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士傑  
東京經濟大學名譽教授劉進慶（1931-2005）是研究戰後臺灣經濟的著名經濟學家，也是戰後前往日本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第一代華人學者。他在東京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的論文《戰後臺灣經濟分析》（1972年）是第一本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上分析戰後臺灣經濟結構和運作方式的專著，而“植民地性”和“半封建性”則是此書對戰後二十年臺灣經濟本質的批判性定位。與絕大多數均以美化戰後臺灣經濟為宗旨的著作相比，《戰後臺灣經濟分析》顯得相當另類。由於這部反對美化戰後臺灣經濟的著作提出態度鮮明的批判，加上劉進慶本人也積極參與旅日華僑愛國統一運動，導致這部著作在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1975年）[3]之後便成為臺灣當局忌諱的“禁書”，不能在臺灣流通。劉進慶本人也長期被禁止返臺。直到1990和1992年，這部著作的簡體中文版和繁體中文版才先後在海峽兩岸推出，[4]並獲得《中國時報》1992年“開卷十大好書講”。此書自此成為經濟系學子研究臺灣經濟時的必讀物。
《戰後臺灣經濟分析》漢譯後不久，劉進慶和其師隅穀三喜男（1916-2003）、其友凃照彥（1936 -2007）合著的《臺灣之經濟》（1992年）[5]也推出繁體中文版（1993）和簡體中文版（1996）。[6]至此，劉進慶自評為理論生涯代表作的兩部著作都獲得漢譯。雖然劉進慶將《臺灣之經濟》視為《戰後臺灣經濟分析》的發展和檢討，但幾乎沒有中文讀者認真辯析二書的異同。此外，儘管近年也開始有不少論著反思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經驗，提出“未竟的奇跡”或“不成功轉型”之說，[7]但早就舉起批判旗幟的劉進慶著作並未在近期的反省思路中得到認真對待。這些閱讀症候集中反映出中文世界理解劉進慶著作的實際狀況，即：劉進慶的思路可能從未真正伴隨著作漢譯而得到中文讀者的真正理解。這提示了重新認識劉進慶著作的重要性。
本文將試著介紹劉進慶如何形成自己對戰後臺灣經濟的批判。而他的人生、他的學術傳承、以及《戰後臺灣經濟分析》的要旨和其後的理論反省，將是本文著重介紹的背景。
一、走向旅日華僑愛國統一運動的“抵抗”之路
劉進慶曾以“抵抗”（レジスタンス＝resistance）和“學問”總結自己的人生道路。“抵抗”指的是他投身華僑愛國統一運動的歷程；“學問”則是他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礎上，為支持自身的“抵抗”而發展出來的戰後臺灣經濟論。抵抗與學問是其人生不可分的兩方面。如果要理解劉進慶的“學問”，就得認識他的“抵抗”；如果要理解劉進慶的“抵抗”，劉進慶晚年形成的兩篇自述則是可靠且豐富的第一手材料。它們分別是劉進慶的自傳《我的抵抗與學問》，以及駒込武先生對他做的訪談：《生在沒有“戰後”的東亞・臺灣》。[8]劉進慶自述：地主-商人家庭出身的他，因為父親的身教而在植民地條件下堅持漢民族的家庭生活，並配合著不識字的母親而使用漢語閩南話。家內潛移默化的民族教育，成為他超克“皇民化運動”的情感基礎，並更深地感受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構成的“二重社會“的苛烈。雖然劉進慶歡欣鼓舞地迎接1945年的臺灣光復，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以及國民黨在1950年代發動的臺灣農地改革卻帶給他巨大的衝擊。前者讓他深刻感受到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後者則讓劉家家道中落。
劉進慶截至農地改革為止的經歷，是其同世代者都說得出來的共同“證言”。然而劉進慶努力超克這樣的共同經驗。在銀行獲得穩定工作的他，決定辭職前往東京大學經濟學科深造，並在隅穀三喜男門下攻讀碩博士學位（1963-1972）。在東大，他學習到本科時代（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絕對禁止教授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並以此研究戰後臺灣經濟。他的“學問”由此形成。同時，他也逐步走上認同社會主義祖國的中國統一運動之路，並重新審視自己的歷史體驗。他的“抵抗”於焉展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同樣的個人體驗卻造成不同的政治認同，這是其同世代的臺灣人之間常見的“同根異果”現象。因此，與同世代人相比，地主家庭出身的他積極承認農地改革的必要性，對於戰後臺灣沒有“清算對日協力者”也有深刻的反省。這是劉進慶兩篇自述也能看到的貴重證言。
