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啟群
新中國教育成就斐然，改革開放30年教育亦有不小成就。但是，今天中國教育面臨巨大危機。對於當前教育的危害性，很多人的估計遠遠不足。因為教育不同於政治、經濟、軍事活動，處理不當會馬上產生後果，立竿見影。教育涉及每個個體的一生，涉及的群體是一代人，造成的後果大約30年以後才能出來。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句古訓是人們總結的真理。我們現在出現的社會問題，根源至少在30年前。而我們當前更嚴重的教育問題，大概到30年後會爆發為社會問題。
教育是社會生活的上游
教育危機的第一個方面：人才培養。這也是錢學森提出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中國不可能從外國引進頂尖的科技人才，必須靠自己培養。
一個非常尖銳的事實是：在自然科學方面，所有獲得諾貝爾獎和菲爾茨獎的中國人（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李遠哲、錢永健、丘成桐、陶哲軒）有一個共同點：他們所受的教育，與現在中國大陸的小學、中學、大學無關。自上世紀80年代至今，中國大陸出國留學人數大約400多萬。在大陸受過教育的30到40歲的中國人大約在一億以上，卻沒有一人能獲得諾貝爾、菲爾茨獎。
教育危機的第二個方面：人格教育失敗。簡單就是說沒有禮義廉恥教育。
表現的烈度：一些大學教師、幼稚園兒童被殺。
表現的廣度：從農民工到企業家、政府官員、大學教授，人格教育一樣失敗。例如：沒有平等意識，只尊重對他們有用的人，不敬業。
這些問題根源都在於教育。因為，教育是社會生活的上游。
任何人都知道，河流的上游如果污染了，下游在劫難逃。如果說社會生活是條河，那麼，教育就是這條河的上游。
沒有人天生就能獲得人類的文明，每個個體進入文明的道路就是教育。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就是野蠻人。因此，每個個體成長的第一個階段就是接受教育。教育也因此稱為啟蒙、“開蒙”。這些教育的成果，對於每個個體會產生終生的影響。
一個初中畢業生，也受過9年的國家義務教育。至於大學、碩士、博士受的教育更多。但實質上他們沒有受到完善的人格教育。因此，從根本上說，他們只是掌握一些知識和技能的野蠻人，或者說，只是過去意義上的手藝人。
教育出了這些問題，我們社會生活的上游就被污染了，所有的其他社會問題必然會暴露出來，這是下游的社會生活不可避免的。
窒息中國教育的“三座大山”
當前中國教育不是常態，導致的根由，我歸納為“三座大山”：“官本位”的教育體制，“應試教育”模式，狹隘的“望子成龍”的社會觀念。
第一座“大山”：中國教育的“官本位”體制，是個不爭的事實。“官本位”體制對於中國教育的扼殺與危害，簡單說就是把學校變成政府衙門。
從根本上說，中國現行的教育體制，是計劃經濟模式下的體制。試想，我們用“計畫”無法管理經濟，怎麼可能用“計畫”來管理教育呢？質言之，政府連一個生產企業都管理不好，如何能夠管理好一個大學？這種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官本位”教育體制，不符合教育發展規律，已經遠遠落後於中國經濟、文化建設的現實。
第二座“大山”：當下的中國教育的很多弊病是由“應試”而來。為了高考，升學率是中國每個中小學追求的目標。更嚴重的是，對於高考的衝刺，已經從幼稚園、甚至胎教就開始了。高考是個必須要過的獨木橋，因此，分數是硬道理。
“應試教育”的危害直接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是傷害、戕害了“大多數”。中學裏的優秀師資主要用在少數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身上，實質上，我們的中學就是為這些少數人辦的，遺忘了大多數學習成績不好的學生，讓他們帶著心靈的創傷走出校門。
