984年3月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還是在研究生畢業後所寫的《文學藝術的本質與自我表現的界定》（載《山東大學報》1987年6月6日第3版），《關於文學藝術本質的思索》（收入論集《文藝沉思錄》，華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等論文中，我都對“文學藝術是對社會現實生活的審美反映，文學藝術的本質是審美意識形態”的理論主張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深入論證。當我的第一部論集，即包括這些重要論文在內的《文藝沉思錄》即將出版時，周先生非常高興，撥冗作序，繼續給予熱情鼓勵，他說：“智光君的這本論著中的有些文章，我過去是看過的，這次重讀倍感親切。粗粗翻閱，我覺得這本論著有它明顯的特點。一是運用辯證思惟的自覺意識。智光自覺地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思惟方法指導自己的學術研究，力圖用辯證思惟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這與那些片面的極端論者形成鮮明的對照。二是智光對待科學的嚴肅性，探討問題的執著精神，閃耀在字裏行間。這種態度和精神是彌足珍貴的，是應該弘揚的。三是他的探索精神，智光力求在文藝學、美學一些重大問題上，作出自己的理解，求得更進一步的認識。如《關於文學藝術本質的思索》，就力圖從社會意識的角度，作出多層次、多側面的深入分析。文章認為，文藝意識是一種具有審美特質的社會意識形態……這論斷具有自己的特色。再如《論藝術時間與空間的本質》和《論藝術時間與空間的規律》兩文，無異是智光的力作，這裏有他的探索和發現，不少新鮮的見解，更令我讀來興奮不已。”周先生這些話與其說是鼓勵，不如說是鞭策，是更高的期待。從1962年考取山大中文系開始到現在，五十年來，先生把我引上美學之路，每邁出一步，都是與先生的多方教誨，悉心指導，嚴格要求，熱情鼓勵分不開的。
周先生博學多識，師德高尚，不僅表現在課堂教學上，還表現在平日的言傳身教上。先生常說，讀萬卷書，走萬裏路，對於做學問來說，真是太重要了。在研究生臨近畢業時，周先生就率領我們外出美學實習，從開封白馬寺，洛陽龍門石窟，到西安始皇陵、茂陵、乾陵，經大足石窟，再到成都杜甫草堂、武侯祠、青城山、都江堰，後至重慶乘船，沿江而下，過三峽、九江、武漢，到南京，再返回泉城，參觀遊覽了半個中國。那時，由於實習經費緊張，為節省住宿開支，我們儘量住在車上船上，下車下船後抓緊一切時間參觀遊覽。那時吃喝也很簡單，哪里有錢進飯店呀，隨身帶上點乾糧就出發了。就是這樣一種艱苦的生活條件，先生和我們同吃同住同遊覽，還是談笑風生，興趣甚濃。在參觀白馬寺、龍門石窟、大足石窟等名勝時，周先生為我們講述佛教文化與佛教藝術的關係，佛教藝術的發展脈絡，以及它們在不同歷史階段上的特點，比如龍門石窟中的巨型主佛像雍容大度，莊重大方，面部有豐潤之感，據說此造像與女皇武則天推崇佛教文化有關，所以可能與唐代以豐腴為美有些聯繫。又如，參觀大足石窟時，先生站在數珠手觀音塑像前，為我們講述佛教造像藝術由神性化向人性化的轉換，講述這尊嫵媚多姿的觀音造像被人們譽為“東方維那斯”的原因。周先生博學多識，無論走到哪里，他都能為我們行雲流水般講述相關美學知識。在青城山，他興致勃勃地講述道家以自然為美的美學思想，講述那些飛簷翹起、頗有動感的道教建築所展現的“羽化而登仙”的文化意蘊；在都江堰，他感概頗深地講述這一雄偉的水利工程是對“勞動創造美”的最好佐證；在三峽，他饒有興致地講述巫山神女的傳說，講述自然被人化而成為人化自然的思想……在美學實習的漫長旅途中，先生的這些精彩講述猶如潤物細無聲的春雨不斷滋潤著我們的心靈。
恩師與世長辭，我感到非常沉痛。作為美學大師，周先生學貫中西、道通古今，卻又那樣謙遜謹慎，虛懷若谷，把自己的書齋命名為“知不足齋”；作為學術泰斗，周先生開創和諧美學大業，在國內外產生越來越深遠的影響，卻沒有架子，待學生情同手足，這些高風亮節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我總覺得，周先生並沒有離開我們，他還在圖書已經撂到天花板的書房裏，不避寒暑，深夜苦讀；他還在校園的林蔭路上漫步，放開思緒，探索著那些放不下的美學問題；他還在美學研究所的書案上，凝神思考，筆耕不輟；他還在教室講臺上，在學術報告廳裏，為一級又一級大學生，為一屆又一屆研究生講授著美、美感和藝術……周先生啊，您永遠活在我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