劉進慶“抵抗”人生的高潮是1970年代中期與其他臺灣旅日青年秘密成立“中國統一促進會”。 [9]他們不但與認同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旅日華僑組織產生聯繫（如“臺灣省民會”、“東京華僑總會”），劉先生個人也和臺灣島內的中國統一運動者結為“生死之交”。旅日華僑愛國統一運動因日本當局的嚴密打壓而長期處在艱難，但劉進慶卻也因此成為運動中的代表人物。1983年他代表旅日學者赴北京參加建國以來首次由兩岸學者共同參與的“臺灣之將來”學術研討會。1999年代表旅日僑胞赴北京參與建國五十周年活動。2001年擔任“全球華僑華人推動中國和平統一大會新世紀東京大會”執行副主席。2001年退休後全心投注於中國統一運動，在日本成立“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並任首屆主任。直到2005年因病過世。
二、從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出發的“學問”
從材料上來說，劉進慶的“學問”既體現在一般讀者都能找到的專著和論文，更蘊含在未刊的東京大學筆記和博士論文原稿。劉進慶保留的東京大學筆記共26本，其中巨細靡遺記錄了1960年代劉進慶求學東京大學經濟學科期間的課堂速記，以及臺灣經濟史料的閱讀摘要。由於劉進慶每次寫筆記的時候都會標注日期，因此他在1964-1969年之間的修課記錄與思考過程，甚至可以在逐日逐月的時間表上重現出來。劉進慶的碩士論文原稿和博士論文原稿則分別保存在東京大學的總圖書館和經濟學圖書館。共1949頁的博士論文手寫原稿（分為六冊）就是日後正式出版的《戰後臺灣經濟分析》的母體，但又包含了正式出版時刪除的第一章，因此這部原稿具有特別的理論價值。[10]
劉進慶的東京大學筆記可說是讀者進入20世紀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11]的一把鑰匙，也是劉進慶對1960年代東京大學經濟學科教學現場的素描。1930年代因為日本資本主義論爭而分化的“講座派”和“勞農派”在劉進慶求學東大之際猶然存在。山田盛太郎（1897-1980）、大塚久雄（1907-1996）、隅穀三喜男所代表的“講座派”傳統，是劉進慶直接繼承的學脈。然而，宇野弘藏（1897-1977）與大內力（1918-2009）批判繼承的“勞農派”傳統，也構成劉進慶知識體系的有機部分。雖然“講座派”和“勞農派”往往被視為對立的兩種學術傳承，劉進慶卻在分析戰後臺灣經濟的過程中，找到兩者之間的共同點。
“講座派”注意到維新後的日本經濟因為各種前資本主義殘餘而無法在一國範圍內均質實現資本主義化（日本戰敗之前是資本主義與“半封建”的並存；戰敗之後則是“二重構造”的存在[12]）。因此“講座派”將“好的資本主義”作為社會變革的階段性任務。他們期待民主主義變革實現之後的日本經濟能由統一的資本主義原理所支配，並為下一個階段的社會變革提供準備。山田盛太郎撰寫《日本資本主義分析》為《戰後臺灣經濟分析》提供了基本框架。這正是劉進慶亦以“分析”命名該書的原因。
勞農派則認為日本經濟在維新之後已經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因而更重視探究資本主義原理本身。勞農派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是宇野弘藏為純化《資本論》體系而在“原理論”層次上提出的“純粹資本主義”概念。雖然“純粹資本主義”只是一個近乎韋伯“理想典型”（ideal type）的抽象，但對劉進慶而言，“純粹資本主義”正是“好的資本主義”，從而也成為他衡量戰後臺灣經濟的潛在標準。或者說，劉進慶對戰後臺灣經濟的批判態度，讓他在“講座派”和“勞農派”之間找到了日本學界未必重視的共同點。
劉進慶從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繼承的理論視野和分析方法，正是《戰後臺灣經濟分析》並未得到讀者真正理解的地方。（1）儘管讀者可能知道《戰後臺灣經濟分析》是批判戰後臺灣經濟、控訴國民黨專制統治的著作，卻無人提及劉進慶應用在這本書中的方法。（2）另一方面，由於1992年推出的繁體中文版沒有很好地翻譯出劉進慶使用的術語以及相關的理論表述，因此繁體版讀者客觀上不可能真正讀懂此書。相較之下，1990年由廈門大學出版的簡體中文版更為精准，卻因過早絕版而少人討論。（3）更重要的是，正式出版的《戰後臺灣經濟分析》以節省篇幅為由刪除了原稿的第一章以及全書與第一章相關的論述。第一章不但最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特色，也交代了整本書使用的基本範疇。因此，原稿第一章的刪除實際上造成讀者不可能真的理解劉進慶的研究方法和敘述方式。這是此書的一大遺憾。
