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拿到《從“館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時，總覺得這本書有點像……盜版書。沒錯，正文全是小五號字，紙張脆而薄，圖片少且簡單，無前言無後記，全然沒有現在圖書出版的一般規格。
在該書的出版研討會上，單霽翔特意解釋了這本書的“樸素裝幀”。據說他把書送給自己的博士生導師、城市規劃及建築學家吳良鏞時，吳先生也向他抱怨“字太小，看著很費勁”。
為什麼要壓縮體量並採取簡單的包裝？單霽翔說，因為這幾本書（從2006年開始，單霽翔幾乎每年出一本書，該書是此系列的第5本）只是半成品。讀書加寫作是單霽翔的學習方法，他認為系統地歸納、總結、沉澱所讀過的書，並把自己的學習和思考記下來，能很好地幫助自己學習。所以這幾年出版的這書還只是讀書筆記。而且這些筆記沒有達到他的滿意程度，他希望把這些讀書筆記送給朋友，收到建議、意見修改後再正式出版。
在會上，單霽翔笑言自己寫書只是個人行為而不是職業行為，所以自己寫書有一個“三不”政策——不公款寫書（不在上班時間寫書）、不公款出書、不公款發書。
昨天是第35個“國際博物館日”。1977年5月，國際博物館協會將每年的5月18日定為“國際博物館日”，其目的是要促進博物館與社會公眾之間的理解和合作。今天的中國，博物館數量的猛增以及免費開放讓更多的人開始瞭解博物館、走進博物館，博物館與社會公眾之間的理解和合作也成為了最突出的問題。近段時間炒得沸沸揚揚的“建福宮”事件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博物館在該如何向公眾服務上仍存在著問題。
 
處於變革時期的中國博物館該如何發展？博物館的功能與職能又將有哪些變化？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近期出版的著作《從“館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關於廣義博物館的思考》，對此有很多理論層面的思考。
□本報記者 李芸
今天的中國，三天就有一座博物館開放
2000年，我國博物館數量約為2000座；2002年，新《文物保護法》頒佈，我國博物館達到2120座；到2010年，我國博物館數量已經超過了3020座。“十年間博物館數量增加了1000餘座，平均每年100座，近年來更呈加速增長的態勢。所以有人笑言，今天的中國，三天就有一座新的博物館開放！”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說。
在單霽翔看來，今天中國博物館事業的發展呈現著前所未有的複雜現象，這一時期也正是我國博物館事業發展重要的轉折階段，具體源於兩件影響全局的事件。其一是博物館數量快速增長，其二則是博物館向全社會免費開放。自2008年1月，中宣部、財政部、文化部和國家文物局聯合印發《全國博物館、紀念館向社會免費開放工作的通知》以來，全國有1700多個博物館實現了向社會免費開放，平均每個博物館觀眾數量比免費開放前增長了50%。
單霽翔說：“近幾年，我國博物館的發展是在摸著石頭過河，因為這兩個事件對我國博物館事業的發展將帶來什麼，我們的理論研究和儲備還是不足的。”
面對變革，有關的博物館學者、研究者也開始了理論思考和探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宋向光談到博物館的變革時說：“我們的這次變革更多還是在政府推動下發生的，也就是說博物館內部的變革力量並沒有積聚到一定程度，現在主要是依靠外力的推動，是強大的政治因素的要求，而我們現在還處於被動適應的狀態，具有偶發性的特點，比較突然，中斷了博物館正常的發展程式。儘管這場革新適應了社會發展的趨勢和博物館發展的趨勢，但這種改革能否持久，能否向深度延伸？我們現在需要更多考慮。如果博物館內部在認識上或者措施上跟不上的話，外力消除或削弱以後，博物館可能又會回到原來發展的軌道上去。”
是機遇，更是挑戰。中國博物館的發展走到了一個轉捩點。
從數量到品質，從館舍天地到大千世界
單霽翔在調研和思考後，認為要把博物館的變革推向縱深應該解決兩個層面的問題：第一，讓博物館從數量增長走向品質提升；第二，讓博物館從館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喜歡通過寫作幫助思考的單霽翔，決定用這兩句話做書名寫兩本讀書筆記。今年2月出版的《從“館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關於廣義博物館的思考》便是其中一本，另一本有關博物館數量與品質的讀書筆記預計在今年年中推出。