中學階段正是一個人世界觀、人生觀形成的時期。這種負面影響對於個人是影響人的一生，對於社會則影響到道德倫理、社會風氣甚至犯罪等多種領域，其危害性是難以估計的。舉一個極端例子。2008年10月4日晚，山西朔州一中的郝旭東老師，被16歲的高一學生李明連捅幾刀，倒在血泊中。這個自稱是“倒數第一、差生、壞學生，一塊臭肉壞了一鍋湯”的李明，在一張活頁紙上寫下300餘字的“死亡筆記”：不光是老師，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學也是，他們歧視我……我也不會去尊重他們，我的心靈漸漸扭曲。我採用了這種最極（端）的方法。我不會去後悔，從我這個想法一出，我就知道了我選擇了一條不歸路，一條通向死亡的道路，我希望我用這種方式可以喚醒人們對學生的態度，認識社會，認識國家，認識到老師的混蛋，讓教育業可以改變。這種血淚呼喊，直指現存的教育制度！
任何教育都是把育人放在第一位的。教育不是那種培養少數精英而傷害大多數的教育。讓走出校門的“大多數”成為這個社會冷漠無情、甚至是具有對抗心理的公民，是中小學教育真正的失敗。
第二是消磨了一些優秀學生的學習興趣。現在的中、小學生們處於“時刻準備著”的狀態，繁重的課程和作業，各種各樣的考試，甚至週末還有各種補習。當他們進入大學或者熬到博士的時候，對於科學的真正興趣已經消磨殆盡了。利用自己的知識來掙錢、做官、過好日子，是這些孩子的大致出路。科學創造的一個根本動力就是興趣。這是我們教育毀壞人才的根本所在。
第三是人格教育幾乎空白。不能說中小學沒有德育和素質教育，但是，與分數相比，與人為善、助人為樂等等這些東西能值幾何？現在的大學生的致命弱點，就是沒有經歷挫折，難以承受打擊。大學生精神出現問題的不少見，高校自殺的學生有不小的數字，而且正在呈上升趨勢。
第三座“大山”：狹隘的“望子成龍”的社會觀念，讓學生和學校都處於泰山壓頂之下，變得畸形。人們把孩子的未來當做家庭的唯一重心，而且，這個未來的關鍵就是高考。於是，從孩子受孕的時候起，向這個終點的衝刺就開始了。
家庭和社會的這種觀念，首先讓中、小學老師產生巨大壓力，他們也別無退路。任何學校，如果升學率不行，優秀的生源則會乾涸。學校因而經費短缺，老師待遇下降，嚴重的則會關門大吉。升學率高的學校則完全相反。由此也產生一個奇特的現象：一些名牌大學附中的校長，比該大學校長還牛氣！
其次，“望子成龍”的觀念，導致家庭教育的扭曲，學習成績也被當做衡量一個孩子全部素質和能力的唯一標準。學習好的孩子，即使有任性、自私、懶惰等缺點也不被在意。學習成績不好的孩子，即使有節儉、勤勞、樂於助人等很多優點，也不能獲得社會和家長的讚賞，被家庭和社會壓抑得抬不起頭來，於是利用上網等各種形式叛逆家庭，造成了很多家庭和社會悲劇。家庭壓迫往往成為摧毀孩子精神支柱的最後一擊。
社會和家庭的這種觀念，為“應試教育”模式推波助瀾，使之愈演愈烈，不可遏制。
“三座大山”的關係是：“官本位”是基礎，它維護“應試教育”模式；“應試教育”模式直接產生危害；而家長和社會觀念雖是被動的，但推波助瀾。
中國教育必須要推倒這“三座大山”。但是，撼山易，撼中國教育難！因為，在現行的教育體制下，有一個巨大的教育既得利益集團，阻擋中國教育的真正改革。
首先是巨大的教育官僚集團。離開現行的教育體制，其中大部分人就要轉崗或下崗。他們的全部身家性命與這個體制是一體的。我們發現：近十幾年來所有的“教育改革”有一個特點：越改教育行政部門權力越大。所以，他們非常熱衷於這樣的“改革”，不亦樂乎！
其次是巨大的教育商業體系，包括出版社、報紙、電視、民辦學校、系列的補習班等。他們是依附於這個體制的附庸，撈到巨大的經濟利益。現在大家認識到，賺孩子的錢是最容易的，也是暴利。
第三是這個體制指定、認定的“專家”、“學者”，他們實質上也是一種官。他們在這個體制內得到的好處，甚至不亞於官員。