劉進慶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嗎？劉進慶從未如此自稱。實際上，其絕大多數著作更多採用了近代西方經濟學的計量和分析方法。然而《戰後臺灣經濟分析》卻具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特色，這個特色就是假設單個社會的歷史演進具有馬克思“唯物史觀公式”所揭示的階段性，並假設每個歷史階段都具有能夠反映該階段特徵的經濟本質。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餘的了。”[13]雖然馬克思此言針對的是以各種拜物教形式遮蔽經濟現象及其本質之區別與聯繫的資本主義經濟，但戰後臺灣經濟研究的悖論正是在混淆現象和本質的基礎上，預設經濟增長即等於經濟的“近代化”，甚至預設“資本的存在”即等於“資本主義的存在”。正因如此，《戰後臺灣經濟分析》使用了現在的臺灣經濟研究幾乎不可能使用的各種概念。比方：“半封建性”、“植民地性”、“二重經濟”、“絕對主義”（或“家產制國家”）、“前期的資本“、”官僚資本“、”小農以下“，等等。這些都是用於指涉前資本主義經濟的術語。[14]與此同時──正如劉進慶所言──這部著作幾乎沒有採用“資本主義”一語（這正是此書不叫“資本主義分析”而稱“經濟分析”的原因）。儘管臺灣經濟的蓬勃增長已經是1960年代的劉進慶直觀可見的事實，但他不認為這樣的經濟增長等於經濟發展，也不認為“資本的存在”即等於“資本主義的存在”，因此他才嘗試區別戰後臺灣的經濟現象和經濟本質。若用一句話來概括《戰後臺灣經濟分析》，這本書的主旨就是要具體論證戰後二十年間臺灣經濟本質因為國民黨政權的統治而帶有強烈的前資本主義性格，即前近代性。這樣的判斷背後蘊含著劉進慶對戰後臺灣政經體制的譴責。
旅日華人學者遊仲勲認為《戰後臺灣經濟分析》為了考慮臺灣讀者而刻意回避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的研究成果，因而只徵引了許滌新的《官僚資本論》，卻沒有徵引王亞南等著名理論家的論著。[15]但劉進慶並不是回避中國方面的研究成果，而是選擇性地找尋“適用”的論點（比方1920年代陶希聖還是馬克思主義者時的見解），而且試圖在中日兩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各自的理論成果中，找出共同點：
1.    第一個共同點是關注“國家機器”。“講座派”主張維新後成立的“絕對主義”天皇制國家為資本開闢了道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則在1945-1949年間高度關注國民黨政權與官僚資本相結合的現象。雖然中日兩國的歷史背景很不相同，但劉進慶注意到絕對主義論和官僚資本主義論都強調“資本”與“前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結合，甚至留意到韋伯所稱的“家產官僚制”也有內容相當的意涵。因此《戰後臺灣經濟分析》（特別是原稿）可以看到“絕對主義”、“官僚資本”，以及“家產官僚制”三者同時指向戰後國民黨政權。
2.    第二個共同點是關注“半封建性”。如果暫且將“封建性”定義為“傳統經濟特有的前近代性”，那麼“半封建性”就是受到近代資本主義影響而發生自我演化、自我保存的“封建性“。中日兩國馬克思主義者都曾用“半封建性”指涉本國本地在特定歷史階段的經濟本質。不過，“講座派”主張“封建性→半封建性”的演化動力來自日本自身，特別是維新後成立的絕對主義國家和本國資本主義。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則主張“封建性→半封建性”的演化動力來自外部，特別是外國資本主義以及土著社會被強加的植民地性。《戰後臺灣經濟分析》兼具以上兩種觀點。
3.    第三個共同點則是關注“前近代資本”。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有兩條道路，第一條是“生產者變成商人和資本家”的道路，這條道路真正導致了資本主義的起源。第二條則是“商人直接支配生產”，這條道路則經常危及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16]第二條道路意味著資本不必然產生資本主義，這樣的觀點帶給日本的大塚久雄以及中國的陶希聖等人以靈感。他們都認為商人資本就是前近代資本，就是馬克思所稱的“洪水期前的資本形式”[17]（大塚稱為“前期的資本”，王亞南稱為“原始性資本”）。前近代資本不但往往無法持續推動資本主義生產，還可能反過來強化了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本身。劉進慶著重吸收了大塚和陶希聖的觀點，進而主張戰後臺灣經濟內部的各種資本都多多少少具有“前近代資本”的特性。
推出《戰後臺灣經濟分析》繁體中文版的作家陳映真曾說：“劉進慶教授是第一個以‘新植民地半封建社會’規定1945年到1965年的臺灣社會性質的學者。”[18]雖然劉進慶晚年經常使用“新植民地”一語指稱戰後臺灣，但“新植民地”在《戰後臺灣經濟分析》的出現頻率其實非常低。準確地說，這本書更常使用的概念是“植民地性”（以及“植民地的”）。然而，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植民地性”？《戰後臺灣經濟分析》所界定的“植民地性”並不是一個情緒性用語，而是在“植民地”、“半植民地”、“新植民地”之間抽象出來的共同特性。依據J. H. Boeke的“二重經濟論”，只要某地經濟長期並存著外來性（資本主義）與土著性（如半封建性），這種二重經濟就體現出“植民地性”，劉進慶刪除的《戰後臺灣經濟分析》原稿第一章對此提供了詳細的界說。就此而言，“植民地性”的概念其實甚至可以應用於表面上擁有完整主權的國家，只要此處實際上存在二重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