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的研究生教育恢復之初，教育界曾流傳著這樣一則軼聞：南方某省在報給教育部的100多名碩士研究生導師名單中，有不少是各院校及其系部的領導人，其中甚至有一名膳食科長，但卻沒有一位在全國學界享有盛譽的國學大師。因而該報告在教育部組織的專家評審會上理所當然地被發回重報，並被告知：若不報這位先生，其他人就別報了。該省迫於形勢將這位先生報上去，最後該省此次獲批的導師只有一人，就是這位國學大師。這個傳說或許有些誇張，但卻描述了一段真實的歷史，彰顯了當時的教育精神面貌。亦即在改革開放之初，教育界的風氣還是很正的，是有原則和令人敬重的。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高教的最大變化，一是在國家的層面上，出臺了許多促進和保護高教發展的法律和政策。比如：《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教育法》、《教師法》、《高等教育法》等，為高教確立了“發展是硬道理”的方向。這些法律和政策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在教育經費的投入上明顯向高等教育傾斜，從整體的意義上促進了高教事業的發展和進步。而高校擴招、高校合併、高校評估等舉措，使高校規模、校園面積、教學條件等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高教在規模上達到了本科生世界第一、博士生世界第二的水準。
二是在高教內部，改革開放政策既使教育領域中的高考、研究生教育、公派留學生等面向社會的制度得到恢復，也使學歷學位制度、教師職稱制度、研究生導師制度等面向師生的制度得到恢復，各種規章制度也隨之建立和健全，使高教逐步走上正軌。主要是針對高級知識份子的平反冤假錯案活動，為社會伸張了正義，喚醒了人們長期埋藏在心中的理想衝動，凝聚了民心和民氣，調動了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使大學校園內一派熱氣騰騰、欣欣向榮的文明景象。其時的“努力學習，振興中華”，並非僅僅是懸掛於校園上空的口號，而是從廣大學子心中流出來的理想和信念。作為改革開放政策標誌的77、78、79三屆大學生，在上大學期間所表現出的強烈的求知精神和極其刻苦的學習態度，也無愧於國家和人民的期望和讚譽，成為中國高教歷史上最為人稱道的一代大學生。
三是改革開放之初恢復的高考制度，體現出了作為文明社會顯著特徵的公正性。這不僅使千千萬萬名優秀青年能夠通過一種公正的方式進入大學，為國家選拔了一大批優秀人才，而且以制度的力量促進了全社會尊師重教、文明和諧風氣的形成。高考制度作為社會公平、公正的象徵，還喚醒和激勵了人們心中對文明、進步的期待和追求。這些文明和進步的理想有公平、公正、自由、民主、科學等人類社會的普世性觀念，也有學術自由、大學自治、教授治校等現代大學理念，使既有的大學制度和文化遇到了思想空間狹窄的難題。思想解放所激發出的高教領域中的文明期待和熱情，使人們已經不滿足於教育制度和文化的“恢復”水準，而期望高教制度能夠與時俱進，融入世界大學的發展潮流。正是對人們發展高教願望的呼應，中央出臺了《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使全社會重視教育、發展教育的活動進入高潮。為了解決制約高教發展的深層次體制問題，由教育部組織，在全國100多所高校中進行了以黨政分開為原則的高校領導體制改革試驗，意在解決從建國後就一直困擾高教發展的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等問題。這樣的努力雖然未能繼續下去，但努力本身是可貴的，是應該肯定的，是我國高教進步寶貴的精神財富。