因此，希望現行的教育部門來推倒這“三座大山”，只能是癡心妄想。
怎樣才能推倒這“三座大山”？
中國教育面臨的問題，與改革前的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基本一樣。當我們的計劃經濟體制改革無法從內部突破時，只能用市場的杠杆從外部消解。市場經濟不僅滋生、壯大了民間企業，也改造了國營企業。對於現行中國的教育體制，我們只有用“市場”的杠杆和力量，才能革除它的痼疾，讓“官本位”釜底抽薪，恢復教育原本的功能。
因此，中國教育要推倒這“三座大山”的唯一辦法是：真正實現民間資金進入國家教育，開放私立大學。
用市場的規律不僅會在中國興建起一批一流的私立大學，而且還能盤活我們的國立大學。實際上，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名牌大學，例如哈佛、斯坦福、牛津、劍橋等都是私立的。這是全世界尤其是發達國家辦教育的共同經驗。只有引進這個機制，才能推倒“三座大山”，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目前的教育體制和模式。
我們作一個個案分析：假如燕京大學複校，假如是司徒雷登這樣的教育家重掌燕大，會是一種什麼情形？
第一，燕大只要用 與美國教授同樣的薪水（年薪8萬美元），就可以聘到中國大陸最頂尖的教授和最優秀的學者，也可以聘到全世界傑出的華人學者。這個年薪已經遠遠超出了當下國立大學教授和長江學者的年薪。因此，即使像北大、清華、復旦等最好的高校等都無法與之競爭。這些用高薪聘請的第一流學者，自然會打造一些院系的學術“旗艦”。這些頂尖學者組成的無與倫比的教授隊伍，會成為燕京大學最奪目的風景。中國大陸任何大學無法與之對抗，都會望其項背，自歎弗如。
第二，具有如此高水準的教授隊伍，自然會吸引中國最好的學生。因此，燕大的招生（它可以單獨招生或參加統招）在中國大陸也會一枝獨秀，打遍天下無敵手。
這兩個變化會給整個中國大陸教育界帶來雪崩般的衝擊與整合。
第一個影響是在高校和整個學術界。
首先，它會產生一個真正嚴肅的而又有影響力的學術評價體系。因為，它不考慮非學術化的外在因素，只用學術的標準來衡量應聘者。這就給學者們開闢了一條嚴謹、科學的學術研究導向。一個真正的學者，會在這裏得到認可，體現價值。因此，它產生的社會影響是不可阻擋的。任何在非學術因素影響下獲得的頭銜、官銜，在這個體系下會一文不名。由於真正學術評價體系的確立，教授治校、學術自由才能夠真正實現，所謂學術腐敗問題會自然消失，迎刃而解。因為，一旦發現這種情況，學者的學術生命就會終結。這樣的“懲罰”足以讓以學術為職業的人終身引以為戒。
其次，它會推動高校的真正改革，教師和學生的主體地位由此真正確立起來。因為，沒有一流的教授和師資，就不可能成為名校，那樣既沒有很好的生源，也不能獲得國家和社會的教育資源，高校將成為無本之木。在燕大高薪聘教的強力衝擊下，北大、清華、復旦等為了保持自身在學界的地位，也必須聘請最好的教授，否則它們將自動出列。因此，它們必須要把有限的資源集中起來。在這樣的改革面前，大學的生存是首要的，就像我們的國企改革一樣，如果不真刀真槍、而是花拳繡腿，它就無法生存。因為歸根結底，大學的學術水準和影響力不是由官僚們決定的。因此，高校必須要進行行政、後勤系統的改革。這樣就會把當前人員臃腫、效率低下、腐敗叢生的中國高校真正推向改革，而不是停留於表面，“官本位”將被釜底抽薪。
第三，高薪聘請教授不僅會在全社會給學者帶來尊嚴，還會實現真正的社會公正。現在中國教授的薪水不僅遠遠低於國際平均水準，也遠遠低於解放前的平均水準。現在北大一個普通副教授的薪水約4000元人民幣，只是當年燕大的1/25。無論從社會公正，還是學者尊嚴來說，這樣的薪水都是說不過去的。目前有些教授走穴，或者做買賣，當律師，做顧問，掛名董事……與此待遇不無關係。現在教授之間貧富懸殊之大，令人吃驚。沒有社會尊嚴感的教授，自然也會消解了職業的神聖性和責任感。