過去評價博物館變革往往注重數字上的變化，比如博物館數量的增長、博物館觀眾數量的增長。“這些雖然的確是博物館發展的指標，但博物館事業的發展還要觀察其他指標甚至是更關注其他指標。比如我國博物館觀眾的體驗如何、認知度如何、意願如何，比如博物館的社會作用的發揮如何、影響如何、效果如何。伴隨我國博物館建設進入高潮期，在博物館數量的快速提升下，博物館品質的提升顯得更為迫切和重要。”單霽翔說。
為什麼要提出讓博物館從館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呢？單霽翔說：“這並不是我認為博物館內基礎設施已經完善，而是說博物館不能把自己封閉在館舍之內，等著觀眾上門。走向大千世界有兩方面內容：一是，把博物館文化送到千家萬戶，比如博物館展覽進社區、進廠礦、進農村、進兵營，比如加大博物館的文化產品的開發，讓人們把博物館文化帶回家。另一種就是把一個社區、一個鄉村甚至一個城市博物館化，使人們更多地感覺到他們的生活環境有著一種博物館文化的氣息。”
更廣闊的發展天地
從館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博物館的這一改變也是博物館功能和職能的進一步擴展。博物館在最初創辦之時，基本都只是在收藏、保存某種藏品的基礎上簡單展示，之後逐漸擴展出了研究、教育的功能，而現在博物館已演變為跨越人文和科技等領域，同時將科研、教育作為主要職能，通過滿足大眾的文化知識需求，來服務於社會的公共服務機構。由此，博物館文化的展示空間也就從館舍到社區、從城市到鄉村、從地上到地下、從國內到國外，體現了外向的、多維的特徵。
從館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還體現在博物館的類型發展上。《從“館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用大量筆墨介紹並分析了國際化背景下博物館的諸多類型：舊址博物館、遺址博物館、生態博物館、社區博物館、數字博物館等各種各樣的博物館形態。目前我國很多古代遺址、近現代建築和名人故居建築已經引起公眾注意，並被利用成為博物館。據介紹，結合我國古代遺址較多的現狀，國內20多個省區市最近開展了大遺址保護工作。在我國3020座博物館中，舊址博物館約占1/4，其中歷史建築舊址博物館、名人故居舊址博物館、工業遺產舊址博物館等均是重要的表現形式。
天津市歷史文化風貌建築保護專家諮詢委員會主任路紅贊同這種博物館的補充形式。她說，目前天津每保護整修下來一幢歷史建築，就成為一座新的展覽館。雖然展示內容相對大型博物館比較單一，卻形象地填補了特定歷史時期在某一空間的空白，具有非凡的研究意義。比如梁啟超紀念館，展示了梁啟超先生在天津時對新文化運動所作的推動以及這一時期的著作，這是他一生中比較重要的階段之一，具有展示和研究意義。在全國各地歷史建築的修復保護和歷史文化遺址的挖掘中，這些單體建築或名人故居所攜帶的歷史資訊，都將成為館舍天地一種新形式的補充。
一場爭奪戰
在去年底召開的國際博協第22屆大會上，美國三藩市藝術學院常務院長奧奎·恩威佐形象地描述了中國和歐洲的不同：“行走在歐洲大街，宛如行走在一座鮮活的博物館中，建築和生活方式與一二百年前相差無幾。然而，行走在某些中國的大城市，如同進入巨大的工地。摩天大廈林立，到處是現代化景觀，卻看不到一點傳統文化留下的痕跡。”
“我們中國五千年的華夏文明，涵養了中華民族的厚重歷史，在文化遺存上一點不比歐洲遜色，但觀念差距導致了現實中的巨大不同。歐洲人較早地將自己的城市看做是一座偉大的博物館，對其愛護有加。而我們卻往往把博物館看做是城市的一座標志性建築，裏面陳列著琳琅滿目的文物。正是歐洲人把自己的城市視為一座鮮活的博物館，才這樣強烈地珍愛自己的歷史街區與傳統民居，他們知道這些歷史文化遺產失去了將不可複得。”單霽翔說。
現在我國文化遺產保護形勢非常急迫，很多城市在建設土地緊缺和耕地紅線限制的雙重壓力下，習慣性地將目光聚焦於舊城區和農村宅基地，而舊城區內有很多歷史文化街區，農村宅基地上更有不少歷史文化村鎮。單霽翔說：“在追求新一輪經濟增長和城市新形象的過程中，歷史文化街區和歷史文化村鎮正加速消亡。因此，廣義博物館提出的社區博物館、自然博物館等建設，是一場涉及空間、城鄉、文化的爭奪戰，爭奪的是大量文化遺存在盲目的城市建設中的生存權。”
從這個角度說，博物館的功能和職能已經大大超出以往博物館所發揮和所承擔的責任與義務，博物館不但參與城市文化發展進程，更與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息息相關。而博物館從館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並最終服務大千世界，也正體現了博物館自身的核心價值和社會責任的擴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