四是我國高教體制的舉國體制特徵，決定了高教領域的所有活動都需要運用行政權力或者依靠政治權威人物來推動。恢復高考是這樣，高校擴招、高校合併、高校收費、高校評估也是這樣。行政權力在高校中的廣泛應用，造成了以下幾個特徵：一是高校中的行政組織極其發達，行政管理人員數量龐大，既形成了高校人員結構的畸形狀態，又加大了高校的人力成本和內耗機會。二是行政權力作為高校中的主要管理力量，控制了高校中的一切有機資源，造成了教師和專業研究人員的教育權利貧困，使高校中的學術權力邊緣化。三是高校中形成了由行政權力主導一切活動的習慣和邏輯，高校中幾乎所有的機構及其活動都呈現出行政權力的特徵，行政威懾和行政懲罰成為大學中最常用的制度工具。四是行政化的文化和制度環境，既造成了一些教師和學生表裏不一的雙重人格，又形成了高校領導層的“一言堂”、“一支筆”現象，積聚起了高校中的官本位風氣和趨官潮流。深圳某大學44名教授競聘一個處長職位的事實，就是高校行政化現象的最生動標本。
綜觀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高教的發展變化，可以說與我國社會形態有同質同構的特徵。一方面，我們建設起了一個結構合理、數量龐大的高教體系，建立健全了高教內部各方面的管理制度，實現了教育管理的正規化和標準化。另一方面，在高教管理和建設中所依據的都是行政權力及其力量，從而形成了抑制高教本體性力量發揮作用的行政化特徵。這樣的制度和文化形態，使高校中的學術性精神和力量長期處於被抑制狀態，難以產生高教真正的價值和意義。
學術精神是現代大學的靈魂，是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根本依據。我國現代大學的學術精神，是在蔡元培、胡適、梅貽琦等老一代教育家們主教時期培育並生長的，它融合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士”的“家國天下”的社會責任精神，吸收了近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科學等價值理念，具有與世界著名大學精神相通的特點。這樣的大學精神，使我國早期大學有了一個非常高的起點，其教育品質和社會影響達到了與世界先進大學同步的水準。
然而，由於我國的現代大學一直處於亂世之中，這些作為大學命脈的學術精神，並沒有轉化成穩定的制度傳承下來，建國後的移植“蘇聯模式”更是漠視了這些學術精神的價值和意義，使其一直處於被排斥、甚至被打擊的位置。許多大學人，甚至一些擔任大學校長、院長、系主任的人，其內心並不認同或信奉這種學術精神。改革開放中煥發出的人們對現代大學學術精神的追求，期待能夠出現像蔡元培先生的“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教員當以“積學與熱心”、“立志終身研究學問者”為標準的教育理想和宗旨。人們的這些期待和訴求，既成為一些教育政策出臺的動力，也成為與舊體制摩擦的原因。其曲折和難為，構成了30年中許多引人注目的事件。
由於現體制只引導了高教在微觀領域中的具體性制度建設，沒有進行大學教育思想和價值觀念的革新，因而被院系調整及其後一系列政治運動中斷的大學學術精神，只能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存在和流動於一部分大學人的心中，由他們在可能的範圍內向學生傳播。又由於高教沒有建構起體現自己獨特價值趨向和精神主旨的教育理想和信念，因而在精神上處於飄泊的狀態，成為沒有自己靈魂家園的精神流浪者。在波瀾壯闊的市場經濟大潮中，缺乏基本的應對能力，迅速被功利化的潮流所席捲。從早期的“教授賣煎餅”，著名大學“破牆開店”，全國大學一窩蜂地搞創收，到如今的大學向官員“送學位”、“送榮譽職稱”、“送榮譽職務”等，都顯示了大學精神的墮落。近年來媒體披露的“一所大學中校長、書記雙雙受賄”、“院長嫖娼、”“教授著作、論文剽竊”、“研究生導師與學生進行性交易”等醜聞，更使大學顏面盡失、斯文掃地。媒體披露的醜聞雖然只是個別事件，但產生這些現象的原因及環境，特別是對學生全面影響的教育風氣，則是深刻和深遠的。
如今的大學，很像有些地方政府的豪華大樓，外形豪華氣派，內裏設施也極盡現代化，但是在其中辦公的不少人，卻既沒有“公僕”對自己“衣食父母”應有的和藹可親的態度，也沒有國家工作人員應該對工作認真負責的職業精神，其公款吃喝、公費旅遊、公車私用等行為備受指責。又像是雖然水流不大、但還算清澈的一條河流，卻被岸邊一些工廠中排出的廢水污染，不僅不能飲用和澆灌，還對河道和沿岸村莊造成傷害。試想，在學校以行政動員要求教師以弄虛作假的方式對待上級檢查的環境中，在教師競相尋求“當官”的氣氛中，在師生都不把論文、著作剽竊當做羞恥的文化中，學生們能薰陶出怎樣的人格呢？能成為怎樣的人才呢？
作者為江蘇大學教授