第二個影響是在中小學。
由於燕大招生的絕對影響力，它可以打破中國高考的模式，衝破應試教育的堡壘，給中國大陸學生的學習帶來新的方式和風氣。這將會給中國教育帶來無限的生機和希望。
出現這種現象，質言之，就是真正教育市場化的形成，因而激勵大學之間展開真正的競爭。
應該強調的是，中國大陸現在的民辦大學不具有真正私立大學的性質。因為，真正的私立大學是捐資興建的，非營利的，而我們現在的民辦大學都是投資建立的，營利的，它實質上就是公司。因此，它不是按照教育的規律辦學，而是按照經濟規律辦學；它不可能讓教育家來管理，而是讓企業家來管理。因此，它既不可能成氣候，也不能培養出真正的傑出人才。
成功的私立大學在世界發達國家教育中舉足輕重，成功的私立大學也是中國教育發展的必由之路。我們只要想到燕京大學、南開大學、輔仁大學、同濟大學等等，就會知道私立大學對於中國教育曾經作過的巨大貢獻。唯有打破國家壟斷教育的體制，在辦學、招生的根本制度上作出改革，同時也必須實行稅收制度改革，建立民間的教育基金會，實現真正的教育市場化，才能帶來大學真正健康的發展，帶來中國教育、科學、學術的真正建康發展。這樣，中國教育才能回到按教育規律辦事的常態，才有希望。
相關的話：錢的問題
現在的中國教育主要依靠政府財力支持。2010年政府教育經費投入不到GDP的4%。而且，很多大、中、小學經費嚴重不足，尤其是非重點的學校。但是另一方面，我們閒置、浪費和外流的經費又令人觸目驚心！
第一是存留在海外的教育基金。歐美過去在中國開辦的學校不下上百所，著名的大學也有幾十所。解放後我們停辦了這些學校，但這些教育基金應該還在，而且是一筆巨大的經費。僅僅燕京大學仍然存在的基金，據說有上百億美元之多。此外還有輔仁、同濟等其他大學的教育基金。我們為什麼不讓這筆巨大的資金回來，為我們的教育服務，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騰飛服務？
第二是現在中國民間每年流失海外的教育資金。現在中國每年有大量的學生留學海外，僅2009年就有29萬多人。這些人中拿到大學獎學金的不會超過3萬元，全額的甚至不會超過1萬元，自費生約26萬多人。初步估算，一個在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自費讀大學的孩子，每年的費用約人民幣20萬元。按照大學4年畢業計算，每年中國大陸流出海外的教育費用至少是：20萬×26萬×4=2080億，即2080億元人民幣。而且這裏很多是讀中學的，還有讀研究生的，所需時間更長，費用更大，再加上半獎學金的人，還有29萬之後的數以千計的人數，等等，數字會更大。
2080億元是個什麼概念？現在“985工程”大學（北大）每年國家投入6億元，“211工程”大學每年國家投入不到1億元。1991年香港科技大學建成花費20億美元。如果用每年流出的2080億元，近期可以至少建立100所“985工程”大學，1000所“211工程”大學。
教育還是一個巨大的產業。如此規模的私立大學，能夠解決各方面的人才就業。需要的教學人員就有幾十萬，行政、後勤管理人員也要幾十萬，相關的建材、設備和服務人員，更是不可勝數。
再設想：新建100所“985工程”大學，1000所“211工程”大學，中學生上大學的比例達到75%～80％，上名牌大學的比例達到30%～40％，高考還會這樣玩命嗎？這應該是解決應試教育弊病的根本辦法。那些試圖通過增加高考的次數的辦法，實質上是把過一次鬼門關變成多次過鬼門關，最終還是增加中學生的壓力和負擔。
當然，拯救我們的孩子，拯救中國教育，還有很多相關的事情要做。教育的改革必須與納稅制度改革配套，否則無人主動捐資教育。還要改變人們狹隘的“望子成龍”的觀念，要樹立平等的人格尊嚴，要宣傳普通勞動的價值和意義……
但是在目前，恢復私立大學，實現教育市場化，從根本上改革中國的教育體制，是最重要、最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