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家珍
《呂氏春秋》是秦相呂不韋集合他的門客集體編寫的一部著作，班固把它列入雜家，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對春秋戰國學術文化的一個總結。其中的《勸學》(一作《觀師》)、《尊師》、《誣徒》等篇，教育思想十分豐富，尤其是講為師之道的內容，至今仍閃爍著奪目的思想之光，茲述析如下。
 一、為師者自我價值的確認
春秋戰國之時，具備為師之資格的人，皆是具有“道術”且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知識份子，無論儒家、墨家、道家，儘管其思想上取捨不同，但都無一例外地傳授自己所認同的“道”，而這便成為為師者所要遵循的首要原則。《呂氏春秋》更明確地指出：“為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勸學》）又說：“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尊師》）教師當認識到，其身自身之所以存在的重要價值，在於開啟心智，在於“勝理”，在於培養全面發展的有德行的“人”，即所謂“行義”是也。
進一步講，“行義”二字標示出了為師者通過教育人、培養人而改造社會的神聖使命，具有“道德命令”的性質。它不是一種外在的強制，而是在對社會關係客觀認識基礎上的一種自覺擔當，達不到“行義”的目的和要求的時候則常常會感到慚愧與不安。從這個意義上講，為師者就是社會改造的引導者、先行者、堅持者，所以《呂氏春秋》講：“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勸學》）為了“行義”而“爭於道”，對於為師者而言是最有意義的事情，是為師者職業精神與職業道德的集中體現。的確，為師者只有先確認了自我價值感、使命感，才會有強大的內在精神動力。就以大教育家孔子來說，他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與他的社會理想與政治信念是分不開的，他要通過育人來“行義”，使其“道”薪盡火傳。在匡地被圍困時，他還帶領學生習禮樹下，弦歌之聲不絕，始終堅持自己的理想，堅持自己的事業，真有臨大節而志不可奪的精神。在教育勞動中，義務體現為使命，在價值感和使命感中，才能激發出內在的熱情與持久的力量，從而自覺、主動、認真負責地做好育人的工作。  
 二、為師者容易犯的四種毛病
《呂氏春秋·誣徒》篇批評了某些為師者容易犯的四種毛病：
第一，“志氣不和，取捨數變，固無恒心，若晏陰喜怒無處，言談日易，以恣自行。”這裏面有兩個意思。一是過於隨心所欲，缺少一貫性的原則，信口開河；二是對待學生的態度不穩定，喜怒無常。一般說來，“不講”的老師少，但“妄說”者卻大有其人，“妄說”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知識缺乏、學術不精和不負責任。為師者應當注意調節自己的情緒，平和其心氣，寬大其胸懷，培養對學生的良好感情。由於學生的知識、經驗不足，有時出現傲慢、頂撞、無理、“不懂事”等言行並不意外，對此教師應掌握分寸，正確處理。
第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過自用，不可證移。”就是說為師者自己有失敗或過失，不肯自我批評，剛愎自用，堅持錯誤。當然教師也是人，也會犯錯誤，但教師不應過分看重自己的尊嚴。如果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而不顧是非曲直，實際上你的尊嚴並不能得到真正地維護，相反卻受到更大的損害。每個當老師的，都希望學生尊重自己，這是正常心理，問題是怎樣贏得學生的尊重。尊重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平等基礎上的自覺行為，即使對於年少的學生也應當是這樣，教師發現自己錯了能坦率地承認，學生不但不會瞧不起你，反而會感到你可敬可親。
第三，“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驅而教之，阿而諂之，若恐弗及。”為師而討好順承權貴富豪子弟，這種情況在古代專制社會中某種程度上是存在的，是不正常的。一方面，這會在心理上“驕慣”那些權貴富豪子弟，使他們產生鄙視教師進而輕視知識的心理；另一方面，這在客觀上是對貧寒子弟的不公與歧視，使他們的自尊心無形中受到傷害，他們也同樣會對這樣的教師產生鄙視的心理。為師者平等視人、給予每個受教育的學生的平等的教育機會、平等的關注度，不僅是一種義務，也是一種體面與美德。
第四，“弟子居處修潔，身狀出倫，聞識疏達，就學敏疾，本業幾終者，則從而抑之，難而懸之，妬而惡之。”個別為師者對品學兼優卻不善於“搞好關係”的學生無端地疏遠、嫉恨，從而壓制之、刁難之，“弟子去則冀終，居則不安，歸則愧於父母兄弟，出則慚於知友邑裏，此學者之所悲也。”學生的社會關係、家庭條件、生活習慣、個人愛好不可能完全一樣，也不會是一種類型。就性格而言，有能說會道的，也有沉默寡言的，有“眼皮子活”的，也有靈活性差的，這都是正常的。作為教師，對於各種類型的學生都要善待，因為他們在心靈深處都期待師長的關愛，這一點不可不明。
三、為師者最好能“反己以教”
《呂氏春秋》中提出一個重要的教育理念就是“反己以教”。《誣徒》篇說：“視徒如己，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矣。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己，若此則師徒同體。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也，從此生矣。”好老師對待學生就如同對待自己一樣，設身處地施行教育，老師要求學生做到的，先想想自己若是學生能否做到，不能勉強學生做力所不及之事，這樣就能師生同心，情感和諧，使教育過程得以順利完成。
為什麼為師者要“反己以教”？《呂氏春秋》指出：“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誣徒》）又說：“為之而樂者，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為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誣徒》）人之常情，不能喜歡自己不願做的事，不能從自己不喜歡的事物中有所得。做一件能得到快樂的事，既使是不肖者，也會努力幹；做一件苦惱的事，別說不肖者，賢者也難以堅持。因此，“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誣徒》）在教學過程中，老師一定要體驗學生的心情，研究其心理特點，這樣，就能找出適當的辦法，激發學生的積極性，有效地提高學習品質。
“反己以教”，從教學內容上講要能引起學生的興趣。“凡說者，兌（悅）之也。……夫弗能兌而反說，是拯溺而錘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飲之以堇（草名，有毒）也。”（《勸學》）意思是說，大凡說教，應該使對方心情舒暢，而不是硬性說教。不能使對方心情舒暢，反去硬性說教，就如同拯救溺水的人卻用石頭讓他沉下去，如同治病卻給病人喝下毒藥一樣，只會適得其反。
“反己以教”，從學生的心理特點講，還要注意學習、休息和娛樂相結合。一味緊張單調而急迫地學，很容易引起學生精神疲勞，久而久之，便會產生厭學情緒，導致“師不能令於徒”（《誣徒》），即造成老師無法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的局面。而高明老師的教學，總是能把教學組織得勞逸相濟，從容不迫，使學生既有嚴肅認真之學習精神，又有愉快活潑之生活情致，即“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遊焉、肅焉、嚴焉。”（《誣徒》）這樣，學生就不會視學習為畏途而能夠疾學不倦了。
綜觀《呂氏春秋》所講的為師之道，毫無疑問，有利於為師者恰當地自我定位，有利於為師者的自我省察，有利於為師者自覺改進教學方法，有利於和諧師生關係及學生的健康成長，頗值得今天的為人師者思索玩味、借鑒學習。
原載《中國教育報》2005年7月9日教